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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眼睛||理论园地：语言的真实与“救赎"——论刘川的诗（总648期）
语言的真实与“救赎”
(作者：张立群)
语言的真实与“救赎”
——论刘川的诗
张立群
刘川无疑是一位早慧的诗人，这不但体现在他很早就有诗名，关键还在于他能很快在确立某种诗歌观念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诗意境界的提升，而这一点，在年轻一代诗人当中是不多见的。当然，这里所言的诗意境界所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但包含一个有潜质诗人自身的特例独行，同样也包含一个诗人在技艺、语言等方面上的独特使用——或许，一个诗人在上述方面占有的成分越多以及程度越高，他自身提升的潜力以及对诗歌本身的推动就越大，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评价这样一位诗人的困难——即使，作为辽宁同乡，我很早就和刘川相识，但面对评价刘川仍然让我常常感到一种困难，究竟是优秀的诗人不需要评价，还是真正的好诗生来就不需要解读？也许，“语言的真实与‘拯救’”与其说是一个题目，倒不如说是一次勉为其难的“概括”。
一
也许，从语言的角度介入刘川的诗歌世界不失为一种研究策略，而对刘川诗歌语言的研讨却不必追求那些门类繁多的修辞，只要一种称之为“基本的比喻”的命名就够了，因为，“基本的比喻”就足以使诗歌获得一种节奏与速度的平衡。
面对着自己的创作，刘川曾言：“我注意到，在堆事物的命名中，语言会产生新的分裂与增殖，事物在嵌入新语境中会改变词性与能指。这里存在着激发诗意的可能。我称之为‘命名’诗学，它使被用旧了的语言洗净了能指，获得了再生。”[1]显然，刘川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体验到语言本身的再生空间与途径——尽管，对于刘川这一代诗人而言，寻找“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事物”之间的联络，早已在近乎汗牛充栋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写作程序”，同样地，仅仅为了找寻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及物性”业已在习惯阅读和理论渲染中成为了一种陈年旧历，而与此可以对应则是：谁能够更好地从语言中发现平易近人、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但又从不匮乏新鲜感的创作，谁就能真正走向当下诗歌的栖居地。
在这种前提之下，阅读刘川的诗歌，总会从简单的意象中发现耐人寻味的新意。在《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中，刘川的——
把自行车
拴在一座立交桥上
防止丢失
而不是说成把立交桥
拴在自行车上
（尽管锁链条只有一根）
这关系取决于
轻微与沉重
幼小与巨大
我也被拴在历史上
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
如果我的经历足够曲折
变化无穷，起伏跌宕
比历史更沉重、繁复
历史就拴在了我的身上
像一辆旧自行车
而我，是一座立交桥
正是以一种“轻与重”、“大与小”、“个人与历史”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叙述。但刘川式的“基本的比喻”却决不在于历史是“自行车”，我是一座“立交桥”，而在于既然设定“大小”之后，“我”与“历史”之间的“换位性”：在这种通过对比“人与历史”的叙述中，历史之轻（自行车）与个体之重（立交桥），无疑是通过一种独立意识和曲折的经历而换来的，“自行车”因主动拴在“立交桥”上，而使“我”获得了一种主体的位置；但没有历经沧桑，没有起伏跌宕的生活，甚至一种主动置身于“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的心态意识，“我”怎能在“渺小”对抗“历史”（同时也是时间）的过程中成为自己呢？因此，尽管刘川的比喻的本体和喻体都是那样的简单甚至堪称陈旧，但其结果却是那样的引人深思，这当然不是一种技术的力量，而仅仅是颠倒了顺序，便使“基本的比喻”变得深刻。
“基本的比喻”无疑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只不过，这种同样可以指涉具体事物以及抽象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法，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却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90年代以来诗歌介入生活虽然使诗歌从往日的悬浮状态中降落到现实的土地上，但降落现实土地之后的诗歌究竟何为呢？也许，从网络媒体以及网络写手的频繁临世便可以看到，那些良莠不齐的文本不但使写作本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样，也使读者在频繁阅读中形成了一种感观上的认同。于是，所谓的为了达到日常经验而又离不开日常经验的写作，虽在写作初衷上一直指向着可能实现的意义与秩序的呼唤，但从这次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转日常语言的过程上看，却是以产生大量或者“非诗性叙述”，或者堆砌华丽词藻的作品为结果的。这样，妄图在实现现实世界意义中重构生命的意图，到最后往往又重新回归到“语言与世界”相互分离的状态，因而，寻找一条诗艺与叙述相互叠加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走向。
或许只有这样检视诗歌的历史，才能看到“基本的比喻”的存在价值——“基本的比喻”单纯而深刻，而且，在语词越是洗练、单纯的时候就越是深刻。正如刘川所言的“诗是把世界没有的那些东西创造出来，所以诗言‘无’”[2]，既然诗要创造世界，那么，首先抵达真正的物的空间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诗为了言说“无”必然要进行关于事物的叙述，而后则是通过形象的手法将“无”表现出来。在《还剩一匹马》中，那些关于“失去”的文字——
只剩下一匹马了，我还在喝酒
大家骑着各自的坐骑走远了。
最后的空场上
当天空绽放雪花。
我看到
剩下的马
接受着洁白的洗礼：
先没有了四蹄
接着又丢了膝盖
接下来又失去了大腿
它咴咴叫着，雪大啊
它又没了肚皮
接下去
剩下的是马背
剩下的还在减少
马鬃和马颈也消失了
最后马头也没剩下。
我的酒喝光时
雪也停了，我打个口哨
空地上，有一座洁白的雪堆
向我走来
那渐次消失的“马”，当然是时间位移的结果。只不过，借助雪的颜色和对应我的视角以及“饮酒”的过程，“马”的消逝正是洁白“雪堆”形成的过程。因此，从“无”到“有”其实也是“无中生有”的过程，这种反向衬托，以“彼”隐喻“此”的方式，当然更加形象的说明了“有”的生成，即使从结果上看，“有”与“流逝”、“无”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二
