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三次移民潮及意义（讲稿）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从清朝乾隆年间，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中原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1、闯关东：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

2、走西口：“西口”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因为中原地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闹灾荒，所以，流民走过西口，过长城，就可到达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走西口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

3、下南洋：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这三次大移民是民间的自发组织，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相反，一开始官方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如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是清政府的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居住的，怕是破坏了龙脉。所以山东河北的农民们就想方设法一闯而过，闯关东，就是山海关以东。在当时这也是一件极其凶险的事。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3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其中尤以“闯关东”所历经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从清朝初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0余年间，先后有3000多万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离乡背井，相继踏上关东大地，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历史。

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明代开始，东北一带又称关东，只不过此时关东的地域概念，主要是指由明廷管辖的辽东地区，直到清代，才将东三省的范畴全部涵盖在内。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为加强对内地的统治而自称满汉一体，但实际上汉人处于被奴役地位，清廷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故废弃长城却不废山海关，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此关严禁内地人进入东北，以免破坏其风水“龙脉”。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以山海关为界，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作为清朝的政治、经济“特区”而受到严格保护。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东北与山东隔海相望，山东人“闯关东”历来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自古以来胶东与辽东之间的海上交流就非常频繁，胶东一带的农民“闯关东”大多是浮海北上。而从胶东半岛陆路到辽东半岛，需环绕渤海经过山海关，再借道“辽西走廊”，绵延数千里抵达关东，鲁西、鲁南、鲁北的难民大多走此道。清末民初，随着“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天津至山东峄县段、“京奉铁路”等路段的开通，从山东可以直接乘火车到沈阳。如此一来大大节省了路上所用的时间，但由于车票价格昂贵，很多人望而却步，大部分百姓还是携妇将雏徒步跋涉。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混沌的一年。

那年的3月19日，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后经历了17位朱姓皇帝后，气数终已显尽。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而勤勤恳恳为大明王朝“工作”了十几年的崇祯帝在万寿山皇亭下自缢，享年37岁。

然而，李自成刚当了41天皇帝，就被清王朝大将军多尔衮撵出皇宫，随即将自家主子顺治推上帝王宝座。那一天，是6月5日。

1644年刚过了一半，中国就接连换了三个皇帝，这对百姓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们当时恐怕没有想到，这半年的风云突变将给他们今后数百年间的生活乃至生存带来更多的麻烦。不过，按照史学家的观点，纵观历史，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机遇与挑战。

自6月5日向前追溯23天，十万清军从盛京（沈阳）出征，随军人员非常多。因为，此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管理体制，这个体制使清军入关带了大批兵丁、家眷和奴仆，所谓“从龙入关”。在这支南迁的队伍中，也包括了新编入八旗的黑龙江区域土著居民。

1644年9月，清军入关已经数月，年初时肆虐的鼠疫有所缓解，可是，关内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苦。正在无数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统治者一回身儿想起了留守在东北的满洲族众的生计。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清廷屡次颁令给地方官吏，令其“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地，用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更颁发了《辽东流民开垦例》。规定垦户可以“免交三年钱粮，缺乏牛种者，由官府贷给”，还颁布了“移民授官”的具体措施，以此鼓励向东北移民。在如此优厚待遇的吸引下，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伙出关觅食”。

1644年后的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清廷派往东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的“流民”，成为第一批“闯关东”的人。相比后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关东尚不需要“硬闯”。一时间，大量流民如太湖蓝藻般涌向关东地区。

1661年正月，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即位，改年号为康熙，这个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开始了他丰富多彩的帝王生涯。此时，大批关内百姓正在东北开始了他们人生的“第二春”。

那时，深入人心的生存规则是“种地为上”，所以，大多数的移民都留居在辽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少部分“胆大心细”的人开始以采参、狩猎、淘金等业为谋生手段的人。他们一直向北走，不顾人参不得私采的禁令成群结队，驮负粮食，深入山林。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所载：“吉林、宁古塔一带人参采集已尽，官私走山者非东行数千里到赫哲人居住的森林地带和乌苏里江外，否则是采掘不到的。”有些采参、淘金人入山既远，一去不返。年代久了，乌苏里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汉族人民以耕种为生的村落和淘金人口集中的居住点。”

　　较量：政府“禁”百姓“闯”

