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晚年的版本目录学思想· 不言版本致盲从之失 | 收藏贴
顾廷龙(1904.11.10—1998.8.21)，号起潜。苏州人。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长期致力于古典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主任。1939年与人共同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后兼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有《说文废字废义考》《章氏四当斋书目》《顾廷龙书法选集》等。
顾廷龙先生
1.版本不仅限于宋元古籍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廷龙先生认为版本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本子。顾先生在1961年12月所写的《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我以为自有图书以来，从时期说，年代久远而获得长期的流传，是一书必有许多本子相嬗遞的；从空间说，传播广泛，无远弗届，国内一印再印，国外也有各种文字的翻译。因此，要了解那个本子好和那个本子差，这个本子从那个本子派生而来，其中问题很多，事实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门科学。”以往一谈版本学多以宋元版本为研究范围，顾先生指出：“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不仅古籍有版本问题，新书、外文书同样也有版本问题。”在版本学界较早地提出了新书与外文书的版本问题，从而扩大了版本学研究的范围。（《顾廷龙文集》第454、458页）
顾先生很早就重视旧平装书和近代期刊的搜集与保护，并组织馆员先后编制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和《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前者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收录了1902年至1949年出版的中文丛书5549种，包括各类子目30940种，后者根据全国51个收藏机构收录了1857年至1918年间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495种，1.1万多期。充分体现了顾先生在文献搜集保存方面的远见卓识。
对于文献采访，顾先生十分重视当时尚不被重视的流行文献，1988年他在为《天一阁丛谈》作序中对如何突破传统的眼光来进行文献采访颇有感触：“及来沪上，每与朋好叙谈，辄及天一阁往事，对东明先生之广收当时通行之图籍，历年既久，咸成珍本，甚钦其远见卓识为不可及。余自主合众图书馆即效其法，搜求近时刊物甚勤，迄今视之，均似星云，可遇而不可求矣。往从章式之丈获悉海盐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贡卷甚富，曾由张菊生丈亲函朱处作缘相让，暨从吴县潘氏岁可堂乞得一宗，遂成大观。窃谓试卷于每人之履历、直系亲属、近支统系，无不备载。尤可贵者，于师承传授渊源，为它处所罕详。自科举废后，均罹论斤覆瓿之厄，劫后所存，益觉难得可贵矣。盖贡卷履历，当以家谱之缩影视之。此亦取天一阁保存登科录之义也。”（《顾廷龙文集》第94页）四年之后的1992年，顾先生在为《清代朱卷集成》作序中进一步谈到了朱卷的文献价值：“共履历比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所载详细，不啻一部家谱的缩影。而作为应考者的档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较之家谱更为真实确切。……朱卷的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这类实物，人们还能形象地了解当时的考试形式、方法与考生的科场面貌；又由于清代的教育与科举有著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试文与考官的评语、荐语及批语中，不仅可辨别清代取士的评判标准，更能窥视清代教育状况之一斑。凡此种种，都说明朱卷是极待开掘的历史文献，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顾先生感叹道：“然而，具有这种对待历史文献眼光的人并不多，随着科举的废止，这方面资料被大量遗弃，保存者寥寥，……。”（《顾廷龙文集》第107-108页）但在顾先生等的努力下，前后数十年间，在经历了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以及上海图书馆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后，馆藏中共收集了朱卷八千余种，不能不令人赞叹。
《法兰西汉学研究所藏清代殿试卷·经折装》
顾先生还把版本学与图书馆的采购工作与阅览工作紧密结合了起来，他认为：“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书刊。”（《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60--461页）
2.明本之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清本或较明本为善
