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誉日记》：一部令人赞叹的大书

陈鸿详古逸英华 2019-06-13

《王乃誉日记》卷帙浩博，内容丰厚，兼具人文、历史、社会之价值。日记是晚清十数年间发生的历史大变局之最直接、最切实、最鲜活的见证，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刊行此日记供学界研读的最重要价值所在；乃誉公的饱学、睿智和开明必然能造就一代大师王国维，这也是此日记现在刊行供学界研读的最根本价值；日记文献方面的重大价值体现在可为海宁方志提供珍贵的史料，是深化王国维研究之经史考据、金石之学和字画鉴赏研究所必需。

《王乃誉日记》

作者: 海宁市史志办编

书号: 9787101101973

出版社: 中华书局
装帧: 精装
页数: 2834
定价: 3800.00元

一

《王乃誉日记》是我期盼已久的一部大书。如果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着手撰拙著《王国维年谱》算起，我切望研读王国维的这位 “于孤贫之中，阛阓之内，克自树立，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远过”的 “先太学君”之日记，至少已有３０年了。在年谱撰写过程中，虽曾征引了若干乃誉日记中的条目，但那是零星的、间接的，日记原本，何时得以展读？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名无位、无门无路的业余研究者，那可是真正的梦啊！

现在，终于梦想成真。

借用王国维的话，早年初见 “引汗德、叔本华哲学”而 “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曾为学界诸子可望而不可即的深藏于图书馆的乃誉公日记之影印出版，不惟使我辈后学解除了 “终身无读君书”之虑，且以得睹原本文彩风貌而备增欣然如入金谷之园的快慰。

我说这是部大书，可先由字数规模来看：书凡五大册，都二千八百余页。粗略稽核，若以原稿手迹每页１２行，行３８字，页４５６字估算，则全书总计约１２０余万字，如加新式标点，时尚款式排印，其规模当不少于２００万字；而作为培育了一代大师王国维的乃誉公，本人并无显赫的官位、声名，但被他当年自称为 “随笔”的这部日记，其卷帙之浩博、内蕴之丰厚，且兼具人文、历史、社会之价值，竟在其作者谢世一百十数年之后，原样现身于今世学林，这在近顷推出的各类日记，包括学人日记中，纵非绝无，亦应属仅见，读之不能不令人赞叹；所以，我又要说，这是一部令人赞叹的大书。

二

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这部日记，虽为 “原本”，却非其 “全本”。按照乃誉公自述， “日记因善忘而作，始于光绪初年，盖不辍者二十年”。［１］576 此为乙未（１８９５）十月，他自署“小频罗盦主”书于 “日记随笔”扉页之题词；王国维则谓，“君自三十以后，始作日记，至易箦前一日止”（见《先太学君行状》）表明了王乃誉作日记，始于光绪初（１８７６），迄于病逝前夕，光绪三十二年丙午闰四月，即１９０６年夏；而现在影印的这部日记，则起始于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辛卯，适为其 “不辍者三十年”之半。

兹先录其辛卯开岁的日记：

辛卯元日，晴光满眼，淑气迎人，正见人寿年丰气象。迩年四海承平，君臣有道，吾民优游太平，食租衣税，无非天恩帝德。［１］３

无可讳言，从日记所记每年秋后，年前的收租情状，王乃誉算是 “食租”者，但无非一介布衣；自状 “余则四十即归隐里门”，惟 “嗜书画金石，好交游文墨”［１］780，是故他的这番 “人寿年丰” “君臣有道”的赞词，应出于其自身的感受；然而，由 “家用不支”而 “第思我国家理财亦不得其策，外强中干，洋人耽耽，日伺其利，冗官滥用，多无实惠”；［１］128，如此 “不得其策”，国势日颓，终于遭致中日甲午（１８９４）之战，北洋海军惨败。且看乃誉公乙未（１８９５）元旦所记：

