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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霍俊明《风吹过城市，也吹来震惊——关于邰筐“城市”视域的诗》 （连载6）（总4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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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风吹过城市，也吹来震惊——关于邰筐“城市”视域的诗
(作者：霍俊明)
北岛在文革时期将偷偷写好的《百花山》给父亲看，结果却遭到父亲的不解与震怒。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城市化时代全面铺张开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中国历来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诗人无论是面对城市还是更为庞大的时代都能够发出最为真实的声音。当年顾城关于北京有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这是极其准确的城市寓言。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对于当代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农村、城乡结合部、“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
心灵与农村的软、生存与城市的硬
1971年寒冷的正月，邰筐在山东临沂的古墩庄降生。当1979年父亲带回来的红色封皮的《毛泽东诗词》被一双黑乎乎的小手和同样弱小的红通通的心灵所一起接受的时候，注定包括邰筐在内的“70后”一代诗人的命运是如此的坎坷跌宕。邰筐在1996年9月用7天的时间走完长达2100里的沂河的壮举对其诗歌写作的帮助以及对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和城市的重新确认都大有裨益。如果说当年的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人是为白洋淀写诗，海子为麦地写诗，于坚为尚义街6号写诗，那么邰筐就是为临沂、沂河和曲柳河写诗，为他所熟知的这些事物再次命名。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和事物更多是浸染了深秋或寒冬的底色，尽管诗人更多的是以平静、客观、朴素甚至谐趣来完成一次次的抒情和叙写。如果说优异的诗人应为读者、批评者、诗人同行以及时代提供一张可供参照、分析、归纳的报告的话，邰筐就在其列。邰筐的诗与欺骗和短视绝缘，他的诗以特有的存在方式呈现了存在本身的谬误和紧张。工业文明狂飙突进、农耕情怀的全面陷落，“心灵与农村的软”与“生存与城市的硬”就是如此充满悖论地进入了生活，进入了诗歌，也进入了疼痛。在邰筐的诗歌中我们不仅可以日渐清晰的厘定一个诗人的写作成长史，更能呈现出一代人尴尬的生活史与生存史。诗歌和生存、城市与乡村以空前的强度和紧张感笼罩在“70后”一代人身上，“2004年一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临沂城里。沿着东起基督教堂西至本城监狱的平安路往西走，妄图路过苗庄小区时，到在小区里买房子住下快有一年的邰筐家里留宿一宿，和他谈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以及具体生活之外的人生小计，实在无话可说了，甚或也说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题”（江非：《记事》）。当谈论诗歌的时候越来越少，当谈论生活的时候越来越多，甚至当沉重的连生活都不再谈论，这些在临沂城的某一个角落席地而坐的青年，似乎只有沉默和尴尬能够成为一代人的生存性格，甚至也可能正是一代人的集体宿命。
邰筐在经历1990年代后期自觉的诗歌写作转换之后，他的诗歌视角更多的转向了城市。收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就是邰筐在农村与城市的尴尬交锋中的疼痛而冷静的迹写。邰筐在城市中唱出的是“凌晨三点的歌谣”。凌晨三点——黑夜不是黑夜，白天不是白天。这正是城市所天生具有的，它是如此的含混、暧昧、扭曲。而挥舞着扫帚的清洁工、诗人、歌厅小姐、糁馆的小伙计在“黎明前最后黑暗”的时候的短暂相聚和离散正是都市的令人惊悚而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而出现在“肮脏的城市”里的一个一年四季扭秧歌的“女疯子”无疑成了城市履带上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具戏剧性的存在：“这是四年前的事了 / 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都会看到的一个场景 / 她似乎成了我生活的一个内容 / 如果哪天她没有出现，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 甚至会有点惆怅和不安 / 她病了吗？还是离开了这座肮脏的城市 / 后来，她真的就消失了 / 好像从来都没出现过 / 每次经过那个路口 /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朝哪儿 / 看上一眼”（《扭秧歌的女疯子》）。2001年冬天，青年诗人邰筐发出的慨叹是“没有你的城市多么空旷”。如果说此时诗人还是为一个叫“二萍”的女子而在城市里感伤和尽显落寞，而没过多久连邰筐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在扩建、拆迁和夷平的过程中他即将迎来另一个时代和城市生活——凌晨三点的时间过渡区域上尽是那些失眠、劳累、游荡、困顿、卖身、行乞、发疯、发病的灰蒙蒙的“人民”。邰筐、江非、轩辕轼轲三个年轻人在一个个午夜徘徊游荡在临沂城里——精神的游荡者已经在中国本土诞生。而在被新时代无情抛弃和毁掉的空间，邰筐写出的诗句是“没有人住的院落多么荒凉”。这种看似日常化的现实感和怀旧精神正在成为当代中国诗人叙事的一种命运。我同意江非对邰筐诗歌的评价，“他正是直接以锋利的笔触，以囊括一切的胸怀切入了时代的正在‘到来’的那一半工商业文明之下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宏大历史场景，而爆发出了强大的诗歌威力，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诗人，一个以足够的诗歌力量回报时代的人”（《当一个人的诗歌与时代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
城市靠左 乡村靠右 “我”靠中间
2008年秋天，邰筐扛着一捆煎饼由山东临沂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此时，山东平墩湖的诗人江非则举家来到了遥远海南的澄迈县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印证了我在《尴尬的一代》中对“70后”一代人诗歌写作和生活状态的一句话——漂泊的异乡。似乎这一代人从一出生开始就不断追赶着时代这辆卡车后面翻滚的烟尘，试图在一个时代的尾声和另一个时代的序曲中能够存留生存的稳定和身份的确定。但是事实却是这一代人不断地寻找、不断的错位，不断在苍茫的异乡路上同时承担了现实生存和诗歌写作的尴尬与游离状态。城市生活正在扑面而来。可是当诗人再度转身，无比喧嚣的城市浮世绘竟然使人心惊肉跳。灵魂的惊悚和精神的迷醉状态以及身体感受力的日益损害和弱化都几乎前所未有。与此同时，面对着高耸强硬的城市景观每个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蒙羞和耻辱。诗人以冷峻的审视和知性的反讽以及人性的自审意识书写了寒冷、怪诞的城市化时代的寓言。而这些夹杂着真实与想象成分的白日梦所构成的寒冷、空无、疼痛与黑暗似乎让我们对城市化的时代丧失了耐心与信心。多年来，邰筐特殊的记者身份以及行走状态使得他的诗歌更为直接也更具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凛冽和尖锐。而相应的诗歌语言方式上却是冷静和平淡的。这种冷峻的语言与热切的介入感形成了撕裂般的对比和反差。邰筐的诗歌葆有了他一以贯之坚持的对现场尤其是城市现代化场景的不断发现、发掘甚至质疑的立场。在《地铁上》、《登香山》、《致波德莱尔》、《活着多么奢侈呀……》、《西三环过街天桥》、《暮色里》等诗大抵都是对形形色色的城市样本的透析和检验。邰筐的诗歌，尤其是对城市怀有批判态度和重新发现的诗歌都印证了我对“70后”一代人的整体印象——他们成了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尴尬不已的徘徊者和漂泊者。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不能成为这一代人的最终归宿。所以，邰筐在这些诗歌文本中所愿意做的就是用诗歌发声，尽管这种发声一次次遭受到了时代强大的挑战。由此，“像一个人一样活着”甚至“像诗人一样活着”的吁求就不能不是艰难的。邰筐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又有来自于内心渊薮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廉价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而他持续性的质疑、诘问和反讽意识则使得他的诗歌不断带有同时代诗人中少有的发现性质素。当临沂、沂河、曲柳河、平安路、苗庄小区、金雀山车站、人民医院以及人民广场、尚都嘉年华、星光超市、发廊、亚马逊洗浴中心、洗脚屋、按摩房、凯旋门酒店一起进入一个诗人生活的时候，城市不能不成为一代人的讽刺剧和昏黄遗照中的乡土挽歌。邰筐在天桥、地铁、车站、街头等这些标志性的城市公共空间里透析出残酷的真实和黑冷的本相。邰筐在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完成了类似于剥洋葱的工作。在他剥开我们自以为烂熟的城市的表层和虚饰的时候，他最终袒露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痛，陌生的痛，异样的痛，麻木的痛，不知所措的痛。而“城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正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测量者和诗歌写作者最为合宜的姿势。邰筐的敏识在于深深懂得诗歌写作绝不是用经验、道德和真诚能够完成的，所以他做到了冷静、客观、深入、持久而倔强的个性化的发声。邰筐所做过的工地钢筋工、摆地摊、推销员、小职员等近20个工种对他的人生历练和诗歌“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邰筐近期的诗作中时时出现一个“外省者”形象。他所承担的不只是一个城市化生活的尴尬寓言的发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外省者”的心态、视角能够更为有效地呈现城市生活中的“诗意”和“非诗意”地带。尤其是在《一个男人走着走着突然哭了起来》这首诗中一个现实或想象中的城市“外乡人”感伤与哭泣正像当下时代的冷风景。这也是一个个作为城市生存者痛苦不已的灵魂史和精神见证，“他看上去和我一样 / 也是个外省男人 / 他孤单的身影 / 像一张移动的地图 / 他落寞的眼神 / 如两个漂泊的邮箱 / 他为什么哭呢 / 是不是和我一样 / 老家也有个四岁的女儿 / 是不是也刚刚接完 / 亲人的一个电话 / 或许他只是为越聚越重的暮色哭 / 为即将到来的漫长的黑夜哭 / 或许什么也不因为 / 他就是想大哭一场”。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叙事具有大量的细节化特征，但是这些日常化的城市景观却在真实、客观、平静、朴素和谐谑的记录中具有了寓言性质和隐喻的特质。因为邰筐使诗歌真正地回到了生活和生存的冰点和沸点，从而在不断降临的寒冷与灼热中提前领受了一个时代的伤口或者一个时代不容辩白的剥夺。
