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中国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李伯重：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在影响我们对历史的看法的各种主观因素中，情结是主要者之一。所谓情结，乃是一种主观的愿望。从某种主观愿望去构想历史，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与歪曲。“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而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情结影响史学的情况也最为明显。因此我们对此进行分析，自然也就最能清楚地看到问题之所在。
一、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学的永恒主题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在中国经济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的迹象，毫无疑问将伴随着我们进入下一世纪。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仅就过去几十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史的文章论著，也无不提到“萌芽”。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学工作者的范围，以至虽三尺童子，亦无人不知中国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萌芽。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1980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19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来越一致，反而是分歧越来越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1950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1980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却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早先多指手工工场，而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泛萌芽化”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像吴承明等严谨的学者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存在之证。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那样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
争论越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行外”读者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五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始终长不成树，那么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的是水土不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必然转向对“水土”（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发点是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1]。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的最后结果却有违初衷，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就越有必要继续下去。正如经君健先生在一封致本文作者的信中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中国经济史学，即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毛泽东1939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未“发明”出这种观点，而只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识。到了1990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3]。可见，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二、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complex）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都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到今天为止，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1753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1842年、1850年和1861年分别出现于J. B. 理查德（J. B. 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Proudhon）等人的著作中，但他们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主要还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采用它。此后，这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为分歧，莫衷一是。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1958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即使是这个含义颇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1979年布罗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4]。尔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西方，迄今为止，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自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新概念，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1979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可是近年来的理论讨论已证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也应当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之上的。我国今日改革开放后的实践还证实了：即使是雇佣劳动，同样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并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一种积极的辅助作用，所以它也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方式。换言之，一直到了晚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没有完全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那么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至，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企业更必定是资本主义无疑。由此出发去追溯根源，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私营手工作坊当然肯定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了。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各人心目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际含义相差很大。虽然治学严谨的学者（如吴承明等）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学者笼统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论著中，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成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工场手工业的代称。由于各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事物，无怪乎各家观点千差万别，彼此冲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共同的出发点，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也难以达到共识。不过，如果根据我们今天所获得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近代工业化等不是同义语，那么资本主义萌芽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工场手工业）也不应划等号。由此出发，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其所研究的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若离开了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没有人能说得清。可见，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我们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
因此，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完全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
三、“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的剖析
情结是一种主观的产物。决定情结的因素，既有感情方面的，也有认识方面的。仔细分析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看到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十年来的变化，许多在过去被视为正确无误的东西遭到了挑战。“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赖以建立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也因而发生了动摇。
首先，从感情基础来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可以说是一种特定时期中国人民的民族心态的表现。一个中国的史学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他决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他所处时代的民族心态之外。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与西方争平等正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一口气”心态：中国人不比于西方人差，西方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难道中国就不能吗？
然而，尽管中国人确实绝对不比西方人差（而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西方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但是我们也要指出这种“争气”心态有问题。这种心态事实上默认了过去西方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僵化发展观，即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这个民族的优劣彼此相关，以及“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不可改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种荒谬的观点，如果我们承认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有优劣之分，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中国在过去几百年中比西方落后，并不能说明中国人劣于西方人，诚如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其他民族，但也并不应因此而认为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其次，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永远保持领先地位。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是世界历史上的正常状况。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在近几百年中出尽风头，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人们已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或亚太地区的世纪。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的变化，我们也应持同样的观点。我们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比欧洲发达，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必然在任何时候都会如此；同样地，中国在过去一段时期中落后于西方，这也是事实，但这也不能说明中国以后必然落后。因此，一个民族是否产生过资本主义（从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一时领先），并不具有该民族是优还是劣的价值判断意义，也不能决定它将永远先进或落后。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应影响到我们对于自己过去历史的判断；相反，如果一味地比附别人，难免会导致对自己历史的不尊重。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说：由“别人有，我们也有”的“争气”心态引起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确实是颇有问题的。
