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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杜学文《批评家要有关注世界的独立表达》 （总469期）
批评家要有关注世界的独立表达
(作者：杜学文)
批评家要有关注世界的独立表达
作者：杜学文 原载：《文艺报》2015年10月28日第2版
批评的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有其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环境来看，缺乏有利于批评发展的良好条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点：一是受市场化大潮的冲击，能够刊发严肃批评意见的阵地大大减少。纯批评刊物由于发行量有限，缺乏理想的经济回报，先后停刊，所剩不多。一些报刊也压缩刊发批评的版面，因为批评的读者群很小，相应地，经济回报也不高。由于对经济效益的绝对化追求，使严肃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阵地面临严重的萎缩状态。其后果是，严肃的意见缺少表达的可能，新人难以出现。相反，娱乐化的“报道”逐渐有取代严肃批评的趋势。这些消息性的宣传、介绍因为比较及时，能够抓住读者的兴奋点，特别是善于设计耸人听闻的标题，长于披露明星、名家的隐私轶事，读起来比较轻松，可以扩大报刊的发行量、广告收入，取得较好的经济回报，正在大行其道。二是批评的文化环境不好。要开展实事求是的批评，当然要指出创作中不好、不理想的地方。但是，这就涉及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正常的学术批评往往被误指为人事纠葛、左右之争，被批评者难以接受，批评者不能说真话。除此之外，针对共同话题、创作现象开展的学术论争也基本没有。在发表阵地大大萎缩的情况下，不同观点、思想的交流、讨论也极为少见。人们往往是各说各话，自言自语，批评蜕变成了一种个人的言语。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批评的人越来越少。已有成就的多有改行之举，新人难以出现。过去，在文化机构如文联、作协这样的单位，有许多从事批评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此外，还有许多社会上热衷于进行批评的人。他们不一定在文化机构工作，但是自己有积极性。现在，这样的人几乎不见了。目前只有大学中还有比较多的人在坚持批评。由于有科研考核、职称晋升等外在的条件支撑，还能够支持一部分人从事批评。但是，在其他机构就没有这种条件了。凡此种种，均不利于批评的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还需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除了这些客观方面的原因外，批评者对批评的认知定位也非常重要。许多人认为批评就是分析一下作品的特点，特别是优点，比如人物形象如何，结构有什么长处，主题是什么等等。这当然是批评，但绝对不是批评的全部，更不是批评的本质。如果仅仅满足于对作品的解析，我认为还是很有问题的。这种批评观，是一种缺乏独立性的批评观，是将批评依附于作品的批评。也正因此，出现了忽视批评、蔑视批评，或者认为批评者是吃作品的饭，是作品的附庸等十分错误的观点。当然，在实际中，许多批评由于种种批评之外的原因，如人情请托、利益交换、宣传要求等，把批评局限在对作品的解读，甚至是叫好的层面，使批评成为作品的附庸，也是大量存在的。这当然极大地损害了批评的独立性，弱化了批评的思想性。那么，批评到底是什么？我以为要从这样几个层面来考虑。
首先，批评是有其独立品格的。就是说，批评不是作品的附庸。虽然在实际的批评中，往往有许多依附于作品的批评，但这只是批评的一个方面，甚至不是最能体现批评价值的方面。就如同我们讨论经济一样。经济虽然要研究经济活动，特别是经济的增长问题，但是，经济中仍然有许多事情不能单纯从增长的层面来看，甚至我们也不能说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经济。实际上，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如何通过经济的手段使整个社会更加良性地发展。比如，社会的公共领域就不能简单地说增长，但是要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却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经济依然要涉及到许许多多非经济的领域。比如财富的分配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的消耗问题，以及由此而延伸的生态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地缘政治格局的问题及相关的国际关系问题等等。因此，最好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知道生产与消费等具体问题的专家，而是通过对经济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对整个社会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提出积极意见的专家。批评亦然。虽然批评不能脱离对作品的解读，但对作品的解读并不是批评的最终目的。批评不只是跟在作品后面的讲师，也不仅是提高作品影响力的工具。尽管我个人认为批评需要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批评不能满足于这样的目的。批评是建立在作品之上的，能够表达批评者对社会人生思考感悟的文化活动，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来表达人类情感价值的选择。因此，批评就具有了一种超越解读具体作品的独立性意义。批评就是批评。只有批评确立了这种独立性，才能摆脱附庸的地位，进行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表达。
但是，批评毕竟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分析判断。比如时政评论，是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来表达意见的，它要求从事时政分析的人要对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形势有相当的研究。而批评家则应该对自己批评的文艺作品及一定时期内文艺创作的态势有相当的了解。批评虽然不以作品为目的，但是却不能脱离作品。换一种说法就是，从事文艺批评必须从对文艺作品的分析开始，这是批评的基点。批评家应该长于对作品的分析，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比如，有的人善于对作品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有的人善于探求人物的“原型”，有的长于对作品的结构进行解读，有的更多地从接受的角度看作品等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作品的解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从事批评的人，对作品本身不了解，没有敏锐的感悟力、鉴赏力，肯定难以进行有价值的批评。所以，批评，当然是文艺批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对作品本身的认知。这种认知奠定了批评家的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批评家才能展开自己关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也就是说，批评家要通过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情感、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其中暗含的价值选择进行评论，以分析作品所表达的社会时代、人物命运、情感意义，引导读者进行正确的价值与情感选择。这与其他的评论分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些非文艺的批评所关心的是理性概念的表达，而文艺批评则更注重对人们的精神、情感产生作用。这也是文艺批评与其他批评的根本不同之处，也是文艺批评存在的价值基础。文艺的意义就在于从情感的层面表达人类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从理性概念的层面进行归纳分析，更不是从物质的层面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相应地，文艺批评也更重视人的精神与情感价值。它强调的是，作品是否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了净化，是否提升了人们内心世界的神圣感，是否给人们以情感的慰藉、精神的关爱，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以及人伦关系，从而从个体的人走向社会的人，从情感领域走向行为选择。
