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 如何与病毒赛跑？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中做出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独具慧眼的表彰，对本课程“环境经济学”的推出来说恰如其时。
经济学家认为，当今世界有两大难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一是老龄化问题，二是自然环境问题。
老龄化问题，本质上是人们对生命预期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冲击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学将会一直与这两个不确定性相伴。
另一个难题，自然环境问题由来已久。人们对这一问题总会陷入环保主义与生存主义的纠结之中。
比如，几十年前全球就在传播地球石油所剩无几、即将耗尽的言论，一度让人们忧虑不已。但几十年过去了，石油不但没有枯竭，人类还找到了其他能源来代替石油，比如页岩气革命和新能源。我们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然而环保主义和经济学家又一再发出环境危机的警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何才能洞悉本质，把握自然环境问题的底层规律。本课程，我们透过环保主义的表象，研究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将环境问题纳入经济分析，又将经济问题纳入自然机制中来考量。
环境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经济学的使命。因为经济学的本质，是在与自然承载极限展开一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革命。
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1972年，一个关注全球问题及人类未来的民间组织机构罗马俱乐部（正是受这个组织的影响，诺德豪斯转投研究资源经济学），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报告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报告预测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并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方案。
报告出版后的第三年，国际石油价格疯狂上涨，引发石油危机和经济恐慌，报告内的预言似乎实现了。这本书一时间热销全球，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
1974年，诺德豪斯发表文章间接参与了这场论战。他通过列举科学数据说明，虽然化石能源储量仅能支持 520 年的使用，但是如果开发利用核能，以当时的能源消耗量计算，足可支撑530亿年的使用。这还未包括对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所以，对资源有限性的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
20年前，全球石油储量只能使用30年，如今专家再预测，还能使用50年。为什么？技术进步不断地提高资源开采和使用效率，从而降低资源消耗的速度以及排碳量。
内燃机到现在发明100多年，不但动力不断增强，排碳量也大幅度降低。现在欧洲汽车内燃机的排碳量非常低。
在2010-2013年间，国际石油价格再次达到历史高位。可就在这几年，美国页岩气技术实现了突破，页岩气产量大规模增加，国际油价随后迅速下降。
2009年美国以6240亿立方米的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天然气生产国。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目前，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页岩气大规模商业性开采的国家。
美国专家兴奋地认为，有了页岩气，美国100年内无后顾之忧。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家托马斯·戈尔德教授更是断言“距石油枯竭还有500年”。页岩气技术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说明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经济学家习惯于将环境问题的时间序列拉长到未知框架下来讨论，相信市场机制、技术革命的力量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此看来，罗马俱乐部的担忧则陷入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误区。
不过，1992年，罗马俱乐部为纪念《增长的极限》出版2O周年，再次出版了《超越极限》，对全球性资源危机再次发出警告。这当是对过度信任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的一个忠告。
毕竟将环境问题置于未知的将来去讨论是不可取的，正如凯恩斯所说：“长期来看，我们都将会死去”。我们更应该关注当下，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当下。在当下，谁也无法保证在短期内技术进步快于自然承载极限。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都是深刻的教训。就像医学在进步，但新的病毒也在增加，科学家也无法保证，医学技术进步一定快于病毒增加或变异。2003年的“非典”就让中国人捏了把汗。
事实上，自然机制完美无限，按着稳定的轨道不断进化。但是，人类的社会机制、国家机制和市场机制却漏洞百出，无法像自然机制一样“中性”地促进技术进步。
诚然，很多经济学家对熊彼特式的技术创新周期信奉不已。我们还是无法保证核事故、病毒入侵、极端气候、环境崩溃以及地缘冲突，像19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在短时间内击溃市场机制；像行星撞击地球一样断送了恐龙制霸的时代。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经济思想的范畴。在笃信市场的古典主义时代，环境问题与经济危机一样都被“盲目乐观主义”所忽视。
后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引入外部性的概念，使用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比较方法，指出了市场失灵对环境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增加了社会成本，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增加。
庇古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典主义对市场的盲信，主张政府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解决。
所以，庇古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是外部性给资源配置效率带来的副作用。换言之，环境问题最终阻碍市场配置效率，在这场边际赛跑中，自然承载最后可能突然崩溃，而市场和技术增长边际却因环境问题而下降。如此推论，在这场边际赛跑中，市场最终是个输家。
二是庇古提出政府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简单理解就是，市场机制跑不过自然极限，那么就让政府和市场一起跑。
后来，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纳特和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都批评了庇古提出“庇古税”的解决方案。科斯引入了产权理论，试图将外部性问题拉回到市场机制内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市场机制，相当于给市场与技术“运动员”安装了一双跑鞋。
布坎南、欧肯则另辟蹊径，他们对市场和政府都不信任，认为二者都容易失灵，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欧肯强调建立市场秩序，确立“经济宪法”来规制公权与私权。布坎南直接从立宪、立规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比较分析，试图通过“宪则”的共同行动，来避免外部性；并对科斯的方法在制度安排上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证。
欧肯的“经济宪法”实质上将问题推向国会体系内考察，从政府机制扩大到涵盖司法系统的国家机制。
比如，我们强调，治污问题不应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相机选择的对象，而应该纳入司法体系里作为硬性约束。
布坎南则将范围扩大，将问题纳入整个“公共选择”中来处理，既包括国家机制，也包括任何共同团体、社会契约、国际组织以及公共决策力量。
实际上，布坎南将经济问题置于公共选择的整个社会机制下来解决。比如，世界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环境基金、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都是不完全官方或非政府的独立社会组织。这类组织在环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简而言之，经济思想的革命正在推动一个种新的、综合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将市场、政府、国家、社会、企业五大机制，共同与自然极限展开边际赛跑；
这五大机制以交易费用为裁判相互竞争，并与自然机制本身相互协调，共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大限度地避免外部性，避免自然系统租值消散。
诺德豪斯将气候问题纳入宏观经济系统进行考察，从市场与政府机制的协同角度，做了细致入微且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本课程一共三讲，我将环境问题置于五大机制中来考量，虽略显粗糙、有待深入，但权当抛砖引玉，打开环境经济学以及整个经济学研究更为广阔的天窗。
然而，我们最不应该忽视的是自然系统本身这位“圣君”。这位给人类馈赠与恩惠的圣君，本身具备最完美、最底层的调节机制，是星球上唯一的完美的完全竞争市场。
课程目录：
《环境经济学》（音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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