其次，从认识基础来说，“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按照这种史观，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资本主义是这条道路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它。既然要经历它，当然就要有萌芽，否则就只能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是舶来品了。
近代中国的历史已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学西方，追西方，竭力想把中国引上西方式的近代发展道路，但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在中国土地上蔚成气候；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更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并非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我们尊重事实，不把资本主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自然也就不必到历史中去苦苦地寻找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了。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呢？这就需要我们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是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使我们盲从于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具有共同的规律。而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这种规律。近代史学起源于欧洲，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过去欧洲史学家把欧洲经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是不足为奇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在近代欧洲历史哲学的建立和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黑格尔否定了过去那种认为历史变化无规律可言的旧史观，提出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体现“世界精神”发展的“世界历史民族”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经历了“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和“日耳曼王国”四个阶段，就是这种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作为最高阶段的所谓“日耳曼王国”阶段，正是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人类社会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是不言而喻的，尽管领导人类进入这一阶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来承担。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部分，扬弃了黑格尔史观中的西方（特别是日耳曼）至上论的糟粕，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论，从而为科学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仍然是主要依据欧洲经验，但是他并未把这种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共同规律视为僵死的教条，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必定走一条完全相同的历史发展道路[5]。然而到了斯大林，却将这种共同规律绝对化了，认定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必定走一条从欧洲经验总结出来的发展道路，忽视甚至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会具有各自的特点。把从欧洲经验得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绝对化，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中国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因此这些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也随之传入。而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却使得我们相信这种观点是无可质疑的真理。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按照顺序经历这些阶段，所以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
很明显，坚信“西方有，我们也有”的民族心态和坚信“资本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础的，即认为中国应该而且必定能够按照欧洲近代发展的模式去发展。然而，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因此这些心态和信念，只能是一种情结，而不是事实。至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洋人到来，中国也会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一类的推论，则更明显地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们都是完全无法证实的假设，而绝对不是事实。
四、摆脱史家旧情结，开创史学新局面
“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对中国经济史学的消极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妨碍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真实进行实事求是的了解。历史是过去确实出现过的事实。不论我们主观意志如何，事实就是事实。因此历史不能假设，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一门科学，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事。史学可以探讨历史上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不能根据某种假定对历史上没有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却不能根据某种逻辑推定中国必然有过这个萌芽，更不能进而以此为基础去做“如果没有……，中国也将…能是…”式的推论。在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探索中，别的国家发生过什么，只参照，而不能比附。而“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实际上正是要按照欧洲的经验，来重新构建中国的历史。因此只有摆脱了这种情结，我们才能够不带偏见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中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探索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不仅如此，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本身，也只有在摆脱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这种预设结论的先验观之后才能真正弄清，因为任何正确的结论，都只能得之于研究之后，而不是之前。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然而它之所以值得深入探讨，又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无法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否则，如果已经有了结论，还有什么可值得探讨的呢？
现在不仅是应当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时候，而且也正是到了现在，我们才有条件这样去做。这种情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甚至是必然产物），要真正摆脱这种情结，也只有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也成为历史之后。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国事多艰，人民多难，原因就是中国落后。我们的人民不甘沦落，努力自强，学西方，赶西方，力求自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为此，我们的先辈总是极力强调：我们绝不是被列强蔑视的“劣等民族”；西方有的，我们也有；西方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种与西方争平等的心态，长期以来成为一种民族情绪，也成了中国经济史学中“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感情基础。然而，时至今日，整个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中国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随着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在经济上重振昔日雄风，在下个世纪的上半叶重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已经不复仅是梦想。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正在恢复，过去那种事事以“先进的西方”为榜样的心态正在消逝。因此，现在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我们的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别人有，我们也有”的情结还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方面，日本的情况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民族心态是“脱亚入欧”，极力认同于西方，从而将明治以前几百年的历史也视为漆黑一团。而到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学者们也逐渐摆脱了旧有的情结，从而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得出了大不相同的结论。
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是它建立在一种“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基础之上，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却并不是单元的，也不是直线的。世界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因为它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把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视为单元－直线性的，那么各个具体民族的历史还有什么独立研究的价值呢？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我们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寻找的是一种“普遍的”（normal）方式，这种方式并不一定符合所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各种例外，承认各种可能性[6]。巴勒克拉夫呼吁西方史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并且强调：“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就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观念”。而这种新的历史观念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力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和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7]。