如果将“技术”一词进行本质化的理解，那么，刘川诗歌透露出的“文本效果”无疑和其言论存在着一种表层意义的矛盾，然而，在这种表层的矛盾中，却隐含着一种诗歌理想的追求。即使从最简单的比喻谈起，刘川的“把比喻当成灵魂、情感、经验用以从身体出行的一个路口。你会说，比喻是诗人最为平常的手艺，但对于上乘诗歌而言所有的手艺都是多余的，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努力简化自己繁复的表达而寻找更加自由的状态，我追求一种‘元诗歌’的效果”[3]，似乎也在表达某种“意向性”的精神感觉世界中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刘川无疑是那种专注生活和口语的诗人，这使得他总能够在日常俗景中发现诗意。不但如此，从事实上看，生活不但给予他批判现实的勇气与技法，也给予了他超越现实的能力，阅读刘川的作品，总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机智与幽默，并在语言运用后呈现出一种大俗中的大雅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以《闪电》为例——
借助避雷针
我把
一束闪电
放进身体
让那激烈、呐喊、愤怒的生命
服从：一个人的
形状
一个有限的容器。
我被天空充电。
或者，我就是一节孤独的
人形电池
被连接到昨天与明天之间
那是时间遥远的正负极
我渺小得无法
呼吸。
但每晚
我都躺在父亲与儿子中间
靠紧我，我说。
三人挨得紧紧
我把光，通过我的脉搏与梦
从老人体内
输向幼者
于是白昼发生，发生
再次发生
闪电当然是生活中的景象，但让人惊讶的是刘川如何通过物理学意义上的常识将诗歌纳入到诗的意境。在“避雷针”、“人形电池”、“天空充电”这些颇具新意的意象排列中，我的“孤独感”是来自于一种时间遥不可及的力量，而在充当一种导体中介之后，我在接续生命的过程中的“渺小”，绝非缘自一种“白昼光芒”的释放，而是来自于一种生命的有限感甚至是延续过程中的代谢新陈与成就感的匮乏——这样，无论个体怎样聚合在群体当中，个体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或曰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自我意识都会在个体承当的有限使命中，被发掘出来，只是这种堪称人生常事的描述，在刘川的笔下却由于语词和比喻的捕捉，变得如此沉重。
如果说在日常俗景中善于发现诗意是刘川诗歌创作适应当代诗歌之后的一种写作走向，那么，如何从繁琐的场景以及意象铺陈中提升诗歌的内涵就成为接续下来的创作要求。究竟如何思考从口语的堆砌中回到“元诗歌”的写作状态，回到“无技巧”的写作状态？刘川无疑为此思忖良久，而思忖的结果或曰在刘川诗歌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如何通过一种对比结构产生“陌生化”的效果。除了上述的《还剩一匹马》是在“有”“无”之间展开诗的世界之外，类似《新书》中以“白雪”掩盖文字，从而通过一种“纯粹”意象的丢失（白雪）回归生活——
而上学去的孩子
走上台阶，抖去书包上的雪
他们只去学
有形的字
恰恰是以“掩饰”和“寻找”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哲性思考。同样地，在明显感受到许多之后的《有时候我非常强大》中，
有时候我非常强大
像一只手
攥成了拳头
有时候我突然弱小
像伸展开了的五指
也无疑是表达“聚”“散”原理的一首短诗，只是，它的限制视点使这种叙述在符合现实中走向一种合理性，“弱小”与“强大”的对比绝不在于时间的限制，而是在于我之情绪与生理体验的一种自然反映：对于个体而言，没有人不期待时刻强大的处境，但是，现实却使个体不由自主的松懈，于是，现实生活也就变成了诸种偶然融合的“自然原始状态”。
至此，无论从语言的组织，还是比喻的使用，刘川诗歌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诗人与世界的表述方式，如果比喻以及比喻的方式是他观察世界和审视自我的主要表达方式，那么，比喻以及语言使用担当的功能还在于一种“叙述”与“抒情”，在生动有趣的语言叙述之中，诗人轻松自如的言说方式，可以负载的内容无疑又是多方面的。
三
在《假如这就是我的一切》中，刘川这样书写——
每个人都要出力。自信心与自信力。
筑一道堤坝挡住太平洋的侵袭
漫长的海岸线上，有人搬来了砖头
有人扛来了水泥
有人用汽车拉来了钢筋和脚手架
甚至一个瘸孩子用小手一捧一捧捧着
沙子
其他人干脆充当建筑工，戴上了安全帽
只有我，一个贫穷的老头
什么也没有，连力气也没有
路过这里而满怀惭愧
不知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走过去
捧出了一盏灯，点燃
让那工人，把这明亮的灯火
砌进大堤的水泥里去，充当一小块砖瓦
之后，我和孩子们一齐围拢过来
看海水是如何一次次冲上来
被那微小的火焰挡住
这仍然是一个“对比的结构”，不过，这次对比却主要在于一种“苍老无力而为之”的努力，那“微小的火焰”发着灵光，对它的夸张描写以及观看阻隔“太平洋”之水的目光，都明显带有一种救赎般的意识。当然，以此来判定刘川头脑中一直存有某种宗教意识或许是牵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川的诗歌总是期待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即通过精神感觉的“神与意”和外在自然境界的“境与象”的融合，刘川希望以“大象无形”的方式将诗歌中的“意”转化为一条回归生命的路径，从而使诗歌在超越语言中超越历史时间。
当然，即便如此，刘川诗歌中的“救赎意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内容，它甚至在刘川作为一个诗人个体强调口语与俗语的书写中遭遇人为的掩盖。在《火车》中，所谓的
这个城市要搬迁
我把所有的医院
都放到铁轨上
在前边拉
就像一列有许多节
白色车厢的火车
病人们推开窗子
向外面张望着
流动的风景
他们高兴的说着笑话
全然忘了病痛
简直是去旅行，医生和护士
像乘务员，推着餐车
在过道里走动，一个腿上
打着石膏的小男孩
兴奋地单腿跳着，想去
叫醒太平间里的人
我用力地拉着
嘴里叼着一支又粗又长的雪茄
像火车那样
鼻子里冒出一缕缕浓烟
表面上是“带走了许多”，但从心态意识上看待，刘川“纤夫式的”行为无法掩饰其最为简单的“清高”与“普世的情怀”，而暴露这一问题的细节就在于他使用了“像火车那样”。可见，所谓“火车”仍旧是一种自我的感受和灵魂的体验，只是这种内在的意蕴绝非缘自“诺亚方舟”等宗教意象的使用（比如，短诗《纪念结婚一周年》），而在于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显露——一座城市需要搬迁，但其负担的主要内容至少是“我”之思维却将“所有医院”放在首位，是“医院”才是救赎城市的唯一可能，还是整座城市的人都已在浑然不知的情境下成为患者？这种“含泪之微笑”并带有某种绝望意识的书写果真可以仅仅系于牵引者一身？于是，在反复阅读《祈求》一诗之后，我发觉：与“如果申令的许诺可以兑现，满足我的三个请求”相对应的，正是“我”不断祈求“果绿漆”及其使用方式的结果，在结尾处
