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后诗人、批评家霍俊明：诗歌有自己的命运
(主持：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霍俊明，70后诗人、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曾获《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首届海子青年诗歌奖等。他的诗歌批评尤为出色，文字准确、敏锐而具有生命的激情。在他身上，不乏学院系统训练的研究能力，但同样不乏自由先锋批评家的活力、命名能力和个性话语。
作为诗歌批评家，霍俊明是国内较早全面而系统关注70后诗人的新锐批评家，为70后、80后的诗歌写作进行大量深入的评述。对庞杂的70后诗歌创作群体，他曾进行艰苦细致的野外考察工作。
在他历时3年完成的诗歌批评代表作《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中，全面地对70后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创作道路、诗学追求进行了细致地阐释，呈现了与70后一代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史、思想史、灵魂史和诗歌发展史。
霍俊明用敏感而锐利的眼光和强大的学识功底，富有发现性地深入挖掘了一代人的诗歌江湖，一代人的精神档案。《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公开出版后，受到诗歌圈同行的空前关注。近日，霍俊明受邀担任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评委。趁此机会，我们也请他围绕文学奖，畅谈诗歌，青春，以及故乡。
A
文学奖要包容先锋性、异质性和独立性的实验文本
《当代书评》：看了“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参评的作品，您整体感受如何？
霍俊明：参评作品和入围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青年写作的水平。尤其是青年诗歌，无论在多元化的精神向度上，还是在写作技艺和语言难度上，都有所提升。小说和非虚构也都做到了围绕着现实写作。实际上，这一类的写作是非常难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新闻的仿写。
《当代书评》：这个奖将授奖目标范围作了年龄限制：锁定40岁以下的青年写作者，明确表明要专门为年轻作者提供平台。作为一名诗人和诗歌批评家，您对当下很多年轻写作者的动态，有很多关注。在您看来，一个文学奖设立，专门针对年轻人。意义在哪里？
霍俊明：给一个奖设立特定的范围是必要的，这比那些泛泛的一锅粥大杂烩式的评选要具体得多。这样不仅可以及时总结青年写作的现象与问题，而且对青年写作群体具有某种提升性的效果。
希望这个文学奖能够包容那些更具有先锋性、异质性和独立性的实验文本。青年人没有创造，没有发现，没有实验，是可怕的。
B
诗人必须慢下来还要成为美学担当
《当代书评》：在您担任诗歌刊物的编辑工作中，肯定接触到当下最新鲜、最及时的写作。从全国范围来说，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新人，您有怎样的总体观察和印象？
霍俊明：青年诗人的阅读、写作和传播平台，显然具有快捷性，他们的语言和修辞能力也提高了。由青年诗歌，我想到的是一句诗——“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
青春的诗歌，就像是春天植物咝咝燃烧的导火索，迅速、热力、爆发、奔图、不可阻遏。但是这还不够，迅速燃烧的过程也是迅速成长的过程，这并不该意味着短暂和迅捷消逝，而应该是青草一样一年一度的生长，每年长出来的又有所不同。
《当代书评》：在您看来，年轻诗人在诗作上，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缺点有哪些？
霍俊明：他们的写作还处于成长期和不定型期，他们的诗歌个性和特异性还处于萌发阶段。从精神上而言，提供给我们的“星光”太少了。有些人过早地老化和早衰，“特立独行”正被平庸所取代。在俗世的快速生活中，很多所谓青春的诗，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表皮的疼痛和即时性的日记景观，而非灵魂的激荡。
尽管我说出了对一些青年诗人的不满，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当下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的时代，也不是乏见优秀青年诗人的时代。缺乏的是，具有重要性的诗人。
《当代书评》：如果让您提一些建议给年轻的诗人，您会说什么？
霍俊明：诗人必须有担当，这种担当在诗歌的层面而言，首先是美学上的担当与语言创造性。不少人的写作速度太快了，发表得太多了，一定要将写作慢下来，多尝试各种体式的诗歌写作。
《当代书评》：将诗人按照出生的代际划分，您觉得有意义吗？比起70后，对当下受关注较多的90后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思想、精神、美学方面有何区别？在您看来，90后诗人是否在短时间内有崛起之势？
霍俊明：代际划分是有其特殊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文学史上的经典例子并不少。但是，一旦谈论代际各自的特点，很容易招致同时代人的非议，尤其对于诗人而言更是如此。
