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中国古代史（全）
十二﹑其他一些制度
上计制：战国秦汉时地方官年终向中央汇报的制度，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每年将自己辖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劵上，上报国君，并把木劵剖分为二，国君持右劵，臣下持左劵，到年终，官吏鼻必须到国君那报核，国君持右劵亲自考核，或由由丞相协助考核，很据考核结果，予以升降，赏罚，上计制的建立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的加强。
征辟：东汉时期官吏选举的一种方法。征就是由皇帝下诏特举，辟就是二千石大臣可聘人做手下的属官，叫辟召，征辟是不定期的，这种方法在东汉初实行时还注意德才，参考门第，但很快就不讲德才，主要看门第了，辟的大权属于公卿大臣和二千石，他们所辟的人都是豪族地主出身。由于选举凭门第，因此，豪族地主垄断了仕途，把持各级朝政，累世做高官。
节度使：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唐睿宗景云二年，始设节度使官职，起初只是地方军事长官，随后权力日益膨胀，渐渐延揽地方财政，行政大权，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日益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一支政治力量，形成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朝廷进一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节度使林立，他们拥兵自重，互相兼并。其中无力最强者朱温推翻了唐朝，建立后梁。而在其他地方割据的一些较小藩镇也纷纷建立朝廷，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才将军政大权收归中央。
藩镇：唐朝中后期的地方割据势力。唐玄宗时在边境设置的十节度使，通称“藩镇”，各藩镇掌一个地区的军政，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兼管民政，财政，掌握全部军政大权，形成地方割据常与朝廷对抗。安史之乱后，出现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征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的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藩镇势力对国家统一，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河朔三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无力消灭安史余部。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了由中央任免的地方节度使，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新唐书·方镇表》共列藩镇42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藩镇中势力最大的为卢龙节度使李怀先，治幽州；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治魏州；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治恒州，三者势力最强，史称“河朔三镇”，三人均是安史的降将，各拥重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由己出，赋税不供中央，节度使的职位也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智能事后追认，不能更改，藩镇尾大不掉之势不可逆转。
市舶司：唐宋设置的管理对外事务的机构。唐代仅在广州一处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事务。宋代增设了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使外贸规模扩大，宋代的市舶司类似于近代的海关而权力较大，国内商船出海须向申请，外国商船到达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人员上船检查，市舶司另征收货物十分之一的入口税，是为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
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为了解决铜钱不足，政府设立了“行在会子务”发行会子，以代替铜钱流通。其类型主要有通行于东南诸路的东南会子，通行于京西路和京湖路的湖北会子，通行于淮东路和淮西路的两淮会子。会子主要流行于淮河以南。
站赤：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立的驿站。站赤，蒙古语，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中原地区的驿站由兵部管辖，蒙古地区的驿站由通政院管辖，站赤分为陆站和水站。据《元史兵志》记载，全国共有站赤一千四百处，元代是我国古代驿站最为发达的时期，驿站的普遍设置，加强了全国的政治联系，也便利了全国的交通。
达鲁花赤：元代各级地方政府机构的长官。达鲁花赤为蒙古语的音译，其意为镇守官，亲民官，元代在路府州县均设有达鲁花赤掌管并监督地方行政。达鲁花赤均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掌握最后的裁定权，位于同级其他官员之上，从而加强了蒙古贵族对地方的控制。
斡脱：指蒙古汗国时期经营高利贷的官商，自大汗以下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债，谋取高额利息。民户一旦负债，多因不能偿还而破家散族，公元1272年，政府设立斡脱所，后来扩大为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局或斡脱府。管理和约束斡脱的经营商业和放债牟利诸事。斡脱的所作所为给元朝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是造成元朝统治下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问题之一。
内阁：明清政府的中枢机构，明初朱元璋废丞相，设置殿前大学士，承旨办事，明成祖时，正式设立内阁，内阁得以参与机务。至明英宗时，内阁取得了票拟之权，内阁之权日重，凡阁臣皆称辅臣，内阁票拟之权由首辅独揽，成为首辅的特权。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清代沿置，军机处设立后，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
票拟，批红：明代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程序，明宣德年间，内阁的地位显著上升，有了票拟权。所谓的票拟是指一切内外奏章送到内阁，由内阁代替皇帝先看，提出处理意见。再由首辅大学士墨书在一张小票上，皇帝看过后，将小票撕掉，亲自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叫做批红。对票拟内容不同意时，皇帝可以加以改动或发还内阁令其再拟，称为“改票”。批红权后移交司礼监秉笔太监，有了票拟权之后内阁的地位也全面超过六部，称为一个位高权重的行政中心。