上帝啊，我离不开这平淡的生活，冬日里
把屋子收拾整洁了，把院子打扫干净了
我就出门去把全世界的树梢刷绿。
的诗句，不但是诗人企盼中的理想，而且，也是诗人心中潜藏的“自我理想”及其实现的唯一可能。
正如刘小枫所言：“思想应该沉思历史时间中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的歌唱。诗是存在的歌唱，生命本身的言说。诗的语言原初、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言语，使人的存在精神性地转化为透明或浑浊。”[4]以语言和基本的比喻切入生活与生命本身，并不断期待在回归生命和诗歌最初的状态中完成生命的提升和救赎，正是刘川赋予我们独特诗意并与这一代诗人区别开来的重要原因。与当下通过速度换取声名鹊起的部分诗人相比，呼唤生命并为救赎生命而写作的诗人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而，我坚信刘川会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并由此走得更远！
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
——看刘川的《打狗棒》
李 黑
刘川的诗，已经在世界的东方撕开了一个窗口，在诗坛上杀出了一条血路。人们对他从炮轰到肉搏、到握手、到交心、到推举……已成为诗现场的一道夺目的风景。
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这是刘川走向著名的成功之道。其内涵之辽阔，难以探究之全貌。但是，从刘川的一些诗理念里不难悟出些许真谛来。首先，刘川说诗人要做到“实话诗说”。特别是对于口语诗来说，这是致命的关键所在，背离了这一点，就无从谈诗。其次，刘川说“诗要接地气”。并强调地气是具有对事物准确的评价标准，而不是在虚拟的审美领域自我陶醉与粉饰太平。刘川又说，“诗要反思与批评”。就是对当代人文状态把脉。
经过梳理，有了以上这些理性基础，再来看刘川是怎样“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的，也就略知一二了。换言之，说刘川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也就是说他用真而精粹的口语诗对生活、对人性、对时代把脉点滴。
他一来
人们马上就起来干活、工作
它转身一走
人们马上躺下睡觉
——《太阳是一个监工吗》
此诗神来之笔，使人过目终身难忘。活灵活现的具像下面，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内核。太阳是要天天转悠的，我们谁又能挣脱它的束缚呢。因此，我们也就有了自疗的神效药方——你来我马上干活，你走我马上睡觉。两个“马上”，精彩出了这一对台戏的焦点。诗短意长，针砭了现实生活的诟病，唤醒了人们的深刻思考——我们的体制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断腕刮骨恐怕后患无穷。
这种越来越对立的社会矛盾，在诗人的笔下不断的出现，拓展了反思与批评的深度。比如，在《我很愤怒》里，“我很愤怒/脑袋仿佛炸弹一般/装满了火药/我大骂，谁他妈也别惹我/谁惹我谁倒霉”。如此的“暴恐”分子，一旦看到上司，立马“把这颗脑袋/变成了/1支喜庆的爆竹”。在钱权现实生活中，这种“变态”谁又能幸免呢。《我们又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季》也很经典。其中“正值八月/太阳下火/人人炙热/大汗淋淋//即便如此/人人之间/依旧冰块一般，冷冷的/堪称奇迹”。下火的大气侯与冰块一般的接踵交往，勾勒出我们的生活在场。矫正我们向往团结、和谐的路标。
人身上
有许多灯
你假装看不见
有人杀人
你不救
灯，灭了一盏
有人骂人
你来围观
灯，灭了一盏
有人喊冤
你不救，当笑话听
灯，灭了一盏
轮到你被杀、被骂
大声喊冤，别人看不见
因为你身上，灯全灭了
——《灯》
这是刘川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的又一磁场。你看，诗人给我们的身上安装了这么多灯。其潜台词就是诗人拷问我们，你是让人性之灯照亮他人，还是让人性之灯盲目熄灭？如果我们对号入坐，感情身上的“灯”所剩无几了吧。对人性的反思与批评，大有挖掘的广度、深度。但是，如果做不到“实话诗说”，反而弄巧成拙。
《闻鸡起舞》也是不可多得的抨击人性磨灭的可圈之作。全诗仅六行：“每天早上/肉食加工厂畜养待宰的活鸡/一叫/一群擦胭脂抹粉的老太太/便起来/扭大秧歌了”。待宰的鸡依旧闻鸡起舞，闹铃般鼓动人们去过乐园式的生活；而人们不仅无恩于心，反而反目成仇，甚至于拖刀动斧的弑杀之。其它诗中的一些精彩细节也值得一提。比如，“一大群人/将一个人/五花大绑/像只粽子/押出来游街”。一下就使人想到了人性磨灭的“十年”，也是践踏法律的“十年”。粽子一样的人，使人眼前浮现出那些戴尖尖帽游街的冤假错案的迫害者，更使人联想到爱国诗人屈原九泉之下的冤魂。诗句之形象，诗句之深刻，诗句之警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呈现出优秀口语诗的特色之美。
我一出生
身上就开始
往下掉
土渣
渐渐地
全掉完了
就成了
自己的坟
——《农民》
刘川把心的频道拧到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宿命。诗作乍看土得掉渣渣，实际上能与臧客家的《老马》媲美。甚至使人感到更揪心。《老马》“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而《农民》一出生就打下了非人归宿的烙印。这难道不是诗人在代表农民向苍天喊叫还我公平吗？没有农民经历的人，难以写出这样简朴而深邃的诗。
就是这样，刘川的口语诗，达到了挖掘人物命运、精神所向的高峰。再看下面。
幼儿园
我是尖子
小学
我是尖子
初中
我是尖子
高中
我是尖子
大学
我是尖子
毕业后，进入社会
人们异口同声，说我
傻子
——《一名尖子生的悲怆自述》
整首诗没有大话套话，也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呼神弄鬼。就像一个踏入社会后被弄成了“傻子”的毕业生回到母校给老师汇报一样，如泣如诉，哀怨动人，催人下泪。有人说老师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是不无道理的。诗，既达到了对人性的反思和批评，又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国家机器的反思和批评。
诚然，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仅仅依托在“实话诗说”，“接地气”，“反思与批评”的理性上是不够的，关键是用诗说话，尤其用优秀的诗说话。正如本文上面所解读的诗作就是佐证。
优秀的口语诗，也是与优秀的意象密不可分的。在刘川的诗里，使人眼亮心动的意象信手可拾。本文已提到的“粽子人”意象就是其中之一。现还列举一些如下，供大家各自雅品。