因此，就批评自身而言，不能使自己局限在简单的作品分析中，而是应该从具体的作品分析中超越，直达社会人生的价值层面。批评应该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揭示出作品不便或没有说明的人物形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并明确告诉人们正确的价值选择。这既是其独立性的体现，也是其根本价值所在。首先，批评应该通过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特别是寄托在人物形象上的情感表达揭示出蕴含在人物形象背后的价值选择。一般而言，文艺作品应通过对人物的塑造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即使是那些虽然没有直接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同样也蕴含着创作者的情感选择。这种选择一旦表达出来，就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具有了社会意义，必将对社会产生影响。那么，批评就应该通过自己的分析，揭示出这种选择的价值。其中，哪些是正确的、有意义的，哪些是错误的、无意义的，需要批评者通过批评告诉社会。这是批评者的责任，也是批评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表达自己思想的客观要求。其次，文艺作品总要表现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这种生活对人的进步、完善将产生什么作用，往往比较隐晦、含蓄。它总是通过各种细节、形象来显现的。如果是一种良性的、积极的生活状态，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否则就是应该反思、批判与扬弃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其生活状态总是表现出复杂性。面对这种复杂的现实，批评家应该进行理性的梳理、分析，激浊扬清、惩恶扬善，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对落后的、丑恶的事物的批判，引导人们追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再次，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宏大社会背景的作品，往往表现出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了曲折、坎坷的。在某些条件下，历史将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历史也可能悲剧性地倒退。这些现象都可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而批评的责任就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分析推动社会的进步，以及人性的提升。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作品表达的委婉，需要批评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昭示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它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批评蜕化为作品的注释，跟在作品的后面，甚至需要借助作品的皮袍来取暖，确立自己的价值，不仅是批评的悲哀，更是创作的不幸。批评对作品的超越，除了如前所述的种种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就是对创作的引领。任何作品，因为诸多的原因，都存在局限性。即使是那些最优秀的作品，人们也可以指出其缺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也难以超越自己。一些创作者自身具有先天性的局限，比如其素质、才气、能力的局限，生活经历的局限等等。另一些创作者则是因为后天的原因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比如，创作理念的问题、观察事物认识社会的方法问题、价值标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同时，由于人们对作品的衡量标准不同，期待不同，评价也不同。在某一方面非常出色的作品，可能在另一方面不尽人意。某一部分人首肯的作品，在另一些人看来不一定满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如此。批评家除了要对作品的艺术表达进行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作品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前者作用的是如何使作品更具有艺术魅力，后者作用的是怎样才能使作品在具备相应的艺术吸引力的前提下，表达积极、健康、进步、向上的价值追求。批评应该在充分肯定作品积极的一面的同时，衷恳地、有力地指出作品中存在的不足。特别要对作品所表达的情感状态、社会生活及价值选择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源于作品又超越作品，对创作者进行引导，对社会产生影响。这样，批评也就不再是作品的附庸，而是实现了自身独立性的具有引领意义的存在。
重建我们时代的美学品格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杜学文
核心阅读
●以反对机械的主题先行为由，回避艺术的思想性；以接受现代艺术的美学观念为由，把手段当做目的来追求；以争取市场占有率为由，忽视艺术的社会责任……种种乱象提醒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从理论上廓清模糊观念，建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美学理论的时刻
●写人物，当然应该从性格入手，既然要写性格，就不能回避其中的缺陷、问题甚至失误。但是有一个底线必须守住，那就是人物的道德感。在维护道德底线的同时，充分表现人物的性格，并体现出时代发展的本质，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这样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当前正处于一个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一方面是伴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形式，为人们增加了更多的审美可能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人们的审美选择更加多样，分众化现象日益突出，像过去那样比较安静地进行专注的审美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审美成为一种即时性活动，便捷性更强，而深度体验更少。美，可能随时都在我们身边，但也可能随时被忽略。从审美观念来看，浅表化、娱乐性成为时尚，深刻性、灵魂深度常被遮蔽，国外各种各样的美学观念被译介进来并产生了影响，传统的、本土的美学观念也意图新变。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如何创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作品，面临重大考验。
有自觉的时代认知，才能写出历史发展的必然
