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辨

刘为钦  杨家英

内容提要 关于“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学界目前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认为，抗日战争还是应该从“9·18事件”的爆发算起。因为从“9·18事件”到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战事都是具有相对连续性的一个事件，即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卢沟桥事件”不过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个环节和步骤。如果将“卢沟桥事件”视为抗日战争的起点，那么，不仅缩小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而且还会给日本右翼势力留下诡辩的口实；不仅小视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功绩，而且还会割断作为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给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如果将抗日战争从“甲午战争”算起，也有一点牵强附会，因为在“甲午战争”和“9·18事件”之间，日本在中国领土上所进行的各个战事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不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起始时间  “9·18事件”  “卢沟桥事件” “甲午战争”

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为：“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中国各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计有四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对美、英开战，中日之间的战争，始演变为太平洋战争。中国乃与美、英并肩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投降为止。”[1]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是类似的说法：“战争持续了八年。”“战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开始的。”[2]但近年来，笔者在从事抗战文学的研究中，总是感觉到以“卢沟桥事件”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起点，多少有那么一点遗憾和不足。不久前在网页上搜索得知，张一波在“918战争”网站就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设立了访问调查，接受调查的网民也有不同的声音。[3]那么，“抗日战争”到底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呢？对于这样一个“抗日战争”的基本事实，笔者认为，完全有廓清和厘定的必要。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源远流长。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把向周边地区的扩张视为自己民族发展的目标，先后占领了琉球国、中国台湾、和朝鲜国，还不时进犯中国大陆。但日本人真正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大陆，还是应该从“9·18事件”算起。“9·18事件”之后，日本人在140天的时间内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全境；1932年1月，制造了“1·28淞沪战争”；7月，占领了热河省境内的朝阳寺；1933年1月，占领了山海关；3月，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5月，占领了平津附近的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香河和宝坻等地，强迫中国政府与之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确定了他们对东北地区及热河省的占有权；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粗暴地干涉中国政府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1935年6月，《何梅协定》确定了其在河北省的控制权，《秦土协定》确定了其在察哈尔省的控制权；11月，土肥原贤二向中国华北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宋哲元提出企图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实行华北“自治”的无理要求；12月，支持伪蒙军占领宝昌、沽源和张北等县；1936年2月，支持德王成立“蒙古军部司令部”；8月，支持伪军王英部入侵绥远省；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发动“第二次淞沪战争”；12月，占领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本强盗步步逼进，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应该说，日本军队自“9·18事件”之后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和向南方省份的扩张，是一个相对连续而完整的战事，“卢沟桥事件”不过是日本军队继续向南推进的一个环节和步骤，用当时最为时髦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卢沟桥敌军的炮火，是缠紧了东北四省的毒蛇，又向华北张开了血口。”[4]因此，笔者认为，“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就战争本身的客观事实而言，不是“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而是“9·18事件”的爆发。

[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19页。

[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下卷，第623页。

[3] 接受调查的网民有77%的人赞成，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为“9·18事件”。Hipp:918war.net,2005年5月22日。

[4]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日本国内目前也有人将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战争表述为“十五年战争”，如山田敬三就著有《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日本东方书店1992年2月出版）一书。作为一个加害国，日本人尚且将这场战争称为“十五年战争”，而作为被害国的中国则只称其为“八年抗战”——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滑稽的事情。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人所发动的这场战争还有7年的时间去侵略谁了呢？日本人称“十五年战争”，大概是从1931年1月召开的日本“第59届议会”算起。由于日本国内出现的经济危机，也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次会议上，松冈洋右提出了将满蒙地区变为日本领土的“满蒙生命线论”。在这次会议之后，日本参谋本部所作的1931年年度《形势判断》制定了所谓“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计划，即第一步建立一个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第二步使满蒙独立，第三步将满蒙地区最终纳入日本版图。6月，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7月，陆军省将《大纲》下达给关东军参谋部；8月，将熟悉中国情况的本庄繁任命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其后，在中国东北地区不断地进行挑衅和制造事端。在一系列阴谋未能得逞的情况下，日本军队终于生硬地制造了“9·18事件”，即于1931年9月18日夜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的铁路后，反过来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从而发起对中国军队的攻击。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从整个战争的起因、发展和变化过程的实际情况出发，日本人将1931年1月的日本“第59届议会”视为这场战争的起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日本军队真正将侵华战略付诸实际行动，还是从“柳条湖事件”开始。

