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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振宁的争议“盖棺定论”了,事实高于雄辩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怀疑探索者 Author 天罚之剑

来源:怀疑探索者


“怀疑探索者”按:我将以对话问答的形式进行科普。虽然“盖棺定论”一词貌似“不礼貌”,因为杨振宁先生还健在,祝他永远健康。但我想,第一,杨振宁是坦坦荡荡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忌讳这样的词汇,第二,关于杨振宁的争议,确实属于毫无逻辑的思维混乱,有的直接就是诽谤,要驳倒它们并不困难。而且在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在科学界,对杨振宁的爱国热忱、家国情怀、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早就形成了集体共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说这些争议已经早就不存在了,对他所谓争议的结论“盖棺定论”了,其实也完全符合事实。

我声明一下,我对杨振宁的研究资料,绝大多数来源于主流媒体,而非自媒体。


问:你了解杨振宁吗?

答:我非常了解。虽然我没有接触过杨振宁,但是我做了细致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比如,我研究转基因问题,仅网页就收藏了4200多个。对于杨振宁,我收藏了2800多个网页,采访了30多人,阅读了数十本书籍。

问:你研究杨振宁的目的是什么?

答:让更多的人拥有逻辑思考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能逻辑思考,就不会走上弯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多一分保障。过去仅仅是少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所以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非理性的各种狂热运动。仅从近代来说,包括......

问:既然你提到了“国家”,你认为国家和公民是什么关系?

答:国家和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你可以看成是“兄弟”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规定了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履行好这些权利和义务,国家是合格的国家,公民是合格的公民。

国家的权利:对于损害全体公民利益(如违背法律、公序良俗)的公民,予以相应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制裁,有权利动用暴力机关对违法者予以制裁和镇压。

国家的义务:给公民提供保护(人身保护、言论自由保护)和服务,提供实现人生价值和高质量生存的条件。

公民的权利:生存权、言论权、合法移民权。

公民的义务:为国家提供税收、智力资源和兵源。保证不能以公民的身份对国家的主体实施伤害,如分裂国家且侵害其他公民的利益。

国家和公民之间,本就是一种互相合作、互相成就的契约合同关系。

人才通过努力,让国家更加民主、科学,国家受益于民主和科学,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人才留下来为自己服务。这是一种互相激励的方式,国家因此而愈加强大,人民因此而愈加愿意为国家服务,并且享受国家强大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所以,国家从来就无法以“口号”“宣传”留住人才,而是以实际行动留住人才。

问:那么按照你的这种观点,杨振宁为中国做的贡献,是不是仅是一种情分?

答:确实是一种情分。或者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家国情怀”为国家做出贡献,比用利益考量为国家做出贡献,更加让人尊重。因为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契约关系。凡是超越了契约关系的人,都堪称伟大。自己就没有做到超越契约关系的人,没有资格去评述。比如,自己在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上还远远不及杨振宁,就没有资格去对杨振宁评头论足。

问:什么叫做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

答:每一个人能力都高低,贡献有大小。杨振宁是科学界的领袖,所以他对中国的贡献就大一点。但贡献大小不是衡量、评价“程度”高低的唯一标准,而是从自己的精力中拿出多少百分比。比如,一个人有100万存款,他捐献给国家10万,贡献的百分比为10%。一个人仅有存款1万,他捐献给国家9000元,贡献的百分比为90%。我们就说后面的这个人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更大。

九十九周岁的杨振宁博士

我认真研究过杨振宁,杨振宁为国家做贡献的“程度”,至少是90%。比如,他在清华大学执教,二十多年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包括在纽约的一套价值120万美金的大房子也捐献给中国,加起来一共向国家捐献了740万美金。杨振宁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投资,这些钱几乎是他所有的身家。他没有把这些财富留给自己的三个儿女,而是奉献给了祖国。仅凭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就难以做到。

我承认,与邓稼先比,邓稼先更加伟大。邓稼先为国家做贡献的百分比为99%,堪称圣人。但一个国家几千年一共来来去去就几个圣人,我们尊敬圣人,就得贬低伟人?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逻辑思维:权衡利弊。

权衡一下:我们贬低杨振宁,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利益大,还是带来的弊端大?