以一国言，往岁窃叹大臣之图谋之未尽善，致令外夷小岛窥伺，致我丧师失地，震动京国。今也和战未定，环顾诸将窃窃焉，战胜尚无把握，盖战与和，恐一无尽善者。以言乎“战”，我师器械、胆略，未能良练，陪京祥地（引者按，指沈阳），蹂躏已甚，倘一疏虞，何堪设想？况沿海诸省，处处精华，万一乘隙为彼踞，即全局皆震，杞忧之甚，不能不望于和；而 “和”之局，又难言也。彼挟胜制我索偿千万，家国空虚，焉能办此，然犹小也；一和之后，吾国小视可欺，若踵起而蚕食于边再战之，已自形其绌；再和之，则力已虚，吾故曰：和战皆非，惟有改弦更张，以战为和，改兵工诸部及冗官……［１］443

所称 “外夷小岛”，即 “蕞尔小国”的日本。正像史书所载，紧接于乃誉公这篇 “新岁感言”之后，当年三月二十二日（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日寇 “挟胜制我索偿”的胁迫下，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对日媾和，以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口岸为主要内容的《马关条约》；继之，爆发了号称联各省应试举人１３００余人的康、梁 “公车上书”，于四月八日（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向清廷进呈了以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为主旨的 “万言书”（即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应当指出，乃誉公当年出示王国维看阅的上述 “康梁疏论”，久被学界传颂；而他倡言 “和战皆非，惟有改弦更张，以战为和”的日记，眼光之锐利，论述之透彻，绝不比康、梁等人逊色！值此甲午战争１２０周年之际，我们吟读他 “新岁感言”中这些文字，遥想老大中华帝国，竟然被“外夷小岛”的日本“小视可欺”；甲午一战，将清廷 “冗官滥用”“中强外干”之 “腐”入膏肓暴露无遗；落后挨打，“器械、胆略，未能良练”的 “我师”，何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 “外夷”开战？凡此诸端，难道不值得遭逢又一个甲午年的今人深长思之么？！

所谓“晚清七十年”，断限于１８４０年 “鸦片战争”至１９１１年 “辛亥革命”，而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集中于此７０年。出生于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的王乃誉，上距林文忠公（则徐） “激励兵壮，焚其（引者按，英国）鸦片船”（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的１８４０年，仅７年；自此之后，除了他去世５年之后爆发的推翻帝制的 “辛亥革命” （１９１１）未能见到，包括太平天国战乱在内的所有 “变局”，乃誉公皆所亲历亲见，特别是甲午之后的戊戌（１８９８） “百日维新”与 “八月政变”，己亥（１８９９）“废立”之谋与 “庚子之变”（１９００），“辛丑（１９０１）变法”及随之而颁诏废除科举、预备立宪等等，均可见诸他的日记，成为此十数年间发生的历史大变局之最直接、最切实、最鲜活的见证。这是我初读王乃誉日记之最感令人赞叹的印象，并且有理由认为，此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刊行其日记以供学界研读的最重要的价值之所在。

三

展读《王乃誉日记》，我还感到：自辛卯至丙午，乃誉公为静（安）健（安）二儿之学业、前程，是那样 “与年俱进”地操心，特别是对长子（静）既充满希望，又忧心忡忡。例如，戊戌（１８９８）之春，王国维初出海宁入上海《时务报》馆，乃誉公如是叨念：

静儿出门，吃亏有数端，貌寝（无威仪），一也；寡言笑，少酬应，无趣时语，二也；书字不佳，三也；衣帽落拓，四也；作书信条，字句不讲究，五也。［１］839

应当说，乃誉公 “拈”出之 “五端”，确甚“传神”，且正体现了王国维之所以为王国维，或者说，王国维之所以迥异于罗振玉谓之 “浮华少实”的时尚 “维新之士”的品貌风采。何况，他的 “书字”并非不佳，文章（包括书信）“字句”更当列诸 “大家之作”……

