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史理论的探索和争鸣
来新夏先生
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史理论的探索和争鸣
历史理论对历史规律的探求是史学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表现，是史学研究终极目标之所在。史学家对历史理论的研究都很重视，李大钊在《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中明确指出：“历史理论是说明历史现象的一般性质、形式、理法的。”[1]改革开放以前，理论研究由于思想方法的束缚和人为的禁锢而成为最难施展的领域。在排除“左”的干扰以后，整个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打开了突破口，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来新夏在研究北洋军阀史的过程中，就很重视有关理论的研究。
3.1 来新夏对军阀的定义的研究
对于什么是“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就有学者从学理上对其进行了讨论，政治学者王吉占强调：“应当把‘军阀’当作一个制度来看待，每一个‘军阀’都有相同因素：据有一定之防地；自由练兵敛财，及处分一切民政；个人地位，均以实力为保证，所以每一个军阀的势力范围，即是一个小侯国”。[2]这种认识对当时及以后的对“军阀”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其还是有不同的认识。很多学者主要从军事、政治角度去下，从私兵、地盘和武治等方面给军阀下，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李新就认为，所谓军阀，最基本的条件是军队为个人所私有，而曾、左、胡、李及辛亥革命前的袁世凯还都不具备这一点。费玉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简要地给“军阀”下的定义是：“最简单地说，‘军阀’就是那种指挥着一支私人军队，控制着或企图控制一定地盘，并且多少是独立行动的人。”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认为“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王尔敏教授在《淮军志》对军阀特征作了如下概括：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命权。二、据地自雄。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包括地方领袖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与妥协。
来新夏认为除了从军事、政治角度外，还应该从最能体现本质的意识形态即文化的角度加以定义，即军阀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封建伦常为纽带”。[3]北洋军阀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它必然有一种把集团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精神，否则军就不能成为阀了。袁世凯给北洋军人灌输的就是对他的绝对服从，忠军思想等一套封建伦理观念。后来的吴佩孚在军队中说君臣讲忠义，推行“武神”崇拜；张作霖则依靠江湖义气来维护内部的凝聚力。来新夏把这点加入到定义中，使得定义更加完整。在《北洋军阀史》中，来新夏对“军阀”的定义进行了全面、严密的论述，首先回溯了从《新唐书》到当今古今中外诸家对军阀的有关论述，归纳出他们主要集中从私兵、地盘和武治三点立论。进而对此进行了驳论，认为“凡是确定一个定义和界说，应该用许多事实的比量来验证，看是否讲得通，并且看是否概括得比较完善”，经过比量，认为“为那些军阀下定义的论据，只能作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或者说是定义的不完整论据”，没有从内涵上、本质上定义。一个科学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一个科学概念的定义必须明确揭示概念的内涵。最后，《北洋军阀史》给予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的定义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
3.2 来新夏对有关北洋军阀史的理论的研究
3.2.1 关于北洋军阀兴起的原因问题
对于北洋军阀兴起原因的讨论，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学者进行研究，吴虬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分析了她的起因，“甲午以后，中国国力脆弱，已暴露于世界，清廷乃定练兵自强之国是，……为美国远东政策所牵制，致国家病态，……据此可见北洋派之形成及发展，乃国内国际两重环境”。[4]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学者们继续对其进行了探讨。但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如李新认为形成原因是：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是由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及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研究都比较宏观，后来的研究转向微观研究，日本学者渡边悼在《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企业活动》、《袁世凯政权与周学熙》中，从经济角度考察了北洋军阀的兴起。任恒俊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从南北新军的差异方面探讨南北军阀形成的原因。马平安在《北洋集团的兴起与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则从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角度寻求北洋集团兴起的原因。冯勇智等在《北洋军阀兴亡的军事经济原因》中通过概括北洋军阀的四点军事经济特点，增加武器装备费用，加紧更新武器装备；重视军费的作用，千方百计筹集经费；提高北洋新军的俸饷，改善军人地位，稳定军心；加紧武装备的维护管理，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军事经济效益；从而得出北洋军阀的军事经济与古代军阀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有一定的先进性，是北洋军阀初期能够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王振羽和王翔宇在《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与军阀产生根源浅论》（《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中从社会结构出发，考察了北洋军阀军阀产生的原因是传统的专制型权力结构被动摇，权威体系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权力结构与权威体系出现了真空；在经济结构中，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社会结构蕴涵了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上的分散这样两种对立悖反的需要，结果演变成高度整合又高度离散的两极特征。微弱的资木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并存。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对抗。
来新夏也从微观上进行了研究，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首先是由于旧军的腐败，迫使统治阶级为延续自己的统治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趋向改革、中体西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政策改为通过支持代理人攫取所需权益，而袁世凯又善于运用权术，利用矛盾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形成一个政治军事集团。[6]来新夏把三者结合起来考察，“北洋军阀集团的产生无论从清统治者的要求、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看，都是内因为主要决定因素，但也不能完全忽略外因。……也决不能抹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分析原因时，还应注意到伟大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新夏这种分析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北洋军阀史》指出了其内因是由于“晚清社会的转型”，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考查，显得更为全面。
比较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来新夏的观点比较全面，因此，在来新夏的影响下，有些学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认同了这种观点。如冯培兰在《关于讲授北洋军阔史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2000年第1期）就是从当时的国内形势、社会经济的变化、外部情况以及袁世凯个人的作用。