不同的审美主体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和审美选择，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深刻表现时代发展历程的作品。如果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不自觉地表现了时代精神，预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是非常优秀的。这是艺术家忠实于生活的结果。但我们并不能满足于这种偶然性的创作状态，我们更需要艺术家自觉地表现时代，以宏观把握的功力，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就当下的创作而言，关注现实生活仍然是主流，但这种关注仍然缺乏深刻性、必然性。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没有宏观、全面、深刻的认知。我们往往只是在某一表象上发言，没有进入历史必然的内里，对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意义缺乏应有的认知。首先，尽管中国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总体来看是不是进步了？这种进步对中国乃至人类而言，意义在哪里？其次，这种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华民族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奋斗、牺牲？是什么力量使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再次，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其他民族和国家在相同的历史阶段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能否吸纳？最后，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能否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来预见中国的未来？如何激发人们创造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艺术家们对这些问题若是有自觉的认知，有更多的思考和表现，将为创作提供更加深广的思想资源和情感体验，使作品有更强的审美魅力。
我们反对概念化的表达，但并不反对艺术的理性。相反，我们欢迎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认知能够具有理性自觉，并艺术地表达出来。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由于反对机械的主题先行，许多人开始回避艺术的思想性；在接受现代艺术的美学观念的过程中，一些人把手段当做了目的来追求，甚至违背了艺术规律；由于受市场效益的刺激，一些人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忽视了艺术的社会责任，等等。现在已经到了从理论上廓清模糊观念，建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美学理论的时刻。
对现实的体验深度，决定了作品的情感冲击力
当下有许多作品对中国现实表现出了急切关注，从出发点来看，这当然是积极的，但从手段和效果来看，又是非常不够的，甚至充满了片面性、肤浅感。比如，沉溺于生活的细枝末节，生硬地使用新闻素材，概念化地表达，等等。目前已经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基本上都有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过去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而创作，现在，一些人可能是作为职业在创作。社会地位的改善，客观上为创作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也使他们与生活拉开了距离，更多的是作为观察者来了解社会，而不是作为体验者去参与现实。观念性的东西强化了，情感性的东西淡漠了。对生活的体验深度不够，情感的冲击力强度不够，捕捉与发现生活中积极元素的敏感性不够，已经对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不仅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至少将证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可以有多种选择、多条路径。而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还缺乏深刻的体验和认知，与现实生活还有距离。虽然距离可以使人跳出局部的限制，以更宏观、更理性的姿态来观察、表现，但艺术创作不是学术研究，它需要创作者的激情、灵感和想象，需要他们以当事人而不是调查者的身份，走进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从而感受当下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有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和心理需求，面临什么样的选择，经过什么样的奋斗，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等。“零距离”的融入将触动创作者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现实生活对创作者触动的深度将影响甚至决定作品的深度，进而决定作品打动审美者情感的深度。
从理论层面破除叙述迷障，才能真正写好“人”
艺术创作是对人类情感的形象表达，这种表达主要是以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只有描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故事才有吸引力。在人物塑造方面，我们还缺少有历史感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究其原因，既有前面所说的对时代缺乏深刻准确的理解，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现实生活存在隔膜，还与我们的叙述方式有关。一些企图表现时代精神的创作往往从事先设定的主观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的现实出发，热衷于情节的设计，而不是去讲述符合特定性格的必然行为，人物为满足故事的需要而出现，不是故事根据人物的性格而发展。
这种叙述方式背后，有一些问题需要从理论的层面加以解决。首先是宏大叙事的问题。现在比较突出的是创作者为避免概念化，回避宏大叙事，热衷于描写“卑微者”“边缘者”，表现他们的不幸、失败、被社会抛弃等。从理论上看，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描写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人物，主要是要表现他们身上体现的时代要求，不是必须要写大事件、大问题，许多“小人物”也完全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但是，从现实来看，发展、进步、成功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在塑造“小人物”的时候，他们身上闪烁的光芒没有得到发掘，他们精神品格的意义没有得到彰显。其次是如何表现主要人物的不足。这是纠结我们很久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我们是要写人，还是要写概念。概念强调的是本质，是趋势，而人物强调的是性格，是情感。要写好正面人物，当然应该从性格入手，既然要写性格，就不能回避其中的缺陷、问题甚至失误。但是有一个底线必须守住，那就是人物的道德感。在维护道德底线的同时，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并体现出时代发展的本质，这样才能写出活色生香、血肉丰满的典型人物。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物与社会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当然是非常突出的人物，甚至是英雄人物。他们身上有许多优秀的、闪光的品格。但是这种品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不能为了突出人物而忽略其成长的环境，相反，应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表现人物的成长。诸如他的个人境遇是什么，接受了什么教育，承传了什么品质，等等。这样，人物的性格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这样的基础中才能让人感受到时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其中透露出的历史必然。
（作者系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杜学文：我看到了新的可能与希望
——关于杨遥新作《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
来源：《创作与评论》 杜学文
一、不变与变