围观者都穿着雨披/溅到他们心里的血污/雨，无法给擦
——《雨及其他15》
谁在洗我们弄黑的天/是雨的妈妈吗
——《雨及其他28》
看见蚯蚓/我们大声喊：//龙！龙！
——《雨及其他37》
从此/我的心成了指南针
——《南》
一个伟人的坟/岂不是等于一个/万人坑
——《伟人的坟》
在喧嚣的生活中/就像骨灰盒里的骨灰一样/我一声不吭
——《沉默的小人物》
人类洪水一样/从远古奔涌而来
——《沉默的小人物》
围观他的那些人/显得多小啊/就像一堆子弹壳
——《每次仗打完了》
一到节假日/火车就装肉一样塞满了人/成为一根火腿肠
——《都是未了美好的生活》
这口深井啊/会不会是/一名隐士的/单筒望远镜
——《井》
是的，诗人刘川把心拧到另一个频道，收获到的不仅仅是真诗，而且收获到的还有一颗忧国忧民的爱心，还有一个怎样做人为诗的灵魂。
当然，在刘川的作品里，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个别诗不够冷静，个别意象有失雅之嫌。这些都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好在刘川曾经著文说：愤怒出诗人，此，正是杂毒根本也——不冷静、不客观、不思辨，甚至不人道。而今，知其非道，我也不再如此写作。
刘川：揭示诗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提问：雷默
受访：刘川
时间：2014年3月
形式：电子邮件
雷默：你曾经说，最初写诗是因为内心的自卑，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当时的自卑来自何处？时隔多年，你的生活、社会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自卑感还存在么？
刘川：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贫农之家，以及长久在家长式粗暴的中国教育体制内，任何与个人有关的资源与权利都是被寄管、甚至被剥夺的，我幼小的心灵当中，唯一可以获取的自由，就是虚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和人的关系不再紧张对峙，而写诗，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现实窘境。那时，我15岁。若干年后，我写了一首诗来讽喻中国教育，《中国肖像：传统教育一瞥》：一头牛/从小/长到大/被皮鞭打//老了/被宰了/剥下/满是鞭痕的皮//又做出/万千条皮鞭/去打/小牛。
诗歌写作是很好的再教育，让人性丰满起来。也许我不合群的写作更有价值——发现真实觉醒的自我。但在诗的自主语境里，我不是逃避或匿藏，而是积极地揭示现实的那些荒谬。
雷默：悲悯情怀几乎是所有好诗人共有的，你的诗虽然没有直接去表达悲哀，但我从你尖锐的批判背后看到了悲悯，悲哀是否源于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几年前你说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是否也是理想主义者？
刘川：中国诗坛这个超级市场里，大量的诗歌产品是“审美”的，它们被当作情调生活中的一束插花、当作怀旧生活中的一枚老像章，它们的特征是，不参与、干涉今天的现实，只用来象征着美好、纯洁、高雅。它们心甘情愿地被长久把玩、品鉴、研究与收藏，以获得所谓的“传世”与“不朽”。而我看见了最真实的苦难——那不仅仅是依旧有大批的人在艰难生存与挣扎，还有我们全部人的当下处境——越来越失去信仰、信念，麻木、僵硬、自私、唯利是图。我要求自己至少有这样的能力：离开“审美”，摆脱修辞术的紧箍咒，趋向于“审丑”，正确认识“丑陋”，批判、反省、祛魅。
唯有悲悯，对人彻底无私的关怀，能够让我有恒久的力量，勇敢直面人生，不再依附甜腻腻的修辞美学，不在“文本”与“经典”的虚拟神话里耗费光阴。
如您所见，现实与理想的距离，那是我诗歌里一个紧张的区域。我永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人类沉醉于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迷宫，还把束缚自己的制度陷阱当成皈依的家园，越来越活在经验碎片里，丢失思考而选择肤浅的体表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消失，逐渐变成消解真理、贩卖逻辑的理论特权者，用以引导思考的学术理性，充当了大工业主义的推销手段。在这个角度上，我是悲观的，我一意孤行，我的理想渺茫而孤单。
雷默：上世纪60、70年代的诗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出生于农村，他们通过考学最终来到了城市。从最初对城市的向往，到对城市的厌倦，再到对农村的怀念，大部分诗人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你如何来描述你出生的地方？它对你的人生以及诗歌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沈阳这样一个你生存的城市，你有什么独特的感受？
刘川：我最初对城市的强烈向往，是完全把城市当成了一种高度的人类文明。后来才发现大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尤其高度的水泥硅酸盐覆盖、绿色被驱逐、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生存竞争加剧，行走和居住的空间甚至按照“万元/平方米”来计算，也就是说，城市开始背离文明，不再是家园了。我不反对用现代化提升国民福祉，但我提醒那些庞大的政策操盘手，永远不要背离“以人为本”来推进城市化进程。
除去感恩的部分，我不得不真实地形容我出生的乡村：愚昧。而我目前居住的都市，和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缺少了一些人性的质感，冰冷的工业秩序和坚硬的商业语法，使生活失去美感。守望相助、敬老携少、诚实守信等等品质，成了我们古老的乡愁。
雷默：读了你的不少诗之后，我很难把你与国内的荒诞诗派相联系，我倒是看到了某些贝凯特的影子。不是为荒诞而荒诞，而是揭示现实存在的荒诞意义，最终达到更为尖锐的批判。你受到贝凯特的影响么？影响你的中外作家、诗人有哪些？
刘川：您的目光很犀利，看出了我的“门道”——表面的“荒诞”不过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揭示现实存在的荒诞意义，最终达到深刻的批判。不过我没有读过贝凯特多少作品。耶胡达·阿米亥、加里·斯奈德等国外诗人都曾影响我。还有中国的寒山、苏轼、大慧宗杲、虚云德清等，写作上也是我的良师。
雷默：你喜欢读佛教书籍，喜欢听《大悲咒》，再联系到你的诗，让我想起德山宣鉴禅师和临济义玄禅师。你的诗对于这个慌乱的、繁复的、荒诞的世界来说，真的有那么当头一棒、当众喝骂的意味。这是你的诗歌独有的价值，我感觉以往的诗评者对你的评价多少有点敲边鼓的感觉。你自己谈谈呢？
