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精选名词解释之政治史名词解释，赶快练一练

政治史名词解释

政治史名词解释一、夏、商、西周1、少康中兴：夏第三代国君太康（启之子）在位，荒淫不理政务，兄弟五人争位，削弱了统治力量。东夷有穷氏首领羿乘机起兵攻入夏都，夺取了王位。后来太康侄孙少康在有虞氏部落（今河南虞城）重新积聚力量，从东夷手中夺回王位，史称“少康中兴”。●2、盘庚迁殷：商前期循建国前之俗，国都不断迁徙。史载从商始祖契至汤共八次迁都，从汤到第19任商王盘庚又五次迁都。而从盘庚迁都到殷，直至商代灭亡，近300年，都城未再迁徙。盘庚以前都城屡迁的原因可能是粗耕农业导致的换土易居行为，也可能与解决贵族内部矛盾或民族矛盾有关。《尚书》中有《盘庚》三篇，详细记述了盘庚迁殷前对臣下的说服训戒之辞。盘庚所迁之殷，后世称为“殷墟”，已为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商朝的存在也因此得到了确切的证实。由于商后期以殷为都，故后人又将商朝称为殷、殷商或商殷。盘庚迁殷对于商朝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3、武丁中兴：商朝第22位王武丁在位期间，不断与西北和北面的gong方、土方、鬼方等方国进行作战，经过上万军队的长期征伐，最终平服了上述地区。武丁还曾对西面的羌方和南面的虎方用兵，也都获胜。他在位的50余年，是商王朝最强盛的时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此时商的疆域西到陕西西部，南到湖北、湖南之界，北到河北北部，东到海滨，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大国。●4、三监与管蔡之叛：武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商王畿，命其统治商人余部，同时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亦分封于商王畿附近，对武庚和商人进行监视，称为“三监”。成王即位，此时周朝统治尚未完全稳定，成王年幼不能主持大局，由其叔父、武王之弟周公旦（名旦，周为采邑所在地）摄政。管叔对周公执政不满，遂与蔡叔等散布周公终将篡位的流言，并联合武庚一同举事。图谋趁机复商的武庚又纠合了旧日服属于商的东方诸方国、部族共同作乱。一时反周声势十分浩大，周王朝面临严峻的挑战。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在稳定内部后，亲率大军东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并征服了卷入叛乱的大批东方方国、部族。此次东征彻底打败了商的残余势力，史家或将其形容为第二次灭商，其作战之艰苦大大超出武王第一次灭商。周对东方的统治也由此真正奠定。5、册封：西周封建诸侯，要举行一种隆重的仪式，谓之锡命。在仪式中，受封者从周天子接受册命，称为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这土地上的人民封赐诸侯，让他们去建立侯国。诸侯对天子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封建义务；还要随时准备率领自己的武士、军队，接受天子的调遣，参加战争。通过册封，构成了以周天子为首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从属关系，对西周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6、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西周第10任天子厉王在古史中以贪暴著称，他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推行“专利”政策，引起社会上下一片反对。所谓“专利”，即是将原来公有的社会财富资源——山林川泽等收归王室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不准一般贵族和平民使用。此举使原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压制舆论的不满情绪，厉王又专门派人“监谤”，发现有异议者则杀之，结果人人自危，不敢议论，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劝谏厉王不听。终于在公元前841年，中小贵族和平民发动大规模暴动，史称“国人暴动”，周王朝受到沉重打击，厉王被迫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厉王居彘14年而死，在此期间诸侯共伯和被推举摄行政事，以“共和”纪年。一说“共和”是指周公（周公旦之后）、召公两大臣共同摄政，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7、宣王中兴：周宣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臣，整顿武备，励精图治，使西周王朝的衰颓局面有所挽回，号为“宣王中兴”。自西周中叶以来，西北地区的戎、狄、猃狁诸族逐渐强盛，因其临近西周王畿，故已成为周室的主要威胁。宣王多次对上述诸族进行征讨，俘获甚众。对东南淮夷、南方楚国作战，也数次获胜。为巩固战果，宣王还续行分封，在邻边地区又建立了一批诸侯国。宣王在位46年，到其后期“中兴局面”已近于终止，国势又走向衰退。8、平王东迁：西周末年，周幽王立宠妾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嗣，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宜臼逃至申国母舅家，申侯遂联合缯国和犬戎伐周，在周平王元年（前770），杀幽王、伯服于骊山下，西周覆灭。申侯、鲁侯、许文公等诸侯拥立宜臼为王，是为平王。次年，因镐京及王畿遭战争破坏，平王得晋、郑、秦和其他诸侯之助，遂东迁与雒邑（今洛阳），以避戎寇。重建周王朝，为东周之始，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二、春秋战国1、春秋五霸：春秋时期，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霸主，文献中称之为“春秋五霸”。关于五霸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共涉及齐、宋、晋、秦、楚、吴、越七国。七国当中，宋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其国君宋襄公有志图霸，实未成功。秦国是周室东迁后在宗周故地发展起来的诸侯国，虽一度号称霸主，但只是称霸于西戎，霸业并未及于中原。吴、越到春秋晚期才相继崛起于长江下游，霸业短暂。总体来看，春秋最主要的霸主当属齐、晋、楚三强。秦、吴、越也是大国，但稍逊一筹，只具有“偏霸”的性质。2、尊王攘夷：春秋列国争霸过程中，中原大国为利用周室的正统地位，号召诸侯，打出了“尊王攘夷”旗号。