　　自1653年清廷颁发“开垦例”，朝廷就出现了另一种声音：

　　关外盛产人参，这宝贝是旗民生计所系，可是，越来越多的流民入山偷采，屡禁不止。

　　关外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正是种地的好场所，渐渐地，皇家猎场成了流民田地。

关外是“龙兴之地”，保护满族的固有风俗对清政府来说是重中之重，然而，大量汉民“入侵”，似要抹平“龙族”血脉。

从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清廷开始修建名谓“柳条边”的篱笆墙，禁止百姓越过篱笆打猎、采参和恣意耕种，“边外”被划为禁区。“柳条边”南起今辽宁省凤城，经新宾转而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理论上来讲，是不准关内汉民越雷池一步的。

但此时清廷管理并不严格，再加上一个篱笆墙实在挡不住人民求生的欲望，所以对闯关者实际上是一种半紧半放的状态。直到1668年，康熙帝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实行了24年的清政府鼓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被取消了。关内百姓再想入关东，只有一个办法：闯！

1668年至1860年间，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康熙至咸丰朝近200年的历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出诸多的严刑酷律，始终不渝地奉行着封禁东北的政策。为了严禁汉族移民出关，清廷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皆设有官卡，严行稽查。“如有展越偷渡之情弊，除该地方官从严惩处外，必将失查将军、副都统一并严行惩处。”此外，随着封禁政策的实施，在原来“老边”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威远堡至法哈特（今吉林市北法特）的“新边”。在整个“柳条边”上设边门21处，每门常驻官兵数十人，严禁汉族移民进入封禁地。“但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在天灾人祸的交相侵逼下，为求生存仍是千方百计地冒死‘闯关东’”。

　　“闯民”：寻找新的土地

山东连年灾荒，官家照样逼粮逼捐。百姓没有生路，有儿的卖儿，有女的卖女，没儿没女的卖头上的青丝。老人没指望，只好悬梁上吊、投河自尽。

　　大王庄的小伙子赵平，不甘心等在家里挨饿，预备要“闯关东”，他爹赵大爷叹了口气：“不是爹不愿找条活路，是关东山太难闯了！”儿子不服气：“别人能去，咱也能去！”赵大爷一想，待在家里实在没有活路，爷俩收拾收拾就走了。

这是民间一个叫做《接骨参》的典型故事。在闯关东的关里人中，以山东人为最多。据统计，大约有2500万山东人来到关外，占闯关东总人数的80%。另有一部分是河北、山西、河南等各地百姓。

为何山东人占了如此大比重？中国传统思想是“重农抑商”，而作为全国农业发展中心的山东首当其冲，为了能多收三五斗，人们不放过任何一块可以耕种的地方。千百年来的滥垦乱伐，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到了明清时，黄河流域水灾、旱灾横行。对于那些耕作了几辈子的人来说，“家”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概念。当人口越来越多，当土地越来越少，当他们的周围出产日渐稀少，“离开，去寻找新的土地”成了他们唯一的理想。

山东人原本是安土重迁的典型，能够如此大批量地移民，原因几乎只有一个：活不下去了。

“闯关东”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胶东半岛特别是今烟台、威海一带的百姓“闯关东”多浮海北上；鲁西地区的民人多取陆路。“闯关东”路上的艰辛难以用言语形容，很多人风餐露宿，一路乞讨。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并时有生命之虞，但是百姓在生计的逼迫下，其“闯关东”移民潮仍无法阻挡。移民进入东北后大部分先是定居于辽河流域，之后为了寻求生荒地又渐次北进，最终达到黑龙江区域的西部地区，这部分移民大多数成为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杜尔伯特旗（今黑龙江省安达市附近）等地蒙古王公的佃户。

另一路更多的移民则从陆路至双城堡至呼兰，并以此为据点沿旧官道北上，进入今绥化、海伦、青冈、拜泉一带，也有些移民进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等东部地区。

移民进入黑龙江区域后，因其“偷渡”性质，既没有土地开垦权也没有居住权，只能荒山僻野偷垦地亩，并时时遭受到驻防八旗官兵的追缴、围捕、驱逐，其境遇亦相当悲惨。

寻地之外的两种“生态”

在浮海与路行前往关东地区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去垦荒种田，但其中也涌现出了两种“典型人物”：放山人和淘金者。

“放山”，即挖人参———俗名“棒槌”。传说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在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老把头》中，孙良和张禄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给地主扛活，一年到头，累断了脊梁骨，可还是缺吃少穿，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两人听说长白山上有人参，但那里几百里没人烟，狼虫虎豹，漫山遍野……很多人进了山，不但没挖到人参，还把命掉进了老虎嘴里。兄弟俩为了活命，顾不得危险去了长白山。春去秋来，两人居然真的挖到了不少人参，约定再挖三天就回关里老家。谁知，就在这时二人失散，孙良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兄弟。最后在大石头上划了一首诗，划完，吐了几口血，就累死了。