 二

那么，在中国何以形成了“八年抗战”的既定说法呢？郭德宏认为：“明显是受了中共党史研究模式的影响。”[1]而笔者认为，并不尽然。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当时的《国民公报》登载有这样一条新闻：“鞭炮生意大佳，（重庆）民生路某店瞬息售空。”[2]，这条新闻即可说明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喜悦心情。当时，无论在国民党政府，还是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刊杂志的号外号、和各种非正式出版的宣传品铺天盖地，诸如“八年以来”、“抗战八年”、“八年抗战”之类具有总结性的文字大量地出现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文本中。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3]李宗仁就撰写过《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一文，陈诚就撰写过《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文。朱德在致美国、英国、苏联三国的说帖和警告蒋介石收回错误命令的电文都说了下面的一段言辞：“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4]《解放日报》在报道延安的庆祝活动时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忍受牺牲，坚持了八年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5]在其社论中说：“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英勇和坚毅。”[6]茅盾就撰写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郭沫若、冯乃超、田汉、艾芜、阳翰笙、杨晦等人在重庆曾就《抗战八年文艺检讨》这一话题进行过座谈。也就是说，“八年抗战”的说法是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中央和社会精英阶层在抗战胜利期间的公共话语。至于谁最先道出了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说法，这已无法考证；但中国人有盘点过去事迹的习惯，这一点是不可否定的。1933年8月，茅盾（署名“东方未明”）就撰写过《“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一文。1938年3月，《新华日报》在其社论中就有这样的评论：“抗战的八个月以来，许多文艺家肩着他的巨笔，跟随着前线的将士，英勇地参加了浴血的苦斗。”[7]1938年5月，郭沫若、老舍、郁达夫等人在重庆的一家川菜馆里，以“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为题就进行过一次笔谈。“卢沟桥事件”爆发一周年时，茅盾撰写过《八月的感想》一文；嗣后，孔罗荪撰写过《三年来的创作活动》，欧阳凡海撰写过《五年来的文艺理论》。1945年7月7日，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解放日报》发表过《纪念抗战八周年》的社论。他们都不时地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

[1] 郭德宏：《论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及有关问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内部资料），第9页。

[2] 《国民公报》，1945年8月10日。

[3] 《蒋介石广播演说词》，《时事新报》，1945年8月15日。

[4]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解放日报》，1945年8月15日；《朱总司令再电蒋介石警告其收回错误命令》，《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5] 《延安庆祝日寇无条件投降》，《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6] 《庆祝抗战最后胜利》，《解放日报》，1945年9月5日。

[7]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日。

生以来的工作进行归纳和总结。因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很自然也就有了“八年以来”、“抗战八年”或者“八年抗战”的说法。

非常明显，这种“八年以来”、“抗战八年”或者“八年抗战”的说法无疑是以“卢沟桥事件”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起点。不过，在当时的文献中，也有将“9·18事件”视为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的表述。如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一文中就这样说过：“‘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暴露了狰狞的侵略面孔，民族危机日紧一日，因而国内的一切势力便逐渐缓和了内部的斗争，而一致地集中到了抗日的旗帜下。”[1]这里就是比较明确地将“9·18事件”视为抗日战争的起点。只不过是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表述常常自相抵牾罢了。郭沫若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说：“我们神圣的抗战虽已经继续了五年有半，而我们大部分的国土还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大多数的同胞还沉没在水深火热的活地狱中。”[2]这里又是将抗日战争从“卢沟桥事件”算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以“卢沟桥事件”作为抗日战争起点的声浪，压倒了以“9·18事件”作为抗日战争起点的声音，所以，在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的情况下，形成了对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的这一错误认同。

