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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霍俊明《自媒体时代：写诗的人与诗人》（连载1） （总436期）
名家论坛
自媒体时代：写诗的人与诗人
(作者：霍俊明)
而回到当下的诗歌现场，这似乎是一个热闹无比的时代，尤其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诗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恋癖空前爆棚。面对着难以计数的诗歌生产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诗歌“跨界”传播，诗歌似乎又重新“火”起来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众”身边。但是凭我的观感，在看似回暖的诗歌情势下我们必须对当下的诗歌现象予以适时的反思甚至批评。因为在我看来，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认的“诗人”也是缺乏应有的“文格”与“人格”的。正因如此，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但是，这是一个被刻意缩小闪电的时刻。
确实，自媒体时代的诗歌不是一般的热闹，就如高速路上不分昼夜的轰鸣。几乎是一夜之间，各种私人微信、大大小小的微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都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催生了大量的分行写作者——注意我没有使用“诗人”一词，而且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每天都在刷新中——据统计在一千万左右，光是一线劳作的工人诗人就有几十万重之多。这其中不乏优秀的诗人，不乏与命运直接相关的真实之作和优秀文本，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能忽视的景观——众多诗人在各种热闹的场合狂欢，集体性地患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热病”。甚至诗歌界的闹剧时时上演。有时候已经不再是咿咿呀呀的粉墨登场，而是赤裸裸的叫嚣和示丑。
微信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热闹”“繁荣”，还有没有我们不敢正视的缺陷、问题甚至灾难？
微信带来了诗人的狂热、内心膨胀和空前自恋，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微信平台的积极意义。平台可以提供民主和自由，也可以制造独断论、霸权癖和自大狂。微信作为近乎突然降临的自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更新了当下诗歌的生态——无论是写作、发表、阅读还是评价、转载、传播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于任何人而言多可以发表自己的诗，评价别人的诗，可以利用微信平台提供的前所未有的交互法则讨论诗歌，这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写作和传播的民主形态。对于长时期遭受媒体禁闭的中国诗人而言我们不能不感谢微信带来的便利。但是，平台、媒介只是个客观中介物而并不代表了“政治正确”“价值判断”，也不代表了此语境下的诗歌就在发表、传播和评价过程中代表了文学的“进化论”，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空间产生的诗就比以前的诗更好、更重要、更伟大。甚至在以“个人终端”为圭臬的个体主动权的刺激下激发出了“诗歌民主”的话题和种种想象。尽管这一看似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诗歌民主”仍然只是一个幻觉罢了。几乎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正在不分昼夜地讨论、热议、评骘，甚至有全职型的“选手”不遗余力乐此不疲地对诗歌进行点赞、转发并且还组织起微信平台的“读诗会”“评诗会”“品评会”。时不时还发起红包打赏。这是新一轮的不折不扣的诗歌运动——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圈地、占山为王，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发起者、创办人甚至自封的领袖。这让我们想到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那时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大小小的流派、宣言和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下的诗人扛着五颜六色的旗帜跑步叫嚣着进入中国诗歌的运动场。那是何等热闹？何等喧嚣？但是也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些运动法则驱动下的流派、团体、群体、宣言和主义瞬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最终大火熊熊之后留下的灰烬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流派和诗人存活了下来。
诗人数量和诗歌产量都是世界第一无疑了。怪不得很多读者、旁观者以及诗人和评论家都惊呼——中国居然有这么多的诗人！写诗的人多了也不是坏事。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写诗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诗人”这一道理。在一次大型的诗歌节上我当着国内很多“大腕诗人”的面说过这样一句话——“诗人”与“写诗的人”并不是可以简单划等号的。在我看来，“诗人”是在技艺、语言、思想甚至行动和品行上都是完整且出色的人。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写了一两首分行的文字后就大言不惭声称自己是“诗人”“优秀诗人”“著名诗人”——这不是扯淡吗？甚至诗歌界不乏很多“不端”之人。由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资本的诗歌奖——甚至自己给自己颁奖也已经不再新鲜，且这些奖的名头越来越吓人——动不动就是“国际诗歌节”“国际诗歌奖”“终身成就奖”“杰出诗人奖”。这背后的标准和评价底线是什么？而围绕在这些活动和奖项周边的诗人和所谓的评论家你们问心有愧吗？
