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教师梦

郭鉴明

母亲是一位人民教师。她虽然没有将教鞭、教案和粉笔拿到退休，但她一直为她曾经有过的教师生涯而骄傲和自豪，直到走完她平凡、坎坷和伟大的一生。母亲重返教坛、再教学子的梦也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从我记事开始，我对母亲的印象就是每天忙着给学生上课。一会儿端着上面放有粉笔盒的教案本去上课去，一会儿下课铃声完又回来。所以，我对学校的上下课铃声最亲切，也最敏感。

慈祥的老母亲

那是在一个偏僻县城的小学。

50年代末，母亲被派往离县城有30多里地的一所小学，那是一个山村小学，我只记得跟母亲上任那天，只有30里路的目的地，我们整整走了一天。因为那里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只有背着行李步行。

我和母亲住在一个依崖而建的窑洞里，母亲每天还是那么忙碌，我听到最多的她工作方面的一个词，就是“观摩教学”。有一天，母亲非常高兴，说是专署来了观摩团，观摩了她的讲课以后，在教师总结会上说她讲课是：逻辑清楚、声音洪亮！并让她在全体教师大会上（其实全校只有七名教师）谈一谈为学生讲好每一堂课的心得体会。这件事成了母亲一生的荣光，直到我们兄弟五人长大成人以后，在她高兴的时候，还时时提及。

由于我年龄小，但又是张老师的儿子这个“特殊身份”，我和山村的小孩子很快就熟了，也天天去学校的“初年级”去混。那个陈恭子、贺喜喜、赛那边等回汉两族学生的名字母亲到后来还常常提起。

每天早上，学生到校时，母亲在校门口四面八方张望，把从四零五散而来的同学们一个个接进学校，下午放学又把大家一个个送到门口，千叮咛、万嘱咐。母亲在课堂上是一位威严、高大、至高无上的老师，下课后她又慈祥的像所有同学的母亲，她经常给陈恭子擦鼻涕，经常给贺喜喜提鞋帮。有次是星期天，母亲带我走了十几里路去更偏僻的山沟家访——为了一个同学的辍学。到村口时，他们全村人都出来迎接我们母子俩，我们简直就是明星，乡亲们围着我们问长问短，嘘寒问暖。在家访结束时，母亲非常高兴，是因为家长答应了让孩子继续上学。我们离开村子时，天色已晚，是村里派人背着土特产一直把我们送回学校。所以，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延艺云出品的《美丽的大脚》等影片让我看来都味同嚼腊。

60年代初，我们举家返秦，母亲随父亲离开她酷爱的教坛和那伙可爱的学生，“组织”答应要作“安排”，但母亲左等右等，这一等就是几十年。母亲常常在我面前提起：“昨晚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又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每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就一阵阵的刺痛。可能是由于母亲对教师职业的偏爱，她对老师们特别尊重。付老师在我们寺家庄小学执教是吃派饭的，每当轮到我家管饭时，母亲总要把家里最好的白米细面拿出来招待老师，有时付老师太忙，母亲就让我和三哥把饭菜用方盘端到学校。母亲经常喜欢到离学校不远的田野里转悠，那绝对不是去看庄稼，她在品味老师们壮美的讲课声，她在倾听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她在欣赏学校那悠扬的钟声……

母亲晚年手工灯娶罐罐

噩梦般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一天，从大队部来了一彪人马，他们敲锣打鼓、打着红旗、呼着口号，我们在一块儿打草的小伙伴一看这队伍朝我们村走来，非常高兴，光脚丫子从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胡基地里向村里奔跑去看热闹，我与小伙伴就像上了百米赛跑的赛场，各不相让，但跑得最快的是我。但跑到我家门口时眼前所发生的景象使我傻了眼——那彪人马喊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要揪出来，旁边和我赛跑看热闹的小伙伴真看了我的热闹，他们幸灾乐祸地喊：“嘹！嘹！跑的那么快咋叫人家把你妈揪出来了？”我顾不了这些，只听揪出父母的罪名是“有历史问题”和“臭知识分子”。戴高帽、游街、批斗会就一场接着一场，我们家犹如黑云压城、天崩地裂，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没有放弃她重上讲台的教师梦，父母开始上访，让“组织”给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每次都是费力费神费钱，泥牛入海无消息。

渐入老境的母亲曾有三四次在我面前提到她又梦见给学生上课了，但我每每无言以对，往后，母亲也没有提及过此事。

风烛残年的母亲经常要与隔壁的王老师、陈阿姨去街上散步，每当看到大门楹联、宣传标语、甚至是广告牌，她都要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引得路人驻足观望。大哥曾劝母亲，街上的标语，就不要念了，省得人反感。但后来我与大哥、五弟还讨论过老人的这个夕阳表现，我们分析出了其中原委：那是一种执着的教师情结。母亲永远作着她重返讲坛的梦……

郭鉴明，岐山县青化镇人，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反骗导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