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會通中西方文化的“引路人”：鄧玉函王徵
編者按：
目前所能見到的《遠西奇器圖說録最序》《新制諸器圖說》最初刻本，是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揚州武位中刻本。《遠西奇器圖說最序》一書，三卷，卷端題“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在該書的基礎上，王徵又和徐光啟的門人孫元化，教土金尼閣、鄧玉函等，加進了王徵自己的發明創造，編成《新制諸器圖說》一書，一卷，有圖十一幅。其中王徵創制的“奇器”有：虹吸、鶴飲、輪激、風磑、自行磨、自行車、輪壺、代耕、連駑等九種。
王徵，陝西涇陽人，天啟進土，因為善於製作“奇器”、被稱為“諸葛孔明複出”，傳說他能造木偶(機器人)，能驅使這些木偶“或舂者、簸者、汲者、炊者、操餅杖者、抽風箱者，機關轉捩，宛然如生”。傳說在收穫季節，王征製造的機器人會“捆載禾束，事半功倍”。在他的家裡，還有“空屋傳聲”設備，“竅一壁以傳語，每值冠昏喪祭，以一人語竅，則前後數十屋皆聞，名曰空屋傳聲”。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制诸器图说》兩書中均鈐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方印、“長樂鄭氏藏書之印”朱文長方印。以下文字為原書出版說明，文章標題為編者所擬。
祖本《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新制诸器图说》
编著者：中华书局
书号： 978-7-101-11267-2
定价：980.00元
开本：特16开
印装：全彩 布面精装
CIP分类：TB-61
主题词：①工具－图解②农具－图解③仪器－图解
出版单位：中华书局
傳統中國與近代西方的相會與交流，即所謂“西學東漸”者，一直是中西方學術界熱衷探討的重要問題。而要研究這類問題，“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耶穌會士和中國學者合作的一個重要成果，即鄧玉函和王徵於一六二七年完成的《遠西奇器圖説録最》”〔一〕。因爲在這一問題發生的十六至十八世紀，來華傳教士和對西方知識感興趣的中國學者，無疑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他們成爲了最早會通中西方文化的“引路人”。
〔一〕張柏春等《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説〉研究與校注》，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二〇〇八，引言第三頁。
一、當西方遇見東方——鄧玉函與王徵生平略説
《遠西奇器圖説録最》三卷，卷端題“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
鄧玉函（一五七六—一六三〇），字函璞，原名Johannes Schreck，入耶穌會後改名Johannes Terrentius（Terrenz），一五七六年出生於今德國康斯坦茨北部賓根地區的天主教家庭（由於康斯坦茨地區在歷史上的歸屬問題較爲複雜，今依《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仍著録爲瑞士）。在青年時代，鄧玉函就展現出了一名博學者的潛質，他精通數學、哲學、神學、法學、醫學、植物學和記憶術等各個門類，在歐洲知識精英階層嶄露頭角。一六一一年秋，鄧玉函加入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並於一六二三年底隨中國傳教團到達北京。
在京期間，鄧玉函憑藉其傑出的天文學和數學知識，主持中國曆法的改革工作，並撰寫了一系列科學著作，其中就包括與中國學者王徵合作翻譯編纂的《遠西奇器圖説録最》一書，將西方近代科技知識介紹到中國。一六三〇年，五十四歲的鄧玉函突然因病去世，葬於北京栅欄墓地。
王徵（一五七一—一六四四），字良甫，號葵心，自號了一道人，聖名斐理伯（Philippe），陝西涇陽人。王氏自幼師從舅父張鑒學習，受其影響對古代機械製造技術極爲癡迷，以至於“累歲彌月，眠思坐想，一似癡人”，甚至荒廢了“正經學業”〔一〕。天啓二年（一六二二），授直隸廣平府推官，後改任南直隸揚州府推官。在廣平、揚州兩地任上，王徵充分發揮其善思巧製的特長，創造和改進了多種水利、農業和軍事器械。崇禎五年（一六三二）謫歸故里。崇禎七年（一六三四），王徵在家鄉創立天主教慈善組織“仁會”，以實踐其“畏天愛人”的理念。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遣使召王徵出山，王徵誓死不從，爲盡忠絕食七日而亡。
王徵曾十次赴京會試，因此有機會與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及傳教士交往，並與他們探討宗教及機械科技等問題。王氏一生著述頗豐，内容涵蓋政績、奇聞、詞曲、技術、練兵、西方科技、西方語言等，總計約有六十種。清嘉慶間，王徵七世孫王介編纂的《寶田堂歷世諸集目録》收録了他的著述四十二種〔二〕。
〔一〕王徵《兩理略自序》，李之勤校點《王徵遺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第一二頁。〔二〕張柏春等《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説〉研究與校注》，第六五—八二頁。
二、七千部之一支——《遠西奇器圖説録最》的内容與知識來源
