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引言
今年刚刚过去的12月12日，除了代表购物狂欢节之外，还意味着一位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出版前辈已经离开我们46年了。
金灿然原名金心声，1913年3月11日生于山东省鱼台县，1972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4月到达延安，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49年夏至1958年初，金灿然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等单位工作，历任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图书期刊副司（局）长、出版局局长等职。期间曾主编《人民日报》副刊《图书评论》。
1958年中华书局改组为整理出版古籍和当代学者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金灿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
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虽说是近水楼台，得地利之便，但出版人所写的编辑出版史论方面的文章，似乎却一向不太容易发表，更遑论结集出版。其缘由，不能给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固然是表面原因，但说到底与惯于为他人作嫁衣的出版人对自身历史的记录与书写不太重视不无关系。长期以来，创造着文化史的编辑群体一直不自觉地保持着“高贵的缄默”，编辑职业所固有的隐匿性与依附性使我们长时期习惯于角色模糊、精神湮没的境地。
因此，作为一个对出版史有些兴趣的读者，近期在大喜过望中读到新出版的俞筱尧著《书林随缘录》（中华书局，2002）时，我不由得揣测这是得中华书局2002年九十大庆之便所出的出版史文集吧——与此同时，中华书局推出有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中华书局管理中心编《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92—2001）》、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四册纪念性、献礼性图书。加上以前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上编（1982）与下编（1987）、《中华书局图书总目录（1912—1949）》（1987）、《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81）》（1993）等多种相关图书资料，普通的读书人对受惠极深的现当代学术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可以有了一个较深入的了解。
按照老出版家、学者胡道静先生在《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收入《回忆中华书局（上）》）中的说法，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出版工作规划作出指示：过去影响很大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块招牌还是应该保留，“顾名思义，中华就搞祖国古典……”1957年，出版局决定将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1958年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其办事机构。
不久，中华书局明确定位为“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并适当出版现代学者有关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著作”的专业性出版社。至此，民国年间影响深远的中华书局终于摆脱了在50年代初公私合营浪潮中一度从属于财政经济出版社这一“寄人篱下”的附庸地位，而老树新花重获生机。这一借助于行政力量的重新定位与全盘规划，对中华书局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使其在天地玄黄间一度大面积萎缩的编辑力量（按《我与中华书局》所收、谢方撰《改造 定位 创业——记1950—1956年的中华书局》一文的说法，就是在北京搞文史的编辑只剩下卢文迪等“四员老将”）大为加强，一大批学者及编辑出版家开始得以重新向中华集结。
在国务院副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齐燕铭等的大力支持和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等中华书局领导的具体主持下，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华书局编辑部集中了一批知名的编辑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古天文历算专家等，如来自原古籍出版社的章锡琛、徐调孚、张静庐、曾次亮、丁晓先、陈乃乾、陆高谊（原世界书局总经理）等先生；有从商务调来的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等；有从人民社调来的戴文葆等；有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来的巩绍英等。谢方上文中就说，解放前上海民营四大出版企业：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现在除商务外，其他三家的负责人都聚集在中华了。同时，金灿然还从全国各地抽调来孙人和、马宗霍、宋云彬、杨伯峻、马非百、傅振伦等知名学者（前二位宿儒是中华的特级顾问）；还有从高校毕业生中遴选来的程毅中、李思敬、褚斌杰、沈玉成等后起之秀。甚至还有以临时工的身份来中华上班的学者王仲闻（王国维之子）……到“文革”前，“中华书局近似于白手起家地建立了一支相当整齐的编辑队伍，年龄上有老中青，知识结构呈多层次，当时的出版界称其为‘兵强马壮’”（王春《以诚待士三十年——一个政治工作者的回忆》，刊《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下》）及至1958年起开始实行《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从全国各大专院校陆续组织、抽调来郑天挺、王仲荦、唐长孺、刘乃和、傅乐焕、罗继祖、翁独健、冯家昇、王永兴、刘节、董家遵、卢振华、王树民、高亨、邓广铭、罗尔纲、邵循正等知名学者参与其事，中华更是群英汇聚。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陈与义词），正是在这样一种难得的学术气氛和有声有色的队伍建设中，中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中把握时机，创造条件，开创出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难得的新局面，奉献出了《二十四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大批、多层次的、影响深远的古籍，在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为古籍书香的绵延辟创了一方难得的天地，更为新中国的出版史、古籍整理史、学术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新时期里曾担任中华总编辑的李侃在《回忆灿然同志》一文中说：不少同事都感到那是解放以后中华书局的“黄金时代”。