我觉得时下诗人的写作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变。诗人不再是广场上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英雄和精英，不再是民族和人类的代言人，不再是引领一个时代文化风向标的先锋和创造者，而成了文字中的自恋癖、自大狂、市侩和文化投机者。君不见当下的诗人更多是为评奖写作、为基金写作、为政府和文化单位的奖励写作、为征文写作、为采风写作、为红包写作。独独缺少的是为良心写作、为汉语写作、为本土经验写作，更谈不上当年布罗茨基所的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了。谈到诗歌的“口味”更是让人瞠目——诗歌的标准以及判断的差异性总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如果你喜欢用口语大白话，人们会说你的诗过于粗鄙直接；如果你的诗讲究修辞策略喜欢暗示、象征和隐喻，人们就说你的诗云里雾里像小女人一样绕来绕去磨磨唧唧；你写亲吻写身体写做爱，就有人义正言骂你是下半身臭流氓大坏蛋；你写宗教写高蹈，就有人说你不接地气有精神病；如果你写宏大题材和主旋律，立刻就有人过来说你是假大空；如果你专注于个人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又会有人指责你不关心现实远离了时代。如此种种诘难就像运动场上，你作为跳高运动员裁判却说你跳得不够远，面对马拉松运动员裁判却说你没有爆发力。总之，诗歌的“原罪”已经横亘在每个写作者和阅读者面前。你难以逾越，必须去面对。甚至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被修改。
现在诗人的脾气是越来越大——诗歌水准却愈益低下，只爱听吹捧和抚慰之语—— 一些所谓的诗歌批评者正充当了这一角色。诗人的脾气一方面来自于这一特殊写作者的精神症候，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自媒体平台下各种圈子和小团体的固步自封的利益和写作虚荣心的驱使。
当下的诗歌“热病”还体现为一部分诗人的阴鸷之气和冷硬的批判面孔。我在更多的年轻写作者那里看到了他们集体地带有阴鸷面影地说“不”。似乎否定、批判甚或偏激有时候会天然地与青年联系在一起，但是也必须强调的是诗人不能滥用了“否定”的权利，甚至更不能偏狭地将其生成为雅罗米尔式的极端气味。实际上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现实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这让我想到的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从“否定型”的诗人面目出发我想说的是当下诗歌独立精神的缺失，而更多的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和私人日常情感的无底线泛滥，还有就是浮泛的社会题材写作。“地下”显然是这个时代已经久违的词。或者说“地下”“先锋”“民间”“独立”在这个时代仍然还被稀稀落落地提及，但是已经物是人非、面目全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以及诗歌中那些面目模糊的“地下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或道具。试图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自身革命的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前朝旧事和痴人说梦。
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面对自媒体阅读语境下诗歌的“原罪”、诗人身份以及涉及到现实场域的“见证诗学”，面对着缺乏共识可言的激辩，面对着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现代汉语诗歌，亟需建立诗歌和诗人的尊严。这既是美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问题。来路正长！。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诗人应该对谁负责？
“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
而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关注本文自身，而恰恰是文本之外的身份、阶层、现实经验和大众的阅读驱动机制以及消费驱动、鼠标伦理、眼睛经济、粉丝崇拜、搜奇猎怪、新闻效应、舆论法则、处世哲学、伦理道德、“发表政治”等在时时发挥效力。我想到诗人北岛据此的一段话，“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尽管北岛对粉丝文化的观感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肯定是击中了一部分要害所在。可是，面对着娱乐和消费法则，我们每个人都似乎身处其中而难以自拔。
在北京，我偶尔会想起乡下院子里父亲和三舅亲手打造的那架松木梯子——粗糙、结实、沉重。它如今更多的时候是被闲置在院子里一个角落，只有偶尔修房补墙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显然这架有着淡淡松木香味的梯子成了我的精神象征。在一个精神能见度降低的钢铁水泥城市空间，我需要它把我抬高到一个位置——看清自己的处境，也顺便望一望落日，看一看暮色中并不清楚的远方。我想这把梯子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更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诗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滞麻木的生活需要偶尔抬高一下的精神景观，哪怕诗意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正如备受争议的余秀华说的“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摇摇晃晃的人间》）。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梯子为何物。而对于诗歌而言，这一架梯子显然代表了写作的难度和精神方向性。当年的很多先锋诗人尽管目前仍然勉为其难的坚持写作（很多早已经偃旗息鼓），尽管他们也仍扛着或提着一个想象性的梯子，但是这个梯子更多的时候是无效的。因为在一些人那里，这个梯子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是来自于西方的材料。到了文学如此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个单纯由西方材料制造的梯子已经承受不起人们踩登上去的重量。而更多的时候这一诗歌的梯子也只是被提在手里，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横放在门口或某个角落——不仅不能发挥高度和长度的效用，而且成了庞大的累赘和摆设。