至于国人为什么要以“卢沟桥事件”作为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这大概与此前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或者说被动抗日有关。“9·18事件”后，日本人占领了整个东北，而且还不断地向南推进，国民政府或者不予抵抗，或者只是被动地应对，因而，人们将这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也就从“卢沟桥事件”的爆发算起了。如毛泽东就说：“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3]至于国民政府对日本军队不予抵抗的原因，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大陆，一般认为，是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作祟[4]，或者是国民政府依赖于国际联盟[5]。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江昭却说：“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6]笔者认为，消极抗日，或者说被动抵抗，是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境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这种无奈的选择既有其现实的原因，也有其历史的渊源。所谓现实的原因，就是日本军队有备而来，装备有现代化的武器，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悬殊太大；而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军队山头众多，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还有共产党中央与之分庭抗礼。在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一时不具有足以阻挡日本人入侵的能力，不具有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的胜算。所谓历史的渊源，就是自晚清以来，这片神奇的曾经一度作为满清王朝发祥地的土地就开始变得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先是俄国人借着镇压义和团运动，占领了东北全境；后是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与俄国人展开狼虎之争；再是日本人凭着对俄国人的征服，占领了以旅顺为中心的南满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说是顺应也罢，说是 麻木也罢，日本人在“9·18事件”之后对东北全境的占领，尽管全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慨，但国民政府却是持一种消极默认的态度。

一个颇有意味的情节是，张学良东北“易帜”承认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之后，蒋介石出于对张学良的回报，除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外，还将当时的热河省划入了东北边防军管辖的范围。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后，贪婪之心不死，大肆鼓噪：“热河省系旧东北四省之一，与其他三省有不可分之关系。”[7]这时的国民政府及其宣传机构又反过来宣称，“满洲国”不包括热河省，热河省属于华北地区。如宋子文1933年2月11日在北平会见新闻记者时就说：“热河为中国整个一部分，正如广东与江苏等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人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8]这种丢西瓜捡芝麻的雕虫小技，不正是对日本人占领东北的默认吗？

[1]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新华日报》，1943年3月27日。

[2] 同上。

[3]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4册，第5页。

[4] 王建朗：《中日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21页。

[5] 王建朗：《中日关系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26页。

[6] 江昭：《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下卷，第580页。

[7] 这是日本陆军省以谈话的形式发表的声明。转引自马仲廉编著的《“九·一八”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56页。

[8] 转引自马仲廉编著的《“九·一八”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159页。

时过不久，《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就是国民政府在一种复杂心境之下对这一系列既成事实的公开认可——即承认日本军队对东北地区和热河省的占领。当时国人对东北地区的这种复杂情感，我们从共产党人的论述中也能找到可资佐证的材料。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说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民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1]毛泽东的判断洞若观火，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此后的日子里，日本人并没有停止他们向中国内地扩张的步伐。不过，“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的说法，却透露出一点信息，即毛泽东也是将中国东北地区视为与长城以南地区（即“本部”）相区别的“非本部”。毛泽东的这一表述，不是一个一时的随意的表白。在其后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2]从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人，都是将东北地区与内地相区别的；也就是说，将东北与内地相区别，是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正是这种将东北与内地相区别的普泛而复杂的心理和国内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造成了国民政府对日本军队入侵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消极抵抗；也正是对日本人占领“东四省”的羞羞答答的承认，导致了人们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的错误定位。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的中国人民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将日本人从长城以南的地区驱逐出去，而且还收复了包括东北在内的长城以北的广阔失地，收复了在甲午战争中丧失的台湾、澎湖列岛地区。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的观念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没有及时地调整和更正过去关于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的错误观念。