很显然,是带来的利益小、弊端大。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觉得做不到圣人就是罪过,那这个社会就让所有人厌恶,是一个变态、扭曲的社会。全世界都会因此而认为这是一个“非宜居”的国度,包括几千万华人在内,从杨振宁的遭遇上,从原本的热衷来华搞建设,转而因“好人反而没有好报”,产生疑虑感,进而有厌恶、憎恨的情绪。人都是感情动物,这个国家对华人不友好,华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友好?

我举一个我遇见的真实例子:由于杨振宁等科学家在舆论上遭遇暴力,我的朋友,一位剑桥大学英国的华裔科学家为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对我说:我再也不愿意来中国工作了。他还说,“打算让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芬兰、美国的朋友都了解这里发生的悲剧。”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人不理智的行为,对国家利益、名誉造成损害的现实例子。经过权衡利弊,显然贬低杨振宁的贡献,根本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

问:你提到了邓稼先,有人认为,邓稼先是“雪中送炭”,杨振宁仅是“锦上添花”,你说这种观点对不对?

答:当然是错误的观点。

第一,杨振宁在1971年就归国为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70年代,我们外交内政都极为困难,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以下的数据截图:

截图1

截图2

这是我查阅到的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GDP的数据。数据可能有争议,但可以肯定,杨振宁回国的1970年代是中国经济与美国、苏联差距最大的时期。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杨振宁排除干扰,大毅力的投入为祖国谋利益的工作,这是“锦上添花”吗?

1985~1986年,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普遍还很贫困,而杨振宁为了创建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顶着巨大压力、不顾自身利益在中国停留了一年之久。请问,这是“锦上添花”吗?

第二,纵观古往今来的国家历史,凡是获得成功的超级大国无一不利用全球之才智,单凭一国一隅之智慧远不足以成大业。比如,美利坚就享受了全世界的人才红利。美利坚发财拿到手软,根本“不差钱”,尚且对人才求贤若渴,从来没有什么“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争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科学家愿意去,都是“好酒好肉”的殷勤款待。我们中国是否已经到了远远超越美利坚的程度,可以仅凭“闭门造车”就可以完全复兴大业?

就目前来看,我们尚不具备吸引全球人才的条件,退而求其次,利用海外华人的智慧为我所用是一个优先选择。只有让华人真切感到祖国的气氛是友好、温馨的,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人才”。

第三,如果非要用“锦上添花”这样的言论来贬低科学家,这实际上是将几千万华人在内和十几亿国人一律做道德绑架,让正在为国家做贡献,和准备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感觉扑面而来的一股自私、冷漠、狭隘的寒流,更显得一部分国人思想格局之局促,没有大国风范。需知,有几个人做到“雪中送炭”的?没有“雪中送炭”,就得被指责吗?

我举个例子,一个年纪有200个人,平均分是70分,小邓考试考了99分,小杨考了90分,如果你实事求是且有人情味,就会说“小邓真厉害!真是学神!小杨也不错,继续加油!”而如果你带着主观色彩的心态,就会,硬说小杨考试成绩一塌糊涂,所谓“就算小杨不是0分,但是小邓考了99分,所以小杨太糟糕了!”

这显然是荒诞的逻辑。

夸赞小邓,是为了让全年级的其他198人都以他为榜样,努力把学习成绩再提升一个档次。

夸赞小杨,是鼓励小杨再接再厉,保持住好成绩,并且努力向小邓看齐。

但如果你说比不过小邓就是“糟糕”,那么其他198人就会心生疑惧:我还远远考不到90分呢,就算考到了,也要和小杨那样被批评和诋毁,我还不如就这样呢。

作为有理性的中国人,最恰当的态度是,对任何愿意为中国发展添砖加瓦的朋友,都应该鼓励、加油和赞美,而不是用所谓的“锦上添花无用论”浇灭报效祖国的热忱。

在最恰当、比较恰当、不恰当之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最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最彰显大国风范、最体现人情味的最佳选择呢?

问:可是为什么杨振宁要加入美国籍?这是不能否认的吧?请问,杨振宁是对美国贡献大,还是对中国贡献大?