春秋争霸史主要是齐、晋两国与楚国争夺霸权的历史，这本身就带有华夷之争的性质。楚国是由南方土著部族发展形成的，其文化、制度等颇与中原国家有异，自己也以蛮夷自居。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以号召诸侯，尊王即尊崇周王室，攘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楚国。社会发展程度更为落后的是戎、狄，它们对华夏诸国所造成的威胁并不比楚国逊色，因而也是“攘夷”的重要对象。齐桓公的霸业即以此开始。●3、弭兵盟会：公元前579 年，争霸的晋、楚两国在宋国大臣华元的调停下议和，但两国都并无诚意，只是矛盾的暂时缓和，以后战端再起。公元前546年，在宋国大臣向戍的提议下召开了14国参加的“弭兵”盟会。会上规定：晋、楚两国的仆从国以后要既朝晋，又朝楚，承认它们是共同霸主，平分霸业。这次盟会以牺牲仆从国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中原地区相对的和平与安定。●4、三家分晋：晋国在春秋时长期维持霸业，国内军功贵族的势力也随之逐渐上升。到春秋末期，国家大权为智氏、赵氏、韩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卿大夫所掌握。六卿在架空国君的同时，彼此间也展开兼并。首先是智、赵、韩、魏四家联合消灭了范氏、中行氏，随后到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势力最强的智氏。智氏灭亡后，赵、韩、魏不仅瓜分了智氏的土地，而且将晋公室的土地、人民也基本瓜分，仅给晋国国君留下两城。国君反居于三家之下，甚至要去朝见三家大夫。三家分晋的格局事实上已经形成。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家大夫为诸侯，成立赵、韩、魏三国，晋国灭亡。“三家分晋”标志西周建立的分封制已经崩溃。●5、徐州相王：战国兼并战争过程中，一度称霸的魏国屡屡受挫于齐国，已不能独霸天下，公元前334 年，魏惠王被迫率一些小国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朝见齐国国君齐威王，正式给他奉上“王”的尊号，而齐威王也同时承认魏惠王的王号，此事称为“徐州相王”。随后各国国君皆相继称王。●6、合纵连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其代表人物有公孙衍、张仪、苏秦等人。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其区别即在于各国对东、西两大强国齐或秦的不同关系。如各国南北相联系，共同对付秦、齐之一，即为合纵；各国与秦、齐之一结成东西横向关系来对付南北他国，即为连横。秦、齐在适当的时机也通过加入合纵集团来对付对方。合纵连横的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与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合纵连横的斗争适应了战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国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三、秦汉1、无为而治：汉初君臣以对秦政的反思、否定作为出发点。陆贾为汉高祖著《新语》，将秦亡原因归结为暴政和过度压榨，指出在用暴力手段夺取天下后，必须改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针对汉初局势，特别强调“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这就是“无为而治”方针的初步总结，其主要内容，即顺民之情，与民休息，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社会的干预。萧何为丞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其后曹参为相，为政一遵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无所变更，史称“萧规曹随”。汉初推行的约法省禁、轻徭薄赋的无为而治政策，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七国之乱：景帝即位后，用大臣晁错削藩之议，削减一些诸侯国的辖地。吴、楚、赵、胶西、胶东、济南、淄川七国于景帝三年（前154）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七国首领为吴王刘濞景帝虽杀晁错，七国仍不肯罢兵。但此时西汉国势处于上升时期，社会秩序稳定，七国的分裂活动不得人心。汉廷以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叛，不足三月，七国之乱即被镇压。景帝趁此机会，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削弱。七国之乱平定后，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得到进一步加强。●3、文景之治：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 年），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户口迅速繁息，生产有了明显发展，粮价一再降低，政府囤积了大量财物，与汉初的凋敝局面已远不可同日而语。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雄厚物质基础，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4、六条问事：汉武帝时期监察官员监督时的依据准则。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以诏书规定的“六条问事”为范围，一方面弹压不法豪强，另一方面纠举违法、腐败的地方官。六条问事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对地方官吏的控制也有所强化。5、沉命法：汉武帝在位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相当严重，百姓不堪重负，多次掀起暴动，局势动荡。武帝被迫颁行“沉命法”，规定郡太守以下地方官如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处以死罪，结果“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导致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6、巫蛊之狱与轮台罪己诏：在汉武帝开疆拓土，大事更张的过程中，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时局的看法出现分歧。