版本之可贵与否是一个历史动态的概念。清代版本学界较为注重宋元本，发展到今天在理念上就要与时俱进，对于明本较之宋元，清本较之明本等，顾先生在合众图书馆时期曾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版本新理念：“明本之于今日，其可贵诚不在宋、元之下，盖清初去北宋末叶，与今日之距洪武纪元，其历年相若，一也。经史百家之中，若郑注《周礼》《仪礼》《纪年》《周书》《家语》《孔丛》等书，无不以明覆宋本为最善，赖其一脉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后世鲜有重刻之本，足以订补史乘之未备，而晚明著述辄遭禁毁，其中正多关系重要者，三也。橅刻旧本，惟妙惟肖，虎贲中郎，藉存真面，四也。（《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顾廷龙文集》第158-159页）顾先生的这种版本学思想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曾力排异议并付诸实践。当时对于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在编纂人员中曾有所讨论，顾先生认为：“讨论中有同志提出，书目只收宋、元本，……而我们过去讲善本，只注重宋、元本，受了很大局限。单是著录宋、元本的书目，过去已编了一些。我们现在除了宋、元本，还要着力发掘明本与清本。我主张明本一定要收，理由是我们现在之重视明本，正与明朝人重视前代宋、元本相同。”（《十年苦干，抢救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66-667页）
《辽宁图书馆藏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
3.注重稿抄校本
叶景葵先生生平即十分重视稿抄校本，故其藏书目也以稿抄校本为全目之最，顾先生曾论述了叶氏藏书的这一特点：“综君所集，稿本抄本为全书之最，古人心血赖以不湮，后人钻研有所取法。昔章君式之序君所印武进张氏《谐声谱》有云：当今藏书家竞收宋元旧椠，揆初则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盖章君知君特深，故能道其苦心所在。至于名家校本，或订补原著，或题识掌故，亦皆学海之珍闻，史料之上乘，所谓善本者此也，君之所以为重者亦在此。”（《杭州叶氏卷盦藏书录跋》，《顾廷龙文集》第141页）叶先生的这种文献识见，对顾先生也有所影响，从合众图书馆始，顾先生即重稿抄校本和未刊孤本，与叶先生“重老辈稿本及未刊行者”是一脉相承的。叶先生对所获稿本注重整理保护，精勤疏治，无论是一签之脱还是一笺之碎，均手自检理，心细如发，付之装治，从而使之恢复旧观，触手如新。顾先生为之感叹道：“盖所谓整理者，初非排比册次卷序而已矣。”顾先生数十年的图书馆生涯，对于无数的稿抄校本，也都是如叶先生如此这般精心呵护的。
对于八旗藏书之家麟庆的嫏嬛妙境藏书目中注重稿抄本，顾先生在为此目所作跋文中认为这正是麟氏藏书的两大特色之一：“麟氏藏书之可贵者，其一自为宋、元椠本，其二则为稿本、抄本也。稿本、抄本，以治河之作为尤多，盖麟氏于河务独有精研，集思广益，故网罗甚富。如刘永锡之《河工蠡测》、熊煐之《淮扬下河水利集要》等皆未见有刊本者。”（《顾廷龙文集》第126页）有些稿本在流传过程中已不知流落何所，而据手稿录出之本则“当以孤本视之”，这种思想突出地表现出顾先生对文献遗产保护的拳拳之心。（《新詠楼诗跋》，《顾廷龙文集》第302页）
《钦定河源纪略》
稿本中多有浮签，顾先生多所经验，他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中对于稿本的浮签与影印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一般稿本，往往乞朋好斧削。斧削者夹浮签于内，再经作者删定，去其浮签，录于眉端。因此稿本中常见既有眉批，又有浮签。浮签与眉批未经审定，则并存。后来者更不敢妄加删定。《纪要》稿本亦有相同情况。影印时，不得已，对原天头上之批不动，照印；原有浮签，则移作眉批或移于卷末。”（《顾廷龙文集》第83-84页）这样的古籍影印的方法，实为不可多得之经验之谈。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对于李一氓先生提出要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提议，顾先生十分赞同，顾先生认为“首先是要摸清稿本的情况”，并提出了编选手稿书影的建议：“古人亲笔手稿，大都旁行斜上，添注涂改，古字草体，不一而足，可供赏鉴，不便阅读。为给后人一睹学者之手迹，似可先选编《清代名人手稿书影》，以资参考。”（《关于整理出版稿本丛刊的管见》）在顾先生这种思想的指导下，2002年8月，《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出版，2006年11月，《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手稿》出版，而上海图书馆的稿本丛刊也出版在即，当年顾先生的理想正在逐步付诸实践。
顾先生晚年对于抄校稿本依然十分重视，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讨论收录范围时他认为“乾隆以后的刻本就要选一些；至于抄、校、稿本则全收。”（《十年苦干，抢编出善本书总目》，《顾廷龙文集》第679页）顾先生还专门写了《中国古代的抄校稿本》一文，对抄校稿本的发展历史、类别、特征和文献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阐述。顾先生认为影宋写本“可使我们看到宋本的原样，是无价之宝”。对于抄校稿本的鉴别，顾先生认为“难度是很大的”。如“鉴别名家手校本，首先得看笔迹，继而是印记、纸张与其他因素。没有字迹对比，即使是精于版本鉴定的前辈也容易失误，不用说初学了”，“鉴别版本已从行款时代进入书影时代，抄、校、稿本重在手迹，有人甚至认为判别各家习用的格子纸就能定为何家本子，未免太简单了，因为专用的抄稿纸也往往有借用、赠送之例，不要说仿造了。”有感于此，顾先生建议应该编著抄校稿本图录，影印出版，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顾廷龙文集》第465-467页）