真是拳拳为父心啊！

这里，我还想引举王国维早年见诸乃誉日记的数事。以往论著、传谱偶有引述，以其未通览日记，莫明事状，故述而未确，引而有讹。例如关于 “丙申辞馆”，记云：

大儿馆于同城沈都戎许教授。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帖括，现荐成于金陵储材学馆学生，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然究莫必其成焉否也。次儿十龄，近处就傅，《四书》将竟，迟数年使之游于商，不令再事于制艺，致蹈诗、书误我之讥也。［１］680

概言之，就是拟命长子储材通时务，次子从商不复事制艺（八股），这是王乃誉给他的一位族叔拟写的书信中为静、健俩兄弟作的学程安排，时在丙申七月朔日（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那么，王国维何时馆于 “同城”（即海宁盐官）沈家的呢？是岁正月十七日记云：

是日各馆开印，各师开馆，静儿定是日到馆。［１］612

从日记，又知 “静儿（二月）廿九住馆”［１］18，乃应 “海防守备”所请，所谓 “住馆”就是食宿于沈氏家塾；而其人殆即数年前（辛卯九月）乃誉公 “具衣冠至都司署拜会”的沈秋亭（名馥）。［１］88

但是，当年八月十三日，正当乃誉公在与诸亲 “议静姻事”，为操办其婚事而感叹 “为儿孙作牛马”之时，王国维却决意辞馆而归了。

岂未久，静归云，馆中大不洽。沈东公言谓：诸徒无状，且当衣作债，责之于三桃，连累及师，此大谬也；师仅主教读，他非所闻，即有同学不协，亦应各责子弟。静（心）中无主，以为责三桃乃伊所附，遂将辞去。不知正礼，一也；不顾家贫而教，辞之前修亡少，后望无着，二也；既不以馆为重，且欲他去，以就别项，意或之秣，则谁为援手，况出行旅资、住下火食，而不图谋先见及此，真是无筹计、无识见，无才用，余大恨，谴责之，胸中磊磊，若是安望成家！［１］697

这是王国维考中秀才（诸生）以后，首次就馆任教，也可以说他走出家门，涉足世事，步入社会，肇始于此，故应予关注。而乃誉公虽 “恨”而 “责之”，以至颇有过头愤慨之言；实在呢 “知子莫如父”。他又何尝不知长子志高图宏，就任 “沈都戎”的 “家教”，乃出 “家贫而教”的无奈；而日记中所云 “意或之秣”，才是长子此时心中所打的主意，盖“秣”者，秣陵也，金陵（南京）别称（按，有的《年谱》将此句臆改为 “意或未之称”，以不识墨迹，莫明文意耳），亦即乃誉公前此记中颇为赞尝的 “金陵储材学馆”。只是王氏父子一起筹划的辞教馆改入储材学馆，以图 “通达中西要务”之愿未遂，终于在一年之后改而进了上海《时务报》馆；而在王国维辞馆前后，还分别于癸巳（１８９３）、丁酉（１８９７）参加了在杭（州）城举行的乡试（考举人），皆以 “不喜帖括”未中而归，且具为乃誉公所记；其中 “癸巳大比”，则是 “不终场而归”，曾三见日记。

其一，癸巳七月十八（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９日）：

接静儿初十发家书，稔知到杭试后回家，悉家事殊慰。［１］198

其二，八月十一日（同年９月２０日）：

接静儿、粹夫（引者按，乃誉公胞弟）初二日家信，殊慰。内言绿成托买书，静不赴乡试各琐琐。［１］213

其三，九月初二（同年１０月１１日）：

接静儿廿七发信，附子佛（引者按，乃誉早岁在溧阳县署同事）信，并开物单，知杭闱科场贿辨事，并有杭人联语刻而发笑。此亦逢场常事；事既新异，携之付雨人、照叔、樵人各人观，竞传诵也。［１］227