清醒而沉痛的言说者
邰筐的很多相关诗作并不是现在流行的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性的涉及公共题材的“底层写作”，而是为这类题材的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启示性的精神元素以及撼动人心的想象力提升下的“现实感”。而对于时下愈加流行“打工诗歌”和“城市”写作我抱有某种警惕。这不仅来自于大量复制的毫无生命感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缺失，而且还在于这种看起来“真实”和“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换言之，这种类型的诗歌文本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乏“诚意”。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苦、泪水、死亡、病症。在这些诗歌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些诗歌所处理的无论是个人经验还是“中国故事”都不是当下的。更多的诗人仍在自以为是又一厢情愿地凭借想象和伦理预设在写作。这些诗歌看起来无比真实但却充当了一个个粗鄙甚至蛮横的仿真器具。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样的说法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难度的。我不期望一拥而上的写作潮流。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现在已经大量是关于底层、打工、乡土、弱势群体、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者，因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在运动和活动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城市就像寒冷大雪背景中的那个锋利无比的打草机撕碎了一个个曾经在农耕大地上生长的植物，也同时扑灭了内心往像的记忆灯盏。郊区、城乡结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户区和高大的富人区都在呈现着无限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现代病，而其间诗人的乡愁意识、外省身份、异乡病和焦灼感都“时代性”和命运性地凸现出来。
“70后”一代人在乡村和城市面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乡土主义者，更不是一个沉溺的城市市侩，而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左右夹击中受到无穷无尽的挤迫。所以，邰筐的城市是黑色的，其发出的声调是反讽和严肃的夹杂。作为一个清醒而沉痛的城市和乡村的言说者，邰筐的诗歌意义在于他比之其他年轻诗人更为敏锐、更为深邃的诗歌写作意识和深入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冲撞。所以，邰筐等70后诗人对城市的抒写，无论是批判还是赞同，都是在乡土视野下完成的。所以，当城市化的进程不断无情而无可阻挡地推进，当黑色的时光在生命的躯体上留下越来越沉重的印痕，往日的乡土记忆就不能不以空前的强度扩散、漫洇开来。而邰筐的城市诗正是在时间、历史、体验和想象力的共同观照下获得了直取时代核心的力量。在突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景观中，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但是也有一些似乎从未改变。正如那只捞沙子的木船，日复一日的重复着摆渡、装载的程序。城市里的阳光并不充足，雾霾重重。邰筐所能做的就是打开一个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城市里的冬天万物萧条，邰筐所能做的就是点亮内心的灯盏在迷茫的风雪路上前行。
“凤凰诗群”的精神现实和写作场域
◎霍俊明
展开本文之前，请先允许我将思绪再次拨回到2010年的9月中旬。那时邯郸磁县还留有盛夏的余威，而夜晚的溢泉湖留下的却是苍茫而温柔的夜影。当我和东篱、张非、唐小米、黄志萍、王志勇等人在院中黑漆漆的小亭子里席地喝酒谈诗高歌时，来自冀东大地上浓烈的诗歌气息让我长久的沉浸其中。应该说是诗歌的光亮照彻了这个没有灯盏的夜晚，我想这不是一句矫情的话。也许在一个伪饰矫情的时代，真诚的话往往会被误解。当提前出发的汽车带走他们的身影北上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在暂时安静下来的北京这个“心脏”城市的一个极其狭小的角落里打开他们的诗歌，阅读这个时代从冀东、唐山这里经过了一段时期的“黑暗”生成期已经正在起飞的“凤凰诗群”的集体影像。此时东篱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学习，而当我在晚秋的风中到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去讲座的时候，东篱却因急事赶回了唐山。这像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次次擦肩而过，每一次聚会都是为了告别。但是面对着正在生成的诗歌群体——“凤凰诗群”——我却不能错过。
一
多年的诗歌批评工作不是使我越来越自信，相反倒是使我越来越困惑。泛网络的全媒时代难以计数的诗人和诗作让我有些手足无措，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北方人突然在一个时间被搬运到陌生的南方，高大的乔木、葱茏葳蕤的热带植物和难以交流的方言让人茫然失语。我越来越觉得准确地谈论一个诗人以及他的诗歌写作是相当困难的，而在更宽广的诗歌技艺、精神症候、思想视阈以及时代境遇中来准确谈论一个诗歌写作群体几乎更是不可能。所以在这一点上“诗歌批评”是一个暧昧的词语，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所从事的只是诗歌阅读甚至带有明显差异性和阅读者个体特征的诗歌解读与品析的工作。目前中国的诗歌生态随着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推进而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尽管从诗歌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来看诗歌写作看似已经多元化、个性化和自由化，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相当显豁，比如“底层”、“打工”和“新农村”写作的泛滥等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性诗歌在长时期遭受到文化和批评的压抑之后，在近两年重新引起了关注。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的中心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诗歌的话，那么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诗歌则转向了四川，而到了21世纪，广东、安徽、湖北和海南等南方的“外省”成为新一轮诗歌话语力量的中坚。而比照之下“北方”诗歌尤其是河北诗歌似乎在不短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尴尬的“沉默”状态。在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北方”诗歌似乎一直被江浙一带的南方诗人们覆盖，也似乎只有在1950到1980年代以北京为核心的“北方”诗歌才显现出了它的“中心”位置（扪心自问文学应该存在什么“中心”和“非中心”吗）。而说到河北尤其说到唐山“本土”诗歌，它一度在特殊的政治年代形成了诗人显豁的政治质素和文学品格，这都使得其中一些诗人的诗歌写作和诗歌行动都充满了同样不无显豁的政治情结和运动心理。一说到河北文学似乎人们立刻就会想到的词是“主流”、“传统”、“中规中矩”，在一段时期内似乎作为京畿文化的河北其诗歌话语都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北人我也一直在近些年关注着河北诗坛尤其是唐山诗群的生成与发展。令人欣慰和惊喜的是随着唐山诗歌生态的逐渐转暖，尤其是一大批具有自主性、本土性、先锋性和创设性的青年诗人的出现以及这些诗人以《凤凰》为凝聚地所展开的诗歌写作已经成为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大略来说，“凤凰诗群”包括了东篱、李木马、张非、张凡修、唐小米、黄志萍、郑茂明、刘普、王志勇、唐棣、张有路（路长）、紫恋（冰凌花）、陈小梅（宝贝）、青苹果、江峰、落叶等青年诗人。在我看来“凤凰诗群”已经不是简单和宽泛意义上的以民间文学刊物《凤凰》（2008年3月创刊）以及凤凰沙龙（原名现场论坛，创办于2003年3月，2007年7月更名为凤凰沙龙）、凤凰文学网为核心的地域性写作群体，因为在这些诗人的诗歌写作中我看到他们承载了历史与现实的如此艰难的摩擦、压抑，他们既有共同本土性又有着巨大的不可消弭的写作差异性。这恰恰印证了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新的难度以及可能。东篱作为刊物、沙龙和活动的创办者和组织者以及其广泛的诗歌影响成为“凤凰诗群”的中坚人物，成了冀东诗歌兢兢业业的“护园人”和“守夜人”，“只有你 / 天天来 / 坐在这儿 / 端详你的苹果树。/ 更多时候风大 / 白花瓣落到别人果园 / 你多么慌张 / 苹果树长大了？/ 看着堆积在脚下的花瓣 / 你突然变成了小气的父亲 // 有时果园在小睡 / 阳光大胆，苹果羞涩 / 脚下的蚂蚁 / 试图驮走一大块儿中午的阳光 / 远处更多的蚂蚁 / 正费力地拖着一小块苹果皮。/ 你决定为小偷儿放行 / 你发现它们在模仿你的生活 / 气势悲壮 / ——前来作掩护的 / 背负巨大梦想，怀有必死之心 / 侥幸活下来的，所有力量 / 都用来对付那块 / 比指甲还小的酸和甜”（唐小米：《护园人——致东篱老师》）。诗歌在无限提速的公交车、和谐号和地铁面前是脆弱的，但是缺少了诗歌的生活肯定会变得更为虚空进而成为可怜的“单向度”的人。尽管诗歌带来的可能只是小小的“酸甜”，但是这种守护、培养、生长和茁大的过程却是如此重要，起码对于“凤凰诗群”和唐山本土诗歌而言是如此。