刘川：说到底，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用诗歌修行的人。或者说，干什么都可以修道，而我恰巧选择了用诗歌来体悟生活、认识自我。大家迷失在自己放大欲望而产生的烦恼里，我希望用诗歌点醒他们。但我反对用宗教自觉来写作，把写作弄成了布道，把文学当成了传播教义的工具。我还是喜欢通过隐喻的言说不断让“意义”回归源头——引大家趋向无染的心性，远离虚幻对我们的伤害。
至于众多评论者对我的鼓励性、褒奖性的言说，在感佩的同时，我也心怀警惕。我时刻进行着自我批判。当代缺少真正有方向性的大批评家，也缺少能够准确从细部解析诗歌秘密的文本细读者。我忧心忡忡，我的担忧不是对于自己是否可以纳入官方学术评价体系，进而获得体制认证、进入所谓的文学史，而是，因为缺少诚实、科学、准确、有良知的评价，我们的当代诗歌会一直在虚伪的语言逻辑里高速空转，而不会突围出来。这将使诗歌在小众层面维持修辞带来的成就感，维持虚伪的文化精英面孔，而继续与生活拉大距离、继续流失汉语的可贵尊严。
雷默：伊沙在《新世纪诗典》推荐你的《如果用医院的X光机看这个世界》时，曾善意地提醒你的部分诗“有树干，不长叶子，过于强调创意了”，后来在推荐你《在孤独的大城市看月亮》时，给了你“如今其诗，逐渐血肉丰满、枝繁叶茂起来”的评价。我这两天在读你的诗，也有同感。你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吗？其实，让一首诗从创意灵感到最终完美是每个诗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川：伊沙的评价是有道理的。我的许多作品强调“idea”，突出体现一次性的创意。但事实上，诗歌也是实实在在、长久锻炼而成就的手艺活。我奉劝年轻的诗人，不要过于依赖“灵感神话”。耐着性子，认真对词语、意象、结构进行推敲，也是对快速生活节奏的有效对抗。诗人要解决的，最终是一首诗的完整性与有效性，我过去的大量作品都处于即时完成，不再修改、保持原生性粗糙状态，现在看来是唐突的。
雷默：你今年虚岁40，古人认为是一个“不惑”的年龄。随着人生经历、阅历的丰富，思想的精粹，诗艺的精进，你未来的诗歌之路会有一个怎样的轨迹呢？可以从对诗歌的认识、诗歌的境界、写作风格几个方面给我们做一个探讨。
刘川：我未来的作品依旧是，写人性，去染污，语言会越来越朴素、简洁、实在，像和自己的妈妈说话一样，不虚伪，不夸张。那样的境界，想一想，都美死了。它几乎不是文学，而是直接交出嘣嘣跳的心。
雷默：作为一名诗歌杂志的编辑，你为诗歌做出了贡献。如今你是《诗潮》的执行主编，对于这本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诗歌刊物，你有哪些创新的想法?请你以《诗潮》主编的身份，谈一谈当下中国诗歌的现状。
刘川：对于《诗潮》，我希望它能够深刻、扎实地发挥公共平台作用，将一种健康的风气吹延开来。如果有可能，开展诗歌公益，把《诗潮》办成免费赠阅的DM杂志，送给广大的低收入读者（笑，这个理想更接近于梦想，有愿意参与的就功德无量了，比设立噱头庞大的诗歌大奖有意义）。
上面似乎说了中国诗歌许多“坏话”，事实上，近年中国诗歌有所改观，比如：网络的出现，诗歌作为很多诗人的数字生活就开始了——在网络上写诗。这给文学期刊的体制审查、名家的发表垄断以沉痛打击。更多人愿意用诗歌来对社会问题“吐槽”，也是学习说话的一个开始，过去很多年里，我们中国人基本是失语的，套话、假话、公共腔调，言不及义，而今我们要逐渐在个性化的、自主的数字空间里（论坛、博客、微博）说人话了，诗歌在慢慢从云端回到地面，在公众里发酵，起作用。另外还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消费本质，也刺激了诗歌说人话，丰富了诗歌的手段与内涵，高高在上的诗歌终于有了娱乐化的味道、接近了生活，不再教父般板着脸孔。我从来都认为诗歌是高尚的，但具备当代性的种种特征，这是没有问题的。
总体来看，中国诗歌不会出现大的主流、产生对社会重大的影响，它只会继续个人化，在亚文化的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内部分流。也许遥远未来某一天，曾作为一个独立文体、一门精英显学的诗歌，回归并消失于我们的生活，那就是“诗歌”的死亡与中国人独立说话能力的重生。我希望那个时候，诗歌是我们口腔里新的舌头。它将说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汉语！
重新学习说人话
赵卫峰VS刘川
赵卫峰：刘兄好！开门见山吧，这次主要是谈谈生活；看到你的新浪博客上引有《梵网经》《华严经》《央掘魔罗经》文，你是佛教徒及素食者吗？
刘川：我是佛教徒，修习禅宗。食素，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严谨戒律、恪守清规，而是对慈悲行、菩萨性的一种日常培养。目的是累积善行，远离杀念，舍弃贪欲。
社会上很多人，把素食当成环保主义、低碳生活、保健手段，亦无不可。但从内心欲望的克制上、对众生万物的生命关怀上下手，才是第一位的，比所谓的延命增寿有意义得多。世俗意义上常说人道关怀，仅限于利益人类；佛家讲同体大悲、讲六道关怀，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六道，皆在佛家关怀之中，皆应利益救度。再具体说，佛家讲的救度众生，实际上有二义：一则，救度三界六道、有形无形一切受苦众生；二则，救度我们内心的各种烦恼——它们也是众缘和合而生，亦名“众生”，将这些烦恼转化为智慧与慈悲，就是“救度”了它们，让我们从各种欲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在。也就是说，食素，是心地法门，不是迂腐的形式主义。
社会上常有人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是一种掩盖利己主义的方便说辞，没有悲悯，仅有贪吃之欲，无视幼小物命，佛祖怎会“心中留”。
赵卫峰：我常将宗教的高层理解为“宽容”（我做不到也不愿意），如果你是宗教徒，或者你怎么理解“宽容”？尤其是，你的诗歌内容是很生活化的——并且主要是寻衅、挑剔和反讽的呢？
刘川：宽容，当然。即使对于一个无宗教信仰的普通人，也是一个基本的做人准则。宽容有二义：一则，基于事项上的，比如说，某某做错了事情，出于宽厚仁慈，我们原谅了他；二则，基于道义、或真理实相，有人违背了它，我们要维护这种众人皆不缺少、非常重要的价值尺度，能够舍弃小的妇人之仁，而选择金刚怒目、雷霆万钧地批判、纠正，也是宽容——宽我们有限的人情，容恒存之大道。那么，从这角度来看我的大量作品，绝非无事找茬、滋事寻衅、恶搞反讽。其手段不过是禅宗所谓“棒喝”而已，目的是以杀掉某些人的愚痴，救出他们的智慧。遗憾的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写好。
不过有一点您说得对，我的作品是生活化的。生活，就是人和人发生关联的场，不在那里发现艺术，就浪费了这巨大的、永不枯竭的资源库。我的写作素材大多来自生活经验，而不是属于“二手”的阅读经验。我在做生活的发现者、反思者，而不是诗人。能够真实、有意义地生活，已经是作者——创作自己人生、并参与创作他人的人生。
赵卫峰：如果诗歌写作通常代表诗人的生活态度与相关性格，你在实在的生活里是否给人愤青味？人们会不会说你有趣或无趣？或像“剌猬”。
