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店琐记
那些年和那些人的那些事，大多发生在那个名叫益店的小镇上，伴着我懵懂的青涩华年永远流逝在了岁月的长河里，至今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将曾经看到、听到、读到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真实而朴实地记录下来，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流水账式的陈述也罢，蜻蜓点水式的罗列也罢，于我而言，已不重要。我只知道：写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是对故乡深切的怀念、对生活真诚的礼赞、对过往无限的眷恋……
小 镇
小镇益店，是个古镇，格局虽小，历史根脉却久远。在到处大兴土木、高楼迭起的热潮中，它兀自静静地守在昔日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如同一个穿着朴素的村姑，不声不响，不言不语。它知道，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女，消受不了那些时髦的物什，承载不起太多华美的修饰，以前是落寞的景象，不伦不类的装扮拾掇之后，那就有可能是景象的落寞了。
道旁原来的碑碣早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没了踪影，唯有西门太白庙等个别地方保存着几通清代的石刻。这个数百年前被称作“驿店”的地方，古时候是东西交通要枢，过往车马都要在此周转，昔日的街衢是怎样一种繁华与喧嚣，明代城门是如何的巍峨与气派，民国时期往来的商贾怎样众多与集中，我们只能从历代《岐山县志》的字里行间去回味，在乡老口口相传的“金岐山，银凤翔，不及益店一后晌”的谚语中去体味了。
无数次的梦里，常常在这个数十年没有多大变化的小镇上游荡。逼仄的街道、拥挤的摊位、商贩们的叫声、羊肉泡的香味，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真真切切，清清楚楚。醒来后，难免要唏嘘一番，既讶然于许久不曾回去的地方总是无端闯进酣睡的梦境，又惊异于那些遥远的场景居然遗留在记忆中如此明晰的痕迹。
时至今日，从镇上经过时，看到的模样几乎跟多年前是一样的，永远都是灰蒙蒙的色调，南北两溜店铺还是低低矮矮的，东西狭长的街道依然难得驶过一辆车，倒是许多摊点铺面的老板仍旧是当年的老板，腰身已显佝偻、头发稀疏花白了而已。
人都愿意往大地方走，有点门道的，有些能耐的，都带着小孩去县城读书了，有的，还直接到了市里，呆在省城，租房也罢，买房也罢，总算离开农村了，都盼着下一代将来有个好前程，好环境，不再跟自己一样，光知道跟铁锨镢头打交道，一辈子蜗居在小镇。
小镇上的人，明显少了。几块亲切的招牌仍旧是最初挂上去的内容，没有更改过，字迹已经斑驳脱落，模糊不堪。有几家地理位置绝佳的商店，比如东南角头一间的彩虹家“益店综合门市部”，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生意一直都那么红火。那时候毕竟小，老思忖着家里有个商店多好，像人家彩虹那样，兜里总会鼓鼓囊囊地装着好吃的，花生啊瓜子啊红枣啊，自习课上偷偷往嘴里塞着，直让我们眼巴巴瞅着流口水。
黑面皮摊点前的长条凳上，坐满了食客，扑鼻而来的油辣子爨香味让人垂涎欲滴。看不到了姜家沟凉粉老汉的身影，听说去年冬上已经殁了。那用青瓷碗扣着腾腾热气、滋滋作响的炒凉粉，是许多学生嘴馋的美味，想当年能吃一碗他的蒜苗臊子炒凉粉，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醪糟、甑糕、油糕还是当年的做法与风味，继续刺激着我本就脆弱的味蕾……
