徐岳老师
徐岳，陕西岐山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周至县教师，岐山县文艺创作组专业文化干事，陕西省作协创作组专业作家，《延河》编辑部编辑、小说组长、主编，编审。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小说、散文、评论专集12种，与人合集18种。在北京、上海、新疆、陕西等地获奖13次。著有散文集《十七岁那年》，长篇传记文学《任超传》等。儿童小说集《小门长》获陕西省优秀图书奖，《生命山中历险记》获陕西省火炬文学奖，《山羊和西瓜的故事》获《文汇报》小说征文奖，长篇传记文学《胡星元传》获陕西省“双五”文学奖。小说《山羊和西瓜的故事》在上海《文汇报》获奖后，天津电视台拍摄为电视剧并获当年全国儿童电视剧二等奖。小说如《天门阵》被全国连环画一等奖获得者、北京美院和上海美院教授贺友直改编为连环画，作为经典，以多种形式出版。还被湖北、陕西一些剧团改编为地方小戏演出。
徐岳老师和岐山作家李三虎、朱宏让在一起
一
见徐岳老师，是这次岐山之行的意外收获。
回到县城，约请韩晓敏、程圩和县电视台副台长鲁东、岐山作家杨智文小聚，智文说，明天上午周公庙有个活动，徐岳老师要给岐山作家开会，布置宣传周公庙文化的事。
徐岳？哪个徐岳？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记忆中的徐岳：个子不高，人很清瘦，发型二八开；眼睛细小而充满睿智，眉毛浅淡，微笑中透露着职业作家的审视与探究，但不失热情与友善。
智文说，徐老师做过《延河》主编，是国家一级作家，退休多年，去年回岐山组织本地作家出了一本《周公庙的风花雪月》，现在准备编第二本。
正是我记忆中的徐岳老师。
三十多年前的暑假期间，我听说蒲村有个作家，曾在县文化馆工作，调到《延河》做编辑，就与曾一起在范家营中学复读过、最终一起考上大学的两个同学，相约到徐岳老师的老家蒲村徐家撞运拜会，请教有关写作的事儿，竟意外见到回家休假正忙着办家属调动的徐岳老师。徐老师对我们的意外来访，并未流露出反感和不快，热情地给我们让座。谈话细节已记不清楚，仅记得徐岳老师谈到写作，打了一个与鞋子有关的比喻，意思是说，写文章需要努力，也需要天分，不必硬着头皮一味努力，当时觉得很形象贴切。
暑假后，我回南京大学读书，心里依然做着与文学有关的梦，想再试试写作对于我是不是那双“合脚的鞋子”，于是抽空写了一篇小文《塔》，寄给《延河》编辑部的徐岳老师。没有想到，两个月后，我居然收到徐岳老师的回信。信笺是编辑部的，不大，用毛笔书写，龙飞凤舞，字体相当潇洒漂亮。信中两句话我记忆犹新：“大作拜读！文章是发表线以上的文章，但不适合《延河》采用，建议投旅游类杂志一试。”我当时很激动，激动之余，把徐老师的话，理解为鼓励和委婉谢绝。第二年暑假回家，拜访在范家营中学给我上语文课的王西老。我提及此事，王西老师说，既然徐岳这样说，那我把你的文章推荐给《陕西日报》试试，报社有个编辑我熟。后来，那篇不足千字的小文章，居然在《陕西日报》登了出来。寒假回家，发现登有那篇小文章的报纸竟贴在炕墙上。叔父望着那篇文章对我说，要没有你这篇文章，报纸这里就是白纸呢！此事对我激励很大，以后，从事的虽是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但一直喜欢闲暇写作，一路竟也在省市级以上报纸，发表散文小说200多篇，撰写或编写了好几本书，业务类稿子写得更多，十多年前还解决了正高职称。
工作的理性定位与写作的动力之源，正来源于徐岳老师的“鞋子理论”和一笺勉励。
我问智文，明天的活动几点开始？智文回答说，是上午九点。
二