 三

历史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对抗日战争的起始时间进行重新定位是一个完全必要的举措。和日本人打交道，不能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大而化之。国人大概还记得琉球国被纳入日本版图的历史教训吧！1871年12月，琉球人的船只漂泊到台湾南部，与台湾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福建省地方当局对伤亡的琉球人也予以了抚恤和安慰。可是，到了1873年6月，这一桩本来已经平息的事件，却被柳原前光重新挑起。日本换约大使柳原前光来到中国，就这一事件向清朝政府提出交涉。如果清朝政府一口回绝，琉球人与台湾人都是大清帝国的属民，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由我大清帝国裁决，与日本政府毫无干系，这件事情不就完结了吗？可是，清国总理大臣毛昶熙却给了柳原前光一个极不聪慧的解释：台岛之民分生熟两蕃，已服我朝王化者为熟蕃，未服者为生蕃；杀人者毕属生蕃，故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毛昶熙的解释有两个明显的漏洞：即默认了琉球为日本国的属地，和将台湾“生蕃”视为清朝政府的“化外之区”。这样为日本人侵占琉球和台湾留下了口实。日本政府于1874年4月组成“台湾生蕃探险队”，开始了对台湾的大举侵略。清朝政府花了50万两银子几经周折才在自然之神的辅助下把日本人请出台湾，而且还失去了对琉球国的宗主地位。无独有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军事法庭只口否定对华侵略行为是“战争”，而只承认是“事变”，并声称国际战争法不适用于这一战事。据石子政考证，“事变”一词的基本含义，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日语中，都是指事情的重大的变故。[3]如“西安事变”是指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蒋介石突然的“兵谏”，“皖南事变”是指在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背信弃义对新四军的围剿。而日本人用“事变”一词指称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这场战争，显然是强词夺理，是为了避重就轻推卸自己的罪责。当然，强盗自然有强盗的逻辑。日本人强辩，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中国人不接受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政策，所以日本人要对中国人进行打击。正如石子政所说：“‘事变’一词高度地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4]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中国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认同并接受了“事变”一词的使用，而且一直沿用至今。过去，日本人将“战争”还说成“事变”；现在，日本右翼势力在他们编写的教科书中已经不将“战争”说成“事变”了，而只是说“进入中国”或者“解放满洲”。当下，中国政府就教科书问题还要费尽口舌，不断地对日本国提出交涉。

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7年7月7日，将近六年的时间，中国失去了东北三省，失去了热河省，失去了馁远省、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如此巨大的相当于日本领土面积4倍的土地的流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这一极其重大的领土面积的流失，大概不能不被视为一种“战事”吧！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战事，而只称为“局部战争”，这未免太有点阿Q之流的“优胜记略”了。假若我们不将其纳入“抗日战争”的范畴，而又要将其划入一个“战事”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又只有钻进日本人为我们所设制的圈套，即将其视为“满洲事变”和“华北事变”了。“9·18事件”之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三省不战而退，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和抵御外侮的民族信念，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斗志并没有因为东北军的撤离而减退。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张天翼的《齿轮》、齐同的《新生代》、杨沫的《青春之歌》、王林的《一二九进行曲》都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东北各地的人民，如沈阳的唐聚五、邓铁梅，吉林的李杜、冯占海，黑龙江的马占山、苏文炳等，自发地组织各种武装力量，都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中国共产党组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更名为“东北抗日联军”）对日本军队予以过沉重的打击，领导的“12·9学生运动”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32年的“1·28淞沪大战”中，在1933年的“长城保卫战”和“察哈尔抗战”中，在1936年的“馁远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也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反帝爱国的壮丽篇章。如果将“卢沟桥事件”视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起点，也就是说，将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7年7月7日的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排除在“抗日战争”之外，这样很容易淡化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很容易导致小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导地位，轻视包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昂扬的爱国热情，无视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和忽视东北义勇军自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功绩。

也有人说：“中华民族的抗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八年，甚至也不只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十四年，而是从1895年台湾抗日肇始的五十年。”[5]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与后来的抗日战争有联系，因为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向周边地区及亚洲大陆扩张的意识和策略。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吉田松阴在1855年就说过：“惟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6]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行动，如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台湾及福建沿海；通过日俄战争，占领了旅顺及南满铁路沿线；通过对德宣战，占领了山东胶州湾；打着保护侨民安全的旗号，在山东阻止中国北伐军前进，制造了“五三济南惨案”等。这些战事和抗日战争都是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结果。但是这些事件是不具有连续性的单个的军事行动，与后来的整个抗日战争没有十分具体而紧密的联系。况且，日俄战争、日德战争，尽管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对中国领土的掳夺，但它们是日本人分别与俄国人、德国人发生的冲突，是与抗日战争具有不同性质的战事。如果我们将这些战事也纳入抗日战争的范畴，那明显有一点牵强附会。与之相反，假如将“卢沟桥事件”视为抗日战争的起点，那就会人为地肢解日本人“9·18事件”后侵略中国的整体行为，就会切断全国不同阶层的民众以不同方式谱写的反帝爱国史诗，就会割裂“卢沟桥事件”前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演变的内在联系。