以皇太子刘据为核心形成了一派主张“守文”的势力，而不少官员仍然拥护武帝开边、兴利的既定国策。两派力量冲突的结果，导致在征和二年（前91）爆发了 “巫蛊之狱”。当时谣传宫中有人用“巫蛊”的迷信手段诅咒武帝，武帝的亲信江充奉命穷治其案，连及太子。太子不得辩白，遂矫诏发兵杀江充，自己也走投无路而自尽。这一事件对晚年的武帝打击很大，经过深刻反思，他作出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的检讨，宣布“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拒绝兴利之臣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的建议，并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指出“当今务在止苛暴，禁擅赋，力本农”，史称轮台罪己诏。其后他将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表明要改弦易辙，实行“富民”政策。又拜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使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为其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政治基础。●7、盐铁会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兴利之臣的代表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举主张守文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辩论施政问题。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官，示以节俭，并进而对于内外政策提出许许多多的主张。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盐铁论》一书（作者桓宽）即是根据这次辩论写成的。贤良、文学之议对于“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实行，显然起了促进作用；但是他们关于盐铁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多未被西汉政府采纳。始元六年七月，诏罢郡国榷酤和关内铁官，其余盐铁等政策，仍遵武帝之旧。8、昭宣中兴：汉昭帝年幼即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霍光辅政，继续实行武帝后期以来的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还减省郡国漕运关中的粮食，以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宣帝即位后，更着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又出现新的局面，史称“昭宣中兴”。●9、光武度田：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针对豪强地主隐匿耕地数字，私占人口的行为，推行“度田”，即令地方丈量耕地、核实户口。此举引起豪强地主的反对，未能严格执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豪强势力的发展有所抑制。●10、清议：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清议对时人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舆论乃及选官，影响被评论者的仕途进退。其评价主要仍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风气所至，士大夫纷纷作出让爵、推财、避聘、久丧等“孝义”行为，希望博得清议赞扬。但伪装“高行”以求名的现象也很常见，从而导致东汉后期沽名钓誉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11、党锢之祸：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治事件。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引起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评论朝政，褒贬人物，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史称“清议”。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捕杀与宦官勾结、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宦官乘机指使张成弟子牢脩诬告李膺等诽讪朝廷。桓帝下令逮捕“党人”，李膺等200 余人均被收捕。并“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永康元年（167）外戚窦武太傅陈蕃起用李膺与被锢之其他名士，打算消灭宦官势力。因事机泄漏，宦官先发制人，逮捕“党人”，杀李膺、杜密等100 余人，禁锢、迁徙数百人。后又挟持灵帝下诏：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官僚士大夫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有一定的正义性。四、魏晋南北朝1、高平陵政变（07·选择）：曹魏后期，大臣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正始十年（249）一月，执掌政权的曹爽随从皇帝曹芳到洛阳城郊去祭扫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关闭城门，发动政变，以莫须有的“反逆”罪名，族灭曹爽及其同党。从此，曹魏政权落入司马氏父子手里，司马代曹成不可扭转之势。●2、八王之乱：西晋内部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斗争。动乱的前期表现为宫廷政变。惠帝时期，皇后贾氏夙有干政野心，与宗室楚王玮合谋，于元康元年（291）发动政变杀辅政大臣外戚杨骏及其家属亲党，以辈分较高的宗室汝南王亮辅政。后又唆使楚王玮杀亮，然后又以专杀之罪杀玮，这样大权就落到贾后手中。此后统领禁军的赵王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后，随后又废黜惠帝，自即帝位。赵王伦篡位引起了宗室诸王的普遍反对，政变开始演化为内战。