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简史和著名战争名词解释汇总
一、兵制的变化
1、西周：西周的兵制中，最主要的军队建制是“师”。它包括“西六师”与“殷八师”两个部分。西六师常驻宗周地区，是以周族人为主的军队。殷八师是整编商朝军队为主所组成的，营建成周以后，殷八师常驻成周，拱卫东都，因此又称为“成周八师”。“行”也是一种军队建制。彝铭中的“王行”是周王族部队，贵族所率部队也有不少称“行”者。周王的禁卫部队称为“虎臣”“虎贲”，从其勇猛如虎而取义。西周时期的军队由甲士、驭手、徒兵、杂役等类人员组成。当时的战车上有甲士3 人，一人居中执辔驾驭车马，另外两人执戈矛弓矢盾等兵器分立左右，徒兵则随车而进。甲士由各级贵族充当，徒兵则由庶民组成。西周士兵来源于居住于城中及近郊的国人，当兵作战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而居于野中的野人则无此权利和义务。
2、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改革兵制，军事上实行轨里连制，为兵民合一组织。因为“国人”才有当兵的权利，所以管仲规定在“国”中5 家为轨，10 轨为里，4 里为连，10 连为乡。按此系统组织的国人，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既扩充了军队编制，增强了战斗力，又减少了养兵的兵赋负担。
由于井田制渐趋崩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以2500 家为一“州”，规定每州出兵若干，按“州”服兵役，州是远郊，即“野”的行政区划，过去“野人”不当兵，现在“野人”也服兵役，增加了兵源，同时促进了国、野界限的泯灭。
3、战国：各国普遍实行征兵制，适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兵役，直接导致了军队数量的剧增。另外各国还经考选组建了比较精锐的职业常备兵，他们是各国军备的核心。就战争的方式而言，春秋时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战，双方在平地上列成阵形互相冲击，步兵只是战车的附庸。战国则是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充分利用险要地形，灵活机动的野战、包围战取代了昔日呆板的车阵作战。北方民族骑战之法也传入中原。赵武灵王即提倡“胡服骑射”，公元前302 年，赵下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为了便于骑战。《战国策》记载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骑兵这一新的兵种在各国已得到推广。
4、汉代：秦和汉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结合在一起。制度规定：男子在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称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师为卫士，或在边郡为戍卒。此外，男子每年还要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或在本县，或在外地，叫做践更；不愿服役的可纳钱三百（一说二千），使人代役，叫做过更。
在地方，军事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正卒的检阅，叫做都试。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东汉光武帝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
在京城，西汉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甚大，南军卫上数目，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即位，减为万人。南北军以外，还有侍从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领。
南北军人数不多，相对于地方并无优势。武帝先设置中垒、屯骑等八校尉，每校尉统兵数百或千余，皆为常备兵，隶属于北军。后来又增设期门军、羽林军，作为隶属于南军的常备兵。这样就建立起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中央常备部队，居重驭轻，对地方的控制更有保障。
5、魏晋南北朝：为了保持一部分固定的兵源以应付战争的需要，魏国建立了士家制度。汉朝的普遍义务征兵制在魏晋已经破坏，国家只能牢固控制一部分人户，令其世代当兵。他们单列“士”籍，集中居处，男丁为兵，妇孺转输，役及全家，父子兄弟相继，非立大功不得脱籍改业，婚姻亦仅限于同类，多由官府配嫁。东晋以下，这些世袭兵士又有军户、营户等名称，但性质大体相近，都是民间私兵部曲的变型。
孙吴治下的江南大族势力强大，孙吴将领亦多出自大族，拥有私兵，称为“部曲”，得父子兄弟自相传授，形成世袭领兵制。这是士族势力强大的表现，也是势力强大的必然结果。
东晋北府兵
●西魏：在宇文泰治下，军事方面，以六镇鲜卑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建立起一套称为“府兵”的军队系统，共设八柱国为长官，以下分设十二大将军，再下为二十四开府。府兵的管理采取了早期鲜卑部落兵制的形式，军官皆恢复或赐予鲜卑姓，军士一律以主将之姓为自己的姓氏。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户籍，因而没有其他赋役。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六镇军人的反汉化情绪，也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北周武帝扩大府兵的征发范围，一般汉人也可入伍，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府兵的民族和部落兵制色彩。府兵制的创立，强化了中央集权，并成为其后支撑隋唐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6、隋唐：隋及唐前期的军队实行征兵制，其核心又是府兵制。府兵沿自西魏、北周，起初是以六镇鲜卑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右乡兵部曲而组建的军队，具有较强的鲜卑部落兵制色彩，单立户籍，与一般民户分治。