厂卫：明朝特务机构，是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合称。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设东厂，明宪宗设西厂，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任意逮捕吏民。厂卫直接用严刑审理重案，最后决于皇帝，厂卫的设立加强了皇权对官员和百姓的控制。
开中法：明初为了边地军粮不足问题而采取的一项经济措施。政府利用食盐国家专卖制度，规定盐商运盐到边地充实军粮，可以换取政府的盐引，然后持盐引到指定的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贩卖，是为开中，后商人为免去运粮的费用，便在边地雇人屯田，就地征粮，换取盐引，此法对供应军粮，开垦边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项加派：明末征收的三种附加税。即辽响，剿响，练响，辽向是用于对付努尔哈赤的军费开支，剿响和练响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万历时为与后金作战，每亩加赋银增至9厘，三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称为辽响，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围剿镇压农民起义，请求政府增派田赋银280万两，称为剿响，1639年，明政府加派练响730万两，用以大量练兵镇压农民起义。三响的加派，使广大人民群众深陷绝境。
南明：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的统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同年福王朱由菘在凤阳总督司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监国，1645年改元弘光，5月清军攻占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同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次年灭亡。1645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鲁王政权，次年灭亡。1646年，朱聿粤在广州建立绍武政权，同年灭亡。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其中永历政权存在的时间较长，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同年十二月永历帝被俘，永历政权灭亡。
军机处：清代雍正设立的处理机要的中枢机构。雍正年间，因与准葛尔部作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设军机房，挑选内阁中谨慎可靠的中书办理机密事务，1732年，改称军机处，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并逐渐成为最高中枢机构。军机处的中枢地位和作用超过了内阁，但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正式的衙门。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大臣无定员，由皇帝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选用，军机处设军机章京，满汉两班，各八人，轮流担任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具体工作。又有军机行走，入值办事。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止，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顶点。
廷寄：清代公文传送制度之一。雍正设立军机处后逐渐形成的。朝廷给省高级官员的谕旨，由内阁传送者，称为明发。不便由内阁传送者，皇帝通过军机处把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地方督抚，称之为廷寄。各地督抚也将重大问题径寄军机处交皇帝审批，称为奏折。清末，廷寄该有电报派发，故称电寄。
耗羡归公：清雍正年间推行的财政措施。雍正二年（1724年），施行“耗羡归公”，规定火耗每两不过二钱，将原属官吏自行处理的耗羡银收归政府控制，一部分弥补官府亏空和补助地方经费，大部分分配给各级官吏做养廉银。火耗遂变为朝廷的一项收入。这一改革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但州县官于征火耗外，又暗中加派，未能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十三﹑朝官与宦官的斗争
东汉：
清议：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仕进之路，他们仕进无门，就与官僚结合，在朝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藩，尚书令王畅是反宦官势力的领袖，名士郭泰是其中著名人物，他们评论人物，议论朝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清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党锢之祸：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与宦官发生党争，桓帝时，世家大族李膺等联合太学生抨击朝政，166年，宦官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士人官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大怒，下令逮捕李膺等两百余人，后虽赦免，但却禁锢终身，不得入仕为官。灵帝即位后，外戚解除党禁，欲诛灭宦官，事泄。169年李膺等百余人被捕，死于狱中，受牵连者有六七百人。175年灵帝在宦官的挟持下，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史称党锢之祸，直到184年黄巾大起义，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起用他们去镇压农民起义，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唐朝：
南衙北司之争：唐后期中央政府内部朝官和宦官之间的斗争。唐后期宦官专权骄横，引起朝官和宦官的强烈不满，朝官和宦官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当时，宰相官署在宫廷以南，称南衙，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以北，称北司，朝官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故称南衙北司之争。唐后期发生了多次南衙北司之争，其中最激烈的发生在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和文宗时的“甘露之变”。两次斗争的结果均以宦官胜利而结束，宦官势力进一步加强，唐末昭宗时，宰相崔胤利用节度使朱温消灭了宦官势力，南衙北司之争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集权。