2014年的十月中旬，秋风渐起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站在温州的江心屿和楠溪江，看着不息的江流我竟然在一瞬间不知今夕何夕。千年的江水和崭新的大楼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生活。在那些迅速转换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中诗人应该时时提醒自己和当代人牢记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着的这片土地，不呼吸当下有些雾霾的空气，不说当下体味最深的话，你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去凭空抒写历史，以何感兴又何以游目骋怀、思接千载、发思古之幽情？
诗人，还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怀里，继续说“人话”为好。再一次强调的仍然是那句话——你必须站在生活的面前！
在历史的法则面前，时下的诗歌“热病”只是暂时的，因为历史不会收割一切。稗草永远是稗草，灰烬就是灰烬。诗歌史只是由真正的诗人来完成的。也许，这就是诗歌的真理。
当诗歌批评丧失公信力
——全媒时代的诗歌批评及其问题
霍俊明
我们也许不必发出哀叹，哀叹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和全媒共谋的时代渊薮中，诗歌批评的黑色末日已经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降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乌托邦的幻觉、全媒时代带来的诗歌集体狂欢，和诗人的极度自我迷恋中，诗歌批评在失重中再次踩空了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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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力量的崛起以及全媒时代的到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和批评生态的开放性、繁复性、娱乐性和无序性似乎已经达到了空前阶段。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评价，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进入了全民写作的“跃进”时代、无序时代和传统诗歌批评话语的“失范”年代。任何个体都可以借助网络等新媒体进行“写作”和“批评”，阅读和写作群体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进行审美的日常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是这种媒介批评的话语方式显然同样问题重重。
全媒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歌话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批评话语。与网络和链接、点击尤其是与快速功利性的阅读和消费心理紧密联系甚至胶着在一起的诗歌成了全媒时代取悦受众的“读图”、“读屏”法则的参与者，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共谋者”。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隐性”的文学政治。电子阅读成了文学时尚，这是全媒时代的消费法则、娱乐精神和市场文化的必然趋向。我们也许不必发出哀叹，哀叹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和全媒共谋的时代渊薮中，诗歌批评的黑色末日已经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降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乌托邦的幻觉、全媒时代带来的诗歌集体狂欢，和诗人的极度自我迷恋中，诗歌批评在失重中再次踩空了踏板。
失范的“黑匣子”已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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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网络初期为数不少的诗歌论坛多少能够让批评家们在迅捷的电子媒介链接法则和共享原则中了解诗坛的现状、走向和某些变化，还能够通过回帖和邮件的方式，及时接受到来自各种诗坛的最新信息，那么，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博客诗歌写作似乎已经改变了这种现状。面对着各种铺天盖地并且每天都在成倍增长的博客群体，批评家们真正失语了。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已经无力对这些博客诗人和博客文本进行全面的甄别、臧否和分析，这使得诗歌批评不得不远离了诗歌现场，也使得传统诗歌批评话语方式的式微。这不能不是全媒时代的一种诗学的悖论。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更为及时地回到或追近到诗歌现场，但是当新媒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和阶段(比如当下的博客、微博)却反而使得我们远离了现场。然而，更为值得关注与反思的，还在于在不断的恶性循环而又自我迷恋的境遇下，诗坛制造了大量的面对诗坛和诗歌现状的无力的失语者，诗歌批评已经进入了一个妄谈诗歌美学的暧昧而“自由”的时代。换言之，当下更多的诗歌批评者所扮演的角色，是从各种名目纷繁的诗学概念出发圈定自己的领地，再加之沿袭已久的中国诗坛的圈子和山头的江湖气的排队占座的习气，诗歌批评在更多的时候成了某种利益的美学借口。面对着同样的一个诗人和一首诗作，不同的批评者却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阅读和阐释，而这背后的黑暗法则显然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反省。