隋朝建立后，府兵在长期统一战争中不断扩大，汉族成分大量增加，民族色彩已趋消失。因此统治者改变了军民异籍的传统，令各地府兵“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平时虽是兵农合一，但府兵仍须定期服役，接受征发，相当于预备兵，故原有军府组织系统依然保留。经隋末动乱，隋朝府兵组织已基本瓦解，到唐初又重新组建。唐制：统领府兵的基层组织称为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每府1 200人至800人不一。府长官称折冲都尉，以下依次有团、队、火等级别。折冲府总数600有余（多时可能超出800），分布于全国，其中主要又在北方，关中即占三分之一以上。折冲府所辖府兵从当地有财力民户中拣选，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成丁而入，六十而免，每三年拣点一次以补充缺额。府兵被拣点后不得随意迁徙，只能在当地务农，农闲时由折冲府组织训练，轮流番上宿卫或接受征调作战。本人不承担国家赋役，但宿卫出征时的衣粮甲胄轻武器均需自备。折冲府分属于中央十六卫统领，宿卫事务亦由十六卫负责，但作战时则由朝廷另遣将帅，持兵部符节下折冲府调兵出征，战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此即唐朝府兵制之大略。
不过在军队构成上，府兵仅可视作唐前期军队的核心而非全部，还有很多在府兵系统以外征发的军队。由于府兵轮流接受调动，数量有限，且首要任务为宿卫，故边疆作战往往需要临时补充兵源。此类临时增兵皆从一般民户中募集，称为“兵募”，但带有强制性，实际上仍是征兵。征募原则亦为先取富强多丁，装备由州县供应，不足则自备。征募期内免赋役，口粮给养亦由国家提供。在唐前期边疆战事所用军队中，兵募比例甚大。起初酬赏措施执行较好，立功可授勋官勋田，百姓自愿应募者多。后来随着战争频繁，酬赏不行，服役期又往往被抑留延长，人多逃避，故成为普遍差点征发。另外随边疆拓展，大批蕃族内附，多被安置于边地附近，有事接受征调作战，是为蕃兵。蕃兵兵牧合一，骁勇善战，又自备鞍马，不占正规兵额，唐朝对外作战颇赖其力。
上述制度虽为隋唐的边疆开拓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时间既久，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府兵逃亡渐多，一般民户规避兵募，兵额不能维持。在伍者亦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下降。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边防线延长，战事频繁，兵役日趋沉重，军士常久戍不归。其二是军士身份日趋低下，常被官员权贵差使服杂役，民间遂以当兵为辱。其三，随着土地兼并发展和均田制的破坏，广大服兵役的农民失去了经济支撑，少数富人又倚势逃避服役，先取富强多丁的征发原则也难以维持。迫于形势，制度不得不变。玄宗时，京城番上的府兵严重缺员，朝廷乃从民间招募精壮代为承担宿卫任务，称长从宿卫，后又更名彍骑，共达12万人。此后各地府兵逃死者不补，府兵制逐渐瓦解。在边疆，也同样招募精壮，长征长镇，允许携带家口，官给田地屋宅给养装备，称为长征健儿，亦称官健。轮差府兵、兵募远戍的做法也告废止。“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征兵制已为募兵制所取代。
长征健儿（官健）代替轮番镇防的府兵及兵募，与长从宿卫（骑）代替府兵轮番宿卫京师，是唐代兵制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内容，这种变革使召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代替了征兵制的义务兵，是中国中古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到唐朝后期，征兵制仅仅留有少许残余，主要为临时征发、保卫地方之民兵，称为团结兵。团结兵不入正规军籍，亦不长期脱离生产，只是募兵的补充形式。
7、五代、宋朝：五代统治者皆以兵得国，深知武装之重要，故皆致力于建设禁军，削弱藩镇。禁军数量渐增，并被派往地方驻防，对藩镇形成牵制。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分割地域较大之藩镇，以防范割据威胁。故禁军渐取代藩镇成为左右中原政局之主要力量，如后唐明宗、后周太祖，皆赖禁军之拥戴而登位。但禁军亦承藩镇骄兵之习，成分混杂，不易驾驭。后周世宗在位时，着手对禁军进行整顿，严肃军纪，惩力悍将，自是骄将惰卒始知畏惧。世宗又对禁军实行选拣，存留精锐，淘汰老弱，并招募地方有勇力者充实其中。经过一番整编，“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为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宋代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余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导致军费直线上升，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宗。北宋以枢密院掌军政，但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上述措施，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军事大权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兵制进行改革。其一为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皆出一人为保丁。选物力殷实、有材干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正，负责督催保丁农闲时军训，平时夜间轮差巡逻，维持治安。保内互相监视，犯罪连带承担责任。此法主要目的在于逐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最终取代募兵。至熙宁九年，全国保甲“民兵”已达693万余人。其二为将兵法。在部分精简军队的同时，将其划分为若干称为“将”的编制单位，各设正将一人，挑选武艺精熟、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充任，专掌军事训练，以下又副将、部将等。此法目的在于改变兵将不相知、训练废弛的状况，提高军队战斗力。其三为保马法。北宋原置官牧监养马，管理不善，耗费巨大而成效有限。至此在北方五路保甲中按自愿原则择人养马，可免除部分赋税。如此则“省官费而养马于民”。其四为设立军器监，专门负责监督兵器制造，以提高其质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冗兵局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8、金、元：金朝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征掠、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将其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则以之统军（或称百夫长、千夫长），平时则通过这套系统进行行政管理。所在，这是一套军事、行政合一的制度。