答:加入美国籍,不代表就不爱国。中国人认为,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要看他是否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看所谓的“国籍”。李小龙就是标准的美国国籍,但基本上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中国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地域概念、血统概念。

杨振宁加入美国籍,并非是奔着所谓“荣华富贵”去的,而是为了方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科学研究是为了造福全人类,我们中国人也因此而受益。这等于是说,我们中国人不花一分钱,让美国佬花大钱,就可以无偿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杨振宁在1971年回到祖国的时候,与邓稼先会晤,邓稼先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进展透露给杨振宁,杨振宁却直接把海外最热门的量子场理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邓稼先。

如何证明杨振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加入美国籍呢?杨振宁最风光的时候是1957年,这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颠覆了物理学界三四十年共识的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入美国籍,他可以说是立即就能达成心愿。但是他一直拖着,直到漫长的7年等待之后,才勉强地加入美国籍。如果是为了个人利益,他为什么不立即加入?这说明杨振宁对祖国非常有感情,是真的恋恋不舍。

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他也从来没有做过对祖国任何不利的事情。恰恰相反,他竭尽所能,做了很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冒着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威胁,一直在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和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而奔走。

至于说“为美国贡献大,还是为中国贡献大?”,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当然是对中国的贡献大。

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一大堆,杨振宁只是其中的一个。中国目前仅有杨振宁一个中国国籍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就以稀缺性而言,杨振宁对中国更加显得意义重大。

我打一个比方,杨振宁是博士生,他的科研成果即可以在清华大学发表,也可以在东南大学发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都可以无偿的使用他的一切科研成果。现在,小杨做了院士,他如果去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院士有好几位。如果他去了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原本没有院士。对于东南大学来说,杨振宁对自己学校就尤为重要,仅凭“院士”这个招牌,就可以让学校的地位跃升一个台阶,也更有名气,在招生上更有吸引力,获得巨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东南大学比清华大学更需要杨振宁的加盟。您说,杨振宁是不是对东南大学的意义和贡献更大?

毛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

假设杨振宁对中国无用,凭什么他被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敬之以“国士”之礼?

问:既然杨振宁有家国情怀,为什么他当初不肯回国呢?据说他父亲劝他回去,他也不去。邓稼先是主动回去的。

答:有具体的情况。邓稼先之所以主动回去,是因为他有共产主义信仰。邓稼先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就被海外的党组织培养,他拥有了自己的坚定信仰。作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回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杨振宁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一个崭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到底会对知识分子怎么样对待,是心里没有底气的。

要知道,杨振宁和邓稼先,原本“成分”就不一样。邓稼先的岳父是许德衍,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妥妥的副国级高官,邓稼先是典型的“根红苗正”。杨振宁的岳父嘛......此外,杨振宁的岳母一家都在台湾做“人质”,这也是让杨振宁有所顾虑的原因。

实事求是,杨振宁还有担心回国后不能继续进行科研工作的因素。这是最大的因素之一。

据上海交通大学黄庆桥研究员的《杨振宁回国记》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国外交风云录》,详细记叙了杨振宁当年没能回国的前因后果。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作为杨振宁的老师,物理学家张文裕被委派到瑞典,向他们转述国家希望他们回国内工作的意愿。杨振宁和李政道听了很感动,爽快的初步表达了愿意回国工作的想法。他们对张文裕说:我们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但很快“反右”运动开始,50多万知识分子和数百万亲属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处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听闻之后,感到忧心忡忡。当1958年张文裕再次向二人提出请求的时候,感觉这场国内的运动给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他回忆说,二人心事重重,一提及国内的情况就“情绪很差,闷闷不乐”,对回国的热情也明显不像去年那样了。回国的事情就此耽误了下来。

到了1960年,杨振宁的父母杨武之夫妇来到了欧洲,就是否回国与杨振宁进行了谈话。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她已经亲历了大陆的一系列运动,所以当着丈夫的面,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据杨武之的回忆,他劝杨振宁回国,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也是希望达成任务的,但是他从内心又害怕如果真的回去了,肯定会影响儿子的科学研究。杨武之说,我的内心是尴尬的、矛盾的。

而罗孟华则丝毫不给杨武之面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对杨武之说:“你不要误导儿子,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说的杨武之沉默不语。