第二天上午，我与太太打的，到周公庙，想在会前见徐岳老师一面。
到了周公庙门口，见三棵唐槐汉柏古枝峥嵘，生机盎然；歇山屋顶，红柱彩额的门头上挂着“热烈欢迎各地作家莅临周公庙”的横幅。门前没有几个人。有两位着正装打领带的工作人员在门口迎候嘉宾。我是不速之客，非会议邀请代表，在门口一面拍照，一面琢磨，是买票进去，还是以参会代表名义进去？
周公庙我以前来过几次，什么甘棠、卧桑，石刻、玉像，我已非常熟悉，印象更深，每来必到的事“润德泉”。此泉被视为周公的化身，“泉非周公无以示其灵，周公非泉无以表其瑞”。但现在此泉已处干涸状态，龙嘴无水，阔口的井底散落着游人投入的钱币；六边型石栏石柱上的石猴望眼欲穿、苔痕斑斑。一次我陪父亲来玩，我问父亲，这个泉什么时候干涸的？父亲说，小时候你爷带我来玩，就是这样。
进门需要买门票的。门票以前是50元，现在涨到80元，两人花160元进去，为一次短暂的拜访，似乎显得不伦不类。我知道杨智文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便打电话给智文，未打通。这时，门口有人问我，是参加文联会议的吗？我说，是的。门口的工作人员便迎我入门，指着右手的办公楼说，会议室在二楼。我问，徐岳老师在这里吗？工作人员客气地说，在，在办公楼一层。并领我到徐岳老师的住所。
徐岳老师的房间有一些早到的作者。我不认识。我一眼认出坐在书桌前正忙着整理会议材料的徐岳老师。我说，徐老师，您好！徐岳老师站起来，带着微笑，用那双细小但有神的眼睛打量着我，也许是觉得我面熟，但又不是他熟悉的作者的缘故，在与我握手之时，依旧微笑如初，努力翻找记忆。我忙说，徐老师，你大概不记得我了！我立即给徐老师递上一张名片，以化解彼此的尴尬。徐老师一生遇到的业余作者太多了，让徐老师想起30多年前的不期之遇，显然难度太大。就座后我给徐老师介绍以前的两次交往。徐老师果然想不起来了。徐老师笑着说，我真的记不起来了，甚至想不起为那篇小文章给我写过的回信。但徐老师熟悉我提到的王西老师，熟悉大学毕业以后差一点把我调到陕西省文联的当时的文联主席方之老师，更何况我们是蒲村老乡。我们的谈话非常投机。
与徐老师交流期间，有人陆续来到徐老师的宿舍，最后有人进来说，徐老师，人都到齐了。徐老师对那人说，你们先到楼上去吧。继续与我交谈。我对徐老师说，你马上要开会，我就不打扰了。徐老师看到告别在即，说，我中午请你们吃饭？我知道徐老师要应对作者的笔会事宜，便说，后会有期，徐老师不用客气。徐老师让我在一张写满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纸上留下电话，并把自己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告诉我，说，以后多多联系。
徐老师把我和太太送到门外，继续握手相谈。我提醒徐老师，您开会吧，我不打扰了。
下午，我和太太到凤鸣湖散步，观看岐山的诸多变化，接到徐岳老师的电话。徐老师在电话里说，孙老师，我是徐岳，你住哪里？这边的活动才刚刚结束，我明天我去看你！
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回鲁家庄一趟的。我怎么能让七十七岁的徐岳老师来看我呢！从周公庙往县城走，车也不好乘的。我当即决定改变我的行程。我告诉徐老师，我回老家的时间，可以推后一天，我明天到周公庙看您吧，上午九点到。
徐老师在电话那头犹豫片刻，高兴地说，那也好，咱们明天上午见！
三
第二天上午，我与太太如约到周公庙再会徐岳老师。
周公庙入口处的工作人员已经认出我了，说，徐老师已在等你们了！
我很珍惜与徐老师的这次见面机会。就像写文章的伏笔与照应一样，在人生的舞台上，并不是所有的“伏笔”都会有完美的“照应”的。我与徐老师三十年前的交往，将会在这里产生一个完美的照应。一段交往，能被人一生牵挂的，并不很多。