我看惯了诗人的自大和相互攻讦，每个人都自以为是。那么将此放大，你在谈论一代人写作的时候，就会导致另一代人不满意，甚至还会招致一代人内部的不满。目前来看，90后的写作环境，比如动漫、网络、自媒体、流行文学、疯狂的粉丝文化，对他们的诗歌写作都有一定影响。
C
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 微暗的亮光一闪而逝
《当代书评》：在您看来，怎么判别一首优秀的诗与平庸的诗？
霍俊明：什么是好的诗歌，标准有很多。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好诗，都应该在表现自我意识的同时，还要深入当代。深入当代，也就是深入自我，深入历史，深入时间。因为当代与历史、自我、生存，都是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这就意味着，诗人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绝非沉溺于当下流行的题材圭臬和被主流诗学的“招安”。平庸的诗是心灵鸡汤的替代品，是段子式的市井调笑，是流行音乐的附属品，是新闻广告的衍生物，是虚假肤浅现实的仿写者，是假大空的高歌和道德正确，是自言自语又自以为是的自大狂。
《当代书评》：如何评价当下国内诗坛的整体状况？
霍俊明：当下是有诗歌而缺乏好诗的时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写作者而缺乏诗人的时代，是有热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的时代。这是一个“萤火”的诗歌时代，这些微暗的一闪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诗歌闪电，才足以照彻黑夜。
《当代书评》：当代诗人容易陷入的误区具体有哪些？
霍俊明：无比阔大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但是，很多诗人在现实与诗歌之间，缺乏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
诗歌容易缺乏个性，每个人和每个文本都太相似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之间相互抵消。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正在空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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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诗歌”概念不成立 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当代书评》：现在微信及朋友圈适合诗歌传播，因此也诞生一个新概念“微信诗歌”。你觉得这个概念成立吗？我们应该如果理解网络和诗歌之间的关系？
霍俊明：“微信诗歌”这个概念并不成立。这只是在特定媒体形态下诗歌出现的一些新的表象和现象而已，我们能说“墙头诗歌”“报纸诗歌”吗？
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即时、交互性的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即时性、日常化和大众化。但同时也使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随之也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当然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
《当代书评》：在您看来，一个成熟的优秀的诗人，应该如果处理好热闹与安静的关系？
霍俊明：诗歌的存活，不是取决于诗人的火热程度和社会关注度，只有诗歌自身在说话。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可能有很多重要的诗人和作品，是被喧嚣的表象给掩埋掉的。它们的意义，可能不在现在而是在将来。
诗歌并不是耍猴的热闹营生与围观游戏，一个诗人没有安静甚至痛苦的灵魂，何以写作？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转折点上，诗人在写作和生存中，都会付出超出常人的代价。
E
批评家应不逊色诗人 倡导“纯棉写作”
《当代书评》：您虽然来自学院派，但您对来自民间的草根诗人投入了大量的关注经历和热情。
霍俊明：我反感当下中国高校的科研体制和评价体系。至于那些所谓的各种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着实不敢恭维。
我本身就处于底层、草根和民间。我对那些能够在诗歌中体现生命意识的诗人，心存同感。我原来的单位曾经有一个蒸馒头的师傅，他找到我说，他在写诗。我对这样的人心存敬畏，当然诗歌写到了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
《当代书评》：您一般是如何发现那些隐藏在民间的诗人的？
霍俊明：我尽量在网络平台和诗歌刊物上，多留意那些无名和大家并不关注的诗人。这也是我几年来在年度诗选中不断推出新人的一个动力。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对于那些自诩为民间诗人，作为道德优势的我抱以足够的警惕，实际上的“民间”，也可以被一些人利用而成为藏污纳垢之所。真正的诗人，只与写作自身相关。