杨武之和杨振宁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一晚上的讨论,杨振宁没有被说服。杨振宁告诉父亲,现在回去的话,什么工作也开展不了,而科学家的黄金时期很短暂。杨武之则说,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杨振宁则指出,他的同学克华在国内遭遇了打击,全家被发配到山区。杨武之听了只能叹息。杨振宁对父亲说,请父亲大人回去讲清楚,即使我留在海外,一样可以为祖国做点事情。

没有完成任务的杨武之回到了中国,后来对杨振宁的弟弟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杨振宁)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他又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

杨振宁的二弟杨振平当时也在场,他回忆这场争论说:“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的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有停滞的现象。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

问:那杨振宁父亲与儿子断绝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当然是虚假新闻。北京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信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追查,这虚假消息来源于台湾网站,由日裔主笔加藤撰写。在他的笔下,虚构了杨振宁父子“断绝关系”的谣言。一些网民很可能受到雇用,因为当时有人忘记了更换马甲,结果被查到很多账号的IP地址是一样的,被抓到了现行。

关于杨振宁与父亲的关系,可以看《杨振宁父子感情深厚,断绝关系纯属谣言》。在所有的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私人书信、亲友见证、旁人记叙中,杨振宁的父亲自始至终对杨振宁的决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怨言,而“父亲没有原谅我”是杨振宁自己的心理活动。

对于谣言,杨振宁的同事,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于2017年9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其中也有过辟谣:

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杨振宁和他父亲一直父子情深,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加入美国籍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以为只有率真、坦诚的人才会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

问:都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既然是这样,美国为什么没有向我们公开原子弹技术机密呢?

答: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科学没有国界”这句话是什么涵义,很多人没有正确的理解。这说的是什么意义呢?那就是,在基础科学领域,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有国界的科学技术包括两种:一种是涉及商业机密或者专利,一种是涉及国防科技,因为它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比如,我们国家在刚刚建设高铁网络的时候,自己当时还不懂怎么搞才对,所以首先耗费巨资从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引进,就是为了获得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专利。当然,他们一直就掖着藏着,给的不爽快。再比如,核武器的制造原理现在是公开的,但是在当年,那就是绝对机密,很多技术参数是保密的。当时前苏联曾经和我们有过蜜月期,派了不少专家协助我们一起建造核反应堆。后来两国发生龌龊,前苏联专家被撤走,中国工程师拿着剩下的图纸照着造,结果遇见了麻烦。后来发现,他们给的一些很关键的数据是错误的。如果不搞清楚正确的数据,东西就造不出来。这个关键数据,就是被保密的东西。

上述的这些,就是“有国界”的。而基础科学成果,是没有国界。这是因为,凡是基础科学的内容,都被要求在国际上的期刊上发布,并不存在什么“绝密版面”,一部分人可以看,另一部分人看不到。这是一项基本要求,因为你既然提出了某种理论,是一定要被全球同行一起来做验证的,否则谁知道你说的是否正确?

基础科学成果,是没有必要封锁和保密,也根本封锁、保密不住的。就比如,牛顿力学定理,你如何封锁它的存在?立一个法,规定你家可以使用牛顿力学定律,他家就不允许使用牛顿力学定律?那全球的航空公司、卫星公司是不是每年要给牛顿的后人支付专利费?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某种理论是不是被公开发表,是不是公布了具体的细节和实验步骤,就知道它们是不是属于基础研究。如果是一切都被公开的,则属于基础科学成果,这就是没有国界的。杨振宁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涉及“规范场理论”、“宇称不守恒理论”、统计力学、高温超导等方面的成就。其中,比较为大众熟悉的有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现代物理学体系的支柱之一。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都与邓稼先的研究不同。邓稼先是国防军事工业的科学家,他的身份首先是中国军人,而且有一定的级别。邓稼先的工作是应用型的,涉及到国防技术的机密。

而杨振宁的所有科研成果,都完全可以在SCI上查询到,没有任何一点被保密的内容。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懂搜索,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杨振宁的研究成果。所以,杨振宁“为人类做贡献”和“为中国做贡献”,其实就是一回事。说起来,我们还占了便宜,因为当初中国人没有给他的研究支持科研经费。