一直记着徐岳老师，是因为人生旅途的一次点拨？一次投稿之后的回信鼓励？还是因为我与徐老师本是地道的岐山老乡？是因为对徐老师这个文学大家的崇拜？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我私下在内心叩问自己。
现在，徐老师就在我的面前。我将有的机会，辨析其中的原委。
徐老师在周公庙临时居住的房子，也就20余平米，卧室带一个卫生间，是典型的招待所房间的临时改用。卧室两张单人床，一张靠西边卫生间的墙，另一张近靠东窗，中间靠北墙有一张类似于过去中学课桌的简陋办公桌，中间空出来的，可以叫“客厅”；在靠窗的床脚前，挤着一对沙发，沙发前挤着一张小茶几。
徐老师让我和太太坐到沙发上，自己将办公桌前的椅子转过来坐。
我注意到徐老师房间南墙脚用图钉钉着满满一溜钢笔画，八开的复印纸，画的是各种形状的树木。我问徐老师，这是你画的？徐老师笑笑，不无自豪地用陕西话说，那你说是谁画的？就是我画的！我知道徐岳老师是作家，不知道他还是画家！我立即起身离开沙发，蹴在地上一张张欣赏这些画作：几乎全是百千年以上的松柏，苍劲、古朴、虬曲，让我想到童年看过的小人书。
徐老师起身，弯腰指着画，给我讲每一幅画作后面的历史故事。
徐老师指着三棵老树说，这是唐柏汉槐，柏树有1700年了，槐树有1300年。
这是周公庙门口的三棵古树！形象至极，真韵尽传。
徐老师带我到门口看四幅柏树画，说，这是华清池旁边四棵树，我给它命名叫春、夏、秋、冬，是杨贵妃栽的，这四棵树，我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叫《数字杨贵妃》，从零开始，一直到十，杨贵妃一生是零生育，写过一首诗，在《全唐诗》里，是写伺候她的一个丫鬟的，是美国人翻译出来的；有过两个丈夫，一个是寿王，第二个丈夫就寿王的父亲唐明皇；三是……。徐老师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徐老师起身，指着门框上的一幅柏树说，这是南山里的一棵树，那地方叫酒务头村，李世民曾到南山玩，抬轿子的人到此要歇歇脚，喝点酒，到了宋代这里成了国家收酒税的一个机构，说明宋代，酒业已很兴盛。徐岳老师说，画一幅画，要用近一个月时间，我是拍了照片，带回来再画的。
谈到画，徐老师非常开心。徐老师指着旁边的一个一幅画说，这棵柏树叫卧龙柏，活了1100年了，你看弯的，那是从城墙底下钻出来的，现在城墙没有了，但这棵柏从城墙底下挣扎着求生的树留了下来，成了村里人祈福的神树。这棵树在扶风的小留村，这块石头是我画上的，叫灵感石，现场没有，真正的灵感石在长安附近的长宁宫，李世民他妈到那边去，进庙上香，碰上强盗，强盗不知道是李世民他妈，以为是富婆，提了很高的条件，有人就想，怎么不从山上不滚下一颗石头，把强盗砸死呢？这时山上真的滚下来一颗大石头，把强盗给砸死了，李世民他妈得救。李世民后来到那边建寺。石头被叫作灵感石。那块石头后来被人搬走了。现在的那块石头，是后人找来的一个石头，在亭子旁边放着。我把这块石头搬到我的画中来了，画到小留村的卧龙柏旁边了。徐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搞文学创作的人画画的优势，就像鲁迅给夏瑜的墓前画了一个花圈一样。
徐老师的每一幅钢笔画，都是用心之作，而且选择的每一个画画对象后面都有很丰富精彩的历史故事。让徐老师谈画，怕三天三夜也不够用的。
我对徐老师说，我还真不知道您是个画家。
徐老师说：要问我什么时候学画的，以前上美术课时学过，以后从来没有画过。唐柏汉槐是我的第一幅画，是去年来这里才画的。
