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古代史精品课讲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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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专制君主和国家如何处理与士人的关系、如何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国统治者之间从容择主，道不合则全身而退，另投明主，当时颇为流行的“从道不从君”之说，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国统治者为了笼络贤能之士为己所用，也极力显示“求贤若渴”的诚意。因此，以至于有“士贵王不贵”之说。士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之后，君主与士人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专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于自己的同时，更注意防范士人的反抗意识。换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经由可以依靠的对象变为必须加以控制、打击的对象。这是我们理解秦朝“焚书坑儒”发生原因的基本出发点。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统治者选择何种理论体系作为统一帝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本人是赏识韩非所阐发的法家理论的，所以，秦王朝的统治思想以法家为主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统治思想是非常驳杂的。这也为儒家与法家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条件，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学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学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18页）这场斗争，本来是围绕着对分封制的不同见解而展开的，但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动之下，却演变为“焚书坑儒”的巨变。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对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统一天下、遍置郡县等内容也倒符合事实，但阿谀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历代歌功颂德之言，其实大都如此，原本不必过于认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针锋相对地提出驳论，他认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国久远，“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如果突然出现专制朝政的权臣，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国家势必面临危机，结论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淳于越与周青臣的分歧，集中在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是否是最好的统治方式？本来，作为两种不同的政见，在统一后不久，就由当时的丞相王绾和李斯分别作过阐述。王绾等人主张在燕、齐、楚等边远地带，封皇子为王，以利镇抚。淳于越的旧话重提，只是希望能就采用何种方式对统治最为有利展开讨论，体现的是士人对时局的关心。在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中，不论当政者是否采纳他的政见，都不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专制欲极强的秦始皇，在独享最高权力多年之后，已容不得半点批评，他把淳于越的忠谏视为诽谤。丞相李斯迎合君主之意，在驳斥淳于越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者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卫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书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允其所请，随之出现了“焚书”浩劫。李斯提出如此极端的主张，是因为他与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以暴力控制思想的学说，“言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五蠹》），正是他们所心仪的政治秩序。焚书、禁学的目的在于取缔政治批评，扼杀思想自由。士人的社会批评功能被废止，不仅是士人的悲哀，也是当局者的不幸。不闻谏言，唯闻颂词，政治只能走向黑暗。
在“焚书”后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之事。事情源起于方士侯生、卢生等人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员，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些批评，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指出了专制统治的积弊所在。恼羞成怒的秦始皇下令严办，最后将捕获的四百六十多位方士和儒生，集体坑杀。
“焚书坑儒”与秦统治集团追求思想统一的努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本来，在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谋求思想统一，是一种顺乎当时思维习惯的选择。战国后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在一定范围内涉及到对它的论证。但是，用什么手段、用哪种方式去实现思想的统一，原本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用非暴力的手段，以综合诸子学说、兼采百家精华的方式，建立起与政治统一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这样的历史机遇在秦朝统一之前就已经出现过，那就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意在为未来的一统政权提供治国蓝图。由吕氏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一书，本来就是开放的文化政策的体现，也是兼收并蓄诸家学说的产物。在他的理论结构中，原本尖锐对立的各学派，可以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如果按照吕不韦的治国理论，秦的统治方式应当有很大不同。遗憾的是，吕不韦在与赢政的权利之争中失败，他的主张也被轻易地抛弃了。秦始皇所欣赏的是申、商、韩非之学，在统一完成之后，骄横自大情结更使他不可能从容选择和构建稳妥的治国方略，遇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冲突，自然就会沿用军事征伐时期的思维定式，采用强硬的管制措施，去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
“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知识群体和统治者离心离德。显然，文化高压政策，并没有达到统治者预期的统一思想的目的，而是走向了反面。在社会尚能保持稳定之时，士人们保持着沉默，或在暗中作着各种形式的反抗。天下一旦有变，他们就把对统治者的不满，转变为拼死一博。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儒林代表人物、孔子后裔孔甲（或作孔鲋）迅速投身其中，他率一批儒家士人携带孔门礼器往投陈胜，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向秦王朝发起了拼死反抗，全然没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犹豫观望之态，因为他们是在复仇，并认定推翻秦的暴政，是履行士人文化使命的必要前提。秦朝统治者不得不为他们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付出了代价。这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原因之一。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非常注意借鉴秦朝的历史教训，变酷暴为宽缓。就思想文教政策而言，西汉前期实行黄老“无为而治”，政府避免对思想领域进行强制性干预，各家学说得以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位年轻的皇帝，深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奋发求治的时局，他决意借用儒家学说，实现自己为后世子孙垂范立制的远大抱负。他任用喜好儒术的官僚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并破格提拔儒生赵绾和王臧分别出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执掌实权，还礼聘在野的儒师入朝主持改制之礼，摆出了以儒学治国的姿态。信奉黄老之学的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发起反击，迫使武帝罢免窦、田，诛杀赵、王，武帝尊儒的第一次努力归于失败。窦氏逝世的第二年，尊儒重教的进程重新启动。儒家公羊学派大师董仲舒，借“对策”之机，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建议废止儒学之外的各家异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的理论依据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认为以儒术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是天经地义的。汉武帝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有了后人总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