实际上，孙良不见得是第一个放山人，他被放山人尊奉为“老把头”，是因为他对兄弟张禄的信义。这种信义是放山人所必需的。

淘金人俗称“金帮”，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他最先整顿了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韩宪宗家的势力愈加强大，1894年，他被清廷招募，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在辽阳保卫战和海城战役中，韩宪宗的孙子韩登举带领的“敌忾军”英勇顽强、浴血杀敌，和一触即溃的官军形成鲜明对照。

在“闯民”们对孙良和韩宪宗的故事进行“无意识”口传的很多年后，一种被称为是“闯关东”的精神被后人赋予了“有意识”的提炼。这就是———敢于和磨难抗争，无畏于牺牲生命；敢于和命运抗争，无畏于任何阻力；敢于和自身种种不良品性抗争，无畏于任何陈规陋俗的束缚。3000万移民向陌生的地方“闯”，向艰险的地方“闯”，向有希望的地方“闯”。他们在“闯”中探索，在“闯”中成熟，在“闯”中成长，在“闯”中壮大。

　　开禁放垦与清廷的解散

　　1840年，世界似乎分裂成了两半。

　　6月2日，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哈代出生；11月14日，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出生。

　　同年6月28日，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自此，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土地兼并、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双重打击下，脆弱而又残破的农村经济已使农民“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日给之外，已无余粮”。

　　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关内北方诸省农村经济残破日益严重，成百上千万的破产农民离乡逃荒。

　　除“闯关东”外，再无出路。清廷的封禁政策犹如一扇锈死的门，在汉族移民求生的强力冲击下出现了松动，自南而北逐步地开始招民放垦。先在奉天、吉林两省试行的招民放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仍处于封禁状态下的黑龙江区域地方官吏屡屡上奏朝廷，充分地论述了开禁放垦的利与弊，清廷统治者业经权衡后更多的也是出于无奈，终于在咸丰十年（1861年）钦准了黑龙江区域部分地方开禁放垦。

　　由于此次开禁是清廷允许的放垦，加之地价十分便宜，大约是每垧上等荒地仅交荒价银3元、二等荒地2元、三等荒地1元，以致关内北方诸省的穷苦百姓蜂攒蚁聚般地涌入放垦地方。

时至今日，研究东北移民史的专家基本有这样一个共识：自1861年开禁放垦，至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史上最大批的关内移民呼亲唤友争相迁入黑龙江区域，使土地开发进入高潮，也使黑龙江地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文明的转型得以启动。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关东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满洲。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闯关东”对于华北和东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上，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传播了华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极大地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使得东北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也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商品经济，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在民族关系上，大批移民促进了内地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接受的通用语，中国的语言版图也因此得以重绘，这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军事国防上，大批移民的进入，加强了作为边疆的东北与华北内地的联系，这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闯关东”对于移民输出地华北地区而言，极大地缓解了华北各地(尤其是山东)的人口压力，减少了社会动荡，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华北移民在东北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他们将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输回桑梓故里，为华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闯关东”在华北地区积淀为一种社会习俗，成为当地发生天灾人祸时普通民众的自然反应。当然，由于“闯关东”者多为一家一户中的壮劳力，这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导致华北农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调，农村劳动力大幅减少，耕地荒芜，等等，因此，“闯关东”对于华北区域社会的发展，亦存在负面的影响。另外，就整个中国而言，由狭乡迁往宽乡的“闯关东”移民，亦使得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人口的地理分布格局更显合理。

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现为集中展示“西口文化”的著名风景名胜区。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1]

从山西人走西口的大致路线图看，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路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就是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也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流迁，以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 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中国人向东南亚的迁徙行为

主要历史原因

下南洋在福建、广东、台湾一带也称“过番”，属于闽粤方言，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

1.在明末到清末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慌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躲避战乱，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到南洋谋生。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 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

2.一般来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

3.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4.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历史现状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据不完全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南洋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

地理原因

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来自全国大部省份，但福建、广东人占巨大多数（95%以上），这与其地理、人文因素及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老百姓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去拉美等地更具“可选择性”。

历史影响

对流入地来说，华工一直是南洋开发的生力军，他们是廉价的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继续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马来政府及其人民，对于此勤奋耐劳守法之华侨之谢意，非言语所可表达。”(李长傅：《中国殖民史》)

“下南洋”的流民运动，对流出地同样发生深刻影响，它对缓解“经济压迫”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