在外统领重兵的齐王冏（时镇许昌）、成都王颖（时镇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河间王颙（时镇关中）起兵讨伐赵王伦，拥惠帝复位，随后三王又互相厮杀，长沙王乂、东海王越也卷入战争。诸王各引效忠于自己的地方官乃至内迁民族参战，北方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和混乱。自惠帝即位至此，卷入政变和内战的主要为汝南、楚、赵、齐、成都、河间、长沙、东海八位宗王，故史籍称这场动乱为“八王之乱”。光熙元年（306），前七王皆已败死，东海王越最终控制了朝政，毒死惠帝，立其弟怀帝。八王之乱遂告结束。延续达十六年之久的内战使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3、永嘉之乱：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其子刘聪在位时，于永嘉五年（311）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两年后怀帝遇害，一批晋朝大臣在长安拥立武帝之孙秦王邺，是为愍帝。到建兴四年（316），匈奴军又攻破长安，愍帝亦被俘虏，西晋至此灭亡。因为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是匈奴颠覆西晋的关键阶段，故史称匈奴的反晋为“永嘉之乱”。4、祖逖北伐：东晋初年由祖逖领导的北伐。西晋末年洛阳沦没后，祖逖率领亲族乡党数百家避乱南下，到达江南后，祖逖不甘故国倾覆，恒存振复之心，主动请缨，于建兴元年（313），带领旧部数百人毅然渡江，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但因上层统治集团内争，朝廷掣肘，终至无功而卒。祖逖北伐不计成败利钝，生死以之，以攻为守，保障了东晋偏安。他以其节烈丰富了民族精神，是东晋北伐的最高典型，与后来以北伐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者大相径庭。5、三定江南：西晋末年，义阳蛮张昌的别帅石冰，以后，西晋官吏陈敏、钱璯也先后割据江南，但均被江南豪族消灭，史称“三定江南”。“三定江南”为东晋在南方政权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6、王与马共天下（11·选择）：西晋灭亡后，在以王导为首的北方士族支持下，司马氏宗室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其时，王导执政于内，从兄王敦统重兵于外，王氏子弟布列朝中。司马睿即位，迫于形势，邀请王导同登御座，受百官朝拜，王导固辞。但实际上东晋军政大权握于王氏之手，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士族力量的强大，开启了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此后先后出现庾、桓、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7、王敦之乱：东晋初年，晋元帝对士族特别是王氏执掌大权的现状不满，采纳刘隗、刁协的建议，推行系列“崇上抑下”，约束士族势力的“刻碎之政”，引起士族高门的不满。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声讨刘隗、刁协为名，发兵攻入建康，晋元帝忧愤而卒。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兼控内外。明帝太宁二年（324），敦病死，临终命部下再次进攻建康，被击败。但士族与马共天一的格局并未改变。王敦之乱不但开启了荆、扬之争的序幕，而且使江南士族的政治势力受到了较大打击，对东晋及以后南朝的历史有重要影响。8、苏峻之乱：东晋成帝时，出自侨姓士族高门颍川庾氏的外戚庾亮与王导共同辅政。时流民军帅苏峻因助平王敦之乱有功，任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屯兵淮南。庾亮惧其势盛，征峻入朝任职，企图因而夺其兵权。咸和二年（327），峻遂以诛亮为名，与另一流民帅祖约举兵反，次年攻陷建康，焚掠财物一空。虽然以后被平定，但对东晋的实力有很大影响。●9、侨置与土断（注意史料题）：东晋南北朝期间，国家在南迁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与他们原籍同名的州、郡、县及行政机构，加以管理。由于这些离开原籍，迁徙异乡的人口被称为“侨人”，故为之设置州、郡、县就称为“侨置”。侨置主要发生于东晋，永嘉之乱以后。侨州、郡、县以侨人士族充任官吏，使他们继续享有特权。著籍的侨人，可获得免除调役的优待，对招徕北方流民与社会安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随侨置日益增多，引起地方行政系统的紊乱。而且侨人士族地主乘机私占流民为佃客，逃避调役，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受损失。东晋政权从咸和年间（326—334）开始实行“土断”政策。所谓土断，就是以居住地（“土”）作为断定户籍的依据，使之著籍。取消侨人原来的临时户籍——白籍，由居住地编制统一的户籍——黄籍，同时也就取消侨人免除调役的优待。东晋南朝多次实行土断，兴宁二年（364）三月初一（即庚戌日）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比较坚决，清查出不少被士族豪门挟藏的私附人口。义熙九年（413）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也较有成效。土断中还整理了侨州、郡、县，有的被并省，保留下来的也都获得了从南土州郡县中分割出来的一块实土。●10、元嘉之治：宋文帝元嘉时代（424—453）是南方自东晋以来的鼎盛时代。他重视整顿地方吏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负担，从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史称：“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这就是所谓“元嘉之治”。●11、侯景之乱：南朝萧梁末年北齐降将侯景发动的一场叛乱。侯景，原为东魏重臣，后与高欢子高澄有隙，遂叛东魏，被击败后降梁。梁武帝不顾朝臣反对，接纳侯景，封为河南王。侯景于太清二年（548）举兵反，渡江攻入建康，包围台城（建康宫城）。最终于太清三年将台城攻破。梁武帝被囚禁，病饿而卒。侯景篡位称帝，国号汉。其后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所杀。侯景之成不仅对梁的国力造成严重破坏，南方高门士族也遭到沉重打击。●12、国史之狱：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13、停年格：北魏自孝明帝后实行的选官制度。