以文学史实为例，“9·18事件”后，东北的爱国青年在哈尔滨、长春等地，办刊物，写文章，宣传抗日道理，抒发爱国情怀，其中有代表性的文本有肖红的《生死场》、肖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这些文本深深地影响了抗战文学，正如周扬所说：“《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的成为轰动，以及一切的抗敌救亡的题材的作品的流行，正表明了民族革命高潮中新文学必然的趋势。抗战以后的文学就是顺着这个趋势而更往前发展了。”[7]其后，“东北作家群”流亡南方，继续从事写作，进一步地丰富了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如果将“卢桥沟事件”

[1]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3册，第243—244页。

[2]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4册，第5页。

[3] 石子政：《入侵何以称“事变”——“事变”一词的解密》，《文汇报》2004年12月26日；hipp:www.china918.net。

[4] 同上。

[5] 作家阎延文语，转引自舒晋瑜的《抗战文学作品的现状与反思》，《中华读书报》2005年9月7日。

[6] 转引自王建朗的《中日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页。

[7] 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文艺战线》第1卷第2号，1939年3月16日。

视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起点，那么，肇始于“卢沟桥事件”之前的“东北作家群”就会被排斥于抗战文学之外。这样在文学研究的领地，就会隔断“东北作家群”与抗日战争的内在关联，就会贬损“东北作家群”的艺术成就，就会无视“东北作家群”对整个抗战文学的贡献、影响和文学史地位。甲午战争后，文学界也出现过反映甲午海战及其当时国人情绪的叙事文本，如高太痴的《梦平倭虏记》、洪子贰的《中东大战演义》、曾朴的《孽海花》等。下面是《梦平倭虏记》中的一段叙述：“光绪中，有某生者，布衣读书，经济学问，器宇胆略，绝世无双，尤邃于兵法。隐居海滨，留心华洋交涉之事，尝慨然有安内攘外之志，自叹无可进身，将闭户著书，落拓诗酒以终焉。甲午之际，朝鲜乱作，东倭内犯，中朝诸将失机偾事，疆土沦陷，险要不守，寇氛日逼，朝野皇皇。生于是忠义激发，不能自已，每语其友曰：‘倭寇未易平也，必也吾辈出，而后庶有裨乎！大丈夫建功名，取斗大黄金印，封万户侯，时乎时时乎不再来！’或笑其狂，不顾。生甚以时势为忧，自恨乏资斧，不能伏阙上书，悉陈天下之利弊。数发议论，条陈大事，发乎日报，以冀当世之采择。”这一段叙述基本上代表了《梦平倭虏记》、《中东大战演义》、《孽海花》的总体行文风貌。但无论从语言形式来看，还是从叙事策略来看，这都是一段具有传统叙事风格的与作为新文学的抗战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字。更何况高太痴、洪子贰、曾朴等人在“9·18事件”爆发时，或者驾鹤西去，或者垂垂老矣，与后来的抗日战争没有半点联系和瓜葛呢。所以，“9·18事件”以前的反日文学不能被纳入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的范畴。

一切历史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基于这点，笔者认为，抗日战争应该从，也只能从“9·18事件”算起。如上所述，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教科书将这场“战争”已经不称为“事变”，而只是称“进入中国”、“解放满洲”了。东条英机之流二战甲级战犯，本来已经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和惩处，现在的日本要员却对他们进行朝拜，为他们招魂；在国际组织监督之下制定的日本现行宪法，规定日本国不能有军队的存在，日本当局却蠢蠢欲动，企图修改这一法案。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违反和践踏凡尔赛和约，是希特勒纳粹政府向周边国家大举侵略的前奏。诚然，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假借某一词句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斗牛场上的游戏，最终决定胜负的，已经不是伎俩的比试，而是实力的效量。但是，在历史老人的面前，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原则，不能轻率地下一些让生者不能服气，让死生不能瞑目的结论！

[作者：刘为钦，副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43007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杨家英，讲师，武汉大学外语学院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