当半个世纪过去，中华书局的编辑群体和他们贡献出的惠及数代学人的累累硕果，已经凝成了一段可圈可点的历史，在今天的出版人与读者的深情遥望中熠熠生辉。中华书局在50年代的重新定位与新生，在多大程度上、如何改变了中国出版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格局，在今天可以说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性话题。
俞筱尧先生自1953年参加中华书局的合营工作后，即留在中华工作长达二十年，协助金灿然的编务工作，亲身经历了期间的变迁与发展；并且长期主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对中华以古籍整理为中心传承文化学术的努力深有体会。在《书林随缘录》中，除了专题长文《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系历史性的考索性文章外，作者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齐燕铭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贡献》《金灿然与中华书局》《教育家与出版家傅彬然》《出版家与出版史家张静庐》《宋云彬文化苦旅六十年》《古文献学家杨伯峻的学术道路》《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教员·编辑·历算专家曾次亮》等系列长文中，对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以编辑出版推动学术文化的集体性努力及其成果进行了反映。
在文中，作者多有提及的一点，就是中华以继承和传播学术文化为己任，潜心学殖的现代出版人精神。齐燕铭“不只一次鼓励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中华书局不仅是一个出版社，还要把整理古籍的力量团结起来……社会上还有一些能读古书的人，其中有的是专家学者，有的并不是。希望以中华书局为中心，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这些人如果真正对某一种古书有研究，有著作，即使跟目前需要结合不起来，也可以让他们先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即使暂时不一定能出版，也应该把它保存下来。这是为了抢救资料，要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团结对古籍有素养的人们，形成一个全国整理古籍的中心，这一点还有待中华书局努力去做’。他还认为灿然同志根据中华书局这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总结出来的‘出好书、培养干部、团结作家’三点很重要，希望中华书局不断积累经验，作出更大的成绩”。而“提倡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广泛团结和组织培养社会著作力量，把中华书局办成思想学术工作的机关，这是金灿然同志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工作的出发点”。中华书局的不少青年编辑因顾虑“白专道路”，不敢钻研业务。齐燕铭批评说：“个人主义和个人钻研、个人负责要区别，集体研究要有个人钻研作基础。一个人千方百计要把工作作好，很负责，这不是个人主义。今天我们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不学习不钻研怎么有可能成为专家？”
金灿然“提倡干部边干边学，不仅要求编辑人员钻研业务，也要求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学习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关的业务。他多次指出，政工干部和行政干部的本职工作固然有自己的规律，但如果不了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和中华书局的方针任务，就不可能在中华书局这样的单位里真正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要把中华书局办成思想学术工作的机关，编辑要立志当编辑家，而不是当编辑匠。”
金灿然是曾就学于北京大学而后在延安革命中成长的知识分子，曾经帮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他始终保持着一位文化人的本色。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权衡，也有必要这样做，因此，他曾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当时被错划的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以及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中华书局工作”，这就是为后人广泛称道的“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原则。——这种在今天看似寻常的做法，在当年的特殊社会氛围中却有可能被冠以“重才轻德”甚至是“立场错误”的罪名（“文革”中这就成了金灿然“招降纳叛”、“搞右派分子集中营”的罪状）。
在金灿然这种用人方针下集结来的专家，自然十分珍惜自己得人所用、能一展所长的机会，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年愈花甲的宋云彬经常工作至深夜十二点；杨伯峻在干校劳动仍无法忘情《春秋左传注》；陈乃乾身体不适应北方气候，但他毅然同意加盟中华，从上海调到北京时请求将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竟包了一节车皮。在今天，出版人习惯了单向度地提倡“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而在业余写文章有可能视为追求名利的50年代，金灿然却鲜明地提倡编辑练笔，希望编辑会写书编书。编辑胡宜柔在《“平生佩服金灿然”》一文中曾饱含感激之情提及一桩旧事：金认为当时还是青年编辑的胡业务基础不错，为了给他创造“作些研究，写文章，编书”的条件，提出要他搬到中华的空房子来住，以节省上下班路上耽搁的时间。胡说这样自己在中学教书的妻子就不方便了，金又说可以借与吴晗、翁独健等北京市领导熟悉的条件，将胡的妻子调到西郊邻近中华的中学去。
为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中华与北大合作先后开办了三期古典文献专业本科与研究生班作为为中华的人才基地。专家们都踊跃将自己的学问授予学生，使两届毕业生此后成为我国古籍整理战线上的骨干，中华在栽培作育古籍人才方面功莫大焉。中华还举办各种专题讲座和学习班，就古籍整理如何批判继承等展开热烈的讨论，如请启功先生讲八股文，请孙人和先生讲“三礼”。喜欢参加学术会议以了解“学术行情”的金灿然，在会后总是以简报的形式向书局传达。