永贞革新：唐顺宗时以王叔文为首的朝官反对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805年），顺宗继位，任用王叔远，王伾，柳宗元等10大臣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废除民间的六税和各种杂税，收回兵权，抑制藩镇势力。改革遭到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通过发动宫廷政变得势，改革失败，王叔文被杀，王伾死于寓所，柳宗元等8人贬为江州司马，故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甘露之变：唐文宗联合朝官诛杀宦官未遂的政治事变。面对宦官专权，文宗任用郑注和李训来打击宦官势力，太和九年（835年），在文宗朝见百官时，李训等人奏告文宗，称金吾左仗院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诱骗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观看，企图将其一网打尽，不料被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回宫劫持文宗，并派禁军屠杀郑注，李训等朝臣。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更为强大。
朝官的斗争：
牛李党争：唐后期朝官内部历时最久，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朋党之争。牛党是以牛僧儒为首领的进士及第出身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门荫出身的官僚集团，两党明争暗斗，为争夺势力相互倾扎，两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连个方面：一是如何对待科举取士，牛党赞成科举制度，反对按门第取士，李党则主张废除进士科，按门第取士；二是如何对待藩镇割据，牛党主张姑息，李党主张平叛。牛李党争从宪宗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宣宗时期，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至此，牛李党争基本结束。
明朝：
东林党人：明代后期代表江南中小地主阶级与中下级官吏利益的一个政治集团，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领，1604年，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批评朝政，议论人物。许多在野士大夫闻风而附，一部分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时人称之为“东林党”，他们要求改良政治，要求加强君主集权，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城市工商业者，反对宗室贵族无限占田。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受到重用，但是他们忙于打击政敌，没有做改良社会的实际行动。不久又受到魏忠贤排挤，遭到残酷镇压，此后，东林党人被斥逐殆尽，几乎无人在朝。但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南明。
梃击，红丸，移宫案：明神宗宠信郑贵妃，欲立其子常洵为太子，而群臣坚持立长子常洛。双方经过斗争，常洛被立为太子。165年，有人持棍闯进慈庆宫谋害太子常洛，东林党人审出此事与郑贵妃有关，史称“梃击案”；1620年，神宗死后，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几天后光宗患痢疾，郑贵妃指使太监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加重，以后，鸿胪寺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服后死亡，廷臣大哗，史称“红丸案”，明光宗死后，郑太妃的同伙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居乾清宫，意在擅权，东林党人上疏请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李选侍被迫移居他处，史称“移宫案”。
复社：明末江南士大夫组织的文社，1629年太仓人张溥，张采联合江浙诸省文人，提出复兴文学的口号，将全国16个文社合并为复社，复社活动范围遍及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地，成员遍及海内，他们多次举行集会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声震朝廷，影响较大，清军南下后，复社人物进行过抗清斗争，顺治9年（1652年），复社被清政府取消。
十四﹑地方对抗中央
度田事件：东汉光武帝时期因度田而引发的地方豪强与中央对抗的事变。所谓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包括核实户口。土地问题是自西汉中后期以来留下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核实土地和人口，以便征发徭役，收取赋税，同时豪强地主田庄中隐瞒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也需要核实，以便增加收入。汉武帝于建元十五年下令核查土地，度田过程中，豪强势力与地方官吏勾结，隐瞒田地和户口，光武帝以度田不实诛杀了十几个太守，引发了地方豪强的叛变，农民也从另一角度反对度田，光武帝不得不取消度田，度田事件显示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强大，田庄经济在东汉迅速发展起来。
胡蓝之狱：明太祖以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为核心，削弱开国功臣势力的一系列案件的总称。朱元璋称帝后，论功行赏了许多公侯，但对功臣又多所猜忌，而诸功臣有往往恃功骄恣。首先是胡惟庸专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遭受株连者将近三万人；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废中书省及丞相，并且规定后世子孙不准设丞相。此后，朱元璋又兴蓝玉大狱，受此案连坐被诛的有1.5万人，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又称“胡蓝之狱”，这两次党狱，不仅将元勋宿将杀戮殆尽，而且覆灭了许多江南豪族。
汉武帝后期的社会问题：
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颁布的诏令。汉武帝晚期，繁苛征敛和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加上长期的对外战争，人力物力损失严重。政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拒绝了桑弘羊在轮田扩大屯田的建议，下诏罪己。从此，汉武帝停止了对外征伐，转向对内政的整顿，这就是轮台罪己诏，此后，任田千秋为相，赵过为搜粟校尉，推行代田法，收到了良好效果。