建立元朝以前，成吉思汗采取千、百户制度，将全体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的十进制方式编组起来，分别授予贵族功臣世袭统领。它们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大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以后成吉思汗又创立了怯薛军。早在1204年，成吉思汗就挑选了一部分贵族、平民子弟充当自己身边的护卫亲军。1206年建国后，又将这支精锐的卫队扩充到1万人，分为四班，轮番值宿，每番三昼夜，总称为四怯薛。怯薛，即蒙古语轮值之义。四怯薛各有怯薛长，由成吉思汗的亲信功臣担任，并世袭其职。怯薛除保卫大汗外，还负责承担大汗宫帐内的各种服役。怯薛护卫军是由过去草原贵族军事侍从“那可儿”（汉语意为“伴当”）演变而来的，它在新形势下起到了巩固、强化汗权的作用，一方面以内御外，从军事上对在外的贵族将帅形成制约，另一方面其中相当一部分贵族将帅子弟具有人质的性质，大汗可以因此更方便地驾驭臣下。同时，怯薛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自然地参与了军政事务的策划、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蒙古早期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其设置加强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镇戍系统中，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探马赤军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
9、明代：明朝建立之初，军事管理基本承袭元朝之旧，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相之时，撤销了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立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天下军籍，统领都指挥使司及其下属的卫、所。五军都督府在军事方面与兵部分权，兵部掌武官选授、军队调发等事，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日常管理，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
明初还创立了一套以卫所为骨干的军事制度。大抵每5 600人设一卫，长官为指挥使，下辖五千户所。每千户所1 120人，长官为千户，下辖十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下面分为二总旗，每总旗又分五小旗。这样“大小联比以成军”，构成明朝的基本军事力量。卫的上级机构为都指挥使司（都司）。都司以都指挥使为长官，掌一省或一方军政，全国共设十六都司，其中十三都司与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同名同治，并为一省中之“三司”。另外三都司设于北部边境，兼治军、民，分别是辽东都司（治今辽宁辽阳）、大宁都司（治今内蒙古宁城，后迁治今河北保定）、万全都司（治今河北宣化）。原则上都司统卫，卫统千户所，但也有一部分千户所直隶于都司，称守御千户所。都司以外，还设有若干行都司、留守司，皆统领卫所，地位与都司相近。都司、行都司等起初统于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分统于五军都督府。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记载，全国共设立329卫，另有65守御千户所，以此估算，士兵总人数约为180余万。根据“居重驭轻”的原则，京师（今南京）一带驻军较密集，共有48卫，20余万人。卫所军士皆另立户籍，称军户。以军屯为经济支柱，卫所军皆有屯田、守御的不同分工。卫所虽是有明一代的法定军事编制，但由于军士社会地位低，应役负担重，到明朝中期已出现瓦解的趋势。又时受军官欺压，故逃亡现象不断发生。朝廷频频“勾军”，引起地方社会的动荡不安。军屯制度也逐渐破坏，屯地、屯粮缺额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明朝统治者被迫开始推行募兵制，招募职业兵，由国家颁发军饷，来取代卫所制度。
10、清代：在统一女真的进程中，努尔哈赤开始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创立了八旗制度。万历二十九年（1601）将部众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各以相应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具体每300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7 500丁）即为一旗。后因部众增加，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新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皆在相应颜色旗帜上加镶边，原来的四旗则分别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是为八旗。这套制度是在女真社会原有狩猎组织（即称“牛录”）的基础上加以整齐、扩充而成的，其特点是兵民合一，兼有行政、军事、生产的多方面职能。努尔哈赤身为八旗共主，又自统两黄旗，以子、侄、孙统领其余六旗。到努尔哈赤死后，随着大批蒙古、汉人的降附，又按同样的形式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旗数达到二十四，但仍泛称八旗。