近年来，杨遥的创作表现出非常好的态势，不断在全国各地发表作品，或被选载，或获奖，反响不错。当然，这也不能说明他就怎么了，但总归是令人欣喜的。杨遥一直保持着比较低调的状态，很少表达某种惹人注目的言论。他专注的就是，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小说就是他的发言，就是他的证明。
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总是一种模式的话，人们会说形成了“风格”。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对此还是需要谨慎。简单点说，你如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那就是“风格”。如果只是一般的作家，人们就会说你没有变化，因循守旧，套路不新。总之就是表示你有局限性的意思。但是，除了这二者之外，至少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一个人在创作中不断摸索，逐步变化，从既有的状态中发现新路，并逐渐强大起来。也许，杨遥就是这样的作家。至少现在仍然处在这样的阶段。他不吭不哈，不炫不耀，在创作中伸展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关注面、深刻性，以及表现方式。他并没有抛弃已经基本形成的创作特色，一直在努力地、逐渐地求变求新。这也许能够从《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看到。
杨遥的小说，已经形成了大致的特点。并不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却非常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与悬念，而是随人物的行为叙述了生活的一个“段落”，或者套用曾经很流行的一个概念“生活流”；也不完全写实，甚至核心事件都可能是“虚幻”的，而不是“虚构”的。所谓虚构，是有现实存在做基础的，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而所谓虚幻，则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却在小说中能够合理真实存在的。杨遥的小说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是“陌生感”。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其生活环境及这一环境中其他人物的“陌生”。 二是由此造成了读者对小说中人物、事件的“陌生”。人们并不太清楚这些人物生活的具体社会背景是什么，也不清楚其中人物的具体身份、经历、人际关系是什么。作者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杨遥只是把这样一些模糊不清的人物有机地组织协调起来，形成小说。这些特点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大量地存在着，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小说表现手法不同的具有所谓“现代”意味的表达。不过杨遥的小说并不能归结为“现代派”，甚至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他的“本土性”。因为他描写的人物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本土”色彩的，人物存在的环境及其生活方式也具有典型的“本土”意味。即使是当他描写一个“虚幻”性人物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强调的是北方的农村、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具有本土意义的地域风情、伦理关系、道德判断、价值选择。他的描写也并不刻意。以我的观点来看，有些简单、粗糙。他似乎更长于叙述，而不太着意于描写，以至于淡化了很多细节的意义。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他的小说甚至也可以说是非常传统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审美体验，使我们感受到中国当代小说在表现手法上的丰富性。而在近期的一系列作品中，杨遥不事张扬地进行了自己的调整、探索，表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某一特点比另一特点就怎么样，但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突破既有模式的局限，是需要肯定的。这使我看到了他许多新的可能与希望。
二、局外人与亲历者
如果要谈杨遥小说特点的话，我以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就是描写了个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超越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个人难以清晰地认知自己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外在条件。也正因此，个人要超越这种被客观外在规定的存在是有局限的。但是，杨遥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十分强调人的内在生命力的人。他力图表现在客观环境制约中，个体的努力与坚持。这使他的作品弥漫着淡淡的却是不愿消散的温暖，并给人以力量。在杨遥过往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是被动的。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融入急遽变革的当下社会，只是社会主潮之外的边缘者。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些人物并不是被社会抛弃的零余者，而是由于自己对社会时代的认知局限在某种栅墙之外难以进入。他们虽然有自己的主观愿望，甚至某种努力，但是总体上仍然显示出相当的迷茫甚至无奈，似乎是生活的“局外人”。他们与这个时代的主流缺乏交集，只是在其模糊的背景之下存在。但是，这种“局外人”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杨遥笔下的人物对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认知，以及更积极的行动。在《流年》《遍地太阳》中，主人公在经历了源自外在存在造成的人生低谷之后，开始新的人生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了精神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正向品格被激发出来，也因此而成就了他们个人的价值。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这样的作品当中，其中的人物主要还是生活在个人的生活范围之内。虽然杨遥也力图通过一些或隐或显的细节来暗示社会的某种重大事件，企图为自己的人物营造一个较为宏阔的社会背景。但实际上他们与这些具有主流意义的事件是没有关系的，仍然处于一种局外人的境地。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我们发现杨遥的小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就是“局外人”变成了“亲历者”。其中的主要人物吴志强成为这些“大事件”的一部分。他与这样的社会事件密不可分，是这一生活存在的重要组成。
农村青年吴志强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顺利参军，但终于来到了北京——祖国的首都。他从事的工作是在天安门广场巡逻，以维护秩序的保安。用队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神圣庄严的地方，是祖国的心脏，是北京的标志。这一工作虽然辛苦却无上荣光。年轻的吴志强也非常珍惜，表现出色。甚至他的经理还表达过要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岗位。然而，事情在突然之间出现了逆转。因为两次制止别人对中国人的辱骂而发生纠纷，违反了纪律，他终于被辞退，或者说是开除。好心的队长为他找了一份回家调查有多少人来过天安门的工作，让他有事可干。但吴志强发现，他的家乡到过天安门的人很少，便回到曾经工作过的保安公司，向队长汇报。最后，他像一个真正的保安一样，再次来到天安门，遇到了一次突发事件。为了维护祖国的心脏，为了广场正常的秩序，他挺身而出，制止发疯的吉普，终被撞伤。在这个故事中，吴志强不再是事件的局外人，而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者说，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故事的走向就会发生变化。这与杨遥过去的许多小说很不一样。在那些小说中，主人公与其中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事件要发生的话，主人公在不在场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并不决定或者影响事件的形成、进程。人是事的看客、旁观者，事对人的影响至多是心理上的，或者是一种背景。而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事件是与吴志强本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没有吴志强，就不会出现吴志强与人的纠纷，也不会有这一次调查，也就没有他对吉普车的阻挡。整个故事是紧紧围绕人物来发生、发展、推进的，这使人物形象的意义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更加突显出来。