沉命法：汉武帝晚期颁布的一项法令。汉武帝时，官僚和豪民富商争相兼并土地，造成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或奴婢，土地与奴婢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流民，无法生存，纷纷铤而走险，起义反抗。汉武帝实行沉命法，规定太守一下大小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能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
十五﹑民族问题，管理机构
秦：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在百越地区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修灵渠
汉：1. 与匈奴： ① 汉初屈辱性和亲阶段（白登之围，和亲）
②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战争阶段（三次反击匈奴）
③ 昭君出塞以后的和睦相处阶段（汉文帝时期）
2.通西域： ①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
② 91年班超出使西域，任务是打通被北匈奴势力奴役的南道，同年，北道的鬼兹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班超之子班勇曾任西域长史，撰写《西域记》。
3.东北各族：① 汉武帝置乌桓校尉管理乌桓
② 高句丽分布于鸭绿江南北，汉武帝设置玄菟，临屯，乐浪，真番四郡。
③ 东汉中期，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制定法律
④ 羌族，汉在湟中置护羌校尉，又设置金城郡，对羌人管理
⑤ 南夷，汉武帝派唐蒙为郎中将，经略南夷
魏晋南北朝： ① 民族斗争：表现在两种经济形态的冲突，两种社会形态的冲突
② 民族融合：A.三国时期，蜀国南抚夷越，攻心为上，孙吴对山越采取强者为兵，赢者补户的政策，派卫温，诸葛直到达夷州，加强了汉族和高山族的联系。
B.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纷纷接受汉文化，加强与汉族上层士族势力的合作，前赵，后赵置太学，后秦汉学授经，后赵不准侮辱衣冠华族，恢复九品中人法，后燕定士族旧籍，前秦恢复魏晋士籍。
C.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易拓跋旧俗
民族融合的表现，从胡族来看，除了在经济，文化上纳入封建体系外，在语言，姓氏，服饰上，也都实现了汉化，民族融合这一事实，从汉族来看，是吸收了新的血液，汉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吸收了不少胡族的优秀成分。
隋唐： ① 突厥：A.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599年，隋文帝封东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
B.唐太宗命李靖等将众灭亡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
C．唐太宗派大将李定芳出兵西域，灭亡西突厥
② 薛延陀：A.唐太宗封薛延陀首领夷南为真珠毗伽可汗，贞观二十年，称薛延陀内乱，派李世勣率兵消灭了薛延陀，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了一条参天可汗道，道上设置六十八驿，以通往来。
③ 回纥：A.745年，唐玄宗册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
B．840年，回鹘内部纷争，大部分西迁至河西走廊，定居新疆的发展为维吾尔人。
④ 西域诸国：A.有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六国政权，除吐谷浑外，其余王国均受西突厥控制。
B．唐太宗命李靖讨伐吐谷浑，吐谷浑战败投降，河西走廊安定了下来
C.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派兵征服高昌，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后移至龟兹，统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故称安西四镇。
D.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庭州为州治，管辖天山以北，西至中亚咸海的广阔游牧地带
⑤ 吐蕃：A.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于松赞干布
B.710年，唐中宗将金城公主嫁于尺带珠丹
C.821年，唐穆宗时期，可黎可足遣使到长安，请求会盟，长安三年（823年），在逻些设立“唐蕃会盟碑”“患难相恤，暴掠不作”
⑥ 南诏：738年，唐玄宗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
⑦ 渤海：A.渤海国是居住早我国东北地区的靺鞨人粟末部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是满族的祖先，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国号振。
B．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渤海国至此建立，统属于唐。
管理机构：
西汉：
河西四郡：汉武帝时期在匈奴地区设置的四郡。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派大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得祁连山和河西走廊，大破匈奴军，杀匈奴三万多人，河西的匈奴损失惨重，匈奴西部地区在一年之中连受两次打击，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耶王率一万人降汉。汉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都，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汉先后在这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
西域都护：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在西域设置的管理西域事务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公元前60年，宣帝命郑吉监护车师西北方各国的安全，因总领两道，遂号都护，驻地在乌垒城。西域都护官秩两千石，相当于内地郡守，其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西域都护的设置，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
三国：
平定南中：三国初年蜀对后方南中叛乱的平定。夷陵之战后，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起兵反蜀，诸葛亮首先恢复了与吴国的邦交，切断了南中的外援。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大军分三路征伐南中，对叛军首领孟获采取攻心战术，七擒七纵，使其心悦诚服，南中的平定，促进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融合，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