刘川：诗歌写作当然隐含作者生活态度及个人性格、气质等等，所以很多诗人给社会的印象会是神经质的、愤怒的、病态的、忧郁的、敏感乃至于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但，这也正是我所一直批评的。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扬子•法言》)；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荣辱》），古人的话真好——一个文人不应该脱离社会、群体，要积极维护常道！太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把自己偶像化、符号化，把作品名著化、学术化，仅仅维护虚拟的文字之道，把文学当成信仰，或生命，他们写得再好，也永远是传统的“小文人”，一个艺术范畴的小我。
文人（文化人）作为国民精神家园的建设者、对公共利益与前途强有力的监督和维护者，有着天然的使命：为了让公共秩序更适合人性、更适合生活，更安详、和谐与人性化，应该主动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从所谓文化精英行列走出来，站到人类集体中去。诗人必须自觉地完成身份角色的转换了，由一个传统型的文人，转换成一个具有当代批判意识、思考方向、认识尺度、存在价值与历史使命的公共诗人。——如果我因为担当了某些方面的公共批判使命，而被人认为有“愤青味”，被骂成“剌猬”，也是快乐的事情啊！
但在生活中，我愿意永远忘掉所谓的“诗人”、“刘川”，而最大限度地选择与生活和解、沟通，而不是去埋怨、诅咒、对立。
赵卫峰：我想也不是。正如你的相片看去既帅气，又和蔼可亲似的。所以我常以为，诗歌很大程度上对于诗者是一种补充，即针对个体生命与生活的模糊或凹隐部份，这一部分包括性格，想像式的精神介入法，是吧？
刘川：您说的是大多数诗人，他们性格的显态与隐态，生活与诗歌两种姿态，互补，仔细观来，其人与诗本质上一样，仅仅形式上有所差异，这很好。个别也有分裂的，就是做一种人，写另一种诗。那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诗人要学会认识自己，不断提升素养与境界，摆脱某些现实不公或生活困境可能引发的人格分裂。
赵卫峰：“70后”这一代诗者一度群起，逐步掩隐于“生活”的也日渐增多，你能持续并能以顽强和特色的状态留下，与诗歌编辑这个职业有关？
刘川：写作者是否从一而终、恒守一道，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因为青春期的原因，参与写作的人多，之后渐渐退出，是正常的事情。
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贫农之家，长久在家长式粗暴的教育体制内，任何与个人有关的资源与权利都是被寄管、甚至被剥夺的，幼小的心灵当中，唯一可以获取的自由，就是虚构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和人的关系不再紧张对峙，而写诗，正好解决了这样一个现实窘境。从我15岁开始写作，而今23年，没有改变这一行为，应该是内心的选择吧，与职业关系不大——与内心的需求有关——最初是对恶劣人生遭遇的逃避，但后来却是积极勇敢的面对生活——我内心要求说话，说有价值、有意义的话。这样的话，哪怕一句，我说了，故我在。并非危言耸听，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会说话。现实中，我们基本失语，话里没有价值。这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比如，青年李启铭驾车撞死人，反而叫嚣：“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这个事件出来后，媒体一片责骂，当然，对道德沦丧者的批判并不过分，但却没有批评家从社会学更深层次地对当下中国发展遭遇的价值危机进行反思，仅仅把问题停留在对“官二代”的批判本身。我在这次事件里，看到个人和社会不能“对话”的巨大障碍：肇事伤人者为什么不道歉和检讨，而叫嚣“我爸是李刚”，这充分显现出他无法和我们“对话”——他的语言出现了异化：他从小被输入了一套可以用“潜规则”摆平一切的错误信息，他的价值观里缺失了公共尺度，完全是个人的功利尺度。当今社会很多人都是李启铭式的，语言里只有功利，没有价值。
第二种情况是，集体腔调的空话、套话、无实意的公共语言，我们的生活中，很少有人说真话，多是集体无意识，大众随波逐流、从古至今长期处于被长官意志遥控的无我生活里，不会说话了；今天突然可以自由说话了，又遭遇了消费主义盛行的物质时代，所说的话，仅仅与眼耳（比如娱乐）、脸面（比如穿着、房子、车子）、肠胃（比如饮食）、下半身（粗俗的肉欲）有关，与心灵无关，缺失了做人的最基本精神。
第三种情况是，发生在所谓的高尚的艺术圈，艺术与生活分开，艺术家只讲艺术的话，脱离现实，仅有文本，无视他者，远离良心，没有人味。
这三种失语状态，导致我们不能讲话，不能沟通，大家都成为了彼此不在场的人。我内心里强烈要求说话：重新学习说人话，重新与人沟通——就一直写了下来——成了目前这个语言路子——以生活体验为素材，小人物感受为标的，批判社会病症为特征。
其实，我内心要求的更多，远远不是目前写出的这些鸡零狗碎。但归根结蒂，让语言里有价值，已经比作品艺术性更重要。
赵卫峰：你曾说，你作品强烈地渴望表现出：痛、孤独、自嘲、绝望；能否简单说说你的少儿时代，记忆里的少儿时代最愉快和最不愉快的事情分别是？少儿时代的经历对你的性格及后来的诗歌写作有多大的影响力？
刘川：我的很多作品表达的孤独其实是一个地球人的孤独，不是个体的孤独。
比如：“上帝一天不干别的/往天堂门口一坐/看着茫茫人海/看着比太平洋还大的人海/一会儿 一个死尸漂上来/一会儿 一个死尸漂上来/一会儿 一个死尸漂上来”（《人海》）。
比如：“一上山/心胸就开阔/大片河山/都能装下/这说的是人/此刻，大山顶上没人/仅有一条刚被屠夫/打伤的癞皮狗/静静站立/它的胸襟/当然也一定/扩大了不少/在它眼里/整个人间/不过小小/一只狗碗/耀武扬威的我们/就是它碗里的饭粒”（《山顶上有条狗》）。
这里以俯瞰的视角面对芸芸众生庸俗的市侩生活，产生了深刻的绝望与孤独，当然，里面还含有深层的悲悯与关怀。我少儿时代的经历也十分重要。农民家庭的愚昧，让我极力想脱离。各种社会经历的困难，让我的肉体与精神饱受打击——后来才明白，那叫“业”。必须承担，无法逃离。幸运的是，还可以自主的去修持善业——期待将来自在与解脱。所有的经历，都已经是珍宝了——这话此刻说出来，一点不虚伪。我经历的苦，让我认识了所有人的苦——都需要怜悯。没有那些经历，我可能不会如此思考问题，不会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为之唏嘘与哀叹。