事实上，在小说中是写了“局外人”还是写了“亲历者”，并不是一个你高他低的问题。以我的观点看，他们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问题是就杨遥而言，从“局外人”向“亲历者”的转变，使我们看出了他积极的变化。其一是杨遥对社会生活的关注面变得更为广阔宽厚。他从以“个体的人”为中心向以“社会的人”为中心迁徙，这就要求作者能够感受并表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二是就小说的结构来看，由于主要人物成为事件的中心，就要求小说严格按照人物的身份、性格来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作品的结构必须与人物的命运一致。这对杨遥的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杨遥在他那些具有“虚幻”意味的小说中已经把人物置于事件的中心，但就他的大多数作品言，人物与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而人物只是在一个大致的情节中活动，他们与事件之间仅仅只是知道，或者是一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背景关系。所以，人物的行为与这些事件就不存在绝对的联系，不具备必然性。其三是杨遥的创作需要有新的改变与突破，他不能停留在熟悉的手法中重复自己。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杨遥突破自己的可能与希望。
三、被动性与主动性
与此相应的是，由于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主动性就得到了增强。或者换句话说，小说是以人物的性格行为来结构的。在这里，人物不再是茫然的、被动的，而是有其性格的指向性、主动性的。他对客观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并能够根据这种认识采取相应的行动。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种认识有多么理性、深刻，但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物已经不再是盲目的，不再是身处其外而又不得不身陷其中的被动状态。在杨遥之前的创作中，小说中的人物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多有一种“隔离感”“陌生感”。这种“陌生”并不是说人物对存在环境的物质状态不了解，而是有一种难以进入并融为一体的精神价值层面的距离。人物基本处于一种游离于环境之外或者存在于环境之侧的状态。他们更主要的是在“自我”的范畴内行动。这种行动由于与环境之间的距离往往显得乏力。实际上，这种描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就是说，当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保有距离时，其人物也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这种距离。而当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发生改变，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之后，其人物的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积极变化。
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主人公吴志强的主动性表现得十分突出。如果我们单纯从吴志强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是否已经融入北京这样的一个焕发出新的生机的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很难说的。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吴志强只是一个从外地农村来到北京的打工者，一个短暂的“过客”。问题在于作者赋予了吴志强“主人”的心理定位。吴志强虽然是一个外来者，但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他的期待，以及吴志强个人的认知都认为他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匆匆过客。吴志强在自己的保安公司表现很好，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这与吴志强自己的价值定位是密切相关的。作者也为吴志强赋予了特殊的人格亮点。他并不只是一个一般的打工者，一般的保安，还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诗意、向往的具有强烈艺术气质与浪漫情怀的年轻人。他有超强的观察力、记忆力、表现力，能够把看到的有意思的人画出来，而且画得比较传神。也正因为这种艺术气质，使他能够比一般人更敏感地发现问题，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价值选择。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某一省人”的辱骂，当然更不能忍受对国家的不敬。尽管有极为严格的纪律要求，他还是非常冲动地，或者也可以说，他还是充满血性地选择了对这些无赖的“干预”。这种行为完全来自于吴志强个人的“性格”，是属于吴志强“这一个”的。
当吴志强回到家乡，进行关于天安门的田野调查时，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北京，更没有去过天安门，这使他非常激动，非常感慨。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到天安门，甚至认为当自己的调查被国家知道后，应该“按省按市按县按村，或者根据年龄段，有序组织大家去参观天安门”。因为“北京是什么？天安门是什么？它们的象征意义不一样啊！”这种关于天安门的理解与想象，也只有诸如吴志强这样充满了艺术感觉、浪漫气质的“有志青年”才可能有。虽然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但对吴志强而言却是真诚万分。小说结束在吴志强回到北京。他认为应该向自己曾经的队长反映一下这个极为重要的情况，让全国人民都来天安门参观。他已经意识到，这大概是自己最后一次到北京了。他与队友们见面，述说自己的愿望；他专程去了昔日经常光顾的798艺术中心，并最后一次来到天安门——这神圣的、让人向往的、国旗飘扬的、自己曾经巡逻过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广场。当他默默地向广场告别时，突发事件发生了——一辆吉普车冲进广场，撞倒行人，并冲向金水桥——我们已经在新闻报道中知道了这个事件。而这时，这位前保安，——也许他在潜意识中仍然认为自己是一名保安——一个向天安门告别的故人、一个从祖国农村来到祖国心脏的公民，出于本能地“跃到路中间，对着迎面驶来的吉普车摆着手喊，停下！停下！”这一次，吴志强做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不是去留的选择，不是忍耐与冲动的选择，而是生与死的选择，是尊严与秩序的选择。
在《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中，主人公不再是游离于生活边缘的被动者，而是有充分自觉意识的主动者。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人生的抉择。这使吴志强的人生价值得到强化，也使小说的精神内涵突显出来。
四、现实功利与道义情怀