《当代书评》：在谈到诗歌批评时，您曾经提到一个概念“纯棉写作”。怎么会想到这个概念？
霍俊明：“纯棉写作”是2009年我在《南方文坛》上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具有明显针对性的写作命名，针对的是工业时代和后社会主义时代生锈的、虚假的、重新“体制化”和被“征用”的诗歌写作现象而言的。
“朦胧诗”这个命名出现30年后，中国很多所谓的诗歌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准确有效的命名能力。我认为，一个诗歌批评家所需要的能力，与一般意义上的评论家有所不同，他对语言和世界的敏感和理解程度，应该不逊色于任何一个诗人。诗歌批评文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自身就应该具有创造性和可读性。诗歌批评家，本身就是一个写作者。
F
关于诗歌与故乡希望具有重新的发现性
《当代书评》：这几年，每年春节，农村的变化和现状，都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故乡是诗歌一个永恒的主题。诗人更是敏感地捕捉到这一点。您期待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有怎样的作为？
霍俊明：我希望处理乡土经验的诗歌具有重新的发现性，而不是满脸泪水的老调重弹或者虚假的所谓正能量歌颂。
这需要一种诗人重新发现的能力，再写作什么劳作、母亲、伟大、眼泪、炊烟就显得有些滑稽，说得再严重些，就是诗歌写作的无效性。
当然，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比如城市化进程、生态危机、乡村问题），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在媒体营销式话语充斥每一个人生活空间的时代，找到一首整体性的、言之凿凿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难度是巨大的。
《当代书评》：作为农家出身的写作者，您对您的家乡的变化是怎样的感受？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与故乡的关系？
霍俊明：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983年前后，我所在的冀东平原上就开始大量出现了水泥厂、钢铁厂、矿厂、砖窑厂。对那些整日里大汗淋漓挖土方、拉车运土、滑架、烧砖的外乡工人（大多来自张家口坝上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广西柳州等地）以及本土工人，我的内心时常被震动。
当我几次站在并不高大的、没有任何植物的、裸露的燕山山脉的一个无名山顶，那林立的砖厂的巨大烟囱和长年不熄的炉火、浓烟，以及其间蚂蚁般劳累的生命，我感到的只能是茫然和沉重。
尽管我没有像这些农民工一样承受过多的艰辛，但我多年的乡村生活同样是沉重、悲苦的。对于故乡，除了热爱，还应该有反思和检视。故乡，已经成了虚化的空间，可以容纳精神世界。而现实中的故乡则是喜忧参半，或者不好不坏。对于故乡的写作，就我而言，是一种本能。
《当代书评》：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当下最热闹的是小说，但成就最大的还是诗歌。引爆人们眼球，饱受各种争议，不断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恰恰也是诗歌和诗人。也就是说，诗歌遭受了不公正的处境。您是如何看待，在当下中国文坛中，诗歌在各个文体中的处境和位置？
霍俊明：有顺兄说得很好！诗歌和诗人自有其特殊的命运和位置。
我想说的是，诗歌何曾成为中心过？即使是盛唐诗歌，诗歌也是功名立身的一个工具。没有科举功名，没有政治失意的流放与自我放逐，好的诗歌会削减一大半。新诗的自身传统，正处于形成和发展期，被批评也是正常的。
再过多少年，很多问题人们不会再谈论了。诗歌回到所谓的社会和公众中心并不算一件好事，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我们不能把一头大象拉到我们的饭桌上，它有自身的位置和命运。
《当代书评》：一个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会稍微与其他人不同？
霍俊明：有些诗人将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一体化，从而有的成了诗歌烈士和精神圣徒。但在我看来，诗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人并不矛盾，难道诗人在日常生活外吗？
对我而言，我会在下班途中去菜市场买菜，也会在夜晚的书桌上进入另一个精神空间，二者实际上是相互打开、彼此呼应的。我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特立独行的诗人并不以为然，他们的特立独行应该是在文本和写作中。华西都市报记者张杰
霍俊明：经验贫乏时代诗人的“自救”
——胡弦诗集《空楼梯》序
作者：霍俊明
胡弦的诗歌话语方式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具有某种启示性。诗人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发现与认知（来路），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场所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去处）。这一来一往两个方面恰好形成了光影声色的繁复交响或者变形的镜像，也让我们想到一个诗人的感叹“世事沧桑话鸟鸣”。各种来路的声色显示了世界如此的不同以及个体体验的差异性。但是，问题恰恰是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日常经验以及写作经验在当下时代已经变得空前贫乏。是的，这是一个经验贫乏的时代，而胡弦的启示性正与此有关。