4.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对于版本学研究中的刻工问题，顾先生也曾予以重视，在上海图书馆时期，他在研究唐宋蜀刻本的时候，曾提到刻工问题，顾先生认为：“蜀本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单氏、任氏、文氏等。刻工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倘能将目前所能掌握的蜀本刻工姓名汇辑一下，今后推断是否蜀本及其刊行时期就方便可靠，科学得多了。”（《唐宋蜀刻本简述》，《顾廷龙文集》第471页）
顾先生晚年据数十年版本学之经验，对一些版本鉴定中的实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刻工也重书人即其一例。顾先生认为：“自雕版之业之兴起，刻工皆记其姓名，往往在书口上，亦有在序跋后。明有记书手、镌工于缝心者，如明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经正义》云‘书手陈景渊誊，刊字工江操’是也。……前哲不仅重刻工又重书人也。近有仅凭刻工之籍贯，以定其书之刻地，未敢遽信也。”此皆经验之谈。（《古籍刻工名录序》，《顾廷龙文集》第160页）
5.版本需考镜源流
顾先生十分注重版本源流，他在整理古籍中，着力于将该书的版本源流弄清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韵》时，顾先生便委托我进行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顾先生在该书的影印本序中谓：“段氏据校之毛氏汲古阁影抄宋本入藏于今宁波之天一阁，钱氏述古堂影抄宋本今已归之上海图书馆。此两本皆出于北宋庆历原刻。田世卿于南宋淳熙重刻之本，亦尚有两帙，一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即此南宋覆本，已属人间环宝矣。……它日如能以淳熙本并邓印传，以供校勘，则更善矣。”（《顾廷龙文集》第38页）则《集韵》一书之众版源流与收藏，于此一目了然矣。又如顾先生在《历代帝王宅京记跋》文中对该书的版本也作了考证：“按今所流传之本：一为嘉庆间裔孙锡祉及方氏碧琳琅馆所刻，一为朱氏槐庐所刻，皆题‘历代宅京记’；一为此本，与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抄本，皆题‘历代帝王宅京记’。邓氏曾以校顾刻，颇有胜处。余以此本复校邓本均同，是善本也。”（《顾廷龙文集》第90页）
对于清代段玉裁提出的“定底本之是非”之难的观点，顾先生补充道：“所谓‘底本’，又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是谓究极根源，求得其祖本，以明其是非。”可见，校勘的功夫是要通过考镜源流，在流传的各种本子中来确定众本源头的祖本，然后进行是非的判断。（《版本学与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455页）
6.孤本不孤
顾先生无论是在其合众图书馆时期还是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时期还是晚年时期，都积极主张“孤本不孤”的思想，并身体力行，积极付诸实践。如合众图书馆时期顾先生所主持编辑的《合众图书馆丛书》就是体现出早期顾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他在丛书第一集跋中谈到了丛书影印的志趣：“本馆丛书之辑，志在使前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顾非一馆之藏力所克胜任。”在具体的编辑方针上，顾先生也主张“谋集腋成裘之举”，“勿偏持门户，勿执一绳百”。（《合众图书馆丛书第一集跋》，《顾廷龙文集》第126页）
顾先生注重在文献采集过程中将一些孤本珍籍抄存庋之，如1940年顾先生在《孙心青行状跋》中云：“来薰阁贾持刻本一册，索价五元，可谓奇昂，即付倪介眉传抄一本存之。”（《顾廷龙文集》第62页）又如1941年顾先生《袁塽秋京卿日记跋》中也云：“闻近有人分载报章，又有人欲为排印，均未获见，先传抄一本庋之。”（《顾廷龙文集》第72页）所谓“多留一本种子，且俟来日”。（《药园文集跋》，《顾廷龙文集》第72页）
在上海图书馆时期，顾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渐趋成熟，并将这种思想融入了整理文献的系统计划之中。顾先生在谈到他与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时回忆说：“当我跨入上海图书馆大门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并特地筹建了上图自己的影印工场，从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先后有三十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顾先生比较赞成用影印的方法，他认为“影印出书快，既可应学人研究之急需，又保持了版本原貌，不致传讹；而排印出书较慢，且整理质量较难保证。故自1978年以来，上海图书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单位合作影印馆藏古籍的工作几乎未有间断。其中不乏孤本秘帙。”（《我和图书馆》，《顾廷龙文集》第599-600页）如1962年影印了明抄本《分门琐碎录》，“现影印若干册，以便于农学遗产研究工作者的参考，并资文献的保存”。（《影印分门琐碎录后记》，《顾廷龙文集》第211页）1963年影印了清道光刊本地方农书《浦泖农咨》，“这书刊行以来距今虽说不远，而传本极少，颇为难得。我馆现将原刊本重付景印，以供从事家事研究者参考”。（《影印浦泖农咨后记》，《顾廷龙文集》第215页）当年张元济先生影印《四部丛刊》的整理方法，顾先生对此也感触颇深：“当先生初辟图书馆，以为只便阅览，未足以广流传，遂发愿辑印善本，博访周咨，采摭牉合，成《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等，皇皇巨编，嘉惠来学。先生尝言：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廿年，物力维艰，不能也。（《顾廷龙文集》第146页）元刊本《农桑辑要》为当世仅存的孤本，1979年曾予以影印，“将这部稀见的元刻本古农书影印出版，以供农业科学工作者之参考，希望能对农业现代化有所贡献”。（《影印农桑辑要说明》，《顾廷龙文集》第214页）