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华的编辑们都感觉到一种难得的熏染。戴文葆先生在《我爱中华》的回忆文章中说，中华是他“大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他“如同进了研究院一样，咧嘴欢笑”……这种集出版、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中华气度，可谓是一种精心擘划的文化大手笔。俞先生以其亲见亲闻，记下了中华在金灿然时代辉煌的一笔。出版史家李白坚在《中国出版文化概观》（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中说，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出版文化传统最可资重视的，是中国出版文化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编辑出版家的学者型传统。“中国出版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她不但具有技术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学术性的品格。……中国出版文化的学术化倾向，迫使编辑出版家必须成为学者，才能顺利地完成文化赋予的重任。”
在金灿然主持下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正是一个体现出这种优良传统、编著相长的编辑家群体，一个人才济济、名家云集，推动着学术进步的出版重地。
及至2002年全国出版人首次组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人民日报》11月5日第十版就此发表评论文章《当好把关人》，其中以中华书局为例说，“出版物的质量与编辑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大凡错别字连篇、语法不通或是观点偏差的书籍，往往与编辑业务水平低下、责任心不强有关，而每一部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都离不开编辑的精心呵护，有的甚至经过了编辑的再创造。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中华书局建立之初，担任编辑的大多是饱学之士，如梁启超、于右任、马君武、田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转变为一家出版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同样仰仗一大批文史哲古籍整理学科的专家型编辑，如金灿然、徐调孚、陈乃乾、杨伯峻、周振甫等。这些人既是名学者，又是名编辑，既有沙中识金的学术慧眼，又有锦上添花的案头功夫。正是这批卓有学识的名编辑，才成就了中华书局90年的辉煌业绩。”可见在中国出版史上，中华的专家型编辑的人才模式，已是有不易之定评了。
可惜盛景苦短，及至“黑帮”、“牛鬼蛇神”等罪名横空出世，建国后十七年整个文化领域被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华被打成搞“复辟”的据点，被定为必须砸烂的“修正主义的黑窝子”，布阵成形的编辑队伍建设被冠以“为复辟资本主义而集结反革命队伍”，一度被改名为“人民文化出版社”。宋云彬、杨伯峻等专家及业务骨干先是上“干训班”，进“牛棚”，后来又被流放去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改造，“中华书局名义上是‘下放单位’，实际上是‘撤销单位’”。马非百等人被勒令退休。重要的支持者齐燕铭被关押审讯多年；至于灵魂人物金灿然，则在历经干校之苦后被送回北京，终于流落街头凄然离世。“长沟流月去无声”，一个蔚为齐整的编辑与学术阵营就这样元气大伤，风流云散了。所谓去得最疾的总是最美的时光，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来说，可谓是沉痛之言。
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和她所代表的古籍整理出版又开始在重建中走上正轨。拨乱反正后出任中华副总编辑、总编辑主持编辑业务的李侃先生，深深感激于自己当年在中华的受益，仍然坚持金灿然的办社思路，“即尽力把中华书局办成一个学术气氛浓重的出版单位，中华书局的编辑应成为各方面的专家，而不仅仅是书商。因此，我鼓励中华的编辑们在业余时间作学术研究，并参与学术活动。因此这既可更好地联系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发现和争取到好的选题，也可以提高中华书局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地位。实际上，中华书局的编辑不少已是在各方面的专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影响”（李侃《我与中华书局》，刊《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按照许多学界中的人说法，出版是一种“势力”。民国年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仅是出版界的核心机构之一，也是当时学术界的中心之一和学者交汇的重地，一直是受到后人的交口称誉。这在出版史家汪家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收入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商务印书馆及其他》）、王建辉《近代出版的群体研究》（收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建辉自选集》）等论著中，有着详细深入的考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六十年代金灿然主持下的中华书局编辑部，何尝不是一个大家汇聚、志同道合的学术编辑群体，值得今天的出版史研究者抛开“厚古薄今”的学术观念，从“编辑生态学”、“编辑人才学”或“编辑群体研究”等角度来审视它的存在与意义。如王春在上述《以诚待士三十年》一文中总结说，中华的队伍建设中给了自己几点深刻的感受，如“必须尊重知识分子”、“要合理安排，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专长”、“要在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等，这些看似平常之论，但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再比如，编辑进行大部头项目和集体攻坚时如何进行规划与协作，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以标点本《二十四史》的整理与出版为典范）。当我们在后来者的视野中打量半世纪前中华这一曾经风云际会的出版人群体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怎样的出版文化精神的传承呢？又应该得到怎样的深刻反思呢？
下列链接
了解更多详情新书链接
单位或个人购买，可直接点击左下“阅读原文”，进入中华书局直营古逸英华文创微店，或电话垂询。
中华书局▪古逸英华
强毅 | 专一 | 前进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业务联系：010-63266123
联系邮箱：zhguyiyinghua@sohu.com
北京古逸英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中华书局旗下全资企业，主要负责中华书局120馀种文献影印类图书的独家销售，目前拥有两家直营官方网店：“孔夫子旧书网”上的“古逸英华”店；手机“微店”上的“古逸英华文创微店”（快速绿通——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