经验问题最终必然落实为语言
经验贫乏不仅指向个体的日常经验，而且指涉写作的历史累积成的“修辞经验”。技术、资本、速度、城市以及媒介所形成的权势经验对日常经验、写作经验构成了双重遮蔽，甚至遮蔽程度是空前的。那么写作者所面对的显豁的境遇就是如何在经验贫乏的时代完成“自救”。
而这一时代的诗人更愿意充当一个观光客，充当闹哄哄的采风团的一员，欣欣然地参观各种旅游景点，而稍微以为有点文化的则迈进了寺院和博物馆。但他们并不是用笔记录，而是更乐于让手机和相机来完成这一工作。而于此境遇下还能安心写诗且有所得有所为者，则必须是具备了特殊视力和听觉的人。快速交通时代诗人的“行走能力”几已丧失，但是仍兴致勃勃地制造出了大量的“伪地方诗”“伪山水诗”——甚至更多还披上了民族和宗教的符号化的外衣。
实际上包括胡弦在内都不可能改变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以及行走方式，胡弦自己也写了很多“游历经验”方面的诗（比如组诗《北方谣曲》《藏地书》《发辫谣》等），但是诗人必须做到的则是差异性的内心体验方式以及观察角度并最终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经验，“一个过客，随着情感深度的增加，对于你蓦然遇见的崭新事物，也可以一眼就认出你与它们的血缘关系，并继而成为风物之子。山川河流、人物谣曲，会带着意想不到的震动进入语言，甚至改变了我诗歌的节奏、样式、词句形象，这是一个诗人需要的另外的知觉，和另外意义的肺活量”（《诗歌创作谈》）。显然，这种“另外的知觉”和“另外意义的肺活量”都只能在极少数诗人那里获得。在此，能够找到或完成“自救之舌”的诗人只能是那些“诗人中的诗人”。
特殊历史和现实语境的限囿不可避免
事实是，诗人之间以及日常中人与人之间可供交流的直接经验反而是越来越贫乏。就写作经验以及阅读经验而言，汉语诗人的窘境已猝然降临。在整体性结构不复存在的情势下，诗歌的命名性、发现性和生成性都已变得艰难异常，说现代诗正在遭遇经验危机也许并不为过，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经验的贫乏。当然这种经验贫乏并不只是在汉语和这个时代发生，“意识到对经验的触目惊心的剥夺和史无前例的‘经验的缺乏’也是里尔克（Rilke）诗歌的核心”（阿甘本）。
无论是一个静观默想的诗人还是恣意张狂的诗人，如何在别的诗人已经趟过的河水里再次发现隐秘不宣的垫脚石？更多的情况则是，你总会发现你并非是在发现和创造一种事物或者情感、经验，而往往是在互文的意义上复述和语义循环——甚至有时变得像原地打转一样毫无意义。这在成熟性的诗人那里会变得更为焦虑，一首诗的意义在哪里？一首诗和另一首诗有区别吗？由此，诗人的“持续性写作”就会变得如此不可预期。胡弦则在诗中自道，“比起完整的东西，我更相信碎片。怀揣 / 一颗反复出发的心，我敲过所有事物的门。”而每次和胡弦见面的时候，他都会谈到近期在写作遇到了一些问题——在我的诗人朋友中每次见面谈诗的已经愈来愈少——正在寻找解决的方法等等，比如他近年来一直在尝试的“小长诗”的写作（《蝴蝶》《沉香》《劈柴》《葱茏》《冬天的阅读》等）。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抒写过了。那么，未被命名的事物还存在吗？诗人如何能继续在惯性写作和写作经验中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予以新的发现甚至更进一步的拓殖？不可避免的是诗人必须接受经验栅栏甚至特殊历史和现实语境的限囿，因为无论是对于日常生活还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修辞能力而言，个体的限制都十分醒目。
经验窘迫中的诗人如何发现和自我更新？
毫无疑问，这是包括胡弦在内的写作者都必须正面面对的显豁难题。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德里克·沃尔科特终于突破了经验的限囿而找到了自己语言谱系和意义织体中耀眼的“白鹭”，而只活58岁的杜甫则在54岁时完成了独步古今的《秋兴八首》。在乡愁和乡土伦理在诗歌中近乎铺天盖地的时候，有哪个诗人能抵得上老杜的这一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当在终极意义上以“诗歌中的诗歌”来衡量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而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白鹭”呢？胡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具体到我自己，年岁虽已不小，但总觉得现在的写作像一种练习，是在为将来的某个写作做准备。我希望把创作的力量保持到暮年”。是的，从精神视野以及持续创作能力而言，诗人应该是一个能够预支了晚景和暮年写作的特异群类，就像瓦雷里一样终于得以眺望澄明。
而就写作实践而言，胡弦的《葱茏》《春风斩》《空楼梯》《讲古的人》《平武读山记》以及《群峰录》《北方谣曲》《藏地书》等正在形成这种典范意义上“元诗”的某些质素和构架。尤其是很多人谈论过的《空楼梯》，这是一首关乎诗人的认识论、世界观、时间性、精神命运、语言秘密以及种种写作窘境和自救的“元诗”。这是关于诗本体的自证性的诗，同时转向“生活、转向诗人的自我以及自我意识”。.