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随着封建化的加深，原为北魏军队骨干的拓跋鲜卑羽林、虎贲地位日益低下，受到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官僚排斥。孝明帝神龟二年（519）武人发动暴乱，杀死排抑武人的汉人官僚。事后，灵太后令武官得依年资入选。为了解决官职少，应选者多的矛盾，吏部尚书崔亮奏请为停年格制，即不问才能，授官一律依年资分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停解年月日久的优先叙用。这就是所谓停年格。14、河阴之变北魏末年统治集团间争夺中央政权的一次变乱。北魏后期，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争权，于武泰元年（528）被太后毒死。在镇压六镇起事中屡立战功、握有重兵的并州契胡（匈奴别部）酋长尔朱荣以为孝明帝复仇为名，攻入洛阳，杀胡太后，拥立孝庄帝，又在洛阳东北的河阴屠杀北魏王公百官2 000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自己专制朝政。河阴之变对汉人士族是一次大的打击。●15、六条诏书：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颁布由汉族士人苏绰归纳的六条行政原则：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要求官吏对照执行。不通此六条及不能造计帐者，不准任地方官。上述措施大大强化了各级官僚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五、隋唐●1、玄武门之变：唐武德九年（626 年），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掉他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唐高祖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2、贞观之治： 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3、二圣：唐高宗在位中后期，苦于风疾（头痛），有时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时令则天参决，则天因而专权，以至“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4、《氏族志》：唐太宗时，命大臣搜求全国谱牒，评定姓族等第，编《氏族志》，仍以博陵崔氏的崔民干为第一等。太宗不满，下令重修，重修，先列皇族，次及外戚，崔民干降为第三等。《氏族志》南北朝时期的谱牒貌同实异，它不是选官的根据，至于划分门第等级的标准，更不考虑过去做官的情况，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修《氏族志》，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取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土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了旧日地位。通过修《氏族志》，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5、《姓氏录》：唐高宗时期，在武则天的主使下，高宗命令重修《氏族志》，改称《姓氏录》，进一步贯彻“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五品以上官全部收入，乃至包括士卒以军功晋升者。《姓氏录》虽然受到士族和贵族的轻视，被目为“勋格”，但是它完全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官员的地位，因而为普通地主所拥护。6、开元盛世：唐朝唐玄宗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他励精图治，并且任用贤能，改革吏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当时天下户口繁息，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繁荣，疆域广阔，国势强盛民，天下大治，后世史家称其为开元之治。“开元盛世”是唐朝百余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与唐王朝统治者，尤其是与唐玄宗改革的促进作用分不开的。“开元盛世”也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随着唐玄宗统治趋向腐败，各种社会危机也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7、安史之乱：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杂胡出身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与权相杨国忠不协，遂以讨杨国忠为名，一月自范阳起兵，南渡黄河，很快占领洛阳。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并于七月占领唐首都长安。长安陷落后，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以李光弼、郭子仪为将，会集西北各军，又得到西域各族和回纥的援助，转入反击。至代宗宝应二年（763）正月，叛乱平定。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火波及地区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西北边防呈空虚状态，吐蕃乘机东侵。在平定叛乱前后增设的节度使，权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马崽驿事变：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西逃过程中发生的事变。安禄山攻克唐首都洛阳，直趋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行地马崽驿，随行禁军将士发生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玄宗杀缢死了杨贵妃。此次事变称马崽驿事变。事变后，太子李亨在一些大臣、宦官的拥立下率部分禁军北上，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8、泾原兵变：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泾原节度使（治甘肃泾川北）军奉调东行讨伐反叛的藩镇，过长安时因赏薄哗变，拥立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仓皇逃往奉天（陕西乾县）。