徐老师说，我现在准备画黄帝陵的一棵老柏树，是皇帝手植柏，我把纸都买下来，半面墙大，照片我看过很多，实地去看过两次，今年秋天再去，准备画一幅大钢笔画。徐老师一面说，一面站起来激动地在墙前比划。看得出来，他被他的构思和激情深深激励着。
徐老师说，到冬天，画画画不成的时候，我就写文章，这些画，我基本上都写过文章了。
徐老师作为职业作家和业余画家，虽已退休，依然借助手头的笔，依然在寻找、挖掘、描绘、书写着周原文化的根，这使我对徐老师肃然起敬。
四
谈话向我的关切延伸。
我试探着问，徐老师，您是怎么住到周公庙来的呢？
这个问题的抛出，有一定的风险。但我对此充满好奇。
徐老师笑笑，向我介绍起他到周公庙的几个小故事。
徐老师说，这是一个巧合。我这人有个毛病，一到夏天，头吼气闷，燥热难熬，居不宜城，逛不宜市，就想起小时候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周公庙，想起一个农民作家，是这里的人，叫祝喜堂，我有他的电话。以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时，祝喜堂爱写诗，找人讨教，别人嫌他脏，不爱收拾，但我不嫌，经常与他一起讨论，他没有成过家，一人住，有时候，我就住在他家，与他睡一个土炕，经常谈到深夜。我给老祝打过电话后，老祝找到周公庙风景名胜民俗管委会主任杨慧敏，杨慧敏很快同意了，让我住到周公庙的程潜别墅，去年7月22日到后，怕别墅碰到下雨不安全，就改住周公庙中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我住了杨主任腾出来的房子，杨主任住到隔壁共用的书画办公室去了。
是曾经关注、扶植过的一个文学青年，帮了徐岳老师的忙。
徐老师说，哈，说起来故事多得很，我到周公庙后，问人家，这山上有没有动物？回答是，什么都没有，只有兔子。我有个爱好，喜欢爬山，早上5点多就起来爬。第一天早上居然在半山腰看到一只鹿，在垃圾桶旁边找东西吃，我想走近看，小鹿跑了。几天后，县电视台播放一个片子，说有人在附近水渠里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鹿，后来给小鹿救伤，最后送到救治站去了。我想，是不是就是我看到的那只鹿呢，后来我找电视台要那个片子，鲁东台长就把那个片子发给我，看了看，就是那只小鹿。”
徐老师说，到周公庙住下来后，他每天爬山、散步、画画，不知道是我摸了几次玉石爷头的缘故，还是周公显灵，一周后，我脑清气爽，耳朵窟窿忽然通了，能听清话了！
一天，杨慧敏对徐老师说，徐老师，你能不能给咱办个周公庙散文笔会，最后再出版一本书？徐岳老师笑着对我说，杨部长提出这个建议，我一口答应了下来，咱这一辈子，就弄的是这个事，这有啥难的吗！
徐老师从椅子上站起来，到墙脚从刚刚拆封的一只牛皮纸包里拿出两本书，给我和太太一人一本。
我接过这个刚刚出版的米黄色封面的书。书名是《周公庙的风花雪月》，主编徐岳。
封面的字是竖排，书名的右侧上方写着“岐山周公庙文化丛书”，左侧下方写着“陕西省名家周公庙散文笔会”。我翻开这本装帧典雅的编著，闻到淡淡的墨香。注意到，书稿编辑既灵活随意，又匠心独具，生面别开。分“润德泉美文”“飘风自南说”“周公河板话”“游记大散文”“程潜别墅叙旧”“甘棠树下表”“凤鸣岐山记”“周公庙生态报告”“箭括岭搜救传说”等十六个子栏目，收了60篇文章，其中有帮徐岳老师联系到周公庙采风的祝喜堂的四篇文章。
《后记》是岐山县宣传部副部长、岐山周公庙管理处主任杨慧敏写的。
杨慧敏在《后记》中写道：