赵卫峰：与正面或常规诗歌写作里呈现的异性角色不同，你的文本里的女性角色展现似乎复杂多样，当然她们并非是具体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了，在你诗中，“她”或“她们”已全然只作社会化影象存在，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文本里关于异性表达，往往喻示着作者异性观。其实具体的女性形象出现在你诗中的情况并不多，但我偶尔看到，你关于异性的少量表达里，相关的意味反复出现，比如诗作《怀孕记》和这样的诗句“所有孕妇的肚皮……”（《日常事件》）、“她们的身上/再也掉不下一块肉来……”《戏说二十一世纪女性减肥热潮》、“世界上所有的孕妇 /都到街上来集合……”（《世界不可抗拒》）“一个大炮一样/骂骂咧咧的女人/在发火/她已经怀孕……”（《并非多余的担心》），以及“孕妇、婴儿、胎儿、堕胎”的字词，这其中有什么潜意识存在？
刘川：因为佛教中“凡所有象，皆是虚妄，皆不可得”，佛教世界观认为这个世界苦、空、无常、无我，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虚幻之象，并无男女相可得。我作品中的女性大多不是与情或性有关的象，而是一种命运象、苦象。反复出现的她们，是符号化的、群体层面的——她们代表某些集合命运来发言。女性，在社会遭遇中的特殊处境（比如集体遭遇计划生育）、特殊角色（比如小姐），以及在个体命运中，因危险处境与错误价值观而得到了不好的待遇（比如怀孕、生产，比如被强奸；比如为了当贞洁烈妇，克制欲爱，终身守寡），可能都是我关心的——她们如何脱离这样的处境，获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自由。她们往往是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她们是弱者，而她们生育了我们，并且一直在保护着我们——这些歧视和伤害她们的男人。漠视弱者，也是犯罪。
比如我的这一首诗：“有的女人/大腿松/随便叉开/放入男人们的/一条条/无耻之物/有的女人/两条大腿/夹得太紧了/仿佛一把/大铁钳子/而且还给/上了锁链/谁也掰不开/但我明白/其实她们的大腿/更松/时刻等着/放入一块/贞洁牌坊”（《有的女人》）。这样的作品似乎粗鄙，但我认为是人道主义的警醒。我的用意，是干净的，阳光的，人性的。
女性，从不是我的情欲对象，不是我多么高尚，而是我不配，因为这个群体有一部深沉的苦难史，我与之相比，微小如尘。
赵卫峰：诗本就是浓缩的故事（小说），你的诗更是。在生活中比如说在单位与家中，你一般是讲故事者，还是倾听及采集者？
刘川：这个问题好。不论在哪里，我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讲“故事”，也听“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各种现实事件，它们不会直接成为诗歌素材，但与大家参与的过程中，我了解了更多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了解了更多的现实问题，看见了更多的苦难，认识了复杂的人性。诗意就在这里不断出现。
赵卫峰：你对方言在诗歌里的运用似乎不那么在意？或者说你的诗歌更重视内容指向？说到这儿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对东北话的最初印象竟然是从本山大叔那儿得来的。东三省的卫视的自娱性文艺节目都比较抢眼。你觉得辽宁及东北片区日常性语言（语言其实也是生活本身）对你的写作有什么作用吗？
刘川：我被当成“口语诗人”，也许是一个误解。我是天天阅读文言文书籍的人，大量浏览古典诗文、佛经及传统书画作品，我骨子里满是“之乎者也”。大家看到了我过于简单、不怎么修饰的写作方法，认为那是“口语”，但其实那是一种心性流露，完全在“说人话”的状态下完成，我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禅宗那种“直指人心”的力道，虽然目前做不到，但我不会偏离这个方向。如你所说，我的确更重视内容。
东北日常语言里有大量“粗鄙语”“土语”“黑话”“脏口”，在文明社会里需要修正。这种从边鄙区域、农业社会里来的语言里，有大量土匪、流氓（没有文化的流民）习气、小农意识、市侩庸俗心态，而且根深蒂固，代代因袭，与今天的解构、反讽、恶搞潮流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本山大叔、小沈阳等等，这是一个汉语的尴尬现实，需要批判和警惕。传统的优雅统统失效，中国最土、最俗的，与西方后现代某些解构主义美学居然是一路货——以瓦解公共道德和文明传统为娱乐手段。
我的写作基于最简单的书面语，使用大量生活词汇，但东北口语基本不用，我对东北话存有警惕。但对语言我的谨慎更主要在技术主义这一块，我不想在修饰与修辞上用力过多。
赵卫峰：顺便问下，你在中小学时代是好学生还是不好的学生？举个例子。
刘川：在中小学时代我一直是好学生，所有教过我的老师都可以作证。一直做班级的学习委员、三好学生。我过于老实，从不欺负别人、不拿别人东西。有一次，经过我们废弃的初中学校，还看见半颓的学校院墙上，贴着10多年前某学期的成绩榜单，我是第一名。那张纸早已已经破损、花白，在风雨里一直飘扬，而我的成绩，很坚定，很稳固。一直在那里。
赵卫峰：写作上有什么特殊的习惯？
刘川：一气呵成，基本不改。趴着，用手写。
赵卫峰：“就像1个扛着炸药包的人”，或“像一只青蛙，孤零零坐在井底”，你这两个诗句，仿佛精神杠杆的两头，你在现世中起伏着维持着某种平衡，你觉得写作累吗？如果不写诗不编诗，你最想做的职业是什么？
刘川：不同思想状态，似乎两极的诗，是我同样心境所写。我不会有特别大的心理起伏，我基本在一种接近“禅定”的状态里写作。写作卸掉了心头的千钧重担，是轻松的事情。
如果不写诗、不编诗，我就随缘做俗人，养家糊口而已，对我而言，社会地位与金钱，都是虚拟的苦象。越渴望，拥有的越多，越苦。如果有其他选择，也许是教师吧，毕竟可以直接服务于人。
赵卫峰：你在回答伊有喜的采访时说到，你成长的家庭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家庭，一个贫困愚昧的家庭，一个充满了吵骂与唠叨声的家庭。小时候对父母的恨怨如今统统变成了爱，我爱我的家人。尽管他们是农民，而农民不就是那个样子！好在我可以不是农民——我是说我可以不像农民一样想问题，而不是骄傲于自己的生活水准高于他们。
这当然很正常，这基本就是一个时代的中国家庭情况，你的笔尖感觉更多地针对小“市民”，而我更注意到你这一句，可以不像农民一样想问题，并非农民而像农民一样想问题——你觉不觉得这是中国诗歌、是中国社会的非常大的一种遗传病？
我看到很多写农村农民的诗歌，看不到欢乐，有的也是意识形态牵控的假笑，这里我想请你说说这个貌似大而空的问题，农民的欢乐是什么？
刘川：农民是一个底层群体。底层有两种含义：一则，生存艰难，依土靠天而食。二则，文明贫瘠，缺少文化。正因为这两种困乏，农民的欢乐，大多粗鄙简单，比如饮食丰足，比如发财，比如性满足，比如儿女出息，比如获得尊重、有面子，等等。一旦进入城市工业文明，就再没有人愿意回到原来状态——因为在现代化的文明里，人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体，不是一个主体意识模糊的群体。农民，永远是集合概念；而城里人，是个体。又有什么比获得自己、作为自己更快乐的呢？农民，何谈快乐。