在影印文献中还值得一提的是顾先生晚年主张“存史实之真实”，1993年11月他在为《民国名人手迹》作序中讲道：“此册所收，人物众多，或有可争议商榷者，然以文献观之，存史实之真实耳，非存其人焉。况有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之古训乎？”（《顾廷龙文集》第224页）
顾先生认为文献化身千百可采用先进的方法，他在《张元济书札跋》中讲道：“龙从事图书资料之搜集保存工作有年，初亦有此同感，且谓保存固难，搜集实尤不易。既而思之，今日缩微照相之业日益发展，若随手采获，即付摄影，亦可化身千百，以垂久远。”（《顾廷龙文集》第329页）
到了晚年，顾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更加丰富。1989年，顾先生在北京北苑明确提出了出版界对古籍必须择其稀见者为续命之谋，从而使“孤本不孤，秘本不秘”。（《宋人佚简序》《顾廷龙文集》第338页）1996年，顾先生在北京北苑多次谈及盛宣怀书牍的整理，认为应当将这些书牒全部拍照复印，孤本不行。（王世伟《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序》，《历史文献论丛》第34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顾先生还提出了文献人为自毁之论，他认为：“今日之管理善本，重在重印，使其化身千百，代代相传，不至淹没。昔人所用之纸为手工制造，可以经久。尝见敦煌写经六朝用纸，至今千年后披展如新。凡古书之损毁，皆出于人为。今日机器制纸印本，质脆不能耐久，出于自毁，典藏者皆应知之。”（《天一阁丛谈序》，《顾廷龙文集》第95页）这对于数千年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存毁聚散，实为入木三分之言。
7.片字只字，亦均珍同球璧
在整理历史文献过程中，顾先生对片字只字都十分珍视并有切身体会。在“文革”中，顾先生曾被派往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参加抄家图书整理工作，其中有许多名人手稿，如刘半农、姚石子的日记，鲁迅的手札，老舍的手稿，张元济的批注本等，但都未署名，但顾先生因熟识这些人的笔迹，“遂知为某人之物”。顾先生当时便提出将这些手迹别存，“意欲使其不致与普通书混杂一处，免遭遗失。再三考虑，即夹小条标明某人手笔，俾此后一再转手迁移，或可不致遗弃”。“文革”结束后，张元济的批校本由张树年先生领回，书中当年顾先生的小条尚在，并经后人加批云“此条可能是顾廷龙亲笔”。顾先生对此感叹道：“余欲使后人重检得此，知所珍护。时越多年，人手数更，留一小条，确能令人注意之，喜慰莫名。”（《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顾廷龙文集》第150页）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如《元诗选癸集》原稿本中曾有夹签小纸，注有“原空”二字，又一注有“原有某句”，顾先生据此认为“这可说明此本系从另一原本传抄而出者”，可见片纸只字的重要性。（《顾嗣立与元诗选》，《顾廷龙文集》第500页）王绍曾先生也曾回忆起当年顾先生整理家谱时逐页翻检的情景：“犹忆1955年先生于化浆池畔清理出大批珍贵文献，虽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仍一往无前，将废纸包逐一解捆，逐纸逐页翻检，即使片纸只字，绝不轻易放过。”（《顾廷龙文集》王绍曾序第10-11页）
晚年时期，顾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了“片纸只字”说，他在《宋人佚简序》中明确指出：“古代文献，为研究历史、保护文物者所重视，即片纸只字，亦均珍同球璧。”顾先生还例举了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刻其背印以行的例子，其纸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可两用。“观于《王文公文集》之用纸，均钤有‘向氏珍藏’之记，何能以废纸视之！”（《顾廷龙文集》第337页）历史文献的访求保存，还来自于对文献重要价值的识见。顾先生晚年回忆道，他曾见“明季温体仁内阁时所拟批文曰《票拟簿》，杂弃于将作卷爆竹之废纸中，适为识者所见，亟保留之。此乃私家所散出之重要史料，几成灰烬！”（《民国名人手迹序》，《顾廷龙文集》第223页）可见文献识见对于“片纸只字”保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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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世伟，上海图书馆教授，上海图书馆学会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图联大都市图书馆委员会常委。著有《图书馆学文献学论丛》（2000年）、《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2000年）、《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2002年）、《历史文献论丛》（2004年）、《图书馆服务与创新发展论丛》（2005年）、《世界著名城市图书馆述略》（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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