我们很难说吴志强是生活中一个多么成功的人士，甚至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农村青年。假如我们把成功定义为至少获得稳定的职业的话，他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吴志强实际上是被曾经工作的保安公司开除了，他没有实现在北京长期工作下去的人生目标，而是前途渺茫地回到了老家农村。但是，如果我们把成功定义为实现人生道义价值的话，就会发现吴志强正是代表了现实生活中被功利所遮蔽的道义精神的胜利者。所以他是成功的。而这样的成功，对现实中的我们来说，已经很少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已经过于物质，过于功利，过于看重个人的得失。幸运的是，还有人在自己的创作中来表现这种被我们遮蔽、忽略了的价值选择。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仍然具有使人的灵魂净化提升的可能。
从现实功利的角度来看，吴志强的一系列选择都是错误的。他在值勤时与游客争吵，甚至于打斗，肯定是违反了相关的纪律。但是，在这样的事件背后，我们所要探究的是，还有没有人、需不需要人出来主持正义、维护尊严？其实吴志强在这样的选择面前也是颇为复杂的。“他想假如那人不是骂他们省的人，而是在天安门骂所有中国人，他也不该劝阻吗？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由他骂吗？那中国人的自尊、血性都哪里去了？那还是人吗？”这使吴志强纠结万分。而生活竟然如此考验人，吴志强真的就遇到了辱骂中国人的某国游客。尽管他知道事情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却还是忍无可忍地“一拳打在正说话的那个家伙的嘴巴上”。因为他先动手打了人，显然是违反了纪律。结果毫无疑问，他被开除了。
当吴志强终于知道，大部分村人没有去过天安门时，感慨不已。如果仅仅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他应该完成更多的调查，以获取更多的酬劳。但是，吴志强却认为更重要是应该向组织——在他而言，也只有自己曾经的队长来汇报，希望国家能够知道这样的问题，以便组织全国人民都来天安门。因为这里是祖国的心脏，是神圣的所在。他希望去天安门的人应该是全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这是多好的福利，多么大的一项产业”！虽然吴志强已经离开了保安队，但他似乎还认为自己是每天要在天安门广场巡逻的保安队员。所以，吴志强仍然像过去那样，按时起床，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得笔直地盯着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他曾经就是这样站在这神圣的地方，就是这样盯着五星红旗从旗杆上缓缓升起，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当吴志强决定要离开北京时，最后一次到了自己喜欢的798 艺术中心，并再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返回天安门广场。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行为是他人生的告白，是他情感的寄托，也是他对过去生活的眷恋。而他生命中最壮烈也最有力量的选择就发生在他再一次返回天安门广场的时刻。他遭遇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突发事件。而他竟然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处出于本能地站到了这辆横冲直撞的吉普车面前，制止将要发生的悲剧！
从功利的角度讲，这样的事情与被开除了的吴志强毫无关系。对此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而小说极为可贵的是，恰恰描写了这位本可以不承担责任的普通人要承担公民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发生在天安门的这次事件，知道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一个类似于吴志强这样的被开除了的前保安。小说的设计乃是作者服从于人物的奇思妙想，他巧妙地借用了这一事件，把自己的人物嵌入其中，并赋予了吴志强非凡的光芒。这一人物当然是作者虚构性的设计，其中也寄托了作者的价值选择及理想希望。作者企图在人们对现实功利的迷茫追逐中，通过诸如吴志强这样的形象来唤醒人们蛰伏、遮蔽了的道义精神，用道义来提升人的境界，用责任来强化人的品格，用超越了功利的价值选择来完善整个社会。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仍然面临着诸多考验、挑战。其中极为重要的就是如何面对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物质欲望被充分唤醒的情况下，人如何完善自身的人格，如何保有健全的品格，如何解决好利益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享受与创造等隐在的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满足更多的欲望时，人，是不是仍然能够拥有强健的精神、高尚的品格，乃至于追求与维护道义的尊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解决的。也许，在这样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作者还难以给出圆满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小说仍然给予我们以希望与力量。
五、国家命运与个人责任
《在那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涉及了两种生活场景，一种是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首都北京，一种是仍然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在北京，显现出充分的都市化，典型的国际化。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示了北京的繁华、活力，以及对世界的吸引力。整个北京到处都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即使是炎热夏天的中午，人群依然滚动在各条街道之中。这其中当然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语言与肤色均不同的外国人。这是一个人群聚集的中心，是一个吸引了世界眼光的都市，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所在。而在吴志强的家乡，一个距北京并不遥远却也不能说很近的农村，则生活着更多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就吴志强家言，住的是水泥铺地的房子，与曾经的老式旧房截然不同。他家里还养着洋绣球、九月菊、吊金钟等花卉。尽管由于家人的忙碌已经多日没有浇水，屋子也没有打扫清理。但是，那些有情趣养花的人家应该是生活条件还可以的。吴志强的母亲招待从北京回来的儿子，做的饭有炒肉、地皮菜炒鸡蛋、茄子蒸土豆、凉拌黄瓜及腕托等家乡菜。这说明即使是农村，商品贸易也还发达，吴家的经济也还算比较宽裕。村子旁的108国道边，开有多家饭店，以及能够住人的旅店。村民到饭店小聚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是比较随意的选择。这也反映出吴志强家乡普通民众生活的基本状况。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村旁有一个铁矿，对当地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是很多人都依靠这一铁矿使生活得到了改善。尽管现在铁矿不行了，但生意好的时候，“拉铁矿粉的‘二拖三’一辆接着一辆，一眼望不到边，宝马、奥迪、奔驰、路虎、凯迪拉克等各种豪车像开车展”。他的同学李颖，一个艺校毕业的歌唱得很好的女孩告诉他，以前铁矿好的时候，晚上的108国道，大车一辆接着一辆，明亮的车灯首尾环绕，看不到头，半山腰上亮着灯，像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在这位颇具艺术气质的女孩口中，这偏远的乡下竟然如诗如画。从这些描写中，使我们能感受到当下农村面貌的一斑。