唐山作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和灾后重建城市，其诗歌和文学场域所带给我的第一直观印象和想象就是那些城市建筑、广场、市场、低矮的山脉和公园草木之下的交错纵横的下水道和采煤的巷道。我在“凤凰诗群”这些青年诗人以及其诗歌文本世界中找到和这种场域隐秘或公开的对称，这种罕见的粗砺、倔强、坚执、泼辣的“火气”和乐观、敦厚、朴诚、包容、开朗、温柔的“水气”是如此看似不可能地复杂而又天然地容留在一起。唐山诗人的性格和文本的集体征候使得“凤凰诗群”这一诗歌写作群体的“本土性”和不可消弭、替代、仿制的个体差异性都是如此的强烈和富有时代象征意味。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唐山不断出现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青年诗人，我能够看到工业粉尘和商业广场上这些诗歌写作者所付出的艰辛和不同寻常的努力。而对于集结在《凤凰》文学场域中的东篱等青年诗人而言，他们不能不以生存和诗歌的双重方式见证了冀东大地上与时代同步的滚滚工业车轮的巨响。在我的记忆中，早在1985年前后我所在的冀东平原上就开始大量出现了水泥厂、钢铁厂、矿厂、砖窑长。而那些整日里大汗淋淋的挖土方、拉车运土、滑架、烧砖的“外乡”工人（大多来自张家口坝上地区以及内蒙赤峰、广西柳州等地）以及本土工人，每天的皱巴巴的少得可怜的收入却让他们笑逐颜开，因为即使这样少得可怜的收入在他们看来也是不菲的数目了。这些外乡人就住在烟熏火燎、乌烟瘴气的砖厂旁搭起简易的窝棚，在少有的工暇之余，开始寻找娱乐和轻松，青年男女们互相打闹，有的不小心就生了孩子。那些略有姿色的外乡女纷纷找个当地人家成亲、落户。我的内心时常被这样的场景所震动，当我几次站在并不高大的没有任何植物的裸露的燕山山脉的一个无名的山顶，那林立的砖厂的巨大烟囱和长年不息的炉火和浓烟以及其间蚂蚁般劳累的生命，我感到的只能是茫然和沉重，尽管我没有像这些农民工一样承受过多的艰辛，但是我20多年的乡村生活同样是沉重、悲苦的。
实际上诗歌写作也许从来都不存在（不应该）什么“中心”和“边缘”之分，但是因为现代汉语诗歌从其发轫到发展一直都处于非文学力量的胁迫和规训之下，所以文学场域中一直存在着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核心”和相对而言的“边缘”。而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诗歌已经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地”之分，而恰恰在一个愈益涣散的时代以唐山为代表的青年诗歌群体“凤凰诗群”的出现才具有了不可小视的诗学意义。尤其是在后社会主义和新移民时代的今天，当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成为时尚并成为不容置疑的强势力量，诗歌该如何写作，诗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诗歌文化的地理和不可规约的个人性、差异性甚至“地方性”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学问题。而“凤凰诗群”的以个体主体性为前提的“本土性”的诗歌写作恰恰回答甚至回应了以上的显豁的当代先锋诗歌的问题和挑战。而诗歌和地理的关系绝非像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学那样简单，出生地、籍贯、工作地都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身份，王蒙就曾在1980年代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哪个更好的问题时对狭隘的文学与地理（地域）的关系的理解做出过批评，冰心“祖籍福建，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求学在美国，几十年长期住在北京，我们需要明确她老人家的唯一地方归属吗”。文学对地域的呈现也绝非是直线和硬性的，而是要融入作者的诗性的发现、创造、命名、想象甚至某种合理的虚构，诚如宇文所安所说的“好的文章创造了一个地方”（《地：金陵怀古》）。基于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地域的历史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出来的，而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地理环境、空间结构和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值得研究。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这些“凤凰诗群”的本土诗人通过文本想象、命名和创造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冀东”图景和“北方”诗学。
二
非常有意味的是当下的诗坛既安静、冷清又热闹异常。面对着泛网络的全媒时代无比纷繁的诗歌写作图景，我想，诗人一个最为恰切的姿势就是坚持一种个人在历史和现场中的合理而有效的“介入”。在一个写作如此多元、媒介如此便利的语境之下，诗人很容易跌坠入自我幻觉和日常叙事的天鹅绒当中去，很容易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维度的前提下承担、不介入、不担当、不决绝、不抵抗的暧昧与讨巧中来！这多像我们当下娘里娘气的“中性”和“去势”的时代。而“凤凰诗群”的诗歌显然并非扮演了个人和日常叙事中小感受、小反思者的角色，而是有意识在文本的尽可能拓展的巷道上延展自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和更为深切的时代寓言。1976年凌晨，黑暗而蛮横的死亡时刻，在可怕的蓝光中“唐山”成了中国人记忆中永远都难以抹掉的最为惨痛的坐标。而当历史烟云渐渐消退，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怀？是什么让我们黯然心惊？是抗震纪念馆仍然存在的阴影和那些残砖断瓦的虚空和沉重吗？这也许只是其中一部分。恐怕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在烦乱不堪的琐屑生活中，忙碌的人们被公交车、蔬菜市场、地下通道和高楼商馆所包围和缠困，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多是一种生活自身的平庸流向，而不远处高大的纪念碑的存在成了时时提醒人们反观历史的最好手段。正是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广场和周边繁忙纷扰的黑色人群以及无限加速度推进的现代生活，在高大与平常、历史与现实的意味深长的时时摩擦中，“凤凰诗群”的青年诗人的诗歌更具有融合和打开的质素。每当我在暮色苍茫中回到冀东平原，这里无处不在的铁厂、钢厂、煤矿、水泥厂、矿山、加油站和国道上轰隆巨响的拉着钢材、木材、煤炭、水泥、牲畜和大白菜的车流都让我觉得在这样无比嘈杂的后工业时代写诗是多么的困难。而恰恰是有大量的青年诗人在这样的场景中坚持着诗歌写作，这可能与唐山人性格中的执拗和坚硬有关。在这些“凤凰诗群”的文本征候和诗人现实生活的交错和融合中，我看到了这些诗人和“唐山”的化若无痕的根性关系。这种最为显豁的“现实”已经是个人化和诗歌化的，并且这种关系已经不再是运动、政治和灾难面前的显豁的紧张或者共生的关系，而是呈现为新的时代语境下的看似日常、看似平淡、看似个体实则更为艰深、更为波澜也更具象征性的后工业时代和新移民运动情势下最为撼动人心的“现实”和场景。
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前，那些平常不过的事物、场景和细节实则蕴涵了强大的存在的陌生和有待用语言和灵魂去重新面对的秘密，也许这就是诗歌和诗人的最重要的“现实感”和“诗意”的策源地。正因为现实是个人的现实，所以现实的多层次性和差异性才是明显的。基于此，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这种“无边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力量才会在与日常的碰撞中生发出来，正如唐小米在诗歌中所说，“外婆说：世上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 当时，我正为失去一段恋情嚎啕大哭 / 外婆。农村妇女。裹小脚。从未进过学堂 // 爬香山，一位大婶说：看那叶儿，都红疯了 / 行至中途，我正绞尽脑汁也说不出心中感受 / 大婶。系普蓝色头巾。挎竹篮。卖香山纪念品 // 去菜市场，听到一声吆喝: / 快来啦，快来啦，满车都是新生儿，没污染 / 卖西红柿的男人。挽裤脚。鞋上沾满露水和新泥 // 我常听到抱着馒头的人说：这不是面疙瘩，是奶水 / 厨房里剥洋葱的人认为：洋葱因为开不出花委屈了一辈子 / 农民在青纱帐突然摆出游泳的姿势，嘴里发着“哗——哗——”的声音 // 我没法不爱他们，不记下他们的话。我羡慕这样的诗人 / 平凡，和低矮，匍匐在生活脚下 / 不用低头，就能发现人群中的金子和钻石”（《我身边的诗人》）。玄学和高蹈能够写出好诗，但是对于目前大多数的诗歌写作者而言他们更易于做活生生的与“日常”发生关系的诗人。显然诗人和诗歌中的“日常”是经过了过滤、整合甚至变形和推延的诗歌化的“现实”。而中国诗歌界和批评界实则一直误解和窄化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而“凤凰诗群”这些青年诗人的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不先锋都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具体言之就是无限提速的时代使得目前的各种身份和阶层、经历的诗人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晕的生存语境，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语言和想象方式上诗歌越来越走向了“日常化”。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的，日常化的，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相反更多的诗人努力在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白马的时代过去 / 只留下满山的蹄印 // 假如蹄印也跑起来 / 那是一只野兔沿着山脊飞奔 // 远远看到 疯狂的一切都像我 / 沿着高速疾驰迷恋寻常事物 // 矮灌木此时心潮起伏 / 一波又一波在积雪下颤抖”（唐小米：《薄雪覆盖着山岗》）。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抒写的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先锋精神和浓重的生存阴影。“日常”就是最为显豁的精神现实和诗歌现实，而“现实”一词在长期的道德化的批评中已经被转换了词义，而在我看来只要是诗人经历过的、身边发生的无论大小都是现实，只要这些现实经过有效的方式进入了诗歌，那么这些诗歌就是“现实主义”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的对象，人成了官能性的人，而诗人却是对成为毫无诗意和主体性可言的官能性人的排斥，用诗歌去刺痛麻木的日常生活，所以日常生活成了诗人面对的必然场域甚至是没有硝烟的精神阵地。