令人望而生畏的刘青汗诊所，前几年就已搬到了市区，门面更阔了，影响更大了，素以“手茬硬、疗效佳”而著称的刘大夫，在市场东北角的一间平房里坐诊，为慕名而来的村民祛病疗伤。我跟着母亲去给姐姐取脸上的一颗痣时，曾趴在帘子后面偷窥刘青汗大夫给一个农妇割疮，那疮长在脖子左下侧，已经脓肿溃烂，他用镊子夹着浸过药水的棉球直接钻进去，还怒吼着不让患者嚎叫，那女的坐在方凳上，疼得两条腿不停地打颤，两只脚在地上来回乱蹬，一双蓝布鞋都在挣扎中蹭掉了，露出满是碎花花纹饰的红袜子。
市场西边的一排平房，大多都租给了开理发馆、办裁缝铺、做粮油买卖的，相对清静整齐些，最里面的几间住着人。班上的学兄建军他们要比我大三两岁，很成熟，很老练，打着上学方便的幌子，哄着他父亲将市场管理处的办公室腾出来，其实根本就不为读书写字，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为了住在外边自由，时不时便拉上满仓他们在一起疯玩，不是打牌就是抽烟，甚至密谋着收拾一下欺负我班同学的高年级学生。也有可能是建军为了自己恋爱方便，背着家人谈个女朋友啊什么的，好有个落脚的地儿。
上学那阵，每年最头疼的就是春节前的“腊八会”，揣着父母额外给的几块过会的零花钱，去街道打打牙祭，从西门到市场那三五百米的路程，每次都要走一两个钟头。跟会赶集的人，几乎能把人挤扁，一个贴着一个的肩膀，一个踩着一个的脚跟，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毫无顾忌地吆喝着打招呼，身板瘦小的我被夹在他们中间，几乎脚都挨不上地面，满肚子怨怼和不解：啥时候买东西不成！偏偏都赶在今儿？现在想想，快过年了，忙活完农事的庄稼人，好不容易闲下来，凑着腊八会的喜庆与热闹劲儿，逛一逛，看一看，置办些年货，添补些家用，一门心思是要过个肥年呐。
每次到了农贸市场的南口时，我都会艰难地钻出人流，躲进新华书店歇口气，顺便瞅瞅又来了哪些好书。营业员面无表情，雕像一样坐着，叫半天都不吭一声。书架上落着一层灰尘，大约许久不曾打扫了。那一排排书名我几乎全能背下来，我不仅很不喜欢，都有点厌恶了。倒是花一元多钱购得杜鹏程厚厚的《保卫延安》，听说是他们库存的积压品，慨然原价卖给了我，我高兴了好一段时日，既窃喜自己的好眼力，又庆幸店员的没文化。市场的小吃摊上人太多，黑面皮自然是排不上队了，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西北角的帆布大棚底下，买一碗没有肉丁的臊子面，急急吃完，抹抹嘴巴，又得赶在上课铃敲响之前挤回教室。
一度时期，中街接连开起了好几个私人书店，其中学校东侧的那一家“四味书屋”，居然比课本里鲁迅小时候就读的私塾“三味书屋”多了一味，肯定是有点文化的人给起的名。我得空就爱去那儿转，那里的书都是旧书旧刊，比新华书店的那些书有意思多了，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乡党前辈李凤杰的《针眼里逃出的生命》，他们看我爱不释手，就半卖半送让给了我。还曾陪着发小恩亮买了一部好版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享受到了极大的优惠。店老板是个瘦瘦高高的男人，很少碰到，通常都是他媳妇在打理生意，那是个很会收拾的美少妇，一看就是从城里回来的，脸上擦着厚厚的脂粉，嘴上抹着艳艳的口红，身上喷着浓浓的香水，怎么捯饬都不别扭，关键是人家本身就好看，就洋气，顶个抹布都迷人，再这么精心地打扮打扮，越发吸引着人有事没事往书屋里钻了。
村 庄