胡弦式的探索
正是因意识到此种经验窘境，胡弦近年来一直在不断估量“词与物”的真正关系以及如何打破写作的惯见和经验。
“词与物”的关系不只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与个人的修辞能力有关，更与考古学层面整体性的写作秩序、惯性思维、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文化（比如重复、套用、效仿）不无关联。但具体到写作实践（所见、所读、所写），这并非意味着诗人由此失去了“现实测量”层面的写实性或者呈现能力而成为扶乩者式的看似神秘怪异实则无解的“纯粹知识”“纯粹超验”般的文字玄学。
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必须说“人话”——“精神并没有声音，因为有声音的地方就有身体”（达·芬奇）。尤其是在诗歌自身提升以及阅读能力普遍提高的今天，蒙人的诗或自欺的诗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从这方面来说，诗人更像是“望气的人”，于山川河泽、莽莽草木中生发出精神的端倪和气象。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的驻足凝望和辨别的时刻正是生命时间、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叠合。而胡弦的诗歌也在向外观察、测量并作出精神上的回应，但本质上而言他的诗歌方式更近于室内的枯山水和浓缩版的精神风暴。
新旧经验的撕裂需要被重新痛苦地弥合
“词与物”的关系必须是个人的现实化与历史化的同步，尤其是在“旧经验”（比如“乡土经验”）受到全面挑战的语境下“词与物”的关系不时呈现为紧张的一面——甚至有些“词”“物”以及连带其上的经验被连根拔起成为永逝。由此，挽歌和夜歌就出现了——“老火车启动，嗡嗡声 / 像由积聚在岁月里的回声构成。// 它加速时，某种多余 / 而无用的悲伤，将水杯晃动。// 大地旋转，在创造一只掌控这旋转的 / 看不见的手。/ 无数事物消逝：寒星、小镇、孤灯…… / ——乌亮的钢轨伸入远方，仿佛 / 从不曾有人世需要它牵挂。”（《窗外》）暮色和逝去的年代成为同构之物，追挽和沦丧成为很多诗人尤其是具有乡土经验诗人的共同命运——“乡村屋顶，如锈蚀的簧片一闪而过……/ 列车隆隆奔驰。微弱之爱，/ 如高悬天顶的一颗小星。”幼年时期开始的乡土经验已经成为精神成长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此后这种经验遭受到更为强大的其他权势经验挑战的时候。其失落、尴尬和分裂感就随之发生，“权势经验对道德经验的抵触。曾经坐在马拉临街车上学的一代人如今面对空旷天空下的乡村，除了天空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般的立场中，是那微小、脆弱的人类的身体”（阿甘本《幼年与历史》）。
由此，我们会发现胡弦诗歌的深度经验在多个层面和路径上展开，当然展开的过程因为受到“权势经验”的规训而显得艰难，比如地质构造和山水自然的冥想者、笔记体的拟古的人、自白书、读心术、劝世的药方、浮世绘的日常传奇、地方的风物考辩（苏北和江南的对跖点）、左右互搏的精神自审、时代车窗的擦拭者等等。从时间的焦虑性而言诗人更像是钟表店的校对师，尤其是在“新经验”“旧经验”所对应的“新时间”“旧时间”之间形成龃龉甚至撕裂的情势下，“每次拨正指针， /你都有些茫然，像个从远方/重新溜回生活中的人。/ ——最准确的一刻总像是 / 陌生的：掩去了 / 许多你刚刚看见的东西。”（《准确时刻》）这不仅需要诗人以“分身术”对日常经验、历史过往经验以及写作内部经验的拨正，而且需要诗人具有深度意象的凝视能力以及对日常甚至自我的语言转化能力，从而重新融合后形成修辞学意义上的震惊效果的“新质经验”。无论是自陈性的诗，还是叙述性甚至戏剧化的诗，实际上都必须完成的工作是让遮掩、损耗、闭合、沉默、未知甚至宿命性的事物重新开口说话——“一首诗的诞生，正是为了收拾楼梯上那份事后的空寂。”
寻求历史风物踪迹和精神世界深隐的“真实”
胡弦是一个深情的讽喻者，是时代和日常精神的凝视者，也是现实世相的寓言讲述者。