魏晋南北朝：
吐谷浑：原是鲜卑族慕容部一支首领的名字。该部原居今辽宁一带，西晋末西迁至枹罕。东晋十六国时期控制了青海，甘肃等地，与南北朝各国都有友好关系。后来以吐谷浑为姓氏建立了国家。其官制，衣服，器用都仿效中原王朝，并使用汉文，隋朝经常入侵，隋文帝与之联姻，隋炀帝时派兵大败吐谷浑，在其地设置四郡，唐朝时期被征服，加封青海王，唐朝中期，被吐蕃驱赶至河东，后由辽国统治。
唐朝：
羁縻府州：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唐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统辖所在的州县，任用少数民族头领为都督，刺史，县令并允许世袭其职，同时拥有财政上的自主权，但必须接受唐代在地方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都督府的监领，羁縻府州的设立有利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巩固，促进了个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唐蕃会盟碑：823年为纪念唐与吐蕃的长庆会盟而建立的会盟碑。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遣使来长安，请求会盟。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双方的国都长安和逻些举行。，盟文强调“患难相恤，暴掠不作”，永远和好相处。长庆三年（823年），在逻些建立“唐蕃会盟碑”，今存拉萨大昭寺，唐蕃会盟碑成为汉藏人民友好团结的珍贵象征。
昭武九姓：唐时，在今中亚的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古代康居后裔的九个小国，史称“昭武九姓”，汉文史籍称九姓原，住于祁连山昭武城，汉时为匈奴所逐，西逾葱岭，建立了这九个国家，以不忘本，即以昭武为姓氏，西突厥强盛时，这些国家为其所统治，唐破西突厥曾在此设立羁縻府州，后为大食征服，逐渐伊斯兰化。昭武九姓善于经商，长期控制着丝路上的国家贸易。是古代欧亚内陆重要的国际商人，安史之乱的头目史思明也是昭武九姓的后裔，他们对中国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
元朝：
四等人制：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元朝建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和维护蒙古人对汉人其其他少数民族的统治，根据民族被征服的先后顺序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第一等人，蒙古人，指蒙古各部落；第二等人，色目人，包括中亚，西夏，回回等；第三等人，汉人，指金统治地区的汉，契丹，女真等；第四等人，南人，指南宋统治地区的汉人和西南各族。四等人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各个方面享有不同的权利，四等人制是元朝利用民族矛盾及制造等级差别，来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
明朝：
九边：明代北部边塞的九个军事重镇。明朝建立后，逃亡北方边塞以外的北元仍不时骚扰，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屡次派将北征，同时还分封其子朱棣，朱权重兵驻守北部边塞，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缓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山西，固原两镇，是为九边。九边各镇设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官，参将等官，无品级，无官员。九边的设置，使明朝北部边塞形成一条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方防线，对加强北部边防有一定的作用，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各级军官的残酷盘剥，使得军士往往因生活无着而发动病变。
清朝：
对蒙古的政策：1759年平定准葛尔叛乱后，清政府设置伊利将军，参赞大臣，都统等。率军分驻伊利，塔城，巩固了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天山南北的统治。
扎萨克制度：清朝在内外蒙古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又称盟旗制度。蒙古各部划分为旗，旗是基本行政单位，合若干旗为一盟，旗有扎萨克（即旗长），盟有盟长，扎萨克为世袭之职，盟长则由中央任命，此外中央又派大员驻防各地，以加强控制。
多伦会盟：清康熙帝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康熙三十年在多伦诺尔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的会盟，主要内容：①规定喀尔喀蒙古需遵守清廷的法令 ② 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③ 废除喀尔喀蒙古三部旧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予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④ 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通过多伦会盟确立了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对于巩固多民族的统一有着积极作用。
对西藏的政策：顺治和康熙分别赐给西藏喇叭教两位最高首领以“达赖”和“班禅”的封号，从此确立了达赖和班禅在宗教上的第五名，雍正时，又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对云贵的政策：
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方法，即以少数民族的酋长担任当地的土官，称为“土司”，因为土司是世袭制，名义上是朝廷命官，实际上往往自行其是，形成独立王国，与中央政府相对抗，其次，在土司制度下，少数民族群众深受土官作威作福之害，还要忍受封建国家和土司的双重剥削，因而于国于民都大有避害。
改土归流：明清在西南地区推行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吏改革。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把永久世袭的土官改为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明朝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清朝时期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雍正时期，任命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推行改土归流，即撤销土司，在原土司地区设立府厅州县，实行和汉族地区一样的制度，清丈土地，编制户口，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国家统一及巩固西南边防。
常设机构：