我还要重点的指出:虽然中美之间总有一些龌龊,但应该为此负责的,不应该是广大海外华人,而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的一部分职业军政人员。杨振宁他不是军政人员,他的工作与美国霸权无涉。恰恰相反,他是呼吁和平与合作的。如果仅仅因为对某国反感,就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杨振宁这样的对华友好人士,就是立错了靶子,严重误伤了广大对祖国友好的华人感情。

即使退一万万步讲,即使杨振宁是美国的军工科学家,与其让那些对我们无感情的欧美人去做研究,还不如让杨振宁这样对祖国有家国情怀“血浓于水”的“龙的传人”去做。

问:杨振宁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答:杨振宁对中国有很多的贡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如果全写下来,一篇文章是不够容纳的。如果是问“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是杨振宁在特殊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他为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人“穷”怕了,一个泱泱大国,没有过上好日子,这是谁也无法容忍的。要过好日子怎么办?当然是要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需要怎么样实施?当然是与境外各国搞好关系。谁都无法否认,虽然我们不喜欢美利坚,但确实它和我们是敌对还是合作的这个状态,对我们改革开放能不能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中美两国始终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当时的中国国力虚弱,经济凋敝,根本就没法把改革开放继续下去。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两弹一星”其实就是服务于政治。但服务于政治的,不仅仅是“两弹一星”,还有外交。外交工作做的好,等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付出流血牺牲,也能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取来巨大的利益。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急需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外部环境,搞好与美国的关系,哪怕是暂时的、短期的,也为我们赢得了日后强大的机遇。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抓紧中美“蜜月期”拼命的发展经济,岂不是太傻了。正因为如此,杨振宁对中美关系的外交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不亚于国防上的投入。

我曾经在《驱逐杨振宁?这等于在自废武功!》中有详细地分析:

“我们一度与苏联的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极度危险境地。苏联方面号称要对我国实施核打击,两三百多万全副武装的坦克机动部队横压国境,惨烈大战几乎一触即发。面对危局,我们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把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搬迁了十几万家工厂到崇山峻岭、地势偏僻的山沟里去。为了防止核打击,还挖掘了很多座大山,建立起四通八达、规模宏伟的掩体建筑。而这些巨量资源的付出,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也不能改善民生质量。

当年中国面临巨大外界威胁

何况,当时中国的主要对手,不仅仅是苏联,还有一个美国。

同时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应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不可避免就要不断加大军事上的投入,自然要减少投入到民生上的资源。

要改变这种困境,一味搞军事斗争是不够的,还要搞外交上的破局。于是,与美国缓和对立关系,加强两国合作,就被摆上了日程。

而杨振宁在知道可以去中国之后,立即向美国政府递交了访问中国的申请,最终于1971年出行。作为中美军事对抗后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外交上的破局是至关重要的。杨振宁回国后,也是致力于两国互信互惠,在各地积极的演讲,到处宣传中国的好处。杨振宁还创建了全美华人协会,任第一任会长,领导几百万在美华人全力致力于督促美国政府与中国建交。后来他还自掏腰包,以全美华人协会的名义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公开信,呼吁和敦促卡特总统尽快重视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正是由于包括杨振宁在内的爱国华人的努力,中美建交日程才被推动着一路向前,大大减少了风波。也正是由于与美国关系的缓和,中国才避免了直接与两个超级大国全面对抗,在国际上提升了地位也减轻了风险,在国内也可以节省下大量的军事国防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建设。”

当然,杨振宁并非是唯一为改善中美两国外交关系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但他绝对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杨振宁关于中美建交中的催化作用,曾经参与过建交谈判进程,后来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艾德蒙德·希克斯图·马斯基(Edmund Sixtus Muskie)在1985年出版了一个486页的回忆录,在书中有过描述说:由于杨振宁博士的不懈努力和坚持,美国政府感觉必须在恰当时机有一个公开回应......中美建交的日程被大大的推进了。对于杨振宁在外交上的贡献,曾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培源院士有个一段描述,他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至少在两国所有科学家群体中,杨振宁对我们国家的外交贡献是最大的。

问:我们应该如何爱国?假设赞誉了杨振宁,会不会鼓励留学生不回国?