整体上而言，胡弦是一个慢跑者和“低音区”的诗人，声调不高却具有持续穿透的阵痛感与精神膂力。胡弦既是宽怀、木讷的，也是冷静、焦灼的，尖锐、机敏的。正如一根带锯齿的草，在测量着风力和风速，也在验证和刺痛着踩踏其上的脚掌。诗人不只是在寻求世界的“异质感”，也是在寻求历史风物踪迹和精神世界深隐的“真实”。真正的诗歌并不是看起来怪诞和目迷五色，而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在特殊的历史和诗歌文化语境下，“朴素”也可能成为一种先锋，“求新成癖的时代，朴素更令人陌生。”（陈超）由此，诗人既是一个遥指历史的人，也是现场的指认者。诗人可以直接回应、自明自身，也可以采用深潜的障眼法。经验与超验、智性与直觉、抒情与叙事在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诗人这里是不可二分的。还必须予以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抒情诗”普遍遭受到了贬抑甚至抵制的时代，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抒情诗”就失效了，而是从“现代性”和经验的复杂性以及诗歌本体的边界拓展而言分裂、尴尬、怪诞和孤独、阵痛、虚无的体验都更需要一种综合性的修辞。即使是“抒情”，也必须具有复杂和深度以及别样的“眼光”，因为“任何抒情诗都是靠相信可能得到合唱的支持而存在着的”，“抒情诗只能存在于一种温暖的氛围，存在于一种声音上绝对不孤独的氛围。”（巴赫金）
而对于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这不只是与个体时间、命运遭际、现实渊薮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写作的当代性有关：“又一个时代过去了，/ 香樟树是未亡人。”诗人的“自救”在经验贫乏的时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当代宿命。也许，只有同时代人般的“异质性”、不合时宜的立场以及持续性的发现精神才能够在诗歌写作中自明正身。可惜和遗憾的是，这个时代的汉语诗人更多为我们提供了诗歌之外的“惊异”“陌生”，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作家所说的那句真理——“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
在生存与想象的森林中飞翔与追问
——尘子诗集《一只飞翔的鱼》
霍俊明
应该说，尘子是一个不被广泛注意的一位诗人。全面的阅读女诗人尘子的诗感触很多，而说到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在很多时候都会带来误解，而在我看来，女性写作不应该是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写作（而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女性写作在不短的时间里携带着这种带有偏激色彩的整体氛围），而更应具有一种包容的、省察的姿态。回首和返观来路，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女性诗歌”重新打开了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更新了一代人的阅读体验。其中不乏精深锐利之作，在经验和技艺的双重维度上扩展了诗人和诗歌的视阈，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女性诗歌写作的缺失和偏执之处。
在尘子的诗集《一只飞翔的鱼》中，我看到了一个女性诗人宽远的写作视阈，尽管其中的一些诗作单纯从“美学”和“技艺”上看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但是这并不妨害尘子的开放和容留的诗歌写作方式所产生的重要性。就阅读观感而言，尘子的写作是广阔的，舒展的，其视域与题材都呈现了一般女性诗人所欠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它们在葆有新的女性独有体验的同时，又向着更为广阔的精神维度伸展。在尘子的诗歌文本中，诗人开始关注和打量生存的细部与纹理，体验着更为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艰辛，同时也表达了新一代知识女性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扎实可靠。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诗集中有一部分诗作是可以归入当下一些批评者所说的“底层写作”，如《流浪的乞丐》、《工地的孩子》、《一位开混凝土搅拌机的民工》、《拾荒者》、《洗脚女工》、《矿难》、《红丘陵的农夫》等。而实际上，不管是从诗歌伦理的角度承认或批判“底层写作”现象，都涉及到诗人如何有效地在尊重诗歌自身美学依据的同时，以诗歌方式承担时代和生存的责任，换言之，就是诗人如何能够深入当代。