除八旗外，绿营兵也是清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绿营是清朝入关以后收编、招募的汉族军队，用绿色旗帜以别于八旗诸色，故称绿营。人数数倍于八旗兵。各地绿营兵均受总督节制。与八旗兵比较，八旗兵人数少，地位高，具有监督作用，故驻屯较集中，而绿营兵人数众，地位低，居于被监督的地位，故驻屯较分散。绿营兵最初是根据募兵制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入伍后基本上终身为兵，年老始得退役，且经常父死子代，具有世兵制的特点。其待遇明显低于八旗兵，在驻屯地区除日常训练外，还往往要承担一些杂役。遇有战事，则从各驻屯地抽调精锐，临时命将指挥，战毕各归原地。清朝入关之初，绿营兵训练较正规，战斗力较强，在平定三藩之乱等内外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清朝中叶，训练废弛，作战能力日趋下降，后为乡勇取代。
●二、府兵制的演变
1、西魏宇文泰创立府兵制：西魏时期，权臣宇文泰在复古名义下，仿周官六军之制，把十二军鲜卑禁旅近五万人改为六军。六军分由六柱国率领，每军督两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两开府，共为二十四部，由宇文泰总领，形成府兵系统。宇文泰和无实权的西魏宗室元欣都是柱国，合六军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又符合早期鲜卑的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为了在形式上与八部大人制相似，府兵主将和兵士都改为鲜卑旧姓。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六镇军人的反汉化情绪，也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户籍，因而没有其他赋役。宇文泰接着又把关陇豪强的私家武装乡兵，陆续归并到府兵中，以汉族豪强为乡帅，这样，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2、北周武帝对府兵制的发展：北周武帝大量召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对主将的身分上的从属关系，使府兵的部落形式大为冲淡，民族差异大为减少。北周末期，杨坚掌权，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府兵的汉姓，这样，府兵原有的胡化色彩进一步淡化。
3、隋朝改革府兵制：隋朝建立后，开皇十年，隋文帝对府兵制进行进一步改革，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军人悉属州县，是指府兵军人除另有军籍外，还同自己的家属都列入州县的户籍，成为民户。他们及其家属可以同百姓一样，按均田制授田。府兵军人及其家属实现了安土定居，军人平时耕作，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府兵制度下的军人，也成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实现了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这是一种和平时期的养兵办法，是府兵制度的重大变革。由于府乓要负担兵役，从征时自备器械资粮，所以府兵受田而免租调力役，这是他们与一般均田农民不同的地方。
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度，其中心是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从而巩固府兵制度、加强国家对府兵的控制。府兵军人有了土地、其家属又定居下来，这样，府兵经济上有了保证，生活安定了，扰民、困民的现象大力减少，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也使军事力量得到加强。
4、唐前期对府兵制的进一步完善：唐前期继续沿用隋朝的府兵制。中央的左、右卫等十二卫各领四十到六十个折冲府（即军府或兵府）。每一府统领卫士千人左右。府的长官为折冲都尉，副长官为果毅都尉。府下为团，设校尉；团下为队，设队；队下为火，设火长。
全国折冲府分统于12 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和东宫的六率。12 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大将军直属皇帝。
府兵的来源，则由折冲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三年选拔一次。征选原则为：“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从21 岁服役，60 岁免役，在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但要自备资装。府兵经常性任务为到京城宿卫，有时亦出征或到别地戍防。府兵平时不脱离乡土和农业生产，冬季则进行军事训练，这就是兵农合一。
唐朝的府兵制贯穿着强化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统一的原则。首先，从军府的设置看，贞观十年（636 年），全国有折冲府634 个，68万府兵，而京城附近的关中占40％，有261 府，26 万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拱卫京都，造成内重外轻的局面，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第二，府兵的调遣权由皇帝通过兵部牢牢掌握。各地折冲府虽由中央的12 卫统管，但州县地方官和中央12 卫都没有调兵权力。在府兵制下，将领不能专兵，府兵出征，由中央政府临时派将领统率，战事结束，“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无握之权，这就保证了中央对府兵的控制，府兵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第三，府兵制建立于均田制基础之上，府兵平时受田耕作，寓兵于农，这保证了兵源。一支强劲的府兵有利于恢复和维护封建秩序，有益于保卫统一国家的安全。