“我到周公庙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从一踏进庙门，就一直在思考，周公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怎么才能把它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传承下去，弘扬出去？”
“2014年7月的一天下午，一位中年学者来到周公庙，走到我跟前打问。他的声音太熟悉了，似乎在自己的耳畔时常响起，我随即叫出声了：‘你是老祝，祝喜堂？’他连忙说：‘就是就是，我就是祝喜堂，你怎么认识我的？’我说：‘我不仅认识你，你的文章我都能记起！’我随口说出了他的一篇文章，他连连称是！知音相见．自然分外高兴。随即他告诉我他是为徐岳老师到周公庙采风来提前联络的。我大喜过望，连说求之不得！徐岳老师是文学大师，也是我崇拜的偶像。虽未曾谋面，但他清新隽永的散文随笔，已影响了我半辈子，我早已深为他的文品所折服！”
“徐岳老师来了，祝喜堂老师陪着。第一次见他，好像是多年就认识在一起从来未离开过的朋友，彼此之间．没有寒暄，没有奉承。一天，我提出请徐岳老师能组织一些作家来周公庙，搞一个散文笔会，出一本有关周公庙的散文集子，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短短一年时间，这本书已经出版，就拿在我的手里。徐岳老师没有让杨慧敏失望，为周公庙文化，做出了第一个阶段性成果。
五
与徐岳老师交流过程中，徐岳老师的手机多次响起，手机一响，徐岳老师就到走廊上去接电话。徐老师已在忙第二本周公庙文化的编著了，任务是昨天刚刚布置下去的。
交流断断续续，但我对徐岳老师的人生经历，还是有了一个大致完整的了解。
徐岳老师在岐山县文化馆干过，是1980年调到西安《延河》编辑部工作的。此前，大学毕业后，徐老师在周至教过书。“文革”以后回岐山，当时县里有所谓“三大组”，其中的“政工组”下面有教育组，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当时在建制上，将中学下放到公社办，每个公社都必须有中学，但缺乏教师。徐岳老师遂即到蔡家坡中学教书一年。
徐老师说，我很喜欢蔡家坡，我给自己买的墓地也在蔡家坡。
听起来有点突兀，听完徐岳老师的介绍，便知道，在蔡中一年里，他做过文学青年常做的梦，他为这个梦付出了努力，他的命运由此而发生变化。
徐岳老师说，我爱好文学，上大学期间，在报纸上发过两首诗，在岐山报上还登过画，是五七年上半年的岐山报，现在找不到这张报纸了。我在蔡中教的是语文。教语文，但距离我的文学梦，距离依旧遥远，于心不甘。我期待能有一个出头之日，但这需要机会。在期待中，我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年蔡中开运动会。当时蔡中有位教音乐的老师，姓朱，是周公庙人，会谱曲，但在中学每天只能教“东方红，太阳升”等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和我一样，总觉得才能发挥不出来。开运动会前，我冒出一个念头，写个歌剧，请朱老师谱曲，让学生演，蔡中的学生都是厂子里的，活跃得很。我对朱老师说，开运动会有三天时间，咱两个不参加，我写个歌剧，你来谱曲，怎么样？朱老师当即同意。当时正好碰上县里搞文艺调演。学校开运动会，学生是运动员，每个老师都要当裁判员。我找到学校的李校长，说，李老师，开运动会，我和朱老师就不当裁判员啦，我想写个歌剧，让朱老师谱曲，参加县上的调演。李校长听后说，好啊，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我没黑没明的写歌剧，写教育革命。写好剧本后，朱老师跟着谱曲，然后找学生排练。最后参加县上调演，竟给学校拿回一块奖牌！