3.2.2关于北洋军阀集团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对于北洋军阀集团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只看到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最黑暗，它在辛亥革命前后16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丑角和反动的代表，因此在历史上作用就是反动的，就应该加以完全否定。如陶菊隐认为“北洋军阀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卖国家和反人民的罪恶事业，又替蒋介石匪帮提供了独裁政治的可耻榜样。它的长期统治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严重灾难，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在这个时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样就仅仅从“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角度承认其“反作用”。这就会如恩格斯批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中的“非历史的观点”时所指出的:“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7] 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学者对这种公式化结论提出了疑问。何一成在《北洋军阀统治与新旧民主革命的转变》（《求索》1989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来源，同资本主义性的经济有愈来愈多的联系；北洋军阀统治在名义上基本保持着民主共和的体制；北洋军阀统治的思想支柱——封建专制主义也有某些形式上的变化。揭示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出现中国旧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转变的内在规定性，才能真正说明这种转变的主客观条件何以会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成熟。张华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北洋集团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清末新政改革及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北洋集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则表现在扼杀民主制度、丧失发展机遇、复辟帝制及长期的军阀混战带来的祸国殃民。
来新夏对北洋军阀的地位及作用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全面的过程。在《北洋军阀史稿》中，来新夏从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出发，认为北洋军阀“在辛亥革命前后十六年的历史进程中只不过扮演了历史舞台上被人唾骂的丑角而已”。1985年后，来新夏也否定这种简单公式化的处理，他主张应有所分析论述。来新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化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在承认北洋军阀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支柱、辛亥革命时转移政权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华民国对外关系的代表人以及祸国殃民、造就新军阀等反动作用外，还肯定了北洋军阀在对旧军制的改革，推动军事近代化方面以及对人民觉醒的促进作用。北洋新军对于绿营、湘淮军来说，是新事物，而且它又孕育了中国现代化军队，因此由于其反动，就一棍子打死，显然就是不科学的。此外，来新夏还承认北洋军阀在客观上为再次“统一”提供了方便，扫清了道路。
当然相对于其他学者的分析，来新夏对北洋军阀的作用的评价还主要从政治和军事方面入手，而对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的作用没有更深入的分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经济上和外交上中国社会还是比晚清进步了很多。如中国现代外交就肇始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学者在评价北京政府的外交部和外交家时充满溢美之辞。罗伯特·派认为：“军阀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由一小撮人决定，他们在欧美受过国际法训练，有外交经验，……。”
3.2.3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的阶级基础问题
对于北洋军阀集团的阶级基础问题，国内学者的意见主要是地主阶级代表说、买办说及资产阶级代表说。
许多学者坚持地主阶级代表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彭明认为北洋军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阶级基础的。依据是：从经济特点看，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生和发展，但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态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占有着显著的优势”；“从阶级关系看，封建主义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也就是说，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仍然占着主要的地位”。而北洋军阀正“是符合了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需要”。所以，“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中也认为袁世凯的政权，在国内依靠的是封建主义的旧势力，加上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吴慧敏认为：“封建军阀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时他们又是利用政治特权大量掠夺土地，成为新兴的大地主。”魏明在《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58年第2期）中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而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韩剑夫认为军阀“是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合政治代表”。[8]
对于北洋军阀集团的阶级基础问题，来新夏也有自己的见解。首先，来新夏肯定了北洋军阀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次，提出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只能认为北洋军阀是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买办，因此他否定了“买办”说。再次，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新夏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说明了北洋军阀的资产阶级性质，并提出“要注意时间和阶段的问题。北洋军阀之含有资产阶级性质并非开始即有，而是发生在后期，大体上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开始的。”[9]因此，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致时间在1914——1925年间。北洋军阀的军费、财政来源主要是各种苛捐杂税，它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轮流观念，因此，北洋军阀根本上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但是由于北洋军阀还从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不免带上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性。
来新夏在分析了各位学者的观点后，认为“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而尚不能遽下定论的问题。由于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问题涉及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还需要有大量的历史史实为依据。”[10]
3.2.4 关于北洋军阀史的划阶段问题
对于北洋军阀史的划阶段问题，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改革开发以前，就陶菊隐有所论述，他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按实际掌权者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袁世凯当政时期，从1912年袁氏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取得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洪宪帝制失败毙命新华宫止，前后共计五年；第二阶段，皖系首领段祺瑞当权时期，从1916年段任内阁总理起，直到1920年爆发了直皖战争，段氏兵败下台，前后共计四年；第三阶段，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当权时期，从1920年直系战胜皖系直到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直系政权瓦解，前后共计四年；第四阶段，从1924年奉系首领张作霖战胜直系，实际上控制北京政府，到1928年为南方军所败，逃回关外，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炸身死，为期也近四年。此后，就没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了，直到1980年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中把北洋军阀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895年的小站练兵到1916年袁世凯死去的北洋军阀兴起和扩大阶段；从1916年袁世凯死去到1926年北伐前夕的北洋军阀派系斗争和混战阶段；从1926年7月北伐出师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北洋军阀覆灭阶段。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六年，只能说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可称为北洋军阀形成阶段。乐秀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史分期问题之我见》（华东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1期）中把它分为形成阶段(1895年到1911年)；发展阶段(1912年到1926年)；覆灭阶段(1926年到1928年)。