5、唐代中期府兵制的崩溃：府兵制虽为隋唐的边疆开拓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时间既久，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府兵逃亡渐多，一般民户规避兵募，兵额不能维持。在伍者亦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下降。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边防线延长，战事频繁，兵役日趋沉重，军士常久戍不归。其二是军士身份日趋低下，常被官员权贵差使服杂役，民间遂以当兵为辱。其三，随着土地兼并发展和均田制的破坏，广大服兵役的农民失去了经济支撑，少数富人又倚势逃避服役，先取富强多丁的征发原则也难以维持。迫于形势，制度不得不变。玄宗时，京城番上的府兵严重缺员，朝廷乃从民间招募精壮代为承担宿卫任务，称长从宿卫，后又更名彍骑，共达12万人。此后各地府兵逃死者不补，府兵制逐渐瓦解。在边疆，也同样招募精壮，长征长镇，允许携带家口，官给田地屋宅给养装备，称为长征健儿，亦称官健。府兵征行，也从此停止。此后，卫士不再简补，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召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轮差府兵、兵募远戍的做法至此废止。到唐朝后期，征兵制仅仅留有少许残余，主要为临时征发、保卫地方之民兵，称为团结兵。团结兵不入正规军籍，亦不长期脱离生产，只是募兵的补充形式。募兵制取代征兵制是中国古代兵制发展史上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古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标志之一。
三、著名战役
1、鸣条之战：商的首领汤率众伐夏，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桀战败逃走，死于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北），夏朝遂亡，商朝建立。
2、牧野之战：约在公元前1027年，武王终于率领西方、西南诸多方国部族组成的联军大举伐商。联军进至牧野（今河南汲县北），逼近商都，纣王调集军队迎战。商军人数很多，《诗经·大雅·大明》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但他们士气低落，一接战就倒戈迎降。武王乘胜进入商都，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西周建立。
3、城濮之战：春秋时期，晋、楚为争夺霸主而发生的一次战争。前632 年，楚因宋国附晋，率陈、蔡、郑、许之兵伐宋。晋则率宋、齐、秦之兵进攻楚的盟国曹、卫，诱楚北上。晋楚两军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楚军战败。城濮大捷使楚国向北发展的兵力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荥泽）会盟诸侯，周襄王正式册封他为侯伯。至此，晋文公“取威定霸”，成为中原霸主。
4、邲之战与鄢陵之战：春秋时期，晋、楚为争夺霸主而发生的两次战争。前598 年，楚围郑3 个多月，郑被迫投降。郑亡对晋是很大威胁，晋派兵救郑，但于前597 年在邲（今河南郑州北）之战被楚打得大败。此后，诸多中国小原依附楚国，楚庄王遂成为中原霸主。公元前575年，两国军队在鄢陵（今属河南）再度交锋，晋胜楚败，晋的霸业又告恢复。
5、桂陵之战：战国时期魏、齐之间发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354 年，魏攻赵，围邯郸。前353年，齐威王派田忌为统帅、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认为魏以精锐伐赵，内部空虚，如“引兵疾走大梁”，魏军必然回救本国，齐可攻其疲惫，并能解邯郸之围。于是齐军向大梁急进，魏将庞涓闻讯果然匆忙回师。齐军以逸待劳，在魏军必经之地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大败魏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战例。
6、马陵之战：战国时期魏、齐之间发生的兼并战争。公元前343 年，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派田忌、孙膑击魏救韩，魏军在马陵（今山东濮县），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马陵一战，魏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遭到齐、秦、赵三面夹攻，而齐、秦借机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7、长平之战：公元前263 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 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乎），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于长平。经过长平之战，赵国在实力上受到严重的损失，秦统一六国已经不可阻挡。
8、巨鹿之战：秦末，秦军包围了反秦军驻守的巨鹿城（今河北平乡）。楚王派宋义、项羽率起义军主力北上救赵。宋义北至安阳（今山东曹县），逗留不进。项羽杀宋义，引兵渡漳水，破釜沉舟，每人只带三天粮食，表示决死。项羽军在赵地经过激战，在畏懦的燕、齐等诸侯军的怀顾下解了巨鹿之围，威名大振，被推为诸侯上将军。项羽继续追击章邯部秦军，后章邯率20 万人在殷墟（今河南安阳）投降项羽。项羽怕降卒有异心，行至新安（今河南渑池），把这20万降卒全部坑杀。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激烈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战斗。这场大战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秦王朝赖以存在的军队，扭转了整个战局，为最后推翻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奠定了基础。