理藩院：清朝设置的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关，其体制同于六部，位列于工部之后，职官有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主要官员由满洲，蒙古，汉军担任，一般汉人不得染指，理藩院的职责是掌管内外蒙古以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蒙维藏事务，诸如政令，朝会，刑法等。此外也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务，凡与俄国交涉事宜，皆归理藩院办理，理藩院的设置有利于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管理。
宗教人物：
宗喀巴：藏传格鲁派开山祖师，原名善慧称吉祥，宗喀巴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师从仁达巴，他学习圆满，即改戴黄帽，以后他的弟子们就改戴黄帽，因此形成黄帽派，总喀巴采用黄帽，用意是复兴戒律，并没有改革宗教的含意，宗喀巴的平生在学问修持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对于教理，他总结大乘，小乘，显密一切教诫理论，而自成一家之言。他所创的格鲁派至今为我藏地第一大教派，藏语系统的佛教徒，大多崇奉他为教主，一生著述极多。
十六﹑思想文化方面
汉朝：
黄老无为政治：黄老之学源于齐国稷下学宫一派，以道为主兼有法儒的复合思想，这个学派主张道生法，守道就是遵法，法和礼并用，从而达到清静无为。汉初，社会疲弊，人民经过暴秦摧残，渴望宁静安定的生活。汉初统治者顺应人民的要求，推行这种无为而治。汉朝第二任宰相曹参特别欣赏黄老思想，在郡国与中央执政均以无为而治为执政方针，随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也用黄老无为作为治国方略。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好黄老之学，强令其子景帝及其他子弟都读黄老学派的著作，文景之治的出现，与黄老思想有着直接联系。
谶纬之学：是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学说。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测吉凶，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经而言的，以迷信方术，预言附会儒家经典。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是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心理学，迎合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故流行一时，谶纬之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和刘秀的推波助澜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
今古文经之争：汉代儒学内部的学术之争。秦代焚书，禁止《诗》，《书》流行，一些老儒生以口头相授的方式用篆书来记载儒家经典，称之为“今文经”。焚书时埋藏起来，而在汉初发现的用篆书记载的儒家经典称为“古文经”。刘歆在整理经文时，建议在太学设立学官，引起两者之争。古文经学的训诂和注释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许慎，马融，郑玄三人。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以兼采二家的方式注释经典，今古文经之争基本结束。今古文经之争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宋朝：
程朱理学：两宋时期产生的主要哲学流派，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了儒，道的某些思想观点而形成的唯心主义的新儒学哲学。因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称之为理学。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经二程弘扬，朱熹发展后，形成一套的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所以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他们哲学的中心观点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精神的东西，由于它适合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所以备受推崇，成为南宋后封建社会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朱熹和陆九渊之间一次著名的辩论。因发生在鹅湖书院故名。南宋淳熙二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的不同，常引起争论，故发起约会，邀请朱，陆两派集会于鹅湖寺，在这里发生了朱陆两派学说面对面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的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为了争夺正宗教主地位，但是，这次鹅湖之会并没有解决两派之间的分歧，故以后还有更加激烈的关于世界观问题的争论。
反对理学的学派：陈亮“永康学派” 叶适“永嘉事功学派”
明朝：
心学：王守仁的思想体系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传习录》和《大学问》中，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突出代表，提出“心外无物”的著名命题，认为吾心便是宇宙，提出“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事物的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致良知”到心中去体认先验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所谓的致知格物是指人们主动自觉地为善去恶，用封建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动。提倡“知行合一”，认为要把知行统一于人们的内心活动，同朱熹一样竭力鼓吹人们“存天理，去人欲”。他的学说，无限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将心看做唯一的存在。与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大相径庭，树立了一个反传统的标杆，这对晚明以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泰州学派：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因其开创者王艮是泰州人故名。泰州学派的信徒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还有下层劳动者，其主要人物有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他们大都致力于封建道德的普及宣传工作，规劝人们安分守己，息事宁人。王艮将“致良知”发展为“复初说”，要求人们自觉地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动。主张只有解决百姓的贫困冻馁才是真学问，才能安本立身。泰州学派一度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晚明的显学。