与“凤凰诗群”的“日常”化抒情相紧密联系的是这个时代诗人的写作语境和整体情势，即市井化写作的出现。而“凤凰诗群”的一部分诗歌留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他们在黑色的市井中仍然紧抱灵魂的大雪。实际上市井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诗歌写作的道路，一个是插科打诨、玩世不恭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容易走向逃避和自我沉溺。显然“凤凰诗群”的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上述的两种危险。而谈论诗歌视阈中的 “市井”一词，在我看来它指向两个层面：一个是诗歌是一种及物状态的写作，是与日常生存图景和时代背景相当紧密地融合、胶着在一起的；二是“市井”成了当下诗歌写作的一个事实，在探测黑色市井本相的同时又将诗歌触角延伸到了时光影像中的往事、历史与记忆。换言之“市井”在“凤凰诗群”的这些青年诗人的诗歌写作中同时维系了两个向度，市井与乡村、喧闹与安静、寒冷与取暖、现实与记忆、经验与想象，而这一切都在“市井”这一核心地带的驱动下展开了无穷无尽的相互辩驳、争辩和盘诘的过程。空前加速度运转的城市使得每个人都成了旋转木马上茫然无措的眩晕者，在日复一日的城市环形公路上进行起点就是终点的“城堡”生活，而在此市井境遇下，也许只有诗歌能够维持眩晕中的平衡，能够用诗歌敏锐的触角刺破生活的圆周运动。尽管这种平衡与冲刺的努力呈现了不无尴尬的精神状态，而这体现在诗歌写作中就呈现出了真实与寓言相夹杂的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话语取向。就是这样，记忆的闪电、灵魂的闪电、良知的闪电在城市的巨大阴影中遭受到了不断被埋没的危险，就如城市交通干道中突然塌下裸露的城市锈迹斑斑的管道一样。尽管大地上是廉价甚至腐烂的日常生活，地下是暗不见天日的土拨鼠一样的挖煤工们被工业腐蚀的身体，但是谁都不能怀疑在堆满垃圾和欲望的泛城市化时代里以城市和日常生活为主体的市井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而诗人内心的火焰和热望如何来抵挡城市上空从天而降的瓢泼大雨？我想我已经在冀东大地上这些诗人那里找到了答案。诗人成了城市里面目可疑的人，因为是这个群体的存在印证了当下的疯狂和非理性，是这些人仍然试图在腐烂的岁月里寻找陨落的往日星辰，试图为疯狂加速的时代踩一脚刹车，尽管这种努力显得有些虚妄和难以置信。诗人告诉我们在无边的寒冷和死寂中，我们缺少的就是那个唤醒我们内心的人，而只有这个人才能让我们的河床有鲜活的水流而不至于在生活的压榨中愈益干竭。这个能唤醒内心的声音正是来自干燥、岁月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乡下”和“过去”，那个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的“精神故乡”。时代和成长经历所造成的生活的琐碎、偶然背后的宿命之手和难以挣脱的规训与惩罚，这使得“凤凰诗群”的诗歌写作程度不同的呈现出病历性的特征，在他们的作品中层出不穷的是饥饿、呕吐、感冒、神经性过敏症、失眠、结石、发烧、偏头痛、咳嗽、肺结核、心绞痛、衰竭，从而呈现了一个时代共有的疾病和“低烧”状态。这种“低烧”的状态也基本呈现这个时代的文学症候，“我们都是生活的结石 / 我们在生活中凝结成更大的石头 / 我们阻塞 我们挤压 / 我们为时代的症结碰撞、咬合、碎裂 / 我们为神经 我们为血管 / 我们为彼此消磨着狭窄的通道”（郑茂明：《我们》）。
东篱显然无论是在河北诗坛还是在全国来说都是具有相当实力且影响广泛的诗人，娴熟、准确、精深和个性已经成为其诗歌写作的显著特征。而当“油葫芦泊”在诗人的情感过滤、知性整合以及更为宽远的地缘文化上不断在诗歌中加重和反复叠加、呈现的时候，诗人对事物和存在的命名和发现能力就被凸现出来，而“油葫芦泊”和江非的“平墩湖”、雷平阳的“云南”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地标性的象征和不断生发、创设的文学场域和诗学空间。随着诗歌写作“中年”特征的愈益临近，东篱等人的诗歌中知性和诘问力量越来越突出并成为特殊的诗歌“知识”，“多年后，我会将我的肉身 / 还给父母 / 不过此前，我要将多余的偏见 / 还给教科书 / 将可耻的贪欲，还给这个 / 卑鄙的时代 / 那时，油葫芦泊将昔日重来 / 我把自己涂成一条泥鳅 / 我要让过路的人，捎话给 / 正烧柴做饭的母亲 / 我是干净的 / 那时，大地上蹲着几个土丘 / 蜻蜓低飞，诡秘不语”（东篱：《减法》）；“从爱上一筐土豆儿开始 / 我深深爱上平凡的快乐。/ 年轻时以为真正快乐的只有神仙 / 临近中年，突然掂量出白菜和土豆儿的重量”（唐小米：《从爱上一筐土豆儿开始》）。东篱等诗人近期的诗作更为明晰地呈现出一种“中年”写作的特征，这显然不是1990年代那种更为泛化也更具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形象和时代寓言的特征。这种“中年”诗学首先是属于个人视阈的，这更多地呈现为知性和经验的植入与拓深，更多带有在生存的暧昧场景中擦拭记忆的能力和关于时间的生命体验的本能性的对称与浩叹。而逝者如斯的感慨在这些诗人近期的写作中得到反复的确认。当布罗茨基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21世纪疯狂的现代生活已经使得包括诗人在内的生命个体丧失了记忆的能力，而只有一部分诗人还不能“与时俱进”地加入到时代的“笑声”中去，并不是这些诗人远离了俗常生活，而恰恰是现实的尴尬场景让他们能够比常人更能看清天空的阴云和闪电，而正是如此，在慢下来的带有沉潜性质和返观姿势的记忆之诗不能不是无奈而疼痛的。这样，生存的尴尬、诗歌的尴尬、时代的悖论、记忆的冲动都在这些带有回叙性质的诗歌文本中不断得以夹杂着质疑与肯定的印证与呈现。时间幽暗的深井旁，仍然有人在试图打捞往事，察看记忆的成分和颜色。诗人似乎仍然在等待，即使时间和场景总会倏忽而逝，但是愈是如此，那一切曾经的、拥有的、真实的往昔才会一次又一次在时间的暴风雨中被诗人并不强大的内心所接纳和细细的抚摸。当诗人面对的世界越来越祛除了陌生而呈现出“熟悉”面影的时候，东篱等诗人也强烈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成熟和诗歌写作的“中年”是以失去青春、激情、往事和记忆为代价的。尽管成熟并不可怕甚至带有一种少有的秋天般的平静之美，但是“中年”的心态和带有“中年”特征的诗歌写作却注定要开始了。“中年”的列车仍然在不断地抵达，不断地出发，而这轰鸣的场景所搅动的记忆是如此的纷繁和痛彻，“我爱极了这暮年之色 / 它由黄金、骨骼、光阴 / 月亮的通达和秋风的隐忍组成 / 群山有尘埃落定后的宁静 / 偶尔的风吹草动 / 不过是郁积久了的一声叹息”（东篱：《叶落青山关》）。
当然我在本文中一再强调的“凤凰诗群”中很多诗人的诗歌文本带有的“中年”性并非简单是就生理年龄而言的，而更多的是指向这个阶段的诗歌写作所呈现的特殊质地和纹理，知性、记忆和寓言性的文本正好确证和印合了这种“中年”特征。诗歌写作的“中年”特征在不同诗人那里降临的时候会或早或晚，实际上东篱、李木马等人诗歌写作早就具有这种“中年”的质素，比如强烈的时间体验、历史的个人化想象的冲动、对现实生存场景的钻探式的叩问与质疑等等，只不过近期其诗歌写作中这种“中年”性越来越凸现和明确。我看到斑驳的时光影像中诗人缓缓走动的身影，看到了一个时间水岸的彳亍独语者，看到了追光关闭之后空旷而黑暗舞台上的无边的寂静。在落满灰尘的幽暗的房间里，诗人试图擦拭那早已不再光洁的布满灰尘的诗稿和“经卷”。我想就这种“中年”性的诗歌写作谈下其对汉语诗歌写作的启示，换言之诗人用诗歌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来发声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诗人、诗歌和活生生的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当我们越来越深入和清醒地面对了自我、生命、生存、世界的时候，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黑暗、荒诞、惊悚和困惑的时候，我们是仍然继续前往还是停下来或者折回？而东篱等人的诗歌恰恰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即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中年”性的发现，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地方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
三
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诗人和生存甚至时代之间并不轻松的关系使得“凤凰诗群”的诗歌在当下无疑具有了一种特殊而可靠的质素，尤其是当复制性的一哄而上的伪饰性的“底层”、“打工”和“乡土”成为新一轮权力话语的时候这就西安的更为可贵。我注意到这些诗人有着相当强烈的时间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入观照、考量生存的膂力以及焦灼体验，这种记忆和历史、现场相交织的辩诘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阴影。但是在伟大而残酷的沾染了城市阴影和工业粉尘的时间面前，诗人的文本也无疑给了我倾听的冲动和内心的震动。这些青年诗人的诗歌写作充满了对过往时光的怀念和挽留，对当下现场的关注与凝思，对个体生命记忆的尴尬挽歌，“而今，我身在故乡，却不知故乡为何物”（东篱：《秋风还乡河》）。
“凤凰诗群”的诗歌写作充满了难得的活力，这种活力又是以对生命和存在，对语言和想象，对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关注为起点的。这就如午后的光斑从事物中筛落下来，面影、内心的悸动与感怀在其中蔓延、扩散。在干涸的工业河床上，这些充盈的水滴漫洇，迂回，留下阵痛与回忆。作为一次性的短暂的生命过客，在面对浩荡的时间形态时，确乎是相当微渺的，然而人类生存的本体意义却在于人事先明了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并为自己的归宿检拾自身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认识困惑的人类自己。在时间的巨大火焰与无边黑暗共同织就的无形困厄中，诗人在其中感受到的独特而略显悲凉的体验，是通过诗人不动声色的场景描述而一点点呈现出来。这种冷色调的呈现恰恰使这种痛入骨髓而悲痛难名的体验带有了瞬间穿透人们灵魂的持久膂力。“凤凰诗群”的一部分诗作是对乡村、历史记忆的反复呈现，而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城市和工业化时代抒写乡村记忆显然并非是一种矫情，相反它需要一种更高的表述能力和诗人情怀。诗歌作为古老的手艺，持有了对语言和世界的最为直接也最为本源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越是个人的经验越具有传遍公众的持久膂力。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的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而“凤凰诗群”这些青年诗人显然并不缺乏这种持久的记忆能力，而构成他记忆的主体就是黑灰色背景中的生命以及父亲、母亲、父老乡亲等构成的家族谱系和意象谱系的带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巨大心理势能的记忆图景与想象再造空间。这些俗常而有异常贴近的灵魂，在无数个暗夜拷问和打磨的“过往”事物，使得诗人以回视和后顾的姿势一次又一次折回那记忆的生发地。比如东篱在《关于父亲的两种叙述方式•之二》中诗人对历史的回顾是与深切的个我体验——关于父亲的往事和父亲的病故——紧密承接的，而深有意味的是诗人把这些都投射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将内心的记忆原生态性质地呈现出来，平凡人物的命运在历史的阔大背景下获得了同样重要不可或缺的意义和言说价值。