9、垓下之战：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刘邦与韩信、彭越等会攻项羽，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壁境），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同年六月，刘邦即皇帝位。
10、白登之围：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强大，东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夺回秦将蒙恬所取“河南地”，对汉朝构成威胁。高祖七年（前200，此纪年从高祖封为汉王算起），匈奴冒顿单于进围马邑（今山西朔县），高祖亲自统兵往击，被冒顿诱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幸而用计脱险。此后汉与“和亲”之策，并开放边境关市，在一段时间内双方保持了较为和平的关系。
11、昆阳之战：公元23年，王莽军近十万人围起义军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轻骑突围出城，征集援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失败，王寻被杀。城中守军乘势出击，王莽军队大败。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至此新莽政权覆亡的大局已定。
12、广宗之战：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政府先后以涿郡大姓卢植和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进击张角。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威县），屹立不动。八月，东汉以皇甫嵩代董卓进攻钜鹿黄巾。那时张角病死，义军由张梁统率，“梁众精勇，嵩不能尅”。十月，汉军偷袭张梁军营，张梁阵亡，黄巾军八万多人战死，主力失败。
13、官渡之战：东汉建安五年（200年），袁曹两军发生了官渡（在河南中牟境）会战。袁绍兵多粮足，而统治黑暗，军心涣散。曹操虽然力寡粮细，后方不稳，但是他采用各个击被和偷袭粮屯的战术，迅速击溃了袁军，全歼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
14、赤壁之战：公元208年，曹操占领荆州后，率兵东下，攻打江南孙权。孙权与刘备结盟，与曹军相持于赤壁（今湖北嘉鱼境）。在这一战役中，曹军将近三十万人，号称八十万；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曹军远道疲惫，军中又流行时疫，战斗力不强。荆州人民对曹军的进攻也怀有恐惧，不予支持。孙吴军主帅周瑜乘东南风纵火焚烧曹军水师，与刘备军队水陆并进，迫使曹操退回北方。这就是决定南北相持局面的有名的赤壁之战。
15、彝陵之战）：刘备称帝第二年即公元222年，蜀汉从三峡出兵，与孙吴会战于彝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蜀军从巫峡至彝陵连营700 里，吴军大将陆逊坚守不战。后来陆逊乘天气燥热、蜀军疲惫之机发起火攻，蜀军全线崩溃，刘备虽然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但不久发病而死。
16、淝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383），时已统一北方的氐族前秦政权发兵百万南侵，前锋25万进抵寿阳（今安徽寿县）。在谢安的指挥下，晋将谢石、谢玄率北府兵8万应敌，在寿阳以东的淝水以少胜多，大破秦军。淝水之战的胜利不仅击溃了前秦的进攻，挽救了东晋政权，也直接引发了前秦的崩溃。
17、参合陂之战：十六国时期北魏与后燕之间的关键性战役。公元395 年，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歼灭后燕军四五万人。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得并州，又东出井陉，进入河北诸州郡，陆续占领了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
18、怛(dá)罗斯之战：唐玄宗时期，唐朝与大食展开了争夺昭武诸国控制权的斗争。天宝九年，高仙芝攻入石国，大肆杀掠，引起中亚各国的愤怒。天宝十年（761 年），高仙芝将藩汉兵三万越过碎叶水，在怛罗斯城下与大食遭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唐军大败，被俘者二万人。怛罗斯战役以后，唐丧失了对昭武诸国控制的能力，大食也未继续东进。
19、高粱河之战：公元979年，宋太宗北上伐辽，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军包围燕京，猛攻不下，而辽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率精锐部队前来救援，内外夹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在今北京西直门外）。太宗股中两箭，乘驴车逃走，从行宫嫔尽数陷没。辽军乘势南下，由于各地宋军的痛击，契丹军才退回去。
20、雍熙北伐：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乘辽朝政局不稳之机，再次伐辽。宋军分为三路，曹彬统东路主力趋燕京，田重进统中路趋蔚州（今河北蔚县），潘美统西路趋云州（今大同），总兵力在30万人以上。但未设主帅，而是由太宗本人居于后方节制。宋军初期进展顺利，然不久东路军与辽军主力相遇，粮运不继，大败于歧沟关（今河北涞水东），中、西两路军也被迫撤退，为辽军追击，损失惨重，名将杨业被俘而死。史称此役为“雍熙北征”。此后，宋朝统治者“不敢北向”，基本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努力，只能保持有限的统一规模。
21、澶渊之盟：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萧太后挟圣宗率军大举南下，避实击虚，绕过河北宋军固守的城池，直抵黄河北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汴京震动。真宗渡河至澶州，宋兵士气稍振，射死辽军大将萧挞览。辽方未敢恋战，于是双方进行议和。真宗迫切求和，指示谈判使臣不惜让步。最后达成协议，两国约为兄弟，各守疆界，互不招纳降附，取消敌对行动，沿边不得创筑城堡，改易河道。辽圣宗尊宋真宗为兄，宋真宗尊辽萧太后为叔母。北宋每年向辽支付“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协议史称“澶渊之盟”。