《遠西奇器圖説録最》是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機械與普通力學知識的譯著。全書共分三卷：卷一爲“重解”，敘述重力、比重、重心、浮力等力學知識；卷二爲“器解”，敘述簡單機械的原理、構造和應用；卷三爲“圖説”，有圖五十四幅，敘述各種機械的構造和應用。書中介紹了多種機械裝置的運行原理和實際應用，並采用拉丁字母標注，“總的來説，該書編排方法科學，先講原理，再講應用，圖文結合，圖中人物一律改成中國人，容易理解”〔一〕。
〔一〕張柏春《遠西奇器圖説録最提要》，任繼愈等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技術卷》，鄭州：河南 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第五九九—六〇〇頁。
王徵在《遠西奇器圖説録最序》中説：“《奇器圖説》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所謂“七千餘部”，是指金尼閣帶入中國的諸多歐洲著作，而《奇器圖説》的内容也是匯集了衆多歐洲學者著作而編成的。恰恰因爲這種廣泛的知識吸收使現代學者很難對其來源進行還原。
例如王徵在《奇器圖説·表性言》中提及的幾位歐洲學者姓名的問題：“今時巧人之最能明萬器所以然之理者，一名未多，一名西門。又有繪圖刻傳者，一名耕田，一名剌墨里。此皆力藝學中傳授之人也。”這里提到的“未多”、“西門”、“耕田”、“剌墨里”究竟是誰？學術界對此衆説紛紜，其中相對主流的觀點認爲，“未多”指意大利力學家圭多巴爾多（Guidobaldo del Monte）、“西門”指荷蘭科學家斯蒂文（Simon Stevin）、“耕田”指德國人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而“剌墨里”指意大利人拉梅利（Agostino Ramelli）。
經過學術界幾十年的研究，目前對於《奇器圖説》的知識來源問題有了一個大致的結論，即：原書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出自斯蒂文的《數學札記》和圭多巴爾多的《論力學》二書，此外，還可能參考了康曼迪諾、塔爾塔利亞和貝尼德蒂等人的作品。而原書第三卷的來源則更爲複雜，其中“文”的部分包含了貝松的《數學儀器與機器博覽》、拉梅利的《奇異精巧的機器》、微冉提烏斯的《新機器》、蔡辛的《機器博覽》以及宗卡的《機器新舞台和啓發》諸書中的内容；“圖”的部分中，有二十幅來自拉梅利、十三幅出自微冉提烏斯、七幅出自貝松、十一幅出自蔡辛的作品；至於“説”的部分，則同樣來自以上幾位學者的著作，有些是原文直譯而成，有些則經過了簡化和删除的過程〔一〕。
〔一〕張柏春等《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説〉研究與校注》，第九二—一二五頁。
三、《遠西奇器圖説録最序》《新製諸器圖説》的成書與版本流變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王徵在家鄉守制期間將自己“已造”和“未造而儀其必可行”的八種機械，輯録成書，是爲《新製諸器圖説》一卷。同年冬，王徵到北京候選，與鄧玉函合作譯著了《遠西奇器圖説録最序》三卷。此時兩書皆爲手稿，尚未刊刻。天啓七年（一六二七），王徵受吏部委派，赴揚州任推官，將此稿本攜至揚州。目前所能見到該書的最初刻本，是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揚州武位中刻本。武氏在《奇器圖後序》中説：“是書也，廣而公之，固濟世利物者一大舟楫也。寧止嘉惠維揚哉？……公之書固非常偉業，是胡可以不傳也？敬手繪而壽之梓。”可見，武位中本的“圖”是其根據王徵的稿本而重新繪製的。武位中本之後，此書在明代還有兩個版本，一爲徽州汪應魁廣及堂刻本，是以武位中本爲底本重刻而成；一爲徽州吴氏西爽堂刻本，是以汪應魁本爲底本翻刻而成的。
到清代，《遠西奇器圖説録最序》的版本更爲繁雜，大略有梅文鼎抄本、《古今圖書集成》本、《四庫全書》本、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王企刻本、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張鵬翂來鹿堂本、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守山閣叢書》本等數種。此外，同時期的日本和朝鮮也有此書的抄本傳世。可以説，“在清代，《奇器圖説》受到了天算學家、朝廷和坊間的重視，除了坊刻本之外，還出現了朝廷的選刻本和抄本，使西方力學和機械知識流傳更爲廣泛”〔一〕
〔一〕張柏春等《傳播與會通——〈奇器圖説〉研究與校注》，第一九八頁。
有鑒於《遠西奇器圖説録最》和《新製諸器圖説》二書在中西交通史、科技史等方面的重要價值，中華書局特覓得此書之祖本——崇禎元年揚州武位中刻本，以全彩原大影印出版。此本原書版框高二十點八釐米、寬十三點九釐米，書高二十七點一釐米、寬十五點一釐米，書中鈐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方印、“長樂鄭氏藏書之印”朱文長方印，知爲西諦舊藏。以此名家鑒藏之祖刻作爲底本出版，盼可助研究者一臂之力。
钤盖有郑振铎藏书印的内文页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一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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