以前总有同学被称作“街狗”，后来才弄清楚了，他们都是小镇周边村子里的人，一抬脚就到街上了，成天在街上转悠，可不是“街狗”么。
“狗”是昵称，是爱称，是对有地理优势的那些人的一种善意揶揄。郭家场在镇上西北方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站在屋檐下就能看到初中的操场。村里有姓郭的，姓孟的，还有一些零星杂姓。
村庄后面的田地旁有一方宽敞的碾麦场，很平整，很豁亮，我们有时候会在体育课上偷偷溜到那里去耍。有一回竟撞上了尚在热恋中的英语老师，正牵着他娇小的女友“意大利”（我们给李老师起的绰号）在那拍拖，平时上课老是板着脸孔的刘老师，那天难得的春风满面，笑容可掬，温柔得让人受不了，还主动喊我们，吓得我们几个做贼似的四散而逃。
许多次，我看到一个穿着戏衣、没有上妆的年轻女子在那练功，水袖飘飘，碎步盈盈，咿咿呀呀唱个没完没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向来不喜欢秦腔，根本听不懂她哼哼唧唧个啥名堂，只是出于本能地好奇罢了，靓丽的服饰，曼妙的动作，高亢的声腔，惹得围观的我们久久不愿离去。扛着锄头路过的村妇们啧啧叹道：你看咱君芳娃勤苦的，成天成晌地练，恨戏得很么！十多年后，当我坐在华灯璀璨的礼堂欣赏完一折声情并茂的《三娘教子》后，才了解到这个当年在郭家场村头练功的女子，就是如今已享誉西府梨园的旦角名演郭君芳。
有个黑黑壮壮的“街狗”，姓孟，比我们大好多，成天既不上学，又不上班，牵着一只半人高的大狼狗胡逛荡。我们回家多半会从郭家场经过，他就跟狗一起在家门口附近蹲守着，等候着。我本来就胆小，远远跟在几个大一点的学生屁股后面，企图在他们的庇护下蒙混过关。我看到这些颇有经验的大哥们纷纷掏出香烟来，小心翼翼递上，颤颤巍巍点着，再说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恭维话，最后，那个姓孟的就把狗脖子上的绳索勒紧，手一挥，我们便纷纷小跑过去。偶尔办完板报晚一些，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背个书包，忐忑不安地走到郭家场时，也几次遇到过他，我害怕极了，自己又不会吸烟，身上也没装钱，万一人家一看我是个要啥没啥的穷光蛋，打我一顿或者放狗咬我咋办？许是我太嫌文弱，太显稚嫩，人家抬眼看看我，叼着烟扭过头就走开了，一次也没为难过我。毕业前夕，听说他不在了，棺材就放在家门口，死因众说纷纭，我听后，心里竟然有了一份淡淡的哀伤……
刚上晚自习时，我很不适应。家里距学校四五华里，同村的伙伴纷纷在校外租房住宿，只剩我一人。无奈之下，我只能去学校斜对面的西堡子村找住处。西堡子尽管听着是个村子，实际就在镇上，好几户人家的窗户一打开，就是临街店面。我在一户何姓女主人家里谈妥了租费，驮来了被褥。进入到那间阴暗潮湿的厦房时，我彻底心凉了，用砖头垒起近一米高的底墩，上边架块破旧的门扇，搁几张过期的报纸，就是我栖身的床位。离我最近的北墙根，还重重叠叠地堆着十几个装满小麦的蛇皮袋，十来平米的地方，几乎被设计成一个大通铺，床板都紧紧连在一起了，六七个学生并排贴在一处，精明的房东还说得怪好听：“秋凉了，挤一挤暖和”。对于一个人住惯了一个房间的我来说，实在郁闷得不行，记不清是宏哲还是周平，悄悄地替我展开褥子，铺好床单，放好枕头……在经过四个辗转难眠的痛苦之夜后，我断然收拾起铺盖卷离开了，我宁愿辛苦地来回走读也不想在这活受罪了，半夜房间角落里老鼠哧啦哧啦咬麦袋的恐怖声音，邻床校友嘎吱嘎吱磨牙的瘆人声调，隔壁麻花租客深夜咣当咣当的干活声响，真让睡眠本就不佳的我一次次濒临崩溃。
太平庄的几个同学有些烦我，因为我那会就开始痴迷本土方志史料了，一遍遍追问他们知不知道晚清进士张殿元的坟茔在何处；村庄的西南有没有同治初年修建的城堡故址；太平庄以前隶属雒阳里而不是益店里……他们茫然地看着絮絮叨叨的我，就像在看一个梦呓的怪物，并且丝毫没有倾听下去的兴趣。我就很失望，很寒心。