答:我们的爱国,不能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应该有更理性的眼光。请您记住:

爱国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邓稼先完全无私的爱国行动,是一个最伟大的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唯一标准。事实证明,邓稼先和杨振宁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完全可以是毫不排斥的平行标准。

邓稼先的无私奉献也好,杨振宁的中年归国也好,其实他们都有爱国的实际行动。我们既可以宣传邓稼先的神圣伟大,也尊重杨振宁的倾情奉献,这是没有利害冲突的。宣传了岳飞、霍去病杀敌之多,不代表我们就应该把除去岳飞、霍去病的其他将士恶狠狠的踩在地上。

杨振宁与邓稼先亲如手足

我们宣传邓稼先的神圣伟大,根本目的是为了竖立起一个最崇高的标杆,让榜样的力量激励年轻人为国尽义务。但我们不能采用极端的手段,利用邓稼先的名义,一边宣传要“爱国”,一边又打压其他爱国人士,与其他更多同样为中国做贡献的人群产生冲突,因此而严重干扰、阻碍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其实是对邓稼先的不尊重。对杨振宁的诋毁,实际上造成了人群的分裂,是对中国发展极为不利的。

而且我们也不能仅依靠宣传“无私奉献”来达到目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做到圣人的境界。一方面不给科研工作者提高必要的待遇,让他们的生活比不上“卖茶鸡蛋的”,一方面呼吁科研工作者向圣人学习只有付出、不取分毫,结果会怎么样呢?科研工作者会说:“我当然很尊重这些圣人,但是那些人出了那么大的成果还只拿1000多元钱,我根本学不来。天天宣传无私奉献,我怎么好意思开口提薪?我还是快离开吧!”

至于“赞誉了杨振宁,会不会鼓励留学生不回国”,更是一种不知所云、逻辑混乱的想象力。

曾经有一位铁血网的网民对我说,其实他也知道杨振宁对中国有着极为巨大的贡献,但是他怕宣传了杨振宁,就是肯定了留在国外的研究生,所以“宁愿冤枉一下他”,“就是要通过斥骂,打消出国人的念头”。

我对他说,你的这种想法是没有必要的。“宣传杨振宁”,不等于鼓励人才出国。杨振宁鼓励人才回国,你怎么就看不见呢?杨振宁邀请了几十位海外一流科学家到中国来工作,其中有七人被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的弟子,也有不少留在国内,广东省科协党组书记何真就曾经指出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经常参加国内的学术交流,国内已有不少地方通过杨振宁教授引进了不少‘少壮派’高端人才,这其中包括杨振宁教授的弟子。”他的弟子也有在国外工作的,也在杨振宁的感召下,经常回国举办各种学术进修班,同样在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周总理会见杨振宁博士

而且,如果我们要留住人才,依靠的是什么?

莫非禁止“宣传杨振宁”就可以达到目的?依靠谩骂、斥骂、诽谤,就能恐吓住人们不敢出国吗?

如果是这样,整个社会笼罩在一个戾气沉沉,人们只敢说假话,不敢发布异议的气氛中,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加速逃离。

我们只有让一个社会变得有人情味儿,科研工作者感觉被真正的尊重,有自由表达言论、自由离开和回来的宽松环境,被健全的法规保护,学术不端行为能被及时、严厉的处罚,学者们的辛劳心血不被剽窃行为辜负,不被学校领导逼着赶论文、申请各种自然科学基金,不用参加各种不知所云的务虚会议,可以自由的选择课题方向研究学术,生活待遇上每年都有进步的盼头......人才们自然就会留下来了。甚至根本用不着你去做什么宣传。

想想颜宁女士,为什么她会离开工作了很多年的清华大学?是为了收入待遇吗?当然不是。到了他们这个层次,早就不在乎了。我有一位任职中科院神经科学所的朋友说,颜宁之所以远走他乡,可能是因为亲眼目睹很多涉嫌学术造假的学者屡屡获得提拔,他们即使遭到举报,也往往可以逃避处罚,因为某些单位似乎存在包庇和纵容。她因痛恨身边科研环境种种不洁之怪状,所以选择前往普林斯顿大学。

只有让科研环境更好,才会对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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