以上三信，录王乃誉癸巳《秣陵游记》，知其被 “欣叔”邀住上元县署之钱谷房后。这位屡见于日记的欣叔（欣甫），乃誉称之谓 “家大叔”，官上元县。所记 “照叔” （蒋照生）诸人，当为幕僚；而王国维 “意或之秣”，殆欲恃 “欣叔”引荐入读储才学馆（考试优异有 “膏火”），并谋南京水师学堂教职，这些都是后话。其时，王国维来信所及皆七月间 “乡试”事，正在金陵游兴甚浓的乃誉公，曾致信 “令静得科举，使入闱；不得则勿入”（七月初八日）。故知其 “杭试回家”，安然而 “殊慰”，又谓 “不赴乡试”，当指其虽 “赶考”却并未 “入闱” （即 “不终场而归”），乃誉公亦视为 “琐事”而不以为意；令乃誉公 “发笑”并交诸人竞相传诵者，则是王国维信告 “杭闱”贿考丑闻。我曾由鲁迅传记所述癸巳乡试，鲁迅祖父介孚公出钱欲贿主考官 “通关节”而下狱，想到这正是王国维 “不终场而归”的 “癸巳大比”。现由乃誉公所记，盖可确证，并成为探讨 “鲁迅与王国维”的一个新话题。

更值得关注的，当然是王国维 “之秣”不成且辞教馆之后，赴沪就任《时务报》馆 “书记”。首先是时间。以往《书信》王国维致许家惺（默斋）第一信注释时间为戊戌（1８９８）正月十七日，盖误。

兹录乃誉公戊戌（１８９８）日记：

正月十一家人说，稼云有沪馆可替，跃然。应速为静谋。［１］816

十二（静）招许默斋同至松风茗叙，许即致函商，此诺冀成，沪上乃可立足；所虑本领、识见有不及处耳。［１］816

十五元宵佳节，许默斋来……［１］817

廿四许默斋、朱稼云俱来交信长说，静晤之。舟子、挑夫至。……［１］822

廿六（乘王开记轮船）七下钟至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泊焉…… （行李）送泥城桥堍，于报馆卸焉，余未入，静进交涵、点行李……［１］823

概言之，王国维于戊戌（１８９８）正月十一得知 “沪馆可替”，次日（十二）晤许商谈，廿四日午后由乃誉公偕同雇舟离家，廿五日晨于硖石乘王升记轮船，廿六日抵沪 “进馆”；然则其函告 “谒见稼卿、颂阁先生”之《致许家惺》第一信，应作于 “始达上海”次日，即戊戌正月廿七日（１８９８年２月１７日）；《书信》所刊此札署（正月）“十七”，当系廿七之讹耳。［２］

应予补述者，乃誉公对 “性讷钝”“寡言笑”的长子初入《时务报》，颇不放心，故独住馆外客栈守候，至二月初三午后乘船离沪，前后七八天时间内，他几乎每天要与王国维见面，听其讲馆事，授以为人处事之方，例如，正月廿九日记云：

车行泥城新马路……之《时务报》，与静谕其情形，而所居虽畅，其下人与用物未必周到……［１］827

这应该是在王国维进馆后第四天，乃誉公亲自前来，打量他的居处，说：这么宽敞的房间，就你一人住宿（兼办事），但下人与随用物品未必能像在家里那样周到吧！看来，以往有关观堂初入《时务报》馆的传闻，诸如孤身一人、假酒销愁之类，恐非尽确。而在乃誉公决定离沪的二月三日，王国维清早就来到客栈，记云：

静至，禀言：与欧君（樵）甚洽，劝其入繙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才荟萃之所，数日后或可大进，当图佳所云云。余认为：初进此，未得分文；且初与交往，究恐难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令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非宜。［１］830

拙撰《王国维传》曾说，进上海《时务报》馆，乃是王国维一生的转折点；现在，我更要说，乃誉公怀着 “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的心愿，亲自送儿进馆，并 “决使且留”，令其排除馆内外人事纷争，特别是不可介入 “康门弟子”包括梁启超、欧榘甲（云樵）等人之 “粤派”与曾在馆的章太炎等人之 “浙派”争斗，以在馆内立足，并应与汪氏兄弟善处等劝谕，是非常有见地而切当的。