然而诗歌伦理，概言之，即是要求诗人和诗歌的承担责任并使诗歌发挥出应有的效应，这既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是诗歌自身美学层面上的。而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一个指向，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肯定会出现不小的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和诗歌写作的变化，90年代诗歌被认为是个人化的写作，注重诗歌的自身的美学，如技巧、语言、修辞和想象方式，但是一些新诗批评者无形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个人化写作就是拒绝任何诗人的“代言人”特征，也就是诗歌写作是不及物的，诗歌伦理或诗人伦理就是对诗歌美学和技艺的尊重与效忠。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这些处理当下底层题材的诗作就与诗歌自身的美学伦理并非是冲突的，也就是说就现代汉诗整体写作而言，不单是题材问题，也不单是美学问题，深入当代或曰诗歌伦理不是主流的宏大叙述或题材的道德优势，也非耽溺于自慰式的精神空虚，也非玩弄形式主义的技巧而空无一物的极端。应该说，“打工诗歌”已经成为当下诗歌写作的一个热潮，但是真正写出一首重要的“打工诗歌”也不能不成为问题，尘子的一些相关诗作有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搅拌机如怪兽般嚼碎他喂进去的石料/连同沙子水泥熔化成岩浆一样的糊状物/然后吐在输线带上拉上高高的楼/看见他时他已经没有坚硬的脊梁骨/停机的间隔他的骨架像松散的水泥一样瘫软/真害怕他把自己当成水泥喂进怪兽巨大的胃里”（《一位开混凝土搅拌机的民工》）。
《街心花园的乞丐》、《流浪者》，每天周旋于垃圾箱的《拾荒者》，被工业的巨大阴影所遮盖的无依无靠《工地上的孩子》，廉价、卑微的《洗脚女工》，来自郊县的卖菜的小贩，都呈现了一个华美帷幕背后的粗糙与黑暗，更有阵痛中难以言说的尴尬和愤怒。
值得强调的是，尘子将诗歌视野延伸到日常生存的粗砺场景之中，但是诗人并非是简单的对“水深火热”的“底层”的同情而是保持了诗人的敏识和个性化的立场，这是相当可贵的，“我尽可以大袋大袋地把农民的季节提回家/大袋大袋地提回农家的日出日落苍茫岁月/可是我闻到一股浓浓的农药气味/我退掉袋中的葱绿/与卖蔬菜的人闹得面红耳紫唾沫溅射“（《下班的一件事》）。
尘子的一部分诗作在高大建筑、低矮民居，光亮的厅堂和黑暗死沉的矿区、城市与乡村、现场与记忆的广阔空间展开反思、辩难、诘问。这些诗作在这个时代无疑具有重要性。这种本原性质的诗歌存在证明诗歌决非简单的修辞练习，而是对良知和道德的考验的一场烈火。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面对生存和内心，在边缘地带坚持挖掘，这本身就是对诗人姿态最好的评价。在无限加速的时代，尘子的诗歌却有着一种“慢”，这种“慢”足以使匆促的生活暂时返折回溯，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理想化”氛围以及由此产生的“质疑”立场和自省精神，同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关于历史的个人想象和叙事有效地规避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集体仿写的危险，如《寻找回忆》等诗，“清明去寻找/遗漏在深山里的回忆/森林里埋藏着岁月的回味/苦涩于是我对天呐喊/天应我而纷纷落泪//少年时的共和国/一道深深的烙印/在这里打上一个骇人的惊叹号/您也幼稚地被历史欺骗/用鲜血换得一身轻松/留下一身负荷给幼稚的我”（《寻找回忆》）。
90年代以来，工业化直立奔突的阴影在浮躁的实用性景观镜像中狂飙般覆盖、扩张、膨胀，这种时代影响的焦虑啃啮着诗人的现实经验和想象视阈。正是在这个科技理性、物欲霸权无限加速度的时代，诗人们处在巨大的漩涡中而丧失了个性化的声音和良知、自省的写作立场。在工业的水泥地面和钢筋之间，那些仓促的被物欲滞压的灵魂连思索生存的意义的机会都是相当渺茫的，甚至在一种极端的及时行乐的物欲欣快症中，思索本身就被看作是荒谬可笑的。当人们普遍陷于工业化和科技理性的官能欣快症，当一些貌似真诚的批判者在浅尝辄止中喷出各种哈气时，真正能够穿透生存的迷雾发现“黑暗中”的疼痛的诗人肯定是弥足珍贵的。而尘子尽管一些诗作从技艺到话语方式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但是尘子对工业现代化的眩晕场景的冷静思考和工业背景下生存个体的观照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超深越界开采矿产资源专项整治工作中，看到大面积的植被毁于一旦，冶炼厂狼烟肆虐，污水横流。而往往参与开采与冶炼的主谋是当地的百姓，引进外地的矿主也是当地的百姓带来的。在与他们闲聊时，才知他们几辈的贫穷，只希望大山能够带给他们富裕，谁知换回的是动荡不安的生活现状”（《大山深处的呼唤》）。