正是这种妄谈诗歌美学的集体症状，使得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在传统的纸媒时代，或者说在2000年以前，诗歌批评者们有不言自明的“权力”和“威信”，成了给一个个诗人和诗歌产品加盖检验证明的公信机关。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博客似乎为“个人”的自由尤其是写作的“个体主体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博客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尤其是省略了以前纸质传媒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投稿、发表、编辑、修改、审查和批判的繁冗环节和周期，更使得诗歌写作、传播和阅读、接受都显得过于“容易”和“自由”。此时，网络和博客的话语场域无形中起到了祛除诗歌和诗歌批评的精英化和知识分子化的作用。庞大的数字化、类型化、复制化、快捷化、消费化的“便当”式诗歌文本在给阅读和批评制造了眩晕和障碍的同时，也对诗歌批评家的认识、话语方式、美学趣味以及评骘尺度和批评范式提出了不无严峻的挑战。全媒时代的任何阅读者都能够对任何一首诗歌和诗人发表自己的看法，任何一个阅读者都能够利用屏幕和鼠标，在最大限度上行使自己对诗歌的发言权和评判权，那么，那些曾长期获得了诗人们赠与的“权力”甚至“权威”的批评者们，比那些并不“专业”和“学院”的诗歌阅读和批评者们多什么优势呢？
显然，更多的寄居于网络、博客的诗歌写作者们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积聚自己的诗歌圈子和利益伙伴，他们的任何诗歌观念、诗歌活动和想法都能够在新媒体力量的帮助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任何诗人都能够在论坛和博客上发表关于编选某某年度诗选、某某诗歌大展和某某国际诗歌奖的通知；任何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对任何一个诗人和诗歌的言论；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在网络上发布他所撰写的任何文章，甚至不乏“来路不明”者所写的诗歌史。那么传统意义上批评者们扪心自问，全媒时代还需要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批评吗？或者说批评者的身份、位置和作用以及“公信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继续维持曾经的诗歌批评家们的“荣光”和“权威”，我们该如何做？有没有出路？这显然是当下的诗歌批评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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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诗歌批评者们“与时俱进”地加入到全媒时代的集体狂欢和个体膨胀之中。全媒时代的诗歌批评，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包裹于看似极大的提供了写作自由和开放的广阔空间的天鹅绒式的监狱之中。面对着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限囿，当政治乌托邦解体，个人乌托邦的想象、冲动和话语方式似乎找到了最为恰切的土壤，诗歌批评的生态也随之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危机。而我们该何去何从？
霍俊明：不只是远方，还有诗
霍俊明
当一个冬天，从未谋面的彭明榜来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楚我们是如何相识的了。在路边的酒馆那个中午被诗歌一再地搁置，我们谈到了各自的过去。他来自贵州，我来自唐山，有着相近的乡下经历和求学生活。那天最重要的是一个诗歌决定的诞生— 寻找最优秀的诗人，为他们出版最高品质的诗集。
走到北京的大街上，雪还未散尽，而一场诗歌的火焰将要点燃。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煽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感情的冲涌。这实际上正是为了重新找回诗人和诗歌的尊严。走在回家的路上，二环边的河水已经封冻，然而面对那厚厚的冰层却没有人敢于从上面走到对岸去。我好久没有经受这种冷彻和冒险的刺激了，那个黄昏我的双脚终于踩到了厚厚的冰面上，几分钟我就到了对岸。是的，诗人和诗歌都需要“摆渡者”。身边是响彻的车流和人声，而这个时候我们还必须与久违的诗歌事业相遇。是的，我所说的正是“诗歌的事业”。—“傻子”！此刻，我听到了那个长久以来不屑的回声和不满的鼻息。