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勤王，击败朱泚，但不久也加入叛乱，德宗又逃到梁州（今陕西汉中）。后来忠于唐廷的军队经过苦战收复长安，泚、怀光皆败死。史称此次事件为泾原兵变。●9、元和中兴：唐代宪宗时出现的安定繁荣的局面。唐代中期以来，中央宦官专权，地方藩镇割据，政治局面混乱。宪宗元和年间，整顿江淮财赋，增加财政收入；利用藩镇间矛盾，对一些藩镇或者消灭，或者招降，唐王朝复归统一，出现短暂的兴盛局面。史称“元和中兴”。宪宗虽然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割据的根源。元和中兴只是唐中期政治上的一度振作。宪宗死后，各藩镇重又变乱或不禀朝命，且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10、南衙北司之争：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皇帝重用宦官，本为强化皇权，约束外朝臣僚，但宦官势力过于膨胀又使皇权受到威胁，有时也不得不与外朝臣僚合作对付宦官。唐中央政府机构位于宫城南部及宫城以南的皇城内，而宦官主要活动于宫城北部，故而外朝臣僚与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较大规模的“南衙北司之争”共有两次，皆以外朝臣僚失败告终。●11、永贞革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久厌宦官专权，遂擢用东宫旧臣王伾、王叔文进行改革，罢宦官所掌宫市（在长安市场采购宫中所需物品）及五坊小儿（为皇帝饲养动物），又任用武将统神策军，企图夺宦官兵权。八月，宦官俱文珍等发动政变，迫使顺宗禅位于太子纯，是即宪宗。二王当政146天即告失败，皆被贬死于外地。由于顺宗预定下一年新年号为永贞，故这次改革又称“永贞革新”。12、二王八司马事件（07·选择）：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文宗先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事泄未遂。文宗又起用李训、郑注，在二人帮助下毒死大宦官王守澄。李训等进而制定了进一步剪除宦官的计划，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会时，遣人奏称左金吾厅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文宗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官前往观看，李训事先已伏兵于院内，计划将宦官尽数捕杀。仇士良等察觉情况有异，抢先挟持文宗退入后宫，遣神策军大杀朝官。结果外朝势力彻底失败，许多大臣全家被杀，死者不可胜数，长安城一片恐怖气氛。此事又称为“甘露之变”。13、神策军：神策军本为唐陇右节度使属下的边镇军队。安史之乱起，其军将卫伯玉领兵勤王，后被代宗朝宦官鱼朝恩所控制。广德元年（763），吐蕃进犯，鱼朝恩领军护驾，入居禁中，从此而为禁军。德宗时进一步扩充，贞元十二年（796），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宦官充任。其军势力在诸禁军之上，衣粮赏赐优于他军。时戍守长安西、北诸军纷纷自请遥隶，迅速增至15 万人，成为宦官专权的支柱，直至唐亡。14、四贵：唐代后期宦官专权的体现。唐德宗时，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典掌禁军成为定制。政务方面，宪宗设左右枢密使，用宦官担任，负责传达文件，亦渐参机要，与左右神策中尉合称“四贵”，任者皆为宦官首脑。宦官既掌禁军，复典机要，其地位更加巩固和显赫。●15、牛李党争：唐代后期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斗。牛李党争以两派首领而得名。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宗闵，李党首领为李德裕。宪宗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科举对策中触犯宰相李吉甫，德裕即吉甫之子。穆宗初年李德裕又借一次科场案之机打击李宗闵，此后矛盾日益激化，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双方交替进退，一派得势即贬另一派为外官。文宗死后武宗即位，用李德裕为相，牛党诸人尽被贬斥。武宗在位七年死，宣宗即位，李德裕被贬至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不久卒于贬所，党争以牛党胜利告终。李党争是官僚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两党成员在他们执政时，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他们都无心解决。六、宋元●1、陈桥兵变：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的桥兵变，藉此夺取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的统治。960 年，赵匡胤趁北汉勾结契丹进攻后周，带领大军出征。军队进至陈桥驿，按照预谋，将领们把皇帝穿的黄袍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假作几次推辞后，便顺从将士的意愿。他带着军队回师开封，周室的皇太后和幼主恭帝只好交出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建国号宋，定都开封，年号建隆，成为北宋的开国皇帝。●2、杯酒释兵权：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不久，举行宴会，赵匡胤“劝”大将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说此后他们可以购置田宅，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大将在利诱胁迫之下，一个个交出了兵权。历史上称之为“杯酒释兵权”。这个事件，是北宋加强专制统治的一个必要措施，偶然中间有必然。3、蜀、洛、朔党争：宋哲宗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司马光去世，反变法派分裂。按出身地域分化为若干小集团。苏轼、吕陶、上官均等形成“蜀党”，程颐、朱光庭、贾易等形成“洛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形成“朔党”，三派斗争被称为“蜀洛朔党争”。洛党崇尚经术，讲求古礼，循规蹈矩，蜀党崇尚文学，涉猎释老，有纵横家策士色彩。二派作风迥异，夙不相能，互相攻击，终至两败俱伤。朔党主要为司马光门人，是反变法派中的强硬势力。蜀、洛二党既败，朔党活跃，又攻击无党而政治态度稍温和的宰相范纯仁、吕大防，引起朝政混乱。