在尔后的大变局中，特别是戊戌 “八月政变”，幽光绪、缉 “康党”、杀 “六君子”，消息传来，乃誉公与养疴在家的王国维 “扼腕捶胸”“搔首问天”，几至泣下；当然，老人家毕竟饱经沧桑， “政变”过后，诫谕王国维既要沉潜心志处事，更应在世变中善养学问，如戊戌十月初三日（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日记云：

是日，静有致在日教习汤觉顿书，内述时事，而又自陈委曲所志，余殊为非，三四止之，恐不理，可恨。当思今天下乱之未巳，即外洋内变，亦非十年不靖。现只第一，求度衣食，不必妄攀援登进；第二，要乘此时专一学问，十年平后出而用世，未晚也。［１］987

看来，乃誉公是取了吴越春秋卧薪尝胆，十年生聚之古训，开出了十年为期的 “期票”，未免乐观；然则 “乱之未已”、长夜漫漫，只能使王国维 “永抱悲观”了！所以，处这样一个 “大变局”之时代，有乃誉公这样一位饱学、睿知而开明的父亲，造就了王国维这样的一代大师，殊属必然。这是我初读《王乃誉日记》，感其令人赞叹之又一突出印象；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刊行这部日记以供学界研读的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四

这里，我还要就这部日记之文献方面的重大价值，絮叨数语。

乃誉公逝世，王国维为之撰《行状》，所述其父性行与学业，参比乃誉日记，可谓无一字不实，无一语溢美，既尽显观堂史家之忠实，又体现了乃誉 “日记须认真不苟，实至要之论”的真谛。［１］204 王亮先生述其高祖身世，说 “乃誉公有烟土癖”。对此，其本人曾于日记中如是自责：

忙碌劳顿，为斯所累……后人若效我此，真非我子孙，其为逐出宗祠（即大显贵），家人不得狥情收留，以为惩余之不是，乃为善继善述者。［１］735

王乃誉于自责之外，颇 “叹近岁自士大夫至平民”于兄弟争家产入讼，以至 “偷窃相挟”，观之“可为寒心”，说：

是以亟为吾子弟补救，人必以自立，资材必以向外，以学力而得食顾家，万忽可濡染恶习，嗜及赌、嫖、烟、酒也。切切。［１］1135

按照王国维所述，其家为 “一岁所入，略足以衣食”的中等家庭；而乃誉公自谓， “吾家年用，非二百余金不可”，故惟有 “谋求樽节，开源节流，以期敷用”。［１］127

到了年终岁初，老人家更要讲一番治家之道：

自计一年容易，送神散福，一家团聚，亦人生至不易得之境，而余每遇欢会，乃格外维持，不纵其心。盖欢乐易流放恣，故每饬家人话艰难境，于婢媪求伊勤谨更力也。［１］808

王乃誉说他 “作日记之始，尚略讲求字句，以验学问”，遗憾的是，其头十年的日记，已无从“验”看，而 “逮四十以后”的日记，如前所述，决非 “仅志及日用酬应、米盐凌杂”；乃翁如何教育王国维兄弟读书自立 “以学力而得食”；如何严律子弟，不得濡染恶习，清贫自守，均有详实而生动的记述；即使所记 “日用”“米盐”，包括婚丧嫁娶，亦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晚清江南乡镇之经济、民俗、风尚，以至气象、水文等等第一手文献史料。

还不可不提的是，所谓 “酬应”，实即人脉关系、相互交往，直接间接，前辈后生，为数至众；王国维传论屡及之罗振玉、汪康年、藤田丰八及《农学报》、东文学社诸人之外，更有以往忽略而为乃誉公记及之王国维同辈、同乡，如同为留日的蒋百里、陆宗與等，还有 “南通名士”张骞（季直）状元及第前曾在金陵与 “欣叔”夫妇诗文酬应，更属外人罕知。如果从盛世修史撰志的角度，岂仅为海宁方志提供了无数珍贵史料，即其《秣陵游记》，难道不值得热心金陵掌故、南京史志的学者撷采么？在我看来这部游记即使单行出版，亦非过当。