历史不再单单是宏大的革命史和伟人传奇，也是普通人的琐碎生活史和命运史，这成了当下诗人面对的最为显豁的精神现实。我最感兴趣的是东篱的一组“唐山风物诗”（涵括《在公共汽车上看冀东烈士陵园》、《抗震纪念碑的手高高地举着》、《李大钊先生还在演讲》、《我每天都要经过抗震纪念碑》、《阳光从抗震纪念碑侧面投射下来》、《抗震纪念碑的对面是百货大楼》、《抗震纪念碑在这一天会不会暗下来》、《抗震纪念碑的西面是大钊像》、《凤凰山》、《抗震纪念馆》、《地震罹难者纪念墙》、《我从未进过冀东烈士陵园》、《秋风还乡河》、《南湖晚秋》等诗）。首先值得注意是这些带有唐山本土性的诗歌核心意象以及诗人最为真实的个体体验和介入的方式。我相信任何一个了解唐山历史，了解唐山大地震的人，“抗震纪念碑”、“冀东烈士陵园”、“抗震纪念馆”已经成了这个灾难而新生城市的符号和象征，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诗人拨开历史和社会学以及道义伦理层面的厚重浓雾还原出的真真实实的生命的卑微、沉重的记忆和存在的宿命感，“这冰冷、神秘的玄色世界多纯净 / 除了三十四年来挥之不去的尘埃 // 很多人来此寻找他们的亲人 / 但时空迢遥，人海茫茫 / 而我多年来一次次故地重历 / 仿佛是为了寻找我自己”（东篱：《地震罹难者纪念墙》）。而诗人选择这些带有巨大象征意义的物象应该说有着很大的难度。一个物象如果携带着相当大的象征视阈尤其是公共象征，那么重新说出一种重要的意义或选取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记忆是相当困难的。对于这些象征平凡、卑微、勇敢、悲壮、血泪的纪念碑、陵园、纪念墙，一般意义上的抒写者往往流于模式和刻板化，尽管可能言说方式不一，但切入视角和抒情范围往往是大同小异，无非是赞美、致意、回顾历史，面对未来等诸如此类。而东篱却恰恰避开了这些可能使其诗歌平庸的种种危险与歧误，而是在日常的景象和场景中，以一个个体的体验深入其中进行诗意地挖掘又保持着相当的阐释和审美的必要而有效的距离，也即诗人避开了这些经典物象的象征意义，而是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迹写出一个真切不乏沉思的内心世界。如《抗震纪念馆》：“除了一些已死的和至今还活着的人的 / 照片 / 除了一堆堆破烂的石头和砖瓦 / 这棺材红的建筑 // 而我宁愿站在高大的抗震纪念碑下 / 被它灰色的影子 / 紧紧覆盖”。这首小诗是相当出色的，尤其是它的历史感和有效的命名能力。1976年凌晨的黑暗而蛮横的时刻，唐山这座工业城市和活生生的生命转瞬即遭灭顶之灾。而多少年过去，在烦乱不堪的琐屑生活中忙碌的人们被公交车、蔬菜市场、儿童学校所包围和缠困，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多是一种生活自身的流向，而非强硬地对所谓崇高的历史之物——抗震纪念碑、纪念馆——时时顶礼膜拜，反复思考历史。确然，与纪念碑这些宏大历史之物构成对称或者对抗的正是这象征日常状态的“百货大楼”和行色匆匆的人群。人们更多地是走在路上，走在历史与现场两者之间，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总之人的生存状态更多是倾身向下的，而仰望则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也需要一种对生命和生存的最本真的思考。而在纪念碑高大的阴影下情愿被覆盖的渴念，正是一个良知的灵魂的闪亮与顽健。这个阴影恰恰通过个体呈现给整个灾难和怀念的历史，看似不动声色，实则触目惊心。
四
如果说东篱是属于执著的持续性写作的代表，其为人更是坦诚、热烈，随时如一锅正在滚沸的开水，那么同为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张非无论是诗歌写作还是为人都与东篱形成较大反差。张非为人平静、随和，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优秀的倾听者。较之东篱20多年未曾间断的诗歌写作，张非的诗歌写作曾出现了长达10年的间歇期（1996-2006）。而当他2006年以来重新在商业的无物之阵中在深夜中俯身向下重新面对诗歌灯盏的时候，这是否也暗含了只有诗歌的力量才能够安慰现代人忙碌而空虚的灵魂？很多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大体都经历了张非这样的“新归来”的过程，尽管我并不认同“新归来者”诗群这样一个草率而又缺乏学理的称谓，但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诗歌现象倒是值得关注。随着时间的推进，张非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成熟是以渐渐失去的青春和激情为代价的，这一切多像曾经鲜活和充满生机而如今渐渐干枯的河床。中年的心态和带有中年特征的诗歌写作注定要开始了，“岁月夹着冰凌 / 在拐弯处 河套平原 / 不知道命运有怎样的起伏 // 但我们还是迎来了转机 / 光阴总在暗处运送泥沙 / 让一条河流小心翼翼 / 从包头到济南 / 仿佛渐渐老了 / 渐渐摒弃了波涛汹涌的人生”（《过黄河》）。值得注意的是在《酒后辞》、《再见巴西龟》和《绒花又开时》等诗中寓言化和反讽的叙述相当明显，在温暖的戏剧表象的幕后却是关于人生本能的“乡愁”意识和生命隧道黑暗体验的喟叹。张非近期的诗作时时投向了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背景的日常事物上，比如河水、绒花树、向日葵、小狗、蒲公英、山雀、牵牛花等等。在这些日常景物中诗人生发出敏锐、准确而又带有喟叹意味的发现的声响并且这种声响还将持续下去。而张非近期的组诗《在锡林郭勒南缘》和《草原随笔》在我更来更像是一个当代诗人对历史记忆和“回乡”之旅的致敬和缅怀之作。多年前海德格尔的一句忠告已经被中国诗人和一些弱智的学院派批评家们所扭曲和淘空，然而这句“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于当下诗人而言是难以规避的宿命。而这种宿命是在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去乡村化的黑色浪潮中刺痛了一代人最为敏感、最为本源也最为疼痛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关于一代人出生地的记忆，是一种脐带式的记忆。从急速推进的工业时代再到新移民时代，作为从坝上草原来到唐山的诗人，张非的诗歌写作尽管一直试图在多元化的路径中进行拓殖，但是他一直存留着一个黑色“乡愁”的见证者和命名者的身份和胎记。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的是从坝上来唐山的张非同时在文化地理学和诗歌和精神的“出生地”上找到了“坝上”和“唐山”之间的脐带性关联。唐山境内的滦河发源于坝上巴彦图尔骨山脉，在坝上及内蒙境内叫闪电河，进入河北叫做滦河。在伟大的自然河流、时光河流和人生的河流上诗人寻根的冲动和对生命的追问就在所难免了，“那静静流淌的 / 除了时光 / 也被我们称作河流 // 此刻 我们给它起名叫作闪电 / 说的是从坝上高原到冀东平原 / 她千折百回的身形 / 这是神的结论 / 只有神有鸟瞰大地的视角 // 而我看到的是 你的面孔一闪而过 / 这仍然让我想起了青春 / 但不在神的视角范围内 / 好多人 好多事情 / 都被忽略了 / 我们只是一些在凡尘里 / 偶尔相互记起的人 // 用几十年的光阴 / 我追随着河流的方向 / 漂泊到了冀东平原上的这座城 / 而一条河流 / 已不再叫上游的名字”（《一条河流和她的两个名字——滦河源头记》）。在组诗《在锡林郭勒南缘》中，在草原、河流、锡林郭勒、玛忽阵营盘、察汗囫囵、哈喇勿素、安固里淖、旺兀察都、郭勒半淖、九连城、太仆寺旗等这些“陌生化”的根性场景和沾染了强烈的个体情怀的空间中诗人不断寻找、标示、铭刻着一个个精神的坐标。而在此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记忆在时间和生存的双重磨砺和消蚀中呈现出了难以磨灭但是却永远都难以再现和返回的疼痛。尤其是在《去郭勒半淖村看表姐》这首诗中，张非通过四个极其个人化、命运化但又极具历史性和象征性的场景展现了生存的艰难和隐忧，实际上这种田野化的还原的过程弥足珍贵，它重新打开了被历史、社会和时间风暴所封闭的出口和伤痂。
同张非的重新“归来”的现象一样，张凡修的诗歌写作停滞了足足18年，这多少让人费解一个长期熄灭的火把是怎么再次被激情点燃的。当人到中年，况且没有诗歌的日子已经稀松平常成为最大的生存事实，为什么久违的诗歌又重新受到诗人的垂青？我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诗歌在张凡修少年时代播下的种子尽管刚刚开花便被封冻，但是时间的春风最终带来了沉睡之后的再次成长甚至收获。这种“停滞――归来”的诗歌写作现象无疑成了后工业时代最为意味深长的一个寓言化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张凡修等人的诗歌写作让我体味到了“母语”的活力和能量，而我提到的这种“母语”显然不是一般层面上的现代汉语，而是唐山方言。母语之外和母语之内的人来面对同样一个诗人和同样一首诗其感受显然有着不小的差异。我这样说并非是强调这种作为方言的现代诗歌“母语”的重要性，而想强调的是这种方言性的“母语”对于本土诗人的写作和生存的双重重要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沃尔科特的一句话，“要改变你的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基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徐志摩、刘半农等人“方言”写作的现象和合理性了（实际上不只是诗歌如此，艺术亦然。尽管“方言”在一些小说和影视剧中有被指认为有“泛化”的现象并且影响了普通话的传播和教育云云，但是显然“方言”与作家的关系是天然的，不能硬性的排斥和反对。在看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时，剧中人物的唐山话让我万分亲切，甚至在我阅读张翎的小说《余震》时，其中的人物对话和心理我都是以“唐山”话来进行的。这是真正的感同身受）。这种程度不同的诗歌“方言”更为有效也更为持久地彰显出了词语的繁殖力量和经过过滤的原生态的地域特征，“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眼瞅着 / 地里的小玉米，蔫巴了身子 / 一个活在农谚里的人，开始 / 烦躁农谚。烦躁一场雨的远，如同 / 与蒙族汉子私奔的三女儿 / 三年，都没进家门”（《一场雨的远》）。张凡修的大分贝、高能量诗歌把我带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东大地（晚近时期张凡修的诗歌也兼顾辽西的山村生活体验），他有时候更像是隔壁的大叔嘴里叼着汗烟唠着家常，手里拿着粗糙的本子在乡间地头一年四季观察、记录、分析农事的本色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季节、作物、动物、农具都具有了久违的原生的又被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阴影所遮蔽的生命感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的沧桑与沉重，“再秕的谷，也终究伏在土地上 / 就像他的媳妇，日头一杆子高 / 就会挎着褪皮柳条编成的篮子 / 蒙一块白地蓝花的毛巾 / 午饭准时送到地里。 / 一小瓶高梁烧，王三亮破例没有入口 / 他揪下一棵谷穗插进瓶子里 / 看秕谷，缓缓地膨胀”（《一穗谷的秕》）。现在有媒体和评论者将张凡修定性为“农民诗人”，把他的诗也笼统称为“乡土诗”，我对此却不以为然。尽管张凡修的很多诗歌确实是“农民”题材，其视角也带有这种身份的程度不同的特征，但是如果通读张凡修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具有写作多向度才能的诗人，“农民诗人”显然成了一个当下时髦却不伦不类的标签和“马甲”（郑小琼就认为自己被穿上了“打工诗人”的马甲）。这一“标签”和“马甲”在将诗人类型化的同时也呈现了当下诗歌阅读和批评的惯性病疴，这种标签式阅读和批评显然将诗人“窄化”和过于倚重诗人的身份和阶层了。比如张凡修的这首并不那么“农民”和“农事诗”的《黑木耳》显然对我们了解一个完备意义上的诗人全貌提供了一个注脚——“越聚越浓的黑夜，是先从林子里生长的 / 树干上的鸟屎掺杂着苔藓，滋养着漫长 / 而我们，只需倾听。铁轨摩擦的音乐 / 有时远，有时近。我们只需要耐心地等一会儿 / 当别人怀疑我们是聋子时，耳朵隐藏于深处 / 委屈的泪水，湿透了绢巾，我们揉了又揉 / 褶巴巴悬挂在枝头上。只需靠近 / 无论黑夜多黑，无论顶风多顶 / 我们都听见了，有人来过”。