清朝：
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他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方面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认识论方面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工商皆本，提倡发展教育，带有初期的民主思想色彩，在当时是进步的。
顾炎武：青年时代参加过复社的活动和抗清的活动，致死不仕清朝，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他的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在政治思想方面，激烈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在政治方面，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言，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当时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夫之：著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等，其著作后人集为《船山遗书》，是我国17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宇宙万物我由物质性的气体组成的，强调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但客观对象不依赖于主观认识而存在，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说，他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需求，发展自耕农经济，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打着明显的地主阶级的烙印。
反对理学的代表人物：
颜元：一生从事教学行医，他和的学生李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注重躬行践履的“实事实学”后人称他们为“颜李学派”。颜元的主要著作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他提出了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物质之气决定精神之理，大力抨击宋元理学的先验认识论。认为只有通过亲身的躬行践履，求诸于客观的实际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特别强调习行和践履对认识的重要性，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主张把利和义结合起来。
戴震：商贩家庭出身，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他的著作涉及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是我国18世纪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借疏证《孟子》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阐述了物质实体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指出程朱的“理在气先”的观点是一种神学世界观，是荒诞的。在认识论上，他提出物质是感觉的来源，感觉是物质所引起的结果，尖锐批评了把天理和人欲相对立的观点。
乾嘉学派：清代的一个主要学术流派。亦称汉学或考据学派，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稍后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阎若璩，胡谓等人的著作树立了考据学的范例。阎若璩深于经史，著有《尚书古文疏证》，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人伪造的，胡谓著有《禹贡锥指》。考据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以曹栋为首，信家法而尚古训，比较保守，成就不大。皖派以戴震为首，戴门弟子段玉裁著有《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著有《广雅疏证》，他们在治学上比较有创造性，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作了较大的贡献，嘉庆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乾嘉学派淡出历史舞台。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补充元朝：
四大汗国：蒙古汗国经过三次西征，占领了中亚至黑海东岸的广大地区，成吉思汗把新占领区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作为世袭领地。①长子术赤封于钦察，具有花剌子模和康里国故地，建都萨莱，称钦察汗国（金帐汗国），术赤早死，由其子拔都继承。② 儿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和畏兀儿故地，建都阿力麻里，称察合台汗国。③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建都也速里，称窝阔台汗国。④ 第三次西征以后，蒙哥将新占领区分给旭烈兀（蒙哥弟），建都低廉，称伊儿汗国，因为蒙古实行幼子继承制，元朝帝国为大汗辖区，四大汗国是服从大汗宗主权的相对独立的国家，由于各地之间距离遥远，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很难长久统一，忽必烈时，他的全蒙古共主的地位得到各宗主的承认，但四大汗国逐渐发展为几个不相统属的国家。
长子西征：1235年，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决定遵从成吉思汗遗训，扩展疆土。他命令各宗主长子或长孙率军西征，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西征，以术赤长子拔都为统帅，大将速不台为先锋，率领全军西征。占领了里海以北地区，又占领了俄罗斯，并侵入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及奥地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受阻。1242年受到窝阔台死讯，大军回师。拔都在这次西征的基础上，于伏尔加河下游建立萨莱城，定为国都正式建立了金帐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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