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庄稼一样朴素善良的农民，牛羊一样愚昧无知的农民。论于恩义，永远要爱农民；若讲进步，就要彻底脱离农民意识。我基本少写这个题材，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基本消失，西方资本价值观、当代娱乐消费文化，迅速把中国农民变成了庸俗小市民、城乡集合部拼命赚钱的小镇民、等待动迁补偿的无奈投机者、忙碌流动的打工仔，生活方式彻底不同了，过去他们依靠生产资料（土地、农具）而活，而今他们依靠生产关系而活。我写小市民，已经包含了他们。对他们，我充满同情与怜悯。
今天还在写农业农村农民的诗，多数是虚构山林隐逸的、回忆童年懵懂的、政绩宣传投机的。 今天的乡土诗，真正触及劳动经验、生存意识的好作品不多。
赵卫峰：看到你说你喜欢吃的菜是麻婆豆腐，这正好应和了你的诗歌。这可
是地道的西南菜，胡辣二椒领衔主演，你吃辣的程度如何？
刘川：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南方人，南方为火。我吃辣椒，曾经勇猛无敌、百无禁忌，呵呵。那些地道的四川人，也不一定赢过我。不过，因为觉得吃辣椒，于佛家修行虽不属于破戒，但在饮食方面饕餮恣肆，增加贪婪，仍是不妥，最近我已经开始不吃辣椒，凡欲望方面，过分爱好的，都收敛一下，心里也清净了不少。
赵卫峰：作为一位优异的诗人，陆续也看到诸多对你写作的评论文章，角度不一；我以为你的诗就是“讽刺诗”——讽刺的“诗”而不是偶尔为之的那种有讽刺意味的“歌”，当然还可以说成是“新讽刺诗”，以表明新时空里的你的写作更包罗更触及人性的多维点面，在保持俗文学的基本元素的同时，又不一头向下扎去，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刘川：谢谢，不过我不是一个优异的诗人。我顶多是一个风格化的小诗人。“讽刺”仅仅是我若干方法中的一个，因为用的比较夸张，就被大家主观上放大了。严格上来说，我作品的讽刺性并不强，我对真理的维护与寻求，有时不得已采取讽刺手法，但更多的是理性分析、有着逻辑性很强的结构——一种知识分子写作。我这样描述自己，很多人会不赞同。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正儿八经说话。说的还全是人话。
俗文学有多种，比如，用于消费的文学；用于感官娱乐的文学；表达脏丑恶的文学，等等。我警惕自己，不接近他们，那我就得在形式上看起来粗俗的时候，拼命让自己的作品有高贵的内涵——维护常道，关怀人性。
赵卫峰：如果说讽刺诗相当于绘画里的“漫画”，你没想过给每首诗配画，图文并茂？
刘川：我的诗本身就是“漫画”——众生之苦象。不必头上安头，矢上加尖，再配图画了吧！
赵卫峰：新年有什么新打算。
刘川：有的，如何能够发起或参与诗歌领域的“公益”或“慈善”；如何写出好作品；如何把心性修得更好；如何更能够低下身，走进人群……
（《星星》理论刊2014年第三期）
刘川诗歌的特点
老大的日记
刘川就好像生活在我们的身边，把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如实记录下来，又能让我们从平凡的生活中获得启示。
一，写出百姓生活。刘川的诗歌有时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如《寻隐者不遇》。每天下班回家的小市场，有一家自建院子里锁着一只猛狗，见人就吠。不过不是在梅花下，而是樱花下。
二，对社会阵痛的反省。如《过肉铺一咏》，越读到后面越起劲。“人还是人/畜生还是畜生/抡刀的还在抡刀/被宰的被切割的被剁的依旧/一声不吭。”，相信读者读出了另一种味道。如果不是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仅仅从生活中截取片段，断不会写出这么力道的诗歌。所以好诗歌离不开对社会的理性思考。
三，对现实制度陋习的尖锐嘲讽。如《假如到了吃饭时间我还不去吃白食》。我又一次的承认，这就是写的我呀。——一个有机会混进政府机构吃白食的人。这首诗歌里的一个明显的字眼就是“铁饭碗”。这个字眼很多年没有遇见了。刘川又一次的抨击了它。不是铁饭碗消失了，是有勇气的诗人消失了。刘川痛心的站出来大声的出来呵斥这种与其说人类不如说制度的弊病。真是人才浪费，粮食浪费。刘川曾经有一首诗歌说过，要让每一粒吃进去的大米，结出金灿灿的诗歌。这足见刘川的觉醒。生活在体制内的刘川，很可能深刻目睹了这种体制造成的大量庸人的浪费，也深感自己愧对祖国人民的厚爱，他必将会以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这个有待革新崛起的伟大国度。
四，形式短小，力求一字传神。刘川的诗歌固执的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就是区别于语言的浪费。浪费是刘川极力讨伐的主题。可是他要在少量的汉字中包罗火焰般的思绪，发人之思，警人之醒。这决不是容易做到的。选词，力求鲜明。尤其动词。如《寻隐者不遇》中一只猛狗。猛字用的非常生动。锁在院中的锁字，明显借鉴古诗词，生动准确。猛狗焉能不吠。
总之，刘川诗歌取材于日常生活，道尽我们的家长里短，又能对此理性思考，对良知进行无懈拷问。刘川的诗歌更来源于学习，从古体诗歌学起，又能博采众长。
刘川几首诗作：
刘川
生日自题
我小时侯
就爱看下雨
今天，我三十八岁
又在看下雨
雨看上去
一点也不老
都几十年了
它们一直下一直下
我也没听懂它们专门讲给我听的
不老的方法
今天补写几个人
本人兢兢业业
写了那么多结婚的
与离婚的
却忘了写民政局
给结婚证离婚证
盖章的
几名工作人员
（经他们之手
多少人成了鸳鸯
多少人成了冤家）
但他们绷着表情
面色铁青
几乎是
没心没肝的
铁皮机器人
只会盖章盖章和盖章
真扫兴
还是不写他们好了
我的笔应该
重新插入
大街上
生动鲜活
忙碌拥挤
而又
不断制造出爱情与仇恨的人缝
烟民老刘
从楼上往下看
天啊
下边全是人头
厚厚一层
像满了的烟缸一样
太多太多了
他本想往下
扔一个烟头的
结果没扔
二次死亡
有人送我
一个鲁迅
不是活的
他已经死了
而是雕像
石膏做的
我想把他放在
书架之上
但一不小心
砰然落地
摔成N片
我眼睁睁
目睹伟人的
二次死亡
我送他到
楼下垃圾箱
这小事儿对我
这个想当大作家的人
打击挺大的
中国肖像：传统教育一瞥
一头牛
从小
长到大
被皮鞭打
老了
被宰了
剥下
满是鞭痕的皮
又做出
万千条皮鞭
去打
小牛
人们像箭一样忙
大路上
跑步者使劲超过步行者
自行车用力超过跑步者
摩托车加油门超过自行车
出租车拼命加速
超过摩托车
而救护车、消防车、警车
拼命超过出租车
人们啊，箭一样要去射中什么忙
出了宾馆
一件衣服
往南走了
一件衣服
往北走了
刚才
这两件衣服
纠缠着，扔在
同一个浴室外面
现在
一件笔挺、庄重
一件雅致、严肃
看上去，像人一样，走开了
诗人简介：
刘川，1975年阴历2月3日生，祖籍辽宁阜新县，在《诗刊》、《人民文学》、《葡萄园》（台湾）、《新大陆》（美国）、《Ｗ＋Ａ》（美国）、《核》（日本）、《酒井园》（澳大利亚）、《英语沙龙》（英语有声读物）等处发表诗歌。曾获得首届徐志摩诗歌奖、2004-2005年度人民文学奖、中国“天马”散文诗奖、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著有诗集《拯救火车》《大街上》《打狗棒》《大富贵图》《百家姓：刘川诗选》《读经堂闲墨：刘川旧体诗选》《个人史》等。有作品收入数十余种选本，并译成英、日文。曾参加诗刊社第15届“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