刘普和张非、张凡修一样都是写作一度中断的诗人（1999－2009）。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古老温润的农耕庆典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了黄昏最后的闪光。理想情怀中大地上那延展不息的本源性依托，而无限加速的工业列车正在飞速前进。那曾经的一切，那古老乡村土地上的一切都在飞速行驶车辆的后视镜中远去。时代犹如被强行颠倒过来的望远镜，曾经的一切变得如此遥远，模糊，陌生。而乡村的真实场景在刘普的诗歌写作中得到了持续的回应。刘普的很多诗作都带有向往日情怀和历史致敬的“回溯性”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回溯性的诗歌写作和其中呈现的意绪并非是不及物的，而恰恰是来自于现实生存阵痛和感怀中本源性的与土地、生存、命运、困厄、挣扎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介入”。刘普的个人生存体验的焦灼感与诗学立场的忧患意识在紧张而双向拉开的向度中，以深入向下的勘探姿态夯击、锤打，“一块砖茶 / 它身板好得 / 像当年如日中天的父亲 / 那年翻修旧房 砖茶泡出的水 / 香透了半个村庄 / 那群盖房的人 / 他们把砖茶品的很响 / 脸上溢出满足的声色 / 现在我回到乡下，老房子 / 还在那里等着 / 喝茶的人都逐一一老了 / 有的已躲进了村庄的传说 / 砖茶的茶香 如过去的时光 / 从我的心底飘过 / 从我的心底飘过时 / 没有发出一滴声响”（《砖茶》）。与“砖茶”一起沉淀下坠的还有粗糙而沉重的乡村往事和人世变迁。无论是弯腰拔草的农人还是荒废的土地，那曾经上演过最为真实的生命与土地相依为命又无比焦灼的现实被毫发毕现的揭示出来。刘普的诗歌带有一定的世情小说和“狂人”日记的寓言化特征，也更为鞭辟入里地呈现出以乡村和城市的紧张关系为原点所扩散出的生存的波澜和内心的波折，活的平凡、生的紧张、死的麻木都上演了一场场人生的白日梦和现实的默片，“这是秋天来了，我站在榕树下 / 学会了把简单变得复杂 / 学会了对付慢腾腾的生活”（《乐亭大鼓》）。
我与王志勇至今有两面之缘，一次在唐山，一次在邯郸。每次见到王志勇，看到唐山大地震在他身躯留下的的刻骨铭心的伤痛，看到那空荡荡的右袖管我都有着面对并不遥远的历史的那种不寒而栗，因为我也曾在母亲的怀抱经受那一次又一次的地震和心灵上的余震，那所经受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我觉得庆幸的是王志勇在文字中找到了慰藉心灵的空间，这也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既虚无又强大的膂力，而与此同时他在文字的深处或诗歌低沉的底色上不断筑建心灵的纪念碑来抵抗不断坍塌重压的历史和记忆，“在我灵魂深处敏感的区域 / 残留着废墟遗址 / 一阵微风不经意的掠过 / 都能让每一片假寐的瓦砾 / 在疼痛中痉挛不已 // 许多白昼里被喧嚣湮没的往事 / 在孤寂的夜晚 / 全都嘤嘤飞来 / 每每这时，被火焰舔噬过的石头 / 都重新洇渗鲜红的血滴 // 哦，那蛀空我们所有情感的诗歌 / 灵感的光焰在这里悄然隐居 / 我蹲在上面常常默默思忖 / 上帝的有无和或然的悲剧 / 注定是这个世界 / 普遍的命题 // 如果这是一个 / 不愿让阳光来莅临的角落 / 就让常青藤来掩覆月光下 / 它嶙峋的忧郁 / 上面有株鸢尾花 / 在摇曳中歌咏碧绿”（《另一种废墟遗址》）。王志勇的文字确乎比其他诗人多了一层最为真切的坚韧的生命体验和强烈的时间在个体生存膂力上的标记和疼痛，所以王志勇的诗歌话语方式更为坦荡、直陈、有力，甚至有时会不留余地，“眼前的千金丽日 / 比刽子手更有权力屠宰光阴 / 比地震局更有资格放松警惕 / 男人们集体玩物丧志 / 女人们齐心消磨春色 / 用慢和沉溺 / 制衡世界的偏执”（《浣花溪》）。时光的怀旧者在记忆的闪电中洞开了所有感知的窗口，而这一切都使得王志勇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更为细致、沉静，从而能够在最为波澜不惊的日常景象中拓殖出自己心灵和知性的幽微的颤动以及由此而耀显出想象力的闪电。而说到底，尽管每个人的写作路径并不相同甚至差别迥异，但是最终诗人面对的都是一个难以规避的宿命，这就是语言和生存交织出的真切而恍惚的“命运”，“命运是什么 / 无非是一次次对生命力的 / 试探 / 我的遍体鳞伤 / 就是最迷人的纹身 / 天堂如此飘渺 / 只有炼狱 / 真实而不朽”（《叩响炼狱之门》）。
在一个后工业和文学失范、内心失衡的时代，诗人和诗歌到底承担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或者说我们的诗歌写作与生存个体甚至整体性的现实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前不久我刚刚从上海回来，那里罕见的中雨挥洒了一天一夜，而那个位于南京西路的诗歌书店已经被迫关闭停业。至今我还没有到张有路的汲古书店去过，但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学教书的我来说，我能够体会书店在一个后社会主义时代里的尴尬和无奈。也许这需要的已经不单单是“坚守”，我觉得只有“操守”和那片弥足珍贵的“精神天空”方能让一爿小小的书店在超市、游乐园、购物广场、麦当劳、洗脚屋、洗浴中心、剧院和高档社区的都市和欲望的森林里静然独立，“它趴在超市对面，躲在 / 老北京炸酱面的后面 / 灰头土脸的/ 像极了一张驴皮影 / 蜷在废弃的舞台旁 / 斑驳，扭曲，失去光泽”（张有路：《书刊市场》）。在资本时代作一个抒情诗人是艰难的，而在物欲横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经营精神和灵魂的居则更为不易。这是如此生动而我们又极不情愿接受的现实和当代寓言——安置灵魂的书卷和嘈杂迷乱的日常生活在交互辩驳中同时登场。加速度的时代场景中我们有着难以言说的不适与尴尬。而在城市的拐角处，在提着蔬菜和大米的行人当中，在高谈阔论股市和钞票的喧闹声中，我看到紫恋（冰凌花）、陈小梅（宝贝）、青苹果、江峰、落叶等青年诗人正在打开的光亮的诗歌卷宗，看到了时代剧场的追光过后一颗颗倔强而高贵的灵魂。
五
唐小米和黄志萍是唐山甚至河北诗人群中为数不多的优秀的“70后”女诗人之一，而说到其女性诗人的身份并非是强调其性别，而是说其诗歌的观照和言说的方式却是具有不容忽视的个性和特殊性。实际上女性诗人细微的感受更容易在诗歌中找到舒展的空间，生活又何尝不是化若无痕的更改着一切，而多么复杂和强烈的感受和情绪在茫茫天地中又怎能抵挡强劲的风雪，可能有的时候沉静和细小的感动的声音更具有沉重的力量。
见到唐小米和黄志萍的时候是在2009年盛夏的一场雨中，风尘仆仆、感情质朴的一次聚会让我切实感受到了故乡诗歌的体温和缱绻。我感觉日常生活中唐小米和黄志萍的“嘴皮子”应该都非常厉害，都是属于“得理不饶人”的类型。在唐小米和黄志萍的诗歌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女性特有的性别立场、身份意识、阅读经验、人生阅历、涉世情怀和个人化的想象力的契合性的呈现与交融，看到了女性特有的幽微而深入、敏感而脆弱、迟疑而执拗的对生命、爱情、性、语言、命运、时代和诗歌本体的持续思考与检视。唐小米和黄志萍作为一个经常在夜晚沉浸于梦想和文字深处的女性写作者，她在光线斑驳、纵横交错的森林中发掘出了一个个我们所忽略的平常但又意味深长的场景，剥开自己和生存粉尘覆盖下的禁闭的灵魂。她们在一次次探幽发微的流连、踟蹰和追问中还原出诗歌世界与现实世界、想象世界之间光怪陆离而又无比真实的交错或对称的关系。
唐小米的诗歌带有两面甚至多面性，冰的铁与热的火重叠、平静的绵思和火辣的自白交替、安静的自语和热烈的追问相融，朴质的捕捉和肆意狂放的想象榫合。唐小米的诗歌《枣木杠》比较能够揭示她柔细的身躯里巨大的火山熔浆一般的内心膂力和诗歌情怀，“两三杯枣木杠吞下 / 满山的红灯笼跑起来 / 大红枣集日一样涌到街口 / 端菜的乡亲 / 摆动着植物般柔夷的腰肢。// 一切还没有看清楚之前 / 我就醉了。/ 虎山村的夜晚 / 多了一个提着光 / 却找不到路的酒人。// 一杯枣木杠里埋伏着多少人？/ 淘金者人人头顶着红烛 / 上山打虎的人周身泛起粘稠金黄的 / 酒光。我惭愧 / 在满山善良的植物们面前 / 我只能变成妖精。// 总有人站在酒里 / 试图拿走些什么。/ 只要我不象人一样伸出剪刀般的手 / 泼辣憨直的枣木杠就会把我留下来 / 象任意一棵枣树，目光看到哪儿 / 哪儿就结出 / 能酿酒的果子”。唐小米的诗歌世界是简单而清澈的，也是激烈而狂热的，同时也是不断在生长和多变的。在夤夜她是不折不扣的敏感者和失眠症患者，而在黑夜和黎明的边缘她在不情愿地做着白日梦。诗歌成了她不愿舍弃的棉絮般的温暖和慰藉，诗歌成了她生存窄缝中的“末路狂奔”。唐小米的诗歌很能体现女性内心世界幽微的颤动，也更能呈现出语言的细腻和精微。在我看来诗歌更像是现代人生存的一个个白日梦想，这些永远都难以实现的梦想在一个个语言和想象的情境中得以接续和完成，尽管这种接续和完成可能不是完美的，甚至更多的时候是悲剧性的，而“向诗而生”已经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命题和要义，“而现在，我闭口不谈诗歌。也不安排 / 祖国，血液，和土地的关系 / 我要日复一日穿过一条狭长的街巷（多像我的狭隘和忧伤）/ 在80平米的混凝土中妥善地安插柴米油盐 / 放下情爱、睡眠、蝴蝶结以及碎花连衣裙”（《距离》）。唐小米的诗歌有着坚执果敢甚至某种偏激程度上的“杜拉斯”，又有着敦厚、温柔的母性情怀。这种尖锐和宽怀复杂的交织使得唐小米的诗歌看似简单、平静实则复杂、奔突。在看似波澜不惊的事物表现和浅层语言背后闪现的是连绵不断的寒冷的冰川和时高时低的心灵地理。我看到了唐小米诗歌中柔软宽远的一面，看到了在日常景象中用知性和母性暖煨出来的一个女性对生命、时间、身体的体验和思考，“我一直嫉妒她们奶水荡漾 / 很女人很女人地生了一只又一只小羊 / 并奶大了我的表弟 // 我青春年少时就放牧她们 / 她们从未被吃空过 / 也没人能猜出她们的年龄”（《我羡慕的那群母羊》）。近期唐小米关于“教场沟”的诗带有向植物和自然致敬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既是来自于本能的乡土经验对城市和现代生活的某种排斥，也是出自女性面对世界的特殊方式。女性诗歌和自然以及植物之间有着天生的共通性，唐小米近期的诗作就呈现了对自然之物的本能性的致敬甚至迷恋。敏感、好奇、执着、怀疑成了唐小米性格一部分，甚至也成了她诗歌写作症候的显影液。唐小米在北方小城里无疑属于静静的甚至带有悲悯情怀的观察者和生活场景与女性体验的“多事”的测量者。唐小米无疑是敏感的，有时又是很坚执的，这多少有些像渤海湾同样温柔但也同样粗砺的海风，“我们到达时 / 落日正从虎山的脊梁骨滑下来 / 太行山脉中最后这只虎 / 正在把暮年的光 / 一点一点吞进身体。/ 但金质的摩擦声从远到近 / 这镶着橘红色金边的响声 / 哗——哗哗 / 漫山遍野的紫荆和枣木们动起来 / 一直朝着天边跑”（《虎山》）。