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

▲王仲闻（前排右一），生于1901年，卒于1969年，名高明，以字行。浙江海宁人，是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次子。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长于词学，曾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

1960年春，我在门头沟山区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回到东总布胡同中华书局．在办公室坐下没有几天，就听有人在闲谈，说今天王仲闻要来。我并不知道王仲闻是何许人，所以并不在意。坐在对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无所知，特意提醒我说：“他是王国维的儿子，在这里搞《全宋词》。”我这才有点吃惊，打起精神要看看这位先生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弥补一点没有见过王静安先生的遗憾。过不多久，来了。是个老头儿，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挺轻健。进门以后就正襟危坐在徐调老的桌子边，谈了一些我不甚了然的事，接着就拿起书包走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像他父亲。为了印证，我还特地跑到图书馆找出《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当时他大约是一星期来一趟，交几本《全宋词》，又取走几本。每次来去匆匆，加之听说他是丁酉同榜，于是乎我就很有戒心，没有和他交谈过一句话，以避嫌疑。约摸来过十趟八趟，有一天他又来了，神情颇为颓丧，告诉调老说：“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下乡劳动去唉。”调老一听也傻了眼，说：“你不要忙。今天先回去，等我找领导反映一下。”过了几天，一上班，调老就召集全室人员，以一种有节制的高兴宣布：“从今天起，王仲闻就要来上班了。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不过学问是很好的。大家业务上有问题可以问他。”从此，王仲闻先生就成了中华书局的“长期临时工”，每天上下班。

关于王仲闻先生之所以来中华以及他的“政治问题”，开头颇为神秘，尤其对我和璇琮兄这样的人来说，更属于不应该知道的范围。只是后来跟王先生熟了，听他自己讲一点，又从调老和赵元珠同志情绪高兴的时候听说一点，这才了解一个梗概。情况大致是，这位先生1901年生人，名高明，以字行。幼年很调皮，静安先生认为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出息，就在他中学毕业以后送他进了号称“铁饭碗”的邮局。在邮局因为工作认真，被提拔到邮检部门工作。这个部门向由中统控制，与反动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凡是干这一行的都要进一个什么训练班。于是这位王先生就和“特务”两个字沾上了很难说清楚的关系。解放后，他被留用，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然而锥处囊中，王仲闻先生的价值由于他的《人间词话校释》而开始被人认识。也由此，他就有点不安分了，心里老惦着做学问，1957年居然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办一个同人刊物《艺文志》。当时凡是牵涉“同人刊物”四个字的人，统统被疏而不漏的天网打尽，成为右派。邮局对王仲闻本来就极不顺眼，碰上这一案，干跪一脚踢开。被开除以后，断了经济收入，可是人是要吃饭的，就免不了作些奔走。不知道由于什么关系，他的情况竟然被爱才若渴的齐燕铭同志知道了，并推荐给了另一位爱才若渴的金灿然同志，这才把他找来审核《全唐诗》的标点。时隔不久，唐圭璋先生修订《全宋词》的工作完成，稿子交到中华书局。唐先生和王先生是旧交，唐先生在来信中提出，有些资料在南京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帮他在北京查找一下，同时尽可能地复核全稿。其时《全唐诗》已经完成，王先生接着就搞《全宋词》。街道要他下乡劳动，调老一着急，跑去找金灿然同志。灿然同志当即让人事部门告诉街道，这个人是我们的临时工，不能下乡。为名正言顺起见，王仲闻先生就来到中华书局上班了。