镇南的太平庄是那么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却在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的殿试中，出了益店历史上唯一的一名进士---张殿元。尽管我也清楚张氏先祖是康熙初年从广惠里（今故郡镇）圣佛寺迁居而来，可他堂堂进士总是在益店这方热土出生，喝着太平庄的水长大的。他在京城的工部屯田司做主事（正六品，略高于处级）时，也时时牵挂着益店，想念着村庄，叔祖母冯太恭人病笃，他上奏朝廷，请假归省，侍奉汤药；生母陈太恭人仙逝，他再次返里，丁忧守孝，服阕回京之际，回匪来岐，他便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太平庄，不复出仕，协助地方做了大量督修堡寨、整顿里局、勷办赈务的公益事情。光绪朝时，知县胡升猷礼聘他领衔主修县志，士林多有美声，后来以74岁高龄辞世后，长眠于太平庄村西的漠漠田野里。
前几年有个太平庄的同事结婚，我先天下午就到了村子，凛冽北风中，我独自一人在村西的小径上徘徊四顾，一马平川的广袤田畴间，除了几棵老树枝桠上偶尔飘落的一片片枯叶外，已没有任何值得让人振奋而震撼的遗存了。
学 校
斜阳映照下的西中校区，静谧而冷清。
那青苔遍布的房顶上曾落下多少只叽叽喳喳的鸟儿在鸣叫，附和着我们如同唱歌一样拖着腔调的读书声；缕缕槐花清香的树下曾招来多少群嘤嘤嗡嗡的蜜蜂在飞舞，落在我们散溢着油墨馨香的书页间。
旧房舍现如今已被教学楼所替代，我坐过的教室十年前就已不复存在。长着马齿笕的土操场已换成了色彩明艳的塑胶面，再也听不到当—当—当的悦耳铃声了，锈迹斑斑的校铃已被当作“文物”永久地收进了库房。大多数老师也伴随着我们的长大成人而陆续退休。
春节到访，阒无一人。空空的校园，满满的记忆。
校工林生走过碑亭，掐着点去敲铃的匆匆身影恍若就在昨日。他是个临时工，人很本分老实，既做着门卫，收发个报刊书信，也在传达室张罗个小摊，卖些学生的日用品和廉价的小零食，他年迈的父母时不时过来搭把手。一看到林生，我就忍不住要笑，因为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校工。
学校的创办者雷星阶先生当校长时，雇了一个成姓校工，主要任务就是上下课时按点打铃，这个校工虽没多少文化，但沉稳机敏，谁都不知道他在学校里以毫不起眼的角色为掩护，偷偷干着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雷先生依然是校长，他却做了某县副县长。每次去省上开会，他都是风光而去，狼狈而归。雷校长在省城为官的一些高足团团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质问：啊？就说你一个打铃的都当了县长咧！雷先生不识字吗？人家不及你吗？无辜的成县长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学生，蔫头耷拉地站在会场一角，听凭高一声低一声的羞辱，始终俯首缄默，不予辩解。有人把这事说给老夫子，他一愣，先是哈哈大笑，继而摇着头叹气：这帮崽娃子，胡球整！
真不明白，那阵子为啥等不到放学肚子就着急得咕咕叫。下课前几分钟，心里就跟猫抓一样，半个屁股挨着凳子，一只手伸进桌仓捏住饭碗，一条腿迈出课桌一侧做准备，完全没有心思静静聆听讲台上循循善诱的讲解，老师最受欢迎的 “下课”两个字刚一出口，满教室就会响彻桌碗撞击和凳子摔倒的交响曲，一个个都跟狼撵似地向食堂方向飞奔，抢着去排队。