4、庆元党禁：宋代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绍熙末，宋宁宗由赵汝愚和韩侂胄拥立为帝。赵汝愚、韩侂胄不合。赵汝愚为相，收揽名士，朱熹是当时著名学者，被召入经筵，为皇帝讲书。韩侂胄用阴谋手段将赵逐朝廷。为进一步排除异己，又将道学争论扩大化，凡和其意见不合的都称为道学之人，后又斥道学为伪学。禁毁理学家的语录一类书籍，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庆元三年﹐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凡五十九人。名列党籍者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嘉泰二年（1202 年）弛禁﹐史称此事为庆元党禁。5、端平更化：权相史弥远去世后，宋理宗亲政，从端平元年（1234）年起，陆续召回被史弥远罢职的一些理学名臣，提高二程和朱熹等理学家的地位，并罢黜史党羽，史称端平更化。七、明清●1、胡惟庸案：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胡惟庸为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早年为明太祖幕僚，洪武前期累迁至中书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执掌权要。胡惟庸与淮西臣僚结合在一起，排斥、打击非淮西势力，专擅朝政，结党营私，引起了明太祖的疑惧。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被告发谋反，以“窃持国柄，枉法诬贤，……蠹害政治，谋危社稷”之罪被诛，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高官一同被处死，中书省和宰相职务也被废罢。此后十余年，明太祖又逐渐将胡案扩大化，新增加了“通倭”、“通虏（指蒙古）”等罪名，对功臣牵连罗织，大肆诛戮。二十三年（1390），以知胡惟庸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持两端、大逆不道之罪，处死已经退休多年、77岁高龄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并及其家口七十余人。总计前后因胡案被诛、或已死被追夺封爵的功臣有二十一侯，株连而死者共达三万余人。明太祖亲制《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述其罪状。●2、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蓝玉为明朝开国将领，在诸将中最受明太祖倚赖。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亦渐为明太祖所不容，屡次降诏责备，君臣关系日益紧张。二十六年（1393），蓝玉被告发谋反，下狱鞫讯后族诛。受牵连的将领以及高级文官皆被处死，死者约二万人。诏辑案犯口供为《逆臣录》颁行天下，列名其中的功臣除蓝玉外，尚有十三侯、二伯。蓝案牵连武将尤多，军中骁勇之士被大批屠戮。●3、空印案：明代初期朱元璋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重大案件。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做他用，户部对此从不干预。洪武八年(1375）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下令严办。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与此案有关者多不免，被杀者达数百人。空印案与郭桓案坐死者又达数万人，是洪武时期以重典整肃吏治的表现。在重典“警惧”之下，一时官吏谨畏，的确使吏治颇有改善。但另一方面，明太祖大量无辜者被滥杀冤杀，乃至死于法外酷刑，也充分暴露了专制统治的残暴和黑暗。●4、郭桓案：明太祖朱元璋严惩户部侍郎郭桓等吞盗官粮的重大案件。郭桓是洪武中期的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弹劾郭桓等人与北平布、按二司官吏勾结贪污，侵盗官粮。除郭桓等主犯外，词连六部尚书、侍郎以下官员及各布政使司官吏，又因追理赃粮700万石，波及民间富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由于牵连过广，民间骚动，明太祖不得不杀此案主审官员吴庸等以平息众怒，并称折算赃粮实有2 400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郭桓案与空印案空印案坐死者又达数万人，是洪武时期以重典整肃吏治的表现。在重典“警惧”之下，一时官吏谨畏，的确使吏治颇有改善。但另一方面，明太祖大量无辜者被滥杀冤杀，乃至死于法外酷刑，也充分暴露了专制统治的残暴和黑暗。●5、靖难之役：明太祖死，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继位，鉴于北方诸王势力太大，决定采取削藩的办法。他们打算先废去一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及于拥重兵的燕王朱棣。建文元年（1399 年），朱棣以入京诛奸臣为名，向南京进兵，于是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演变为武装的冲突，这就是“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争，燕王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6、南宫复辟与夺门之：土木堡之变中，明朝皇帝英宗被瓦敕俘虏，朝臣拥立英宗异母弟郕王祁钰，是为景帝。景帝景泰元年（1450），英宗被瓦剌放还，景帝尊其为太上皇，将他安置在皇城内的南宫，严加守护，实同软禁。直到景泰八年（1457）景帝病重，武将石亨、文臣徐有贞、宦官曹吉祥合谋发动政变，将英宗由南宫接出，夺东华门入紫禁城，拥其重新即位，改元天顺。史称此事为“夺门之变”，或称“南宫复辟”。景帝仍被废为郕王，不久病卒。●7、票拟与批红：票拟也叫票旨、条旨，产生于明朝。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明自英宗后，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拟定批答文字，以墨笔写于票签上，送请皇帝批准，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其权力也隐然凌驾于外朝六部之上。皇帝用朱笔对票拟做出批示，称为“批红”，亦称“批朱”。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不理国政，常常由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从此，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由此，宦官由此控制了明朝的政务。