在这个匆促的物欲和电子化的碎片阅读时代，还有“诗歌事业”可言吗？而从出版和传播而言，除了那些已经累积了赫赫名声甚至业已被经典化、大众化的极少数诗人获得了荣光、利益和花冠之外，更多的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未名诗人、草根诗人却长久地踩着荆棘。手抄本，油印本，自费出版，民间印制成为诗人的普遍命运。在一个从未有过的诗歌出版数量如此庞大的今天，有多少本是出版社免费出的呢？这个答案是令人心痛的。这再次回到了诗歌的精英化、小众化、圈子化的老问题上了—多年来诗歌不仅被指认为没有“读者”，而且诗歌自身的生态也在日益恶化。无论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和事实，而这次，诗人却重新找回了写作的尊严，也必将最终赢得那些伟大的读者。此次“中国好诗·第一季”推出的十位诗人，陈超老师已在另一个世界，其他的九位诗人则贯穿了四个代际，其中的70后、80后诗人如江非、宇向、刘年、杜绿绿、王单单都是目前诗坛最具写作前景的代表，而王单单则是第一次出版诗集。出版社如此力度推出这十个诗人，说实在话让我有些惶恐，因为诗歌与市场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 只有那些被传奇化、市井化、庸俗化、猎奇化并且更多是已经死去的诗人(尤其是非正常死亡的诗人)不在此列。此次出版也没有采取已经渐渐流行起来的众筹方式，因为各种文化资本以及经济力量的介入都必然会显得不够纯粹— 当然对于出版、传播和接受而言基本上很难做到完全的“纯粹”。而这一次纯粹得近乎“烈士”一样的出版行动如今还只是极小概率事件，诗人要想赢回这种尊严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必须写出“好诗”。而这一“好诗”的标准就是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和美学的发现性以及对自我精神癖性的效忠。当然，同时做到这三点简直是太难了。在我看来这种“好诗”具有不可消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尽管在美学上可能是残缺的。陈超、汤养宗、臧棣、雷平阳、江非、刘年、王单单以及路也、宇向和杜绿绿，他们分别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之上。尽管写作经历和时间长短不同，但是这些诗人所呈现的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十个侧面，每一个侧面都难以被其他方向的力量所抹平。我想到的是那句有点老掉牙的话—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实际上是一条路。在这个漶散莫名的时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这样的好诗既是高蹈的又是及物的，既是面向整体的时代精神大势又是垂心自我渊薮的浩叹。我看到诗人一次次走在时代转折点的“断裂”地带—那里是凛凛的风雪与陡立的绝壁。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作为一种老旧的空间和秩序正在可怕地消失。强硬的带有“时代合法性”的铁臂正在取代一切曾有的秩序—尤其是精神秩序。破败的时代碎片却无处不在。而“贴身肉搏”的结果却是“失魂落魄”。这些诗人个性以及诗歌趣味的差别也很大，但是他们没有因此而凌空蹈虚或自我沉溺，而是不断修筑着属于自己的精神谱系，同时将双脚紧紧地扣在那个接通此岸和彼岸、历史与现实、精神与生活的“桥梁”。作为诗人和一个“日常的现实的人”该如何面对诗歌的世界、精神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如何撇开自恋的“不及物”写作而更为有效地楔入时代的核心或噬心的时代主题？诗歌只与诗人的良知、词语的发现、存在的真实、内心的挖掘有关。这就是这十位诗人所要回答的。
说到诗人的尊严我必须谈论我的老师陈超。太行山麓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是一个诗人青铜雕像的侧影。一个诗人终于在此安眠。这是一个痛彻的歌者，宿命性地用诗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在很大程度上诗歌界普遍关注和倚重陈超作为杰出诗论家的一面，而这种“高拔”也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长期的遮蔽与忽视。批评家身份甚至对他的诗人形象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和消磁器。而陈超生前却将“诗人”排在了第一位，而他的诗在生前只是在极其有效的范围内被认可，他是如此的寂寞。我想这不仅在于诗歌的生态问题，还在于出版自身的痼疾。将这种“诗人命运”进一步拓宽，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诗人从来都不乏见，只是缺少那些发现之心和友善的眼睛。
如果诗人必将向“远方”行进，如果好的诗人就在隐匿的黑夜之中，那么，该有一盏灯和熠熠的眼睛最终出现。这样诗人的命运才具有了亮度。这十位诗人已经封好了诗歌的漂流瓶。如今在时间的大海上，我们等待着它重新被打开的那一刻！
是的，不只是远方，还有诗。那是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空有巨树两棵。阳光抖落在城市的院子里，我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新一轮“好诗”和“好诗人”的准备！那个背着诗歌行囊气喘吁吁满身热气迎面走过来的是你吗？
诗人、评论家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秀威）《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台湾花木兰文化）《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中国言实出版社）《"70后"批评家文丛霍俊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悬崖》（四川文艺出版社），诗集《怀雪》《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主编《中国好诗》（第一季、第二季），编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天天诗历》《年度中国诗歌精选》。曾获《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文化杰出诗歌批评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诗学双年奖、2016"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后天》双年奖评论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建安诗歌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等。
编者按:
好的理论也是诗的眼睛，它能提升我们写诗和欣赏的高度。今天在《诗眼睛》平台的《理论园地》之名家论坛，刊出霍俊明的诗论，欢迎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