我从来不跟着他们瞎跑，我也跑不过他们，压根就排不上那望不到头的长队。我懒得回家又不想去街道的话，偶尔也会在食堂买一碗面，我只能巴结班上的宗岐，他人瘦腿长，跑起来跟袋鼠一样，几步就从教室后门跃到了学生灶窗口。我提前把碗和饭票交给他，陪着笑脸央求他，就差叫一声哥哥了。下雨天吃饭的人陡增，一份饭通常是二两饭票，有人拿着二斤饭票，端着高高一摞碗，后面不小心推搡一下，那摔不坏的搪瓷碗就稀里哗啦滚进泥水里，谁也顾不得拿出去冲洗一下，赶忙捡起来，甩一甩，扽扽袖子或扯扯衣角，胡乱擦一擦，照样能把饭盛出来，照样会吃得津津有味。
学生食堂一年到头就是那一成不变的饭，稠稠的汤面片，没有菜渣，没有油腥，白花花的让人直反胃，那股浓郁特殊的酸腐味在厕所都能闻得分明。一贯嘴刁的我，硬着头皮尝两口就再咽不下去，瞅见墙角立着一个装泔水的大桶，便从蹴在一处吃得热火朝天的同学身后穿过，将满满一碗面“扑通”倒进去。系着白围裙的驼背灶夫探出头，恶狠狠地朝我喊：你吃人呀吗？我饿着肚子还要被当众数落，一下来了气，扯着嗓子反击他：你做的这是人饭呀？他一听，立马火了，顺手拎过舀饭的铁勺往出冲，唾沫星乱溅地骂道：不是人饭我成天喂猪哩嘛？路过的永锋一看情况不妙，拉着我赶快跑开，掏出他的菜券在老师食堂为我买来一碗煎汪汪的臊子面。
在学校三年，我一直都坐在第一排。个头小的前几排跟后两排的大个子是玩不到一起的，人家笑我们幼稚，其实我们也嫌他们捣蛋。往往是老师在上面讲课，就听到后面有吃吃的笑声，回头一看，男同学在给女同学扔纸蛋蛋，技术不大过关的，就扔到男同学的桌子上了，抢都抢不回去。下课后，那纸上让人肉麻的话语就会在班上被公开朗读，吓得女同学又是跺脚，又是呐喊，最后只能捂着羞红的脸跑出教室。他们闹得太吵了，我就去向班主任抗议，被叫到宿舍狠狠训过话的那几个同学回来后，不敢找我报复，只能趴在桌子上愤愤嘀咕：三片瓦盖个庙，还是个碎殿（贱）！
我们是聪明的，同时也是淘气的。管党务的杨树书记，管教务的李东升副校长，都是多热心的长辈，多难得的老师！就因为爱查纪律，过于严厉，才十三四岁的我们便在后面编派“东升西落，杨树没根”。郑敏校长听到后，又气又恼，瞪着眼睛斥责：端着草筛卖黄儿----斜眼眼把顺眼眼隔哩！我们不敢笑，也不敢抬头，等他背着手慢慢踱远了，面面相觑地互询：啥是黄儿，黄儿是啥？教化学的李乃生老师装了一肚子歇后语，我们去请教，他不客气地冷笑道：你婆蒸的粑粑馍！
后来李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自然也逃不过这帮调皮门生的毒舌，他那会也就四十左右的光景，头发却全部脱光了，我们就针对他早早歇顶的特征，称呼他“Lesson two（“乃生秃”的谐音）”。有时候早读课看着他走过来，我们迅速扔下手中的语文课本，故意拿起英语书，堂而皇之地一遍遍大声地念着“Lesson two---lesson two”，李老师不会听不到，他不发火反而很欣慰，大概以为我们真的在用功地朗读“第二课”哩！
多少年过去了，我在梦中还是走不出那个熟悉的小镇，走不出镌刻着我脚印的那一个个村庄，走不出在学校清苦而快乐的那一段段时光。梦里的我仍是个学生，穿梭在街道的人流间，奔波在乡间的小路上，端坐在教室的课桌前，我的身旁，还是那一张张温情的笑脸，那一句句温热的话语，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一个个臂膀传递过来的温度……我明白：有所思，方有梦；因有牵念，始有留恋。深深藏在心底的，才会常常在梦里。
王英辉，笔名映晖，岐山益店妙敬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5岁开始发表文章，迄今已有200余篇作品见诸全国各级各类报刊，获奖十余次，参编书刊60余部（期），著有《桃花悄悄红》《百年沧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