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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急需重大突破，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在郑永年教授看来，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需要在开放状态下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南方财经：作为制造业大城，佛山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承担怎样的角色？郑永年：目前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大家都很关注“卡脖子”问题，对于佛山来说，首先要明确自身定位。从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佛山的制造业、实体经济在广东省、整个中国乃至在世界都小有名气，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尽管前面很长一段时间，佛山也借鉴西方国家的技术，希望在产业应用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创新，但现在实际上佛山的产业发展已经积累到一个程度，有能力进行更多更高层次的原始创新，这不仅是佛山自身所需要的，也是国家所需要的。这是佛山经验上的优势。经济优势方面，佛山不仅拥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资本，现在制造业解决“卡脖子”问题也是广东省乃至国家的一个优先项，政策领域的金融支持不成问题。市场优势方面，佛山的制造业不仅仅是在中国，而且已经走向了海外，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市场网络。这些条件加起来，佛山不仅在广东省，在整个中国也拥有很大的优势和基础去产生更多原始创新。当然，大家不要对原创性的技术抱有幻想，认为短期内就会出现。如果认为美国封锁我们什么，我们就能生产什么，那么是很不科学的。佛山在这方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佛山制造业的国际市场也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需要在开放状态下解决“卡脖子”的问题。佛山是整个中国市场的一部分，前不久中欧领导人宣布双方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就是很好的机会，佛山制造业是很多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桥梁和窗口。哪些地方“卡脖子”，界定好后投入大量资本人力来做，有些地方不是那么敏感的，国际资本热衷来投资的，就继续开放。我们不要走极端路线，关起门来自力更生，这是错误的观念。进入佛山的欧洲资本实际上还是很多的，尤其中欧投资协定签署之后，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南方财经：相比其他创新策源地，佛山可以如何完善它的创新生态机制？郑永年：其实其他城市的发展跟佛山本身并不矛盾，它们并不是竞争者，中国市场很大，我们需要看佛山这些年的发展路径和比较优势。这跟深圳不同，比如深圳制造业跟佛山制造业的分工很明显，深圳基本上是高科技企业，佛山基本上是家电等传统制造业，当然还有服务产业升级的机器人制造业，大量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些方面佛山并不比深圳、东莞差。城市之间不见得一定就是竞争关系，各城市都要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做。佛山一直在升级并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现在面临外部压力，要加快升级转型，从以前的应用型制造业，慢慢走向原创性的制造业，下一步原创跟应用还是要结合起来，在应用基础上进行创新。就我观察，实际上佛山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也有很多研究院和生态基地，创新平台的建设也有，重要的是做到产学研一体化。为了原始创新，佛山还是要开放，地方领导要转变一个观念，不能光看佛山和周边城市的资源，像广佛同城、深佛合作，广州和深圳的资源可以吸引，世界的资源也可以吸引，应当把佛山建设成开放的、拥有优质营商环境的世界性经济平台，来吸引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像新加坡、韩国都是开放的经济体，都是世界级企业的平台，你要给这些企业提供创新所需要的基本要素，这是政府要担起的一个很大的责任。企业是主体，政府必须建好优质平台，来吸引这些资源。佛山今天发展到这个程度，比起1980年代、1990年代，无论是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都有优势。佛山的欧洲企业其实也很多，完全有实力放眼世界，在世界范围内来定位自己。南方财经：佛山这样的城市如何切实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郑永年：我们看现在很多地方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佛山其实具备这个条件。我刚才说到，它主要的强项是制造业，因此佛山发展金融业绝对不是虚拟金融，虚拟金融发展不当的话反而会打击实体经济。佛山一定要清楚，佛山的金融业就是为制造业、实体经济服务的，这一条要继续把握好。现在全国不少地方想搞虚拟金融，虚拟金融也许可以做大企业，但是它会冲击实体经济。佛山的金融至少要保证最低程度上不能对现在的制造业产生任何的负面影响，不仅不能产生负面影响，还要为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原始创新进行服务。南方财经：如何调动各类资本投资佛山先进制造业和原始创新的积极性？郑永年：资本要调动其实很简单，就是有利可图。实际上中国早期包括佛山，西方的技术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发展空间。原创性的东西是关键。佛山的“原创”市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有国际市场。资本要投资佛山的话，短期所获得的利益跟中长期所获得的利益，都要看得到。美国有那么多风投，风投需要考虑到风险。所以如何调动资本投资佛山，取决于金融业结构怎么来设计。这种金融并不是老百姓买股票这样简单，创新都有风险，需要一个能有效服务于这种实体经济创新的金融业结构。政府企业各个方面要合力，合作设计方案，主要是提供好的激励机制，使大家能看得到远景。过去，政府会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土地、扶持补贴等生产要素。如今，政府的服务功能更多应体现在体制构建、创新方面。比如，加大对企业产权的保护，加大对专利技术的保护等；再比如，加大行政审批的规范化、智能化建设，使审批过程更公开、更透明、更便捷，营造公平法治的制度环境，以此提振、坚定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后者非常重要，因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精神的竞争。南方财经：近年来，佛山不断推进广佛全域同城、深化深佛合作，就创新生态合作而言，佛山还有哪些发展的想象空间？郑永年：无论投资、技术创新还是技术应用，空间是无限的。其实佛山的创新，并不需要去看深圳在做什么，或者看东莞在做什么，应该好好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一个定位。中国那么大的市场，不用老盯着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找到自己的国际定位，起点可以高一点，佛山是有条件的，它跟欧洲那么多合作，它的起点不比其他任何地方低，佛山的制造业还是很国际化的。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突出技术升级和创新，技术创新的特点是它可以创造出新的空间来。大家之前对外国的高科技趋之若鹜是因为其比中国的技术高，佛山如果能做到技术升级的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空间是无限的。南方财经：中国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急需重大突破，作为中国制造的缩影，佛山在这方面应该谋求怎样的技术发展路径？郑永年：佛山的产业从一开始就是应用性的，跟民生经济息息相关，我觉得佛山还是要坚持，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佛山可以继续往前走，不是说去搞一些以前没有的，而是与已有的民生经济密切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一些实用性的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实际上佛山现在的这些产品很好，市场也不错，这些产品里面你要看看有百分之多少的技术依赖国际市场，假如说有30%是国际采购被人家“卡脖子”，70%自己可以生产，就会发生危机，那么你就要解决这些地方，第一步就是普查一下有哪些“卡脖子”的问题会制约今天佛山的制造业，解决生存问题。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到下一步，下一步的产品该怎么样规则？技术创新有个路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未来进行引领，要搞清楚技术本身发展的逻辑，佛山的定位可以高一点，像下围棋一样，走到二需要想到三四五，将目光放长远。★本文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凌芯对郑永年教授的专访，刊发于2021年1月15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