来新夏在此基础上，认为在考察一个专门方面历史进程时也应该注意到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因此，以辛亥革命为界，把第一阶段一分为二，即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取得政权为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阶段，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在反袁声中自毙为袁世凯专制及帝制自为阶段。来新夏又把彭明的第二阶段具体细分为两个小阶段，即从1916年袁世凯死去至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前止的皖系军阀执政阶段；从1920年直皖战争后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的混战和反革命联合阶段。[11]
3.2.5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问题
对于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国内许多学者基本认定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中提出三点，即军队，地盘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莫杰在《军阀的基本特征和新旧桂系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 》，1985年 第8期 ）中认为近代军阀的特征是：依赖帝国主义的扶植，充当地主买办的政治代表；拥有私人军队；割据地盘，实行“武治”。李新在《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北洋军阀特点为：采用外国兵制，北洋军阀治军的主要思想还是封建观念，即以忠、孝、节、义为中心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那一套；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北洋军的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它劳苦群众，也有些无业游民；北洋军阀不仅不能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张华腾在《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一1911)》（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中作了更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北洋集团是以北方直、皖、鲁、豫为主体的一个地方势力集团；是一个以新式军人为主体的军事政治集团；其思想更为趋新；是一个凝聚了全国许多人才的政治集团；进取精神较强；是一个汉族官僚集团；是清末新政的一支中坚力量；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其动员方式大多是陈旧的；依附于腐朽的满洲贵族等；是一个利己的利益集团。
来新夏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作了补充，提出了五点，即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割据称雄，拥兵自卫；各树派系，荣损与具；纵横捭阖，制造政潮；卖国媚外，残民以逞。后来，来新夏在撰写《北洋军阀史》过程中对北洋军阀特点的分析进行了补充，其中对第一点的补充是，“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具体事物具体分析，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北洋军阀史》看到了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一定时期进入资产阶级的行列，是处于过度的角色。新增一点，“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尽管在淮军中出现了洋枪洋炮，但是在完整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作战思想上还是不如北洋军阀，并且北洋军阀在掌握了政权后，在封建伦理关系的指导下，使用了宪法、选举等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体现了北洋军阀与此前军阀的不同所在。
3.2.6 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原因
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原因，梁启超用向心力和离心力加以分析。毛泽东认为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2]这对新中国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较大影响。谢本书认为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需要寻找各自的走狗，作为自己在华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袁世凯死后，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反袁目标，于是各自拥军称霸，割据一方；护国战争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没有瓦解产生军阀的社会经济基础。[13]唐学锋在《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O年第4期）中，认为北洋军阀是以省长、督军、巡阅使等封疆大吏的资格独霸一方；其财富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他们的军队来源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刘进认为农民的贫困为军阀割据提供了充足的兵源。[14]刘江船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民初军阀割据的原因，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皇权主义，地方主义，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兵多，钱多和姨太太多”的“三多”思想。[15]高海燕在《地方主义·军事主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 ）中以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为起点探讨民初军阀割据的历史根源。认为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统治后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地方主义和军事主义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决定因素，并最终聚合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军阀割据。李岱恩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民初军阀制据》（西南师范大学学，1997年第6期）中认为雄厚的封建意识，近代社会变革催生的军阀割据的生力军——职业军人，中国社会的贫困又滋生了大量士兵，形成从军热，这三种因素相结合形成了军阀割据。
对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原因，来新夏也进行了研究，起初在《北洋军阀史略》中认为“只要有兵有地盘，再加上帝国主义支持”就可以形成军阀割据。《北洋军阀史稿》则认为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地位和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北洋军阀史》分析原因有三：即由于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地位，帝国主义支持各自的在华统治的代理人；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残酷剥削造就了大量的游民，提供了兵源；北洋军阀内部各势力派别的存在及其相互间矛盾的激化。
[1]李大钊·李大钊文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 403。
[2]徐勇·“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4。
[3]来新夏·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学术月刊，1985，1。
[4]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其及崩溃·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282——283。
[5]敖四林、冯勇智、程海南·北洋军阀兴亡的军事经济原因·军事历史，1997，2。
[6]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2；来新夏·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学术月刊，1985，1。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29。
[8] 韩剑夫·中国近代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东社会科学》，1988，3。
[9]来新夏·关于军阀史的研究·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三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10]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11]来新夏·略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8。
[12]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
[13]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108。
[14]刘进·农民与民初军阀割据·甘肃社会科学，1999，辑刊。
[15]刘江船·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民国档案，1994，3。
节选自 廖德明-来新夏与北洋军阀史研究(1949——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