为学校争得荣誉，校长非常高兴。接着宝鸡市组织人来评各县的调演，选出好的要拿到市上去演。县文教局长亲自出面，让我修改剧本，决定让县剧团来演。县剧团要演秦腔，我只好改剧本，改成秦腔。演出很成功，最后又弄到省上去演。这件事，为县里争得荣誉，县教育局长非常高兴，决定在县上成立一个文艺创作组，让我任组长，让文化馆代管。我对文化馆领导说，咱就是文化馆的创作组，你说咋弄就咋弄！文化馆能有个创作组，领导当然很高兴。徐老师说，当时在文化馆，咱又不是搞演唱的，经常与剧团发生矛盾，写的东西，人家演不成。那时年轻气盛，我站在文化馆院子里，大声说，我发誓，从今往后，我不再写剧本了！后来我改写小说。写小说要深入生活，我就到县委办公室找领导，自我介绍说我是文化馆的，叫徐岳，要求下乡，希望县委抽人下乡时，把我派下去。领导听后很高兴，说，平时安排人下乡难得很，你要求下乡，好啊。让我把名字。第一次下乡，徐岳被安排到青化公社凤家村大队驻队。徐岳老师说，我总和群众站在一起，和群众关系好得很，不整群众，关心群众。
说到这里，徐岳老师沉浸在当年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陶醉之中。
徐岳老师说，凤家村农民穷得很，那里的人会编簸箕，但当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老百姓不敢公开编簸箕，有人就在地下打个窨子，躲在里面编。我住的那家主人编好要借我自行车出去卖簸箕，我就借给他骑。我那时吃的是派饭，这家主人到了晚上总要问我，喜欢吃点啥你尽管说，我给我做。
有一个队有个驻队干部，是复员军人，处理事情比较急躁，结果给群众赶跑了，把铺盖卷给扔到外面去了。组织上叫我到那个村子去住队。我去了。一天早上，一个小伙跑来说，土壕里的胡基上出现了一个反标。我说，你去擦了就对啦。如果查，会牵连很多群众。我说我不去看啦，擦了，不要声张，就没事了！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写反标的事。
有一天，队里的干部给我出了个难题。干部给我说，村里有人亲戚在陕棉九厂，有一批活，可以挣钱，这可是明显的资本主义尾巴啊，怎么办？我总是同情农民，那里的农民连洋火（火柴）都买不起，穷得叮当响。我就说，第一条不要在外头宣传，第二条，给队上该交的交，做活的，该照顾的照顾，但要保密，不保密，我下不了台，你们以后也不好弄。
徐老师沉浸在喜悦的回忆之中，娓娓道来，我没有打断他的回忆。
徐老师说，我对农民好，农民对我好，不是给我吃臊子面，就是臊子干面，或者油饼。一天我骑车回家，广播上说，蒲村给硬雨（冰雹）打啦。走时，队长在路上把我挡住，说，你们那边玉米给冰雹打啦，我给你扳几个棒棒，你拿回去给娃娃伙吃。一定要我拿。我是工作队成员，整天给别人说道理，哪能拿这个？我不拿，骑车走，人家硬是追上来要我拿，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拿上。回到家后，我老婆说，你怎么敢拿这个？把我讲了一通。那个队长是复员军人，叫岁民，对我好得很。多少年以在路上看到我，老远就喊老徐老徐的。
后来，徐岳老师又住过一个队。那个队有个老人，会背老三篇，人们都叫他“老三篇”。徐老师说，队上把我安排到“老三篇”家住。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的经历，给徐岳老师的写作打下很好的生活基础。徐老师在那儿写了好几篇小说，如《凤家村记事》、《爱情故事》等，都在《延河》发表；还写了《电视婆》，发表在《上海文学》；写了《山羊和西瓜的故事》，在文汇报登了一个整版，赶上小说评奖，巴金是评委会的主任委员，徐岳老师《山羊和西瓜的故事》居然获奖！而且获奖的总共只有五人，我当时被排在第二名！