再就当代学术研究而言，研读乃誉日记，实为深化观堂之学研究所必需。经史考据、金石之学（包括古钱币）、字画鉴赏，如不读乃翁日记，由何探知其 “家学渊源”？即以王国维从事学术研究之人脉关系而言，１９１６年初，他应邀入上海 “哈同花园”就任《学术丛编》 “编辑主任”，开启了他后半生学术之新辉煌。他自谓，其所以有 “丙辰归国”入 “哈同”之举，悉出 “同乡邹景叔大令”之引荐；那么，这位邹君，究为何许之人，要远邀正 “避居”日本京都的观堂回沪编《学问杂志》？展阅乃誉日记，才恍然大悟：原来，邹君是光绪十七年辛卯 “优贡”。谨录是岁九月初（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０日）乃誉日记：

邹受（寿）祺（景）乃岁优贡（系长安镇人）。经学、说文、八股均佳，于诂经试，颇为曲园（引者按，即俞樾）赏，当为名下无虚士也。余于伊十一、二岁，于潘景苏及应德兄处见其人，……［１］88

十月廿七（１１月２８日）又记：

晚，朱苇庄（惟达）新中举人来拜客。又，邹寿礼（祺）拜伯英。读其硃卷并优贡卷，文尚考据、说文，学有根柢，将来此公功名、著述，必有一番事业，不似碌碌者流；吾十年前见之，直乡里小儿耳。令人刮目相看。［１］100

这表明，邹安（景叔）乃为俞樾识拔，乃誉公既赏其才学，且为邹君所敬重之前辈；而其 “尚考据、说文”，则与观堂有同嗜焉。乃誉公多才多艺，诗文书画，无所不通，且能吹箫，善唱曲，喜观剧，昆曲《游园》、京剧《捉放曹》、提影戏《大闹天宫》等，皆为日记所及；王国维之从事戏曲研究，梁启超尊之为 “曲学之祖”；郭沫若对其《宋元戏曲史》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有 “双璧”之赞，岂偶然欤？

特别是《人间词话》，实为 “其来有自”。展阅日记，乃誉公鉴赏书画之外，谈诗论文，随处可见；读《随园诗话》、赏赞《红楼梦》；与友人论画之雅俗云：

看似俗，不俗，乃真雅；看似雅，非雅，乃是真俗。今者画流，俱似雅非雅者。［１］791

谈诗之格调，云：

诗集格老气苍，略读数首，己如舐蜂蜜之沁脾。［１］206

又读 “照翁”（蒋照生）《拙轩偶吟》诗集 “摘其佳句”，如 “豆有相思子，丹无活命金”“鸟啼天外雨，人钓泉边云”“难得穷途能识我，愧无长物转劳君”等等，云：

皆清新俊逸，学问性灵兼而有之。［１］206

“沁脾”者，不就是 “沁人心脾”吗？“格老气苍”者，不正是 “高格”吗？借用俞平伯的话，真是 “明珠翠羽，俯拾即是”。

现在，《人间词话》的出版，遍及四方各埠，殆成 “国学热”中一大景观；笺注则老成、新秀多有染指，且版本愈见其新，而 “笺注”内容愈见其空，何以故？盖在于既不知观堂之学，亦不悉 “人间”论之所出。惟此之故，如将乃誉日记中之诗画论说、《竹西卧游录》等画论专著与《人间词话》贯通研究，必能注有出新，笺有新见，构建王氏父子相承的诗画美学体系。

这又可以说是我初读《王乃誉日记》，由赞叹而引发的对学界的一点献言。

参考文献：

［１］王乃誉．王乃誉日记［Ｇ］．海宁史志办，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２］王国维．书信［Ｍ］／／王国维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１．

作者简介：陈鸿祥（1937— ），上海嘉定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办编审，著有多部王国维研究专著。

——感谢王亮先生授权本号转载本文。原文刊发于《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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