中华书局敢于使用王仲闻，使我对燕铭、灿然、调孚同志增加了一层敬佩。尤其是灿然同志有一句朴素的名言：“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是泛指，不仅对王先生一个人，也包括了像我这样能力不大而还肯干点事情的人。明知要担风险，可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学术的尊重和对人的理解，他就是要那么干。灿然同志在“文革”中的一条大罪是“招降纳叛，重用牛鬼蛇神”，为此被迫作了不知多少次的认罪检查。不过我想他口头上可以认罪，心里却一定是异常坦然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王先生被“开除公职”，究竟是根据什么罪状，戴的什么“帽子”，他自己也稀里糊涂。不过他一直以“右派分子”自居，开会自报政治家门，发言还很踊跃，然而往往文不对题。到1962年，有关的同志把他叫去，告诉他；“你不是右派分子，以后不要说了。”他这才如梦方醒，回到办公室，告诉别人说：“我原来不是右派分子唉。”我们在窃笑之余，又不免有点辛酸，原来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可以近似于玩笑式地处理!至于和“特务”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不过我当时确曾想过，找这么一个不知世事、只会念书的人当特务，这就无怪乎国民党要完蛋了。时至今日，证之以“右派分子”的滑稽剧，这顶“特务”帽子从何处飞来，也不难想见。不知怎么搞的，每当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总要和“文革”中把我一位号称“老夫子”的学长打成“五·一六”联系起来，因为我坚决相信，“五·一六”这个组织如果确实存在，哪怕中国人都死绝了，它也不会去找这么一位把高邮王氏父子奉为偶像的迂拙学者。

话说回来，王仲闻先生端坐在办公室里，开头震于他是“名父之子”和怵于他的政治身分，大家都敬而远之。不过硬安上去的“政治”常常经不起“人情”的销融。逐渐，大家发现这个人对人并无戒心，更无架子，还喜欢用他的海宁官话说几句不很可笑的笑话，因此就熟悉起来，并尊称为“王先生”，包括调老、赵元珠同志也都这样称呼。

当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自以为见过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对王先生，起初也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他毫不以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后就经常自称“宋朝人”。对唐诗也同样熟悉，有一次李思敬兄搜集了一些有关标点的材料，有一句“滴露研朱点《周易》”，出处遍找不得，拿去问他。他拿起笔来就写出了这首唐人律诗的全文。这首诗的作者既非名人，诗中也无佳句，从来没有人提过，当时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真亏他怎么记得的。后来从东总布搬到翠微路，他因为回家路远，常常睡在四楼集体宿舍里，我和他晚上总一起在办公室看书。有一次他看我在背《北征》和《韩碑》，就说：“我年轻时候也背过，现在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了。我们一人背一句试试看。”我心里不服气，要他背上句，我背下句。试验的结果，他竟是一句不差。时隔二十余年，我自己很少再接触过老杜和李义山，两首长篇古诗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王先生和我对背这两首诗的情景却仍历历如昨。

王先生对经部和史部也很熟悉，《尚书》和《周易》可以随口背诵。《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的注释，是一位中年学者做的，由于一无依傍，难度比较大，但成果可以称得上平妥精当。发稿前请王先生通读一遍，还是被他找出好几处不易发现的问题。现在记得的，“太白”，旂名，原注引《国策》，当引《逸周书》；“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原注引《后汉书·张纲传》，当引《汉书·孙宝传》。这显然是全凭记忆，因为工具书上所引出处都作《国策》和《后汉书》。

王先生在中华书局所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无疑是《全宋词》的订补。自从唐先生交稿以后，王先生就接手这一工作。唐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解放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钩沉索隐，编纂了这一部有宋一代的词总集；解放后又以更高的要求和更严肃的态度重新编定。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可以与前此的严可均和后此的逯钦立先生鼎足而三，《全宋词》也将永远成为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然而知也无涯，而个人的力量有限，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正是在主动约请王先生为之订补而得到了更完美的体现。据我所知，在王先生订补期间，这两位学者之间的书函往来一直不断，商量切磋，无非都是为了把这部书出得更好。王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到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新版《全宋词》较之旧版的优胜之处，是唐、王两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学术工作需要这样真正的合作和切磋。学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以唐、王两位先生的学力和功力，在新版《全宋词》之后，不是又有孔凡礼先生从《诗渊》中辑补了若干首没有收入的宋词么?这里还需要再一次提到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在新版《全宋词》问世后，唐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和谈话中提到王先生的贡献。“文革”以后，还几次向中华书局询问王先生身后家里有无困难，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老辈风范，高情厚谊，确实令后学如我辈十分感动。