尘子的诗有对生存和生命的双重省察和知性的反思，在此意义上，人不得不在自然万有生命面前返观和确认自己，“凝视地上/灯光中一只蚂蚁向门外匆匆爬去/人生也如此漫长么/短暂的路/足足让你爬它一生/残砖断瓦荒凉了岁月/蝈蝈欢呼声一片你只能把残阳吞咽/门前的那棵劲松倔强地挺拔”。（《老屋静坐的老人》）。而诗人，正是在幽暗的时光背景中重新发现时间的奥义，或曰人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宿命感。在时光的斑驳点影和回视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又不可避免遗失了什么……风中的芦苇是否是灵魂和思想的现身？人生来不想死，可是时时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而个体的宿命是什么，个体在世界上最终都会消融进万顷尘埃，而“认识你自己”正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勇气或墓志铭。向死而生正有力地呈现了生命个体的对宿命的抗争，而其中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诗歌来发言。
在尘子的诗歌世界中，记忆、经验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成为强大的载体，其上负载着建筑工地的挣扎、简陋温暖的故乡、黑色卑微的生存场阈以及阵痛中扭曲的时代病，“还有什么没有想起菠菜萝卜白菜/涨了价钱涨了距离涨了飞腾的方式/从北方飞向南方的燕子忙碌于哺育/从南方飞向北方的人儿口袋是否充实/涨了飞腾的方式亲情友情爱情/一切要涨的可以从昨天中模仿/男人女人老人是否也涨了价钱……还想在意什么资水长江黄河/多了年龄多了见识多了冥想的方式/从博客走向论坛的诗歌忙碌于挑衅/从真实走向虚拟的诗人是否做好准备/多了冥想的方式国事民生天下/割舍不掉的疯言疯语可以从昨天中模仿/文化风尚门派是否也疯狂了语录”（《2006年的最后一首诗》）。现实的生存场景的细节和纹理被诗人的语言和良知的灵魂擦亮，对生存和生命的双重关注以及对更为宽广的社会景观的发现和发问无疑成为吸附诗人灵魂和良知的巨大能量的磁盘，这一切，成为诗人生存的必要呼吸。
时间，面对时间，真正面对生存和生命的个体往往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这曾经燃烧的火焰，在岁月中迟早会窥见灰烬和黑暗，“十一，我走访亲戚/远房的舅妈死了/她把七十岁鲜活的生命献给我童年的河畔/飘浮在河面上的尸体/居然没有一个亲人近前/丧葬却很热闹灵柩前满堂的儿孙哭声震天/回荡在灵堂的哭声总像是联欢宴会/让我没有惜别的悲伤”（《灰色的假期》）。时间这巨大无形的流水将曾经的鲜活冲刷干净，将流畅的面影刻蚀得斑迹交错。而诗人就是在时间面前对往事和现场命名和探询的人，生命最终都会被时间所遗弃，“不想/遗弃你/但命运终会使你陨落/葬身荒野/无人/知道你的模样//或许/你会化身/一蓬蒿草/一坯泥土/忧郁成追魂的幽谷”（《一朵放逐的云彩》）。
时间和记忆，诗歌和自我，在同一的向度上使诗人在河流和暗夜的隐匿中寻找和溯源精神的往事圣火。“回家无须更多的话语/童年的摇篮曲荡漾出你熟悉的旋律/回家的路上可有/你鬓发斑白的身影”（《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诗人“回忆”的“还乡”的力量，它更关涉一种生存的基本指向和诗歌的旨趣。透过这种记忆的膂力和内心在时间轮回中的轻轻探问，我在这些诗歌文本中读到了与记忆有关的语言道德和良知，“我站在岸边/看时间的湖水涨潮/行渡的人们在水中挣扎/小舟也箭步如飞/赶在时间的前面撒下一张大网”（《我站在岸边看时间的湖水潮》）。
尘子，这谦卑的命名，但我看到的却是在诗歌和想象与现实相交织的世界中，在一片等待继续发现和探寻的森林上空不倦飞翔的灵魂，正如诗人自己所吟唱的——
我是一个尘子
不逃避死亡不逃避生存
更不逃避世俗一切的混乱
手术刀对我绝对的多余
孤零零地存在就是我的俗魂
我的生命漂浮在诗歌的海洋里
游动是一尾飞翔的鱼
搁浅是一片肥沃的滩
——《我是一个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