徐岳老师谈到这里，顿住问我，你知道第三名是谁吗？
我当然不知道。
徐岳老师说，是蒋子龙！那时人家已经是大名人，咱只是一个小县城的小作者！
徐岳老师说，《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开垒，是我一生碰到的最好的编辑。他给我写过很多信！从来不提与评奖有关的事。那次评奖总共收到三千多篇小说，那时，“四人帮”被打倒啦，伤痕文学火得很。后来我到上海感谢徐开垒。那时真是幼稚得很，我给人家拿去一瓶西凤酒，认为西凤酒是咱陕西最好的酒，一直送到人家家里，那时一瓶酒才几块钱。后来我才知道，上海人不吃烈性酒。老两口当时对我热情得很，给我管了一顿饭。第二天，徐开垒带我到他弟弟家吃了一顿饭，做得很丰盛；第三天，徐开垒带我到政协餐厅吃了一顿饭。
徐岳老师不知道是第几遍赞叹徐开垒了。他说，当编辑这么好，这么负责任，这么善待作者，给我的启发确实很大。人家是大报的编辑，是文艺部的主任，又是政协委员。徐开垒在《文汇报》给我发过四篇小说，几乎都是整版。他是我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最好的一个人。
接下来，徐岳老师谈到他调往西安去的事儿。他说，那时，“四人帮”刚打到，有的作家年龄大了，有的生病，陕西作协“文革”以后的作家青黄不接，这样，省作协批了十个作家指标。徐岳老师说，作协在太白县开了个会，参会的有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我，总共去了八个人，后来调人时调了七个，把我调进去了。
徐老师说，调我到《延河》，让我进编辑部，领导对我说，你不要再创作了，一是你年龄最大，我那时已四十三；二是你有学历的，你去编稿子，做出一点牺牲。徐老师笑道，我说行，那时我女子都十七岁了，十七岁以后就不能带了，你叫我到作协扫院子都行，只要把家属问题解决掉。再说写作，下班时间你还能不让我写？八三年，我的家属问题就解决了。那时家属调动，不用捅关系，走后门，咱都没有管。八三年我的家属问题就解决了。
徐老师说，搬家的时候，公社有两个干部也来了。我有一包书摆在门口，就像那包书那么多。徐老师用下巴指指摆在地上的那包新书，说，一个干部看到那包书说，啊，这么多书？其实也就几十本书；另一个干部说，嗨，人家就凭该（那个）弄事呢哈！
说到这里，徐老师爽朗地笑了起来。
与徐老师聊到这里，我心里亮堂了许多。一个真实、善良、热心、勤奋，接地气，一直有梦，一直追寻梦想的前辈作家的形象，丰满在我的眼前。我似乎已经能扑捉到什么了。我想到徐岳老师写给我的那份短信，想到徐老师与祝喜堂的促膝谈心……
我的文学梦的延续，祝喜堂的文学梦，还有许多曾经的文学青年的文学梦，得益于徐岳老师热心扶持和指导；对徐岳老师一生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徐开垒老师；那么徐开垒老师高贵品质的形成，又得益于哪里呢？
优良品质的传承，会逐步发扬光大，但就文化基因而言，往前追溯，肯定是有源头的，这些源头的梳理，需要借助文字资料，借助考古资料，但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就像徐岳老师领衔正在梳理的周公庙文化，更多的时候，那是一种抢救，有些东西，恐怕会成为永远的迷。
期待下次回岐山，不仅能看到徐岳老师主持的有关周公庙文化的第二本散文笔会集，同时能欣赏到徐岳老师的画作《皇帝手植柏》。
孙江林，岐山县蒲村镇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