全宋词审稿笔记

作者： 王仲闻撰 唐圭璋批注

关于《全宋词》的署名也有过一段波折。原先约请王先生修订加工，当然不会考虑署名方式，可是当修订接近完成，王先生对提高质量所付出的劳动已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编辑加工所能相比，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属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相对地“弛”的阶段。于是就有人提出王先生应当署名的意见。按照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仲闻又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所以灿然同志和调老经过反复考虑，以文学组的名义向唐先生和南师党委提出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以他一贯的虚心与宽厚欣然同意，听说南师有的同志不以为然，但唐先生既已表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又弛而复张，文化部特意为此制定了一个什么条例，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有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于我们社会主义出版物的作者栏内。这样，一位学者几十年的辛勤积累并在四年的艰苦劳动中所体现的成果，呜呼，就一笔抹得干干净净。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

全宋词（简体增订本）

作者： 唐圭璋编纂 王仲闻参订 孔凡礼补辑

最后还要提到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王先生在订补《全宋词》的过程中，曾写下了大量宋词考据的笔记。调老这位内行的老编辑，曾一再非正式地鼓励他整理出来。大约经过一年时间，王先生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当时调老指定我当责任编辑，我虽然无力承担这个责任，但按规定总得有这么一个人，非此即彼。好在大家心里默契，书是高质量的，总要出，不过在发稿单上签个名而已。我向调老建议，技术工作我可以做，学术质量我审查不了，最好请高人审读，哪怕只是估一下价。这个高人，最合适的是钱锺书先生。于是调老请冀勤同志专门走访了钱先生，钱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很快读完了全稿，让冀勤同志带口信回来说：“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钱先生的评价不仅使王先生非常高兴，也使编辑部加快动作。我连稿子都没有通读，就拿起红笔边读边加工，满以为一遍读完，发稿工作也随之完成。殊不知事出意外，他在笔记中除了申述自己的意见外，还对当代的学者颇多讥评，即超出一般正常的学术批评之外的不够心平气和的语言。我理解他不能自已的心情，满腹文章而蹭蹬一世，眼见和他水平近似或与他相差甚远的都享名于学术界，他这位真正的“实力派”却依然在中华书局当一名“长期临时工”，牢骚溢于笔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然而，为学术界的团结计、为当时政治形势下王先生本人的利害计、也为我这个责任编辑的责任计，我都应当劝王先生删去这些话。在反复的劝喻之后，王先生同意删去，但向调老提出就请沈玉成执笔。大约调老考虑到由我来做可以更彻底一点，于是采取这一方式，不过其时已经到1964年了。当我的加工工作完成，那个文化部条例业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王先生本人的心情自不必说，我们也同样不好受。调老这位忠厚长者最后表示，稿子先放一放。意思很明白，想等风头过去、张而复弛的时候再出。谁想得到，当时的风力还不过是比青蘋之末稍稍强一点，两年之后的大灾难才是真正的台风。

大约在1965年，王先生见出版无望，就以修改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这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着。如果稿子存在中华；“文革”虽乱，存稿、档案却侥幸全部未遭毁损。《读词识小》在1966年随着王先生出了中华书局大门，王先生被迫害致死，此稿就杳无踪影。“文革”后，中华书局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家属询问稿子的下落，却遍觅不得，看来是已经荡为烟云了。

这是词学研究领域中无可弥补的损失。王先生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力和心血之所萃，而这部《读词识小》又是把他所经手的考订过程奉献于学术界。就我读后的印象而言，我要凭良心说，其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听说“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一位学者死了，遗稿不知下落，过些时候又赫然问世，不过署名却是另一个人。我倒真希望这部《读词识小》当时为一个雅贼挟之而去，今后不管用什么名义和形式发表，我都决不置一辞，因为让它留在人间总比归于天上要好。这种想法自然近于荒唐，不过却是我的真实心情。

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况很好，如果他今天还在世，虽然已过八十高龄，还应当是能做而且会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几年前编纂《全宋诗》的倡议一经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学者了。中华书局因为我当时和王先生接近较多，所以要我写一点回忆。对王先生的学识，后学如我不足以窥其堂奥，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鳞半爪，如果还不写出来，我会永远引为内疚。一位名声很大的学者去世，会有许多纪念文章，即使是只得过学者一封信的人也会谬托知己，去写什么某某先生对自己的教导之类。王仲闻先生一生落寞，谢世以后没有见到任何形式的纪念，因此写了这些话，聊当心祭，也许算不得是辞费的。

1986年5月于文学研究所

选自《回忆中华书局•下编》，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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