无论是对于日常化细节和身边之物的关顾，还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以及对两性关系和命运的思忖唐小米都能够用化若无痕的方式不断撕裂表象和惯常之下的陌生、疼痛和虚无。在季节的漫漫光阴和匆促转变的生存场景中诗人试图发出属于自己灵魂的声音，这种低声的倾诉和自我对话的情结时时处于后工业时代巨大的喧嚣与吵闹之中。在越来越欲望膨胀、生活空前加速度的时代，唐小米所能做的恰恰是为自己增添一个减速器，减速的结果是她在诗歌中发现和创设了一般诗人所普遍忽略的空间，在现场审视和黯然怅惘中诗人用情感、经验和想象交织成了陆离的时代声色和个体生命的斑驳光影。在现实和想象的一个个类似于镜头剪接和拼贴的场景中，在一个个或激烈或平淡的生活日历的飘落中，在一个个真实的或想象的故事里，唐小米以自己也许并不强大的内心世界的河流去重建一个生命个体对其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印证，或热爱、或失望、或深情、或愤恨。诗人在喧嚣的尘世中时时对生存和身边的事物予以诗性的观照、发现与命名，与此同时诗人内心仍然维持着属于自己的个人的小小的“乌托邦”，在泥泞的生存路上诗人仍希望自己在飞翔——灵魂的飞翔。而今天的女性诗歌已经和当年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站在了两个路口，当年女性诗歌对女性和诗歌的双重发现使得它无论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还是在诗学自身上都具有了显豁的价值和特性。而当下的女性诗歌一部分是在网络和博客上继续延伸和扩散更为私己也更为琐屑的日常经验，另一部分则在各种刊物和官方机构的豢养下从事着主流诗歌的合唱，而真正意义上既具有个人性、命运性又具有普泛的象征性和寓言性的重要的女性诗歌文本却不断缩减。而唐小米的诗歌《我有多少女人味》则是我所激赏的这种诗歌写作的少有的示范之作，“我有多少女人味就有多少大海味 / 眼中有十万颗盐粒，十万顷波涛 / 连沙都是咸的，连沙都在荡漾 // 我有多少女人味就有多少蜂蜜味 / 舌尖有甜，甜里藏着狡猾的小刺 / ——蜜蜂爱过花朵后留下的毒 // 我有多少女人味就有多少奶水味 / 体内有万顷良田 / 粮仓饱满，我有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丰收 // 我有多少女人味就有多少尘土味 / 从肥美的臀部到日渐松弛的腰身，仿佛沟渠围绕着盆地 / 仿佛从生到死都未曾离开过尘土”（《我有多少女人味》）。唐小米的眼光是尖锐精细的，情怀是深迥宽远的；她的诗歌话语方式有时是温婉的小鸟依人式的，有时又是决绝的自白和撕裂性的。唐小米不仅是一个沉浸型的类似于唱独角戏的诗人，也同时承担了观察者和介入者的身份，她的诗歌同时从“向内挖掘”和“向外发现”中展开，所以她的诗歌既有个人性，又有“现实感”和历史想象力。同时更为难得的是唐小米的诗歌由于长期的冀东乡村文化的浸染，她的一部分诗作带有女诗人中比较少见的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视阈下的命运感、家族感以及难得的“粗砺”的话语方式。换言之，唐小米在面对世界和语言的时候不仅是文学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在驳杂的现实场景中时时呈现出历史的斑驳面影和沧桑履历，从而诗歌同时打开了历史意识和现场精神的对话装置。值得提及的是唐小米在散文《我愿意被世俗温柔的杀死》中将家族命运（王躲、王藏，这两个名字所折射的历史的荒诞性、命运的卑微感和存在的滞重感是如此淋漓尽致）和性格基因以及个人极其生动的生命体验以非常精准和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想在今后的诗歌写作中唐小米应该继续推进这种话语类型的纵深感。
一定程度上黄志萍的一些诗呈现了女性诗人特有的敏感，甚至还有女性与生俱来的“偏头痛”。显然这种孤独、敏感和偏头痛对于女性诗人而言显然是相当重要的。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诗人的神经和想象，能够让诗人在司空见惯的事物和季节轮回中时时发现落英的新蕊，发现麻木的我们日日所见事物的另外一面，也因此呈现出一番与常人有些差异和距离的内心图景甚至精神风暴。黄志萍的诗曾专注于抒情隐喻质地的追附，沉浸于情感的天空低郁地言说失落的痛苦和敏感的尖锐以及不可知命运的偶然的破碎感。而近年来黄志萍的诗作则在比较宽阔的视阈和地带进行劳作，在个人与现实的摩擦中细腻地擦拭尘世中生存的纹理。黄志萍近期呈现给我们的印象是她的为数不少的抒情短诗。我对这些抒情短章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清澈、透明又有一种可以回味的底色，这让我首先想到了在人间的漫漫灰尘和烟火色中偶然出现的纯净琥珀。季节的漫漫风尘卷过那黑色的原野和树林，曾经鲜活的生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简单冲刷中，变了形状，失了颜色，隐了足迹。在时间的浩浩巨手中，在这个生命个体短暂停留的世界上什么能够最终留存？也许诗歌是一个最好的而又常人难以企及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这恰如一个淡黄的而又纯净的琥珀，曾经的记忆、感情、语言的生动都在某一刻停留，停留在时间的深处。这个纯净的诗歌容器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语言和记忆的力量，而这只能来自于诗人和他在暗夜所抒写的诗行，或悲抑、或欢欣，“只要开灯 / 就挂上窗帘 / 这是习惯 // 我并非要把黑夜拦在外面 / 我只是想让亮的更亮，暗的更暗 / 让明亮和黑暗都拥有它们各自的秘密”（《明暗说》）。而就黄志萍的这些抒情短章不能不简单论及一下诗歌的“叙事性”和“抒情性”问题。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在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惟一的评价诗歌的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实际上回到诗歌的古老的源头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诗才是其真正的底色。任何所谓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和“反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的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而黄志萍的诗歌写作尤其是抒情短诗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抒情特质。黄志萍的诗歌在呈现出一般女诗人的平静、迟缓、犹疑、回环的语言调性特征的同时，也凸现了毫不迟疑的斩钉截铁的果决与坚执。其语言就更为明显的呈现出情感的重量、准确的力度和沉思的质地，“我曾带着一颗必然之心寻找 / 那些被人偶然遗落的草籽儿、碎纸屑、密码锁 / 而城市宽大 / 如同一个人空荡的内心 / 万水千山走遍 / 现在我累了 / 生病，并且胆小 // 我不知道还能装下什么 / 这些时间的容器 / 这尘烟四起的流水席”（《接近一个陌生的城市如同接近一个陌生的人》）。黄志萍的诗歌语言有很多带有自陈的成分，更像是一个女孩面对着生存片段、时间场景和想象性的场景的最为生动也最为真实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在一个个稍纵即逝的影像中，黄志萍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确立和体认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一个生命个体、一个诗人复杂而丰富的内心渊薮的深度与寒冷。而这些渐渐发黄、发脆的胶片般的记忆影像在秋日的光阴中照亮了滚滚红尘中渊薮般的灵魂和人生的隐痛。
六
唐棣和郑茂明作为“凤凰诗群”中的“80后”诗人，显然其写作不仅愈发成熟而且个性突出。我这里所指涉的“80后”并非是代际所指，而是在我看来作为年轻群落的诗歌写作他们呈现出的活力、多元和个性恰恰是不应该被忽略，也是诗人一生都应该秉持的可贵质素。如果从代际的角度看，我想“80后”一代的诗歌写作已经不可避免因为时间法则而出现了某些带有共性的征候，当然诗歌对于个人创作而言首先是以个性化为前提的，而对于正在成长和变化的这一代诗歌群体我不可能做出任何判断，我说出的也只能是个人的阅读观感。而目前看来“80后”的一些诗人的写作还更多粘滞于语言、技巧，往往还在表达的冲动中奔跑，个人化的空间有些过度膨胀，诗人的视角也往往限于现实表象，而普遍缺乏个性化的历史想象力，从而诗歌的维度过于单一和执拗，而缺乏容留的视角。在这个诗歌写作、发表、获奖都相当容易也日益问题重重的时代，筛选出诗歌的黄金、水晶，芟除掉蓬勃生长的杂草和刺手的荆棘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在博客时代的诗歌写作版图上，每隔三五日便会有“诗人”在数字空间上冒出来，写作的黑暗期和成长期被空前缩短，写作者被加速度“催熟”。面对着如此巨大的青年诗歌写作群体，尤其是早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80后”诗歌做出准确的整体性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我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凤凰诗群”中唐棣、郑茂明等“80后”的诗歌写作说出我零星的印象和观感。
显然，唐棣从写作年龄上而言已经算得上是“老手”，并且他近些年对电影的关注和思维方式使得他的诗歌写作更有可能获得一般的诗人所不具备的视角、视野和情怀。在基调的设定、场景的安排、细节的再现和结构的呈现上，唐棣的诗歌无疑更具有戏剧化和叙事性的效果。好诗在我看来应该是纯净的，甚至简朴的，它拒绝了夸饰和青春期般的没有节制的抒情以及阅读习惯给它带来的眼界和限制。这些纯净、简朴的诗更像是一座用坚硬的橡木搭成的房子，愀然独立，独具意味，它自然的纹理和淡淡的香味既呈现了世俗的焰火又呈现出诗意的个人“乌托邦”的想象。目前看来，唐棣的诗已经具有了个人性的特征，强烈、盘问、焦灼，既不自闭也非狂热的时代追逐者。唐棣的诗歌具有一种明显的过渡性和融合的性质，他的诗歌精神同时拥有了理想主义和“现世主义”品质。
唐棣的诗歌和他的外形一样瘦硬挺卓，他的诗歌既有缓缓道来的抒情和意味深长的“放大”式的叙事和细节化的场景呈现，又有着不容忽视的直面世界、冷暖甚至生死的寒气。唐棣的诗歌无疑在往事与现场、记忆与经验、内心与外在之间达成了永远都不可能和解的关系，即使是赞颂、怀念和认同也往往是采用了冷色调的方式予以更深层次的掘进与开发，从而更具有了生冷铁硬的探询精神与现世情怀，“大概是我出生后三四年 / 他从一堆木料中滚落 / 那天下着雨。他湿漉漉地离开了人间 // 母亲折下一支干桃木枝 / 想为他的小房间布置一番 / 就像常日里，要他睡舒服一些 / 而这次一睡要很久 / 一路上的人都是肃穆的 / 我曾以为那是这辈子最苍白的节日 // 我把剩下的桃树枝慢慢劈成柴 / 烧火做饭，以后的日子还是在炊烟下度过 / 不长不短，我俩不见已有二十多年 / 你在天上太得意，太自在 / 只偶尔才看我们一眼 / 难怪我想方设法要把你从眼前抹去”（《在天上》）。更为有意味的是，唐棣的诗歌除了让我感受到其“现代性”的一面的同时，我惊异于他的某种“传统”和“古旧”的况味，这种暧昧相加的意绪在我看来是相当可贵而重要的。