●8、大礼仪之争：明朝内部的党争。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死，其堂弟世宗以外藩入继皇位。在议定世宗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尊号、决定世宗以何种身份“继统”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大部分朝臣主张维持孝宗的“大宗”之统，认为世宗应以孝宗过继之子的身份尊孝宗为“皇考”，以兴献王为皇叔父。而张璁、桂萼等一部分下级官僚则迎合世宗之意，提出“继统不继嗣”，仍以兴献王为父，追尊帝号，而以孝宗为“皇伯考”。两派争论激烈，人数较少的张璁“议礼”派因得到世宗支持，渐占上风，杨廷和被迫辞职。嘉靖三年（1524）七月，“反议礼”派号召朝官，聚众跪哭于左顺门，世宗逮众人下狱，廷杖180余人，17人被杖死。此后斗争大局已定。嘉靖五年，有人告发曾组织秘密宗教起事的李福达更名张寅，与武定侯郭勋相交结。狱具，原属议礼派的郭勋向世宗鸣冤，称自己“以议礼触众怒”。世宗遂命张璁等人重新审理，尽翻原案，以张寅非李福达，释之不问，而以原审案官员为挟私报复，借机打击反议礼诸臣，谪戍革职40余人，是谓“李福达之狱”。此案开创了大礼议被用作党争工具的先例，以后朝官为排斥异己，即尽量将对手与反议礼派牵连起来，激怒世宗以成其私。嘉靖七年，正式颁布《明伦大典》，备述议礼始末，并定反议礼诸臣罪名，这些人被目为“仇君无上”，终嘉靖朝不再起用。十七年（1538），追奉皇考献皇帝（即兴献王）庙号睿宗，祔于太庙，“大礼议”宣告结束。●9、东林党：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统治后期，宦官擅权，社会矛盾激化。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明僖宗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一些东林著名人士被迫害致死。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又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10、争国本案：明神宗万历年间发生的党争。当时皇后无子，恭妃王氏生长子常洛，贵妃郑氏生三子常洵。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根据“无嫡立长”的传统宗法观念极力反对，阁臣则依违其间，“婉转调护”，以东林党为“多事”。最终神宗屈服，立常洛为太子，封常洵为福王，就藩洛阳。是为争国本案。11、梃击案：明末三大案之一。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一名名为张差的男子持木梃闯入东宫，打伤守门太监。东林党人认为此事出于郑贵妃等福王一系势力唆使，意在谋害太子，反东林者则主张作为“疯癫”事件结案。神宗从后议，仅处死张差含糊了事。是为“梃击案”。12、红丸案：明末三大案之一。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神宗死，光宗（常洛）即位，数日后患病。内监崔文升进泻药，朝官李可灼又进红丸两粒医之，光宗卒致病重身死。东林党人怀疑其中有阴谋，要求严查，浙党首领、内阁首辅方从哲则予以压制。是为“红丸案”。13、移宫案：明末三大案之一。光宗在红丸案中丧生后，长子由校当嗣位，光宗宠妃李选侍以曾抚育由校为名，仍占据皇帝所居乾清宫不出，希望获得皇太后身份，操纵朝政。东林党人杨涟等发动舆论，逼迫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熹宗（由校）顺利即位。反东林者则认为此举操之过急，事涉“犯上”。是为“移宫案”。以上三案均系宫闱之事，但党争双方就其展开激烈斗争，使其影响大为扩展，以后又随双方胜败一再翻案。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14、复社：明崇祯元年（1628），江南士人张溥等将当地一些研习科举时文的文社合并组织为“复社”，取“兴复古学”之义，以后发展迅速，成员多时遍及七、八省，达2 000余人。复社虽以“以文会友”为宗旨，但实际上政治色彩很浓，多次利用集团势力和领袖人物的影响干预科举考试、地方行政，乃至内阁大臣的廷推。复社又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一部分东林党子弟也加入其中，因此号称“小东林”。终崇祯一朝，复社与阉党残余势力的斗争或明或暗，绵延不绝，直到明亡以后，其余波犹有影响。●15、剃发令：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后，推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措施，勒令全体汉族居民照依满族习俗剃发蓄辨，改易服饰。清朝在关外时，对降人皆令剃发易服，入关后为争取民心，一度停止了这项规定。到顺治二年六月，也就是占领南京后一个月，重下剃发令，要求各地不分文武官民，在接到命令十日之内必须剃毕，违抗者杀无赦，时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服饰也必须改依清制，但执行可以稍缓。剃发令迫使广大汉族百姓在几天内改变几千年来的风俗习惯，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令下，各地骚动，尤以江南为甚。很多已经降清的地方重举义旗，社会贵贱贫富的不同阶层都广泛卷入，由此引发了汉族人民的抗清高潮。各地反剃发斗争最终失败，但给清朝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声援了南明政权的武装抵抗活动，使清朝对南方的统一大为延迟。●18、三藩之乱：三藩是清朝统一过程中封为藩王、镇守南方的三名汉族降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袭祖父耿仲明爵）镇福建，各拥重兵，渐成割据之势。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疏请归老，康熙帝趁机命撤平南一藩。吴三桂、耿精忠亦自请撤藩以行试探，康熙皆予批准。撤藩令下，吴三桂遂起兵反，耿精忠及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亦先后响应，史称三藩之乱。吴三桂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但他曾在清廷驱使下攻灭南明永历政权，其“兴明”口号对汉族百姓号召力甚微，后来乃径自称帝，国号大周。叛军起初气焰很盛，几乎占有南方半壁，然相持数年后，清军渐获优势，耿、尚两藩相继穷蹙而降。康熙十七年，吴三桂病卒，其孙世璠嗣位。二十年（1681），清军进占云南，吴世璠自杀，三藩彻底失败。平藩是进步与落后、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