22、海上之盟：宣和二和（1120 年），宋和金商定联合攻辽：金攻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取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灭辽后，宋把过去输给辽的岁币转给金，燕云之地归还宋朝。金人具体规定双方进军的路线。这就是“海上之盟”。
23、靖康之难：靖康元年（1226年）十一月，金军攻破宋首都开封，钦宗被迫亲赴金营投降。金军花费数月，清点搜刮皇宫及城中金银钱帛。至次年四月，金军俘虏宋徽宗、钦宗及后妃宗室，满载大批财物而归。北宋至此灭亡。史称靖之难。
24、八字军：两宋之际王彦领导的民间抗金队伍。义军每个人的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因此又称八字军。这一支队伍屡败金军。忠义民兵的首领傅选、孟德、焦文通都归附于他。这支义兵被宗泽所招，屯驻滑州，保卫开封。
25、黄天荡之战：建炎二年（1128年）金将完颜宗弼追击宋高宗至江南，这是历史上北方民族军队第一次渡过长江天险，但并非有全面计划、准备的战略进攻，故未敢孤军深入，很快北返。宋将韩世忠在建康东北的黄天荡阻截金军40日，金军用火攻始得脱身。。从此以后，金军不再渡江。
26、绍兴和议：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与金朝订立和议。南宋仍称臣于金，保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同时每年仍纳“岁贡”银绢各25万两、匹。两国以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一线划界。与上次和约相比，版图割让更多，称臣纳贡之屈辱条款则一成未变。史称“绍兴和议”。高宗、秦桧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主战派代表将领岳飞，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至此基本奠定。
27、采石之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金完颜亮发动对南宋的进攻。北方人民展开了抗金斗争。完颜亮督兵由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渡长江，虞允文领导宋军，在采石重创金军。这是有名的来石之战。
28、隆兴和议：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 年）冬，宋金双方决定重新订和约，次年议定：南宋的皇帝对金不再称臣，金宋的关系由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南宋和金的疆界仍以淮水到大散关为界；岁贡银、绢各25 万两、匹等，改为岁币各20 万两、匹。这就是“隆兴和议”。此后双方维持了40 年的相对稳定关系，这对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29、开禧北伐：宁宗开禧二年（1206 年），外戚韩侂胄秉政，欲立功名以自固，又一次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周密的准备，因此，战争一开始，宋军处在被动的位置上。只有毕再遇一路经艰苦作战，在滁州（今安徽滁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取得不小胜利。就整个战场形势来看，非常不利。中线与西线失利。四川吴曦叛降，虽然最后被平定，但是新任的四川宣抚副使安丙等杀吴曦但反对北伐。所以这次的开禧北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30、嘉定和议：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相持不下，再订和议，规定：宋金改称为伯侄之国，岁市增为银绢各30 万两、匹，宋另外给金“犒军银”30万两。这就是嘉定和议。嘉定和议后，南宋的历史实际已经进入到它的后期。金章宗也死于这一年。蒙古族在北方兴起，金代的历史也进入到衰败的阶段。
31、端平入洛：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金被蒙古消灭。宋廷认为有机可乘，企图趁蒙古尚未全力南向之际进占中原。遂于当年六月，遣军北上，收复“三京”（指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此时蒙古主力已经北撤，河南空虚，宋军一路“捷虽屡至，实未尝战”。虽进入开封、洛阳，但蒙古军突然来袭，宋军粮饷不继，只得狼狈撤回。在蒙古军追击之下，“兵民死者数十万，资粮器甲悉委于敌”。此次冒险行动遂以惨败告终，充分暴露出南宋军事力量的虚弱。史称其事为“端平入洛”。
32、高邮之战：公元1354年，张士诚率领的起义军在高邮建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元朝派大军进行镇压，但是高邮一战，张士诚一出击，百万元军大败，四散而逃，溃不成军。高邮之战在元末农民起义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整个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33、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即位后，瓦剌势力渐盛，兼并鞑靼诸部，基本统一漠北。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侵，在大同击败明军，攻陷多处城堡。英宗在王振蛊惑下，不顾大臣反对，决定亲征。八月初一日，英宗、王振至大同，闻前方败报，又惧而回撤。王振欲炫耀乡里，请英宗南幸其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途中又改变主意，继续折而东行，延误了时间。十三日行至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附近），被瓦剌骑兵追上包围，明军不得水源，饥渴疲惫。至十五日，欲移师取水，瓦剌趁明军拔营之际发起猛攻，明军大溃。英宗被俘，随从大臣数百人战死，王振也在乱中被明朝军官击毙。是为“土木之变”。