郑茂明的诗歌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出生于山东，工作在唐山，这种“外省”的漂泊和异乡感以及山东文化和唐山文化的交融甚至冲撞都使得他的诗歌更具有宽阔的诗学景观。“外省”的漂泊状态和“异乡”的孤独几已成了郑茂明一代人的宿命表征，这种“异乡”之路的开始和心境的变化无疑也开始弥漫在他近期的诗作中。在郑茂明的诗中我发现了诗人在强烈的自我盘诘以及与生存的胶着中所呈现的不断否定和寻找的力量，一种对本源性的精神“故乡”和“出生地”的寻找的冲动，对生命、生存的困惑与质疑。在工业时代的巨大吹拂中，那在黑暗中倒立的分裂的影像无疑是对诗歌、生命状态的最为恰切的象喻。无根的漂泊在无家可归的大水中回旋、打转，有朝一日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故乡和城市双重的陌生人。郑茂明的诗歌同他的为人一样毫不浮躁，沉稳、静思成为其诗歌的明显症候。他更像是一个在工业城市里逆风骑着单车的人，四季的冷暖艰辛在他的前行中都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冷暖自知的况味成就了郑茂明诗歌沉思和自省的质地。他的观察、他的静思、他的审问甚至质疑都与自然、时间、存在建立了相互摩擦的关系，而这种摩擦关系显然使得郑茂明的诗歌知性的质地相当明显，“大风吹过 / 卷起黄土岗上的黄沙 / 树们几乎贴紧了大地 / 我看见风背着几根白骨在飞 / 鸟像沸水里的一片叶子 / 被风卷来卷去，抛上抛下一个季节 / 在一双庞大的翅膀上揪心地扇动 / 有人迎风流泪 / 有人望天长叹 / 千里之外 / 一个城市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 / 我常看到生活的尘垢 / 在面前的桌案上悄然堆积 / 我并没有看到它们长途跋涉/不曾探究它们的来路”（《大风吹过》）。尽管郑茂明的《在钢铁厂》在整体上是一首优秀的诗作，但是我仍然感到忐忑和担忧，因为在当下的“打工”和“底层”的热潮中这种类型的诗作是很容易被掩埋甚至也很容易被遗忘的诗歌。我的意思是当某种题材的诗歌已经具有了强大的道德优势和主流色彩，这样的诗其写作难度和困境是可想而知的。在“80后”诗人中，我很少能看到像郑茂明这样的悲悯者、反讽者、追忆者和沉痛者，他的诗歌似乎从一开始就不缺乏面对庞大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存在场景的勇气甚至决绝的脾性，似乎对个人化生存场景和情感观照下的“时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使得他成了一个过于“成熟”的语言信使和顽健精神的转述者，“寒冷掩盖了湖水腥膻的气味 / 掩盖不了不受保护的野草 / 野草不会死于寒冷、干旱、碾压、镰刀和火 / 只会死于大面积开发 / 我的偏执是 / 野草会毫不做作地给出完整的冬天 / 给出参差的对白，缺憾的本质 /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野草 / 它杂乱无章、荒废并不落寞的样子 / 还原了一个人 / 一个太多粉饰太多虚伪的肉体 / 仿佛雪后的空旷 / 虽有小突兀，但却一尘不染地铺满大地”（《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野草》）。
在21世纪的寒冷和冬雪中，面对着唐山诗人群的顽健而多样化的写作，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期待着这个北方的工业和农业夹杂的地带，这个曾经的诗歌的“外省”和“边地”正在持续地打造坚卓而厚实的诗歌高地。尽管这些诗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个人的、生存的、时代的和写作的难题，但他们无疑都是在逆风中劳作前行的“书写者”，“我总是试图抵达一部分真实 / 像此时田野中，那些废弃的玉米秸秆 / 旋转着，为传统的风 / 和现代的玻璃所阻”（东篱：《在路上》）。“凤凰诗群”的这些青年诗人为我们打开的生存暗箱面前，我最终看到了生存就像是黑夜中的一场暗火。在“凤凰诗群”这里，我看到诗歌在维持着内心的尊严和发现的快乐，它们驱赶着世俗的黑暗却也同时布满了一道道并不醒目但却难以愈合的伤口和无言的苍凉与自嘲。那些诗作洞穿了生命的困厄，却打开了梦想的小径上一个又一个荒草丛生的恐怖的深渊与陷阱。诗歌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宗教”和乌托邦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清洁”和对社会进行矫正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的仍旧是无边无际的龌龊、喧嚣、混乱和荒诞。在理想主义的乡村愿景的丧失和不断欲望勃起而精神萎顿的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夹缝之中，在精神的自我挖掘、奔突和深度沉潜中，这些诗人用诗歌发现了时代的斑驳光影和表现之下激荡的苍茫河流，同时在不见五指的黑暗巷道中目睹了人性的痼疾和生存的黑暗质素。
我看到的景象是——“凤凰诗群”已经起飞！
霍俊明诗选（五首）
◆命运之水
雪，正缓缓落在邓州的土地上。
那是一九六八年。
人们不知道
这些雪
将成为几十年后的流水。
自南向北
一次次重新清洗远去的日子
邓州，距南阳不远。
先生躬耕于南阳，隐居求志。
那时的中原，水源充足。
神机的鹅毛扇尚未揭晓北方之水的命运
命运之水，最终由人民承担
范仲淹在邓州，在春风堂书写《岳阳楼记》
这,也是命运。
可是，文字里浩浩汤汤的大水
如何成为现实
那是北方开始干渴的年代。
命运经由湖南口音再次说出
这最终落在1968年邓州人的身上
一切经由肩膀、手掌、双腿，
还有饥饿年代的火热心脏。
而水，最终
留了下来。
继续，向北奔流
继续，就是水的命运
“南”和“北”这两个词
构成了历史的天平
历史上曾有很多人和事南辕北辙
而命运注定了
此次
必将是沉重而伟大的远行
每走一步，每流一寸，北方的土地和人心
就润朗生动起来
继续北去吧！
这就是水的命运
这段历史
只能由水构成，由一滴滴的中原之水构成
命运之水亦如浩荡春风
不是来自天上，而是来自于人心。
◆一夜风吹
一夜风吹，这是南方的海岸
路的一边是商店和酒吧
另一边是大海和星星点点的渔火
这是你去年曾经走过的路
如今它在我的脚下，潮湿而泥泞
大海的腥味远远胜过女性的经期
作为几个夜晚的过客，你还没有资格被称为异乡人
你必须学会
向那些黑瘦的人
向那些三轮车和突突作响的农用运输车
让路
学会向那些香蕉树致敬
学会今年的刀疤
如何长成明年沉甸的果实
◆杀猪记
家里已经有十年没有养猪了
尽管我爸是出了名的兽医，技艺精湛
后院曾经无比低洼，近乎常年积水
这里曾有一个规模中等的猪圈
我们没有钱将村北大坑里的沙土运到这里来
从屋子到院子有六排石阶
我和母亲都曾在上面摔倒
下了台阶便是满眼的泥泞和猪粪猪尿味儿
那个年月猪就是不长个儿
妈妈每每抱怨这些不争气的猪
年终的时候到了，猪的小命也就此打住
那些猪显然有了一些预感，面对食物的诱惑
他们不安而躁动，肥大的屁股顶撞着墙角
拙劣的木质门框被他们的长嘴拱得框框响
爸爸、三舅、四舅、老舅、二叔、三叔
一个个煞有介事，拿着绳索、棍棒
最孬的老舅拿着长棍负责轰赶
最强壮有力的三舅和二叔负责在猪圈门口抓捕
场面壮观
人和猪满身屎尿泥浆
猪和人都大口喘气
解放牌胶鞋踩着猪的腮帮子和前腿儿
这些猪终于被五花大绑
一行人吭哧吭哧地抬着它们出门扔到那些屠夫的车上
只记得那一年，一只猪被留下来等待屠宰
那时爷爷刚在西厢房咽气
没钱买棺材办丧事，这只猪正解燃眉急
那把刀子捅下去的一刻
整个乡村的冬天都是红色的
它们无力地哼唧，垂死挣扎
我感觉到冬天是温暖的。
我闻到了猪血温暖的味道
母亲忙着端大铁盆接猪血，
忙着给那些看客和打手们敬烟
年幼的我学会向那些死去的猪致敬
没有你们，我还得穿那些带补丁的粗衣
没有你们，举家背的饥荒得到猴年马月
感谢你们的下水、血液、皮肉和骨骼换来的人民币
更感谢那只陪葬的白花花的猪
那时雪花不大不小
人们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仿佛这个冬天的乡村不只为我的爷爷送行
也为那只瘦弱的猪
◆回乡途中读保罗·策兰
北京车站。人流在每一秒钟都是全新的
楼顶那架老式巨钟还在准点报时
我踏上广场的第一步，报时音乐响起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还处于晨昏中。
一辆绿皮火车将是我四个小时的容身地
列车缓缓向前，终点是山海关。
那里躺着一个同样失眠的兄弟。
手里拿着黑色封面的保罗·策兰诗集
这是我带着保罗第一次开始中国的旅程
他是否有勇气
在中国再死一次
可以肯定：整趟车没人知道，也不会关心
谁是保罗
也许有几个体育迷知道保罗——
一个会预言足球世界杯的章鱼
如今，章鱼保罗死了
诗人保罗也躺在我身边的黑色书页里
身边那一张张修饰过度的脸
闪着城市的疲倦
保罗在书中躺了多年，
我从来没有勇气打开它
或者说我没有时间
生活并不沉重，也没有想象得那么轻松
让他静静地躺在那儿吧
铁轨就会永远与他
永远
隔着灼热的铁皮和浊黄的尿液
◆你抖落斜坡给那些冰雪的车轮
这是九月行将结束的北方。
刚好是秋天，刚好如你那件
方格的棉布衬衣。
那些雪，还需要时日。
那些冰雪上闪光的车轮，也
还需要时日。
可是，我们避不开迎面而来的冰雪般的事物
它们，甚至一次次出现在梦里。
那岁月的凛凛叶片，
正覆盖在你的肩上。
甚至，在东北城市的阳光下
看到你衣服褶皱里
那些隐隐发亮的灰尘
你至今
仍然在口袋里装满了密密的银针
你必须迎接疼痛，一次又一次
你用平静的眼神抚摸眼前的一切
这里甚至并不喧嚣
二十一世纪的工厂和乡村一样
平静。可是
那些闪亮的车体和即将奔跑的车轮
在此刻应该学习着安静下来
乡村的心脏也需要暂时安静下来
你的炸裂志在现实面前拱起了水花
不大不小。
可更多的人们
他们更愿意在路上，与时光一起消磨
与冰雪的车轮二十四小时赛跑
你却提醒人们该时时地踩下刹车
因为不久之后的冰雪
将覆盖整个北方的城市
广场上已经升起五颜六色的气球，那些鸽子
正在啄食日常灰白色调的施舍
你抖开渐渐发冷的衣袋
你掏出的
不只是一颗颗的乡村的粮食
你打开的是一个巨大的缓坡
那些驾着冰雪的车轮赶来的人们
必须，定定神
将那些闪光的车子停下来，
是的，那些闪光的
总有一天会消失在夜色里
而你飘满灰尘的肩膀却仍然
在有力地抖动，抖动……
诗人、评论家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大出版社）《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台湾秀威）《无能的右手》（北京大学出版社）《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台湾花木兰文化）《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中国言实出版社）《"70后"批评家文丛霍俊明卷》（云南人民出版社）《陌生人的悬崖》（四川文艺出版社），诗集《怀雪》《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主编《中国好诗》（第一季、第二季），编选《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天天诗历》《年度中国诗歌精选》。曾获《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的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文化杰出诗歌批评奖、2015《山花》年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扬子江诗刊》诗学双年奖、2016"扬子江诗学奖"、《星星》年度评论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后天》双年奖评论奖、首届刘章诗歌奖（评论奖）、首届建安诗歌奖、《名作欣赏》年度论文奖等。
编者按:
好的理论也是诗的眼睛，它能提升我们写诗和欣赏的高度。今天在《诗眼睛》平台的《理论园地》之名家论坛，刊出霍俊明的诗论，欢迎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