我们过去一直坚信“单元——直线进化”的史观，乃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在作祟，使我们不能正确地对待现代史学中的各种学说和理论。正如吴承明指出的那样，史学是研究过去发生的、我们还未认识或认识还不清楚的事情（如果已经认识清楚了，就不必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而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具体适用范围，超越了这个范围，真理也要变成谬误。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论述是历史哲学的命题，而不是史学的命题，而“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然而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却将方法当成了教义，将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当成了历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的思想的[8]。直到1970年代末以来，通过一系列重大理论的论争，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实事求是的学风方得以确立。因此，一直要到此时，我们也才可能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的过去。过去发生过什么，没有发生过什么，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
下面，我们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一）史学中的情结能够摆脱吗？（二）怎样才能摆脱情结？
本文中所说的情结，是人们心中没有自我意识到的强烈愿望，而愿望则是人们所处的客观环境作用于主观的产物。正如一个人不可能用双手拉着自己的头发使身体脱离地面一样，也没有人能够超越客观条件而先知先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结是不可能摆脱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决定某一情结的感情因素和认识因素都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一种特定的情结又是可以摆脱的。当然，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们在摆脱旧的情结之时，又陷入了新的情结，因此说摆脱旧情结，实际上只不过是以新情结替代旧情结（如以“现代化情结”替代“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如何，旧情结终归是被摆脱了；尽管取代旧情结的只是新情结而不是“无情结”或超越了人世羁绊的“泛宇宙情结”（后二者都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在不断的新旧更替中，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也逐渐地接近于真实。例如，在经过一个世纪的不断变化之后，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孔子，既不再是金光环绕的“大成至圣先师”，也不复是“孔家店的黑掌柜”或“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而是一位两千年前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尽管这个认识可能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是我们相信比起以前的认识来，它无疑更接近于真实，因为在孔子在其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只是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国思想界中一个学派的领袖和一位门下有三千弟子的优秀教师。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出今日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现在我们摆脱了我们先辈所特有的崇古心态、崇洋心态以及民族虚无主义心态，亦即“中国传统至上”的“传统情结”、“近代西方至上”的“近代情结”以及“铲除传统”的“革命情结”。
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种特定的情结是必须摆脱而且也可以摆脱的。然而，如果我们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仍然难以自拔于旧有情结之中。所谓积极的态度，就是顺应时代，自觉地改造我们对历史看法的感情基础和认识基础。例如，从感情基础来看，我们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几百年历史）的看法深受“与西方争平等”的心态的影响，而这种心态的实质是默认西方民族优于其他民族。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先辈所怀有的那种以“别人有，我们也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自卑感，坦然地面对我们自己的过去。从认识基础而言，我们则应摈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盲从于任何一种成说。一切历史理论，都是从历史和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来。对待这些理论，我们要牢记马克思的话：“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9]。任何伟大的历史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都会变成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因此在运用任何一种学说来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要牢记：它们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史学研究中“根据某种学说或理论，应当如何如何”的做法，是最笨的方法，也是违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积极吸取以往学说和理论的精华，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帮助我们进行分析，但是研究的出发点，仍然只能是历史资料，而非任何从中国历史以外得出的抽象模式。
当然，要摆脱一种情结，还需要具有一种学术的勇气。恩师傅衣凌先生毕生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既早熟而又不成熟”等著名观点，但是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对一生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后，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见解。吴承明先生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代表了这项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他晚近也提出了与过去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都表现了一种学术上的大智大勇，深受我们敬仰，也值得我们效法。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努力，那么以往中国经济史学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和许多与此相类的其他情结（如“封建主义情结”、“近代化情结”等），是可以逐渐摆脱的。
最后，我们还要通过对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在中国经济史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分析，来谈一谈我们对以往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有人或许要问：你们说摆脱“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是不是要否定过去几十年我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呢？我们的回答是：决无此意。这里明确声明：我们所否定的，是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恰恰相反，我们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予以很高的评价。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史学工作者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论存在什么样的局限，这个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无可比拟的。
首先，这个研究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的史观，即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范围之中，把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而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又，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总要以另外的对象作为参照系，才能更清楚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特点。由于欧洲的经验比较完整，所以以欧洲作为参照系，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第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如当今西方的“传统平衡”理论、“高度平衡机制”理论和19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系统”之说等），和本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且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历史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
第三，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可以说已经基本弄清了事实真相。即使是不赞同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提法的学者，也不能不接受这些探讨所得出的成果和结论（例如1970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经济史坛出现的“近代早期中国”学派，就受益于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即使我们不再执着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也能够运用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结论，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及其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索。
最后，即使是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本身，过去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轻视。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的各种基本概念的分析上，以吴承明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为标志[10]，1980年代的研究水平比过去已有很大提高，理论界定日趋明确、系统和完整，从而为我们在摆脱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之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总而言之，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不仅为中国经济史学在过去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它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过，只有摆脱制约这一发展的种种障碍（包括“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和其他情结）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充分地利用以往研究中所取得的大量成果，开创中国史学的新局面。
[1] 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
[2] 《毛泽东选集》，第589页。
[3] 例如“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
[4] Fernand Braudel：《The Wheels of Commerce—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 –18th century》, vol.2，第237－238页。补注：《读书》杂志刊登拙文时，将此脚注连同其他所有注释一同删去，遂使一些读者产生误会，以为上引布罗代尔语出诸我口，持不同意见的读者并就此发生一些争论。这里我郑重声明：此段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布罗代尔说的。
[5] 例如，马克思就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
[6] 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第6－7页。
[7]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8页。
[8] 以上论述见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所引马克思、恩格斯语，也系吴氏文中所引，原出处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第19卷，第13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
[10] 此文收于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