然而，这些景象都是作者在小说中随意点染的，并没有特别刻意的描写。即使如此，也勾画出了一个国家的形象——充满活力的、具有吸引力的、充分国际化的，当然也是城乡有别的，存在差距与困难的。小说比较多的描写是吴志强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他的爷爷、父亲、大哥在铁矿生意不好之后，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粮站扛麻袋。扛一天挣一天的工钱。原来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一百二。现在经济情况不好了，一天只能挣八十，活还不好找。吴志强的爷爷因为年龄大了，已经扛不动了。他的父亲因为扭了腰，在家休息。他的母亲怕这活被别人顶替，也去扛。这样的生活似乎看起来比较艰苦。但是，人如果不劳动，凭什么生活呢？当然这并不是杨遥想要表达的。事实上我也很难说清楚杨遥要表达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作者之所以设计了这样两个对比鲜明的城乡社会，似乎暗示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千千万万的人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在都市表面的繁华背后，是更多的人们在出力流汗，一点一点地苦干，才有了今天的生活。中国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不是万能的上帝恩赐的，也不能靠殖民与掠夺得到。中国所依靠的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出大力流大汗，在努力与拼搏中获取劳动的果实，才使这个古老的国度焕发出勃勃生机。吴志强的家乡就是一个缩影。他的家人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竟然是这样的执着、坚韧，并且拼尽最大的力气。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性格，一种生活方式，为吴志强有些执拗的行为做了铺垫。也正因此，吴志强更希望诸如自己父母这样的普通人能够到北京，到天安门，感受一下祖国的心脏在怎样跃动，怎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这些普通人的经历，生成了吴志强的一种愿望。他后悔自己在北京时没有让父母也来天安门一趟，他最强烈的心愿就是一定要让父母到一次北京，看一看天安门。他珍惜自己在天安门当保安的工作，并敬重这样的身份、经历。所以，当天安门出现突发情况而那些曾经的战友还来不及赶到的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是一个公民应该表现出来的责任。他没有思考个人的得失，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被开除的前保安就表现出冷漠、畏缩，回避应负的责任。他用纯粹的、不求功利、不要回报的行动，表现出普通人对尊严、责任、国家的尊重、爱与呵护。
根据吴志强的经验，去天安门比较多的是那些距北京比较近的地方，或者是比较富裕的地方的人，还有就是外国人。像自己家乡这样比较落后的地方的人们去的就比较少。虽然少，但仍然有人借各种机会如送孩子上学、看病去了天安门。那些有机会到北京的人就会去天安门。天安门在家乡人们心中的地位、意义与他的理解一样。即使是鲜活的、也可以算是美丽的李颖，也因为他是天安门的保安而对其另眼相看。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安门。问题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去过天安门。吴志强因此而心生惶惑，感到熟悉的天安门陌生起来。“天安门到底是谁的天安门？”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句“重话”。以天安门的象征意义来看，它是国家、政权、主权的象征。天安门是人民的天安门，是像他的父母那样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人们的。但是，从现实的甚至一个“景区”的层面来看，天安门是一处文化景点，是有其历史文化含义的。人们并不可能都到这里，更不可能简单地以谁来过就认定为是谁的。但是，我们理解吴志强的情感，他对天安门的神圣感发自内心。这既是因他个人的经历所成，更是一种民族普遍的情感。在吴志强那里，借助天安门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把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天安门是人民的，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有权力来这里。天安门也是世界的，他正在中国古老国度的心脏闪射着迷人的魅力。而真正为天安门负责的，是天安门所代表的国度的人民，包括像吴志强这样的天安门前保安、现在的返乡农民。所以，吴志强的选择就成为一种必然，成为我们祖国公民对国家责任的一种担当。
当我将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感到应该感谢向我约稿的编辑。如果不是他们工作的执着敬业，我可能会错失阅读这部小说的机会，这样也就失去了一次情感的洗礼。毫不隐晦地说，读这部小说，不止一次使我落泪。而我已经多长时间没有读到这样能够感动人心的小说了？在小说中，我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令人尊重而又被人忽略的情怀。这样的情怀实在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应该珍惜的。它使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并激励我们超越世俗的功利。即使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有道义情怀的人，也绝不能成为一个丧失道义与情怀的人。同时，也使我感到，我们的文学，至少是像杨遥这样的作家，是有很多的可能与希望的。对此，我还是充满了信心。
审美是对民族向上智慧的激发(杜学文)
来源：人民日报 杜学文
•尽管美学理论中，“丑”可以作为“美”的一种类型，但真正的艺术表达不是为丑而丑，是要从丑中升华出美的力量
•仅仅满足于“知”是不够的。要进行严肃的艺术创作，必须在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后，强化建立在“知”的基础上的情感体验
•目前的艺术创作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生动局面，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一种是泛娱乐化，娱乐无极限，不考虑在娱乐形势下价值观的表达和引导；一种是泛市场化，评价标准以市场收益为准，忽略社会效益
•简单追求价值理念的正确性而不讲究艺术手法、不尊重艺术规律的创作，反而使人们疏离甚至逆反那些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价值选择的作品
•审美活动当然有教化的功能在内，但教化的功能需要隐藏在审美活动之中，而不是首先以教化的面目出现
人类之所以在种种不同的实践之外还需要进行审美实践，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满足人类内心世界向上的情感体验方式，能够使人在世俗的活动之外，还有可能进行非功利的、超越世俗追求的情感实践。因此，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层面，即是艺术品格超越社会生活。也就是说，艺术创造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描摹，也应是艺术家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判断，进行的能够张扬人类积极力量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能够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以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生动地表达生活中给人以希望、力量、智慧及温暖的东西，能够激发出人关于爱、关于善、关于精神世界的净化的追求。尽管在美学理论中，“丑”也可以作为“美”的一种类型，但是，我们对丑的表达并不是为了自己也丑，而是要从丑中升华出美的力量。这样的艺术创造才是真正的艺术表达。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进行艰辛的努力。
应对社会生活
进行深刻把握
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就会陷入“盲人摸象”“买椟还珠”的尴尬境地。目前，在我们的创作中，由于方法论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存在许多不正确的判断。这种方法论的简单化、机械化、教条化，以及非历史化，不仅干扰我们对社会生活的正确判断，也将对艺术表达的深刻性产生消极影响。掌握分析判断问题的正确方法，首先要历史地看问题，从中发现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审美活动虽然不是科学研究，但其在观照社会、表达情感时同样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感受并抓住社会生活的本质，发现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力量，富有远见地表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艺术的创造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思想情感，给人以建设美好生活的信心与力量。