34、萨尔浒之战：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告天，率军队向明朝的直接控制区发起进攻，很快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廷从全国调集大批军队至辽东，又从朝鲜征兵助战，共十万人，号称四十七万，对后金发动大规模的进剿。杨镐为辽东经略，指挥全局，分兵四路合围夹击，志在必取。努尔哈赤则充分利用了明军骄傲轻敌、兵力分散、地形不熟、联络不便等弱点，集中八旗兵六万，予以各个击破。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至初四日，后金军主力接连击溃西、北、东南三路明军，南路明军闻讯遁逃，明朝精心策划的进剿遭到惨败，官兵阵亡近半。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在萨尔浒（今抚顺东浑河南岸），史称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是后金发展中的关键性战役。明军五日之内三路丧师，遭到惨败。从此，明朝在军事上陷入节节败退的被动防御地位，后金则转向战略进攻。
35、宁远之战：明僖宗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军直抵宁远（今辽宁兴城），发起猛攻。守城明军顽强抵抗，用购自葡萄牙的“红衣大炮”轰击城外，后金军伤亡惨重而退。宁远之战是后金对明作战以来首次重大失败，努尔哈赤愤恚得疾，于当年八月死去。明与后金一度出现对峙局面。
37、松山之战：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清军包围明重镇锦州。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1641）七月，明将洪承畴向锦州推进，打到锦州南侧的松山，对围锦清军发起猛攻。八月，皇太极亲统精锐自后方飞速驰援，绕到洪承畴身后，形成了反包围。明军粮道被切断，军无斗志，诸将相继拔营西逃，被清军伏击截杀，一败涂地。洪承畴被俘降清，锦州明军亦绝望缴械。史称“松山之战”。此战使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支能与清朝抗衡的军事主力，关外防御也仅剩宁远一座孤城，覆亡大局基本奠定。
38、山海关之战：1144年四月，李自成亲率农民军征讨投降清朝的明将吴三桂。大顺军抵达吴三桂驻守的山海关后，对其实施包围，昼夜展开激战。吴三桂全军行将崩溃之际，以逸待劳的清乓骤然向大顺军发动猛烈冲击。经历长时间鏖战的大顺军将士已经精疲力竭，遭此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敌兵猝不及防的偷袭，损失惨重，很快便被击败。李自成被迫连夜撤退，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并很快撤离北京。山海关之战是农民军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39、夔东十三家军：清顺治七年至康熙三年(1650～1664),以大顺军余部和地方抗清武装组成十三家军,在夔州(今四川奉节)以东地区坚持抗击清军。他们在荆襄、川东的群山中，“屯种山田，岁收麦种草绵，供粮食衣履”，但仍在李来亨、郝摇旗等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清的斗争。顺治十六年（1659 年），李来亨等曾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康熙三年（1664 年），李来亨在清兵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
40、乌兰布通战役：清朝在边疆上最强大的威胁来自西北的蒙古准噶尔部。争夺外蒙古（即漠北蒙古、时称喀尔喀蒙古）和西藏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汗噶尔丹趁外蒙古诸部内部纷争之际东向大举进攻，一路势如破竹，追击外蒙古部众直至漠南草原，与清朝形成直接军事冲突。二十九年，康熙帝统军亲征，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噶尔丹战败逃走。
41、昭莫多战役：唐熙三十四年，噶尔丹进军漠北，窥伺漠南。康熙帝于三十五年（1696）发兵十万北伐，分为三路，自统中路军。噶尔丹闻讯西撤，与清朝西路军遭遇于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又被击败。当时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发生分裂，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聚众自立。昭莫多战后，噶尔丹力量衰弱，众叛亲离，于康熙三十六年暴病而卒。
42、驱准保藏：明清之际，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和硕特部由青海入西藏，与黄教领袖达赖、班禅建立了联合统治，并且接受清朝的册封。十八世纪初，和硕特首领拉藏汗与西藏地方势力的矛盾逐渐激化，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发兵入藏，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攻占拉萨，杀拉藏汗。康熙帝决定“驱准保藏”，以皇十四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至西宁全权指挥军事行动。五十九年，清军从准噶尔军手中夺回拉萨，并举行达赖六世册封典礼，控制了西藏局势。
43、大、小金川战役：大、小金川位于四川西北部大渡河上游，是藏族聚居区。乾隆十二年（1747）与清廷磨擦激化，清朝派大兵前往征讨，土司莎罗奔力屈投降。三十六年（1771）莎罗奔之孙索诺木又反，至四十一年始被镇压清朝于该地设美诺厅（后改懋功县）、阿尔古厅，直接由四川省统辖，四川西北部诸土司也逐渐改土归流。
44、雅克萨之战：十七世纪前期，沙皇俄国的势力已伸展到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以雅克萨城（在今黑龙江漠河以东、江北岸）为主要据点，出没劫掠。康熙二十四（1685）、二十五年，清朝两次发兵围攻雅克萨，俄军死伤惨重，被迫求和。二十八年（1689），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线，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