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求我们的艺术家要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知。中国美学的传统非常强调社会生活对艺术家的涵养。唐代著名画家张璪所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的就是艺术家要师“造化”，也就是说不能满足于个人主观世界的虚构，而要以造化为师。这个“造化”，是大自然的造化。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当然也包括“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社会生活。只有对这样的“造化”有深刻的体验了解，才能得“心源”，也就是说才能激发创作的灵感。有的人自以为对生活有很好的把握，殊不知他所谓的把握只是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缺乏深层次体验；或者只是一种观念性了解，缺少生动的细节、人物、过程和情感。因而，其作品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概念化、模式化，失去了艺术的魅力。这种浮泛的了解，很难感受到社会发展的潜在的本质力量。有追求的艺术家当然不能只满足于自己熟悉的身边琐事，而应该对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深切的体验。
对社会生活不了解，这当然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仅仅满足于“知”仍然是不够的。要进行严肃的艺术创造，就必须在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之后，强化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的情感体验。是生活中那些能够感动人的元素激发了艺术家的情感活动，使艺术家产生了某种或正面或负面、或肯定或否定的价值选择，从而把握住生活的本质，看到蕴藏在平凡世界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并在这样的体验中发现最具有艺术魅力的元素。比如，那些生活在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经过了怎样的困难、努力，为创造新的美好的生活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什么样的优秀品格，存在怎样的局限、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些对社会发展根本问题的认知必然影响我们的艺术创造。没有这种基本的认知和感悟，就难以对现实生活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表达。事实上，在我们的创作中，仍然存在许多把一般当本质、把个别当全局、把过去当未来的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现实生活过于隔膜、疏离，使我们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未来缺少理性的认知，对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缺少深切的感悟。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有再好的艺术表达，也难以表现出社会生活中至为感人的力量。
丰富艺术表达
体现价值选择
目前我们的艺术创作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生动局面。一方面得益于我们的创作观念得到了解放，能够以更丰富的手法表达我们对艺术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因为现代科技的发达，使传播方式更加便捷、艺术形式更加多样。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种是泛娱乐化，娱乐无极限，不考虑在娱乐的形式下价值观的表达和引导；一种是泛市场化，评价标准以市场收益为准，忽略或不顾社会效益，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非艺术化。在创作中，简单追求价值理念的正确性而不讲究艺术手法、不尊重艺术规律。这种现象甚至更具有伤害力。因为它使人们疏离甚至逆反那些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正确价值选择的作品。一些创作只强调价值理念，满足于围绕这一确定的观点结构故事和人物，忽略或者疏远了艺术表达的生动性，使艺术成为某一理念的附庸。这样的作品没有吸引人的艺术力量，往往千人一面、万人一腔，模式化、概念化、雷同化，造成审美的疲倦与困惑，使审美主体远离艺术。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如何才能在生动的艺术表达中体现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增强艺术吸引力的同时，使人们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那些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在艺术表达手法方面有重大突破，或者是通过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简单地体现深刻的思想内涵。它们绝对不是用艺术的手法来论证一个正确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着力塑造具有性格魅力、人性光辉的人物形象，讲好符合这样生动的、光彩四溢的“这一个”性格的故事，通过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来体现我们所要表达的价值观。
这里有一个创作起点的问题：是从概念出发来结构故事人物，还是从艺术出发来实现价值观。成功的优秀的艺术创造总是在丰富生动的艺术表达中潜移默化地体现价值选择。出现在艺术家心灵中的首先是具有性格魅力的人物、绝妙的细节与出人意料合乎情理的情节，而价值选择则隐含在这样的人物行动之中。它交给审美主体的是美的吸引力、感染力，并使审美主体通过这样的体验感受到某种正确的价值选择。它绝不是首先告诉人价值观是什么，然后设计人物与故事来证明这样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审美活动当然有教化的功能在内，但教化的功能需要寄寓在审美活动之中，而不是首先以教化的面目出现。是具有生动的艺术魅力的审美客体负载了某种价值选择，审美主体在审美观照中受到了客体强烈的艺术感染，使主体接受了这样的艺术影响，进而也接受了其中所包含的价值选择。这样才能以艺术的魅力吸引更多的审美者，感染更多的审美者，使他们从人物和故事中得到情感的净化、心灵的启迪，并不自觉地选择了正确的价值观。
总之，只有蕴含着美的力量的审美客体，才能给审美主体以美的启示，才能激发人们进步、向上的智慧与力量，包括引导人们进行正确价值观的选择。准确把握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启示地表达中国美好的未来，从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筚路蓝缕、坚忍不拔的奋斗历程中发现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智慧与力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不能回避。
(作者为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评论家简介：
杜学文，男，1962年6月生，山西寿阳人。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1982年1月参加工作。 曾任山西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编者按:
好的理论也是诗的眼睛，它能提升我们写诗和欣赏的高度。今天继续在《诗眼睛》平台的《理论园地》展示名家论坛，欢迎赏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