同样是为了确立国家的统治思想，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所采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舆论诱导和利益驱动，来推动思想统一的进程。
首先，以儒学垄断教育，并进而影响仕途。在董仲舒的建议中就有“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内容。太学是最高学府，以养士、兴教化、培养官僚后备力量为其主要的办学目的，以《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而原来所设置的诸子传记博士皆被罢黜，这就意味着其它学派失去了在太学中授课讲学的权利。为了贯彻太学“养士”的宗旨，笼络天下读书人为朝廷所用，必须解决好学生的出路安排，即把读书与做官连为一体。起初，在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只要通过一经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仕进的机会，成绩优秀者可以身据清要之职。一时间，入太学成为做官的捷径，史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序》）后来的太学生们已不及他们的前辈那般幸运，但入仕之门毕竟对他们敞开。大一统政权留给普通读书人的发展空间，实在是以此为最大了。不仅太学中成绩优异的儒生不断被选拔为官员，社会上有影响的儒师也可以被聘任为高级官员。例如，与董仲舒齐名的公孙弘，官至丞相。这批由平民儒生跻身高官的人，博得了“白衣公卿”的美名。读儒家之书可以换来官场得意，难怪社会上要趋之若骛了。正如班固所言，汉代经学的兴盛，主要是出于利禄之路的诱导。
其次，儒学的伦理道德（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被奉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必须遵守，一旦有人背离，就会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再则，置儒家经典于国家法律之上。最明显的象征就是“经义断狱”（或称“《春秋》决狱”），儒家经典成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当着它与国法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时，通常的取舍是依据儒家教义而不是遵循国法。如此以来，国家表面上并没有以强制手段推行“尊儒”，但这种诱导力所形成的约束作用，却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还有以下两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其一，儒家学说能够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与它自身的与时俱进有密切关系。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汉代儒学，有其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退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汉儒已从批判时政而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正因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锐思想家往往批判汉代儒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而与专制统治妥协。其实，汉儒如果想要在实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做出妥协是必要的，否则不可能得到当政者的承认。而汉儒取得统治思想地位之后，其代表人物仍在致力于继承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置天意于天子之上，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对专制帝王实施约束的努力。当然，其实际效果大小，却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操控的了。
其二，尽管董仲舒建议对其它学派加以“灭”、“绝”，但汉武帝并未实际推行。其它学说只是被剥夺了在官方学校中的传授资格，而未受灭绝式镇压。就是在官场之中，武帝也重用了一批分别具有法家、黄老道家、阴阳家色彩的人物。所以，有人说汉武帝治国、用人之术实际是“外儒内法”。司马迁甚至说武帝“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效。”（《史记·龟策列传》）无疑是说武帝实际在兼用百家之学。武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给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给其它学派留下适度发展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
就推行文教政策而言，秦始皇的失败和汉武帝的成功，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解决思想意识形态问题，不能依赖行政强制，更不可迷信暴力手段。而且，从思想的属性而言，本来就是各不相同，思想可以受诱导，甚至被蒙蔽，但要达到完全的控制和统一，是最不容易实现的。尊重思想自由的过程，也就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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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秦大起义的过程中，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派人物先后称王；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不得不以封王为手段，笼络韩信、英布等豪杰为自己效力；汉初的思想家又批评秦始皇“非封建，行郡县”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暴政，形成了革秦之弊必行封建之制的社会舆论——它们共同构成了秦亡汉兴分封制度必然复苏的主要原因。这一过程可以印证唐代学者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论断:“封建，势也；非圣人意也。”分封制与郡县制，作为一种国家政体，它们的出现和演变，都不是某位统治者的天纵英断，而是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封国制”并存。郡县制通过郡县两级地方行政机构，由中央政府实施集权式管理，体现了战国变法运动以来倡导中央集权制的精神。它的范围基本上与战国末年秦国的版图相同，当时习惯上称之为“关中”或“关西”。“封国制”则是由受封的诸侯王分别实施管理，体现的是对西周政体的模仿和复归。它的范围与战国末年山东六国的版图基本相符，当时习惯上称之为“关东”或“山东”。
诸侯王国先后有两种不同类型，即“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是韩信、英布等七位开国功臣，他们大多居功自敖，不易控制，不论他们是否有谋乱之心，刘邦和吕后都把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在天下稳定之后不久，就设谋逼反、或干脆诬陷谋反，随后各个击破，除了长沙王吴芮以微弱仅存之外，其他异姓诸侯王无一幸免。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还封立了一批宗室同姓王，希望他们起到屏藩汉家天子的作用。刘邦晚年与大臣有“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王，非有功者不侯。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后本纪》）他建立刘氏一姓“家天下”统治秩序的用心显而易见。后来吕后当国封吕氏为王之时，功臣集团和宗室成员借此誓约以做抵制，并借为其后诛灭吕氏的依据。
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根据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3—4期）的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十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从绝对数目而言，地方势力坐大是明显的事实。
封国之制，本来是一种分权式的统治体制，一旦处置失当，容易引发地方抗命中央的危险。但汉代人多把它视为纠正秦朝积弊、拱卫皇室的必要措施，《汉书·诸侯王表序》就有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之说。真正意识到封国体制的隐患，并力主加以革除的是文、景时期的政论家贾谊和晁错。两人的立论宗旨在于贬抑封国、强化中央集权。贾谊上《治安策》，从制度利弊和人情常理来讨论诸侯王势力坐大的问题。他把诸侯王的离心倾向和失控趋势，称为当今时事“可为痛哭者”。贾谊从政治分析入手，指出诸侯王是否遵守朝廷约束，不取决于道德的高低，而取决于实力的强弱，历史的结论就是“大抵强者先反”。进而向文帝进献救治封国之患的根本策略:“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增加封国数量而削弱每个封国的实力，从而收到强本干、弱枝叶的效果，建立起中央的绝对优势，迫使“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汉书·贾谊传》）。他希望以制度建设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封国问题。晁错的主张则是激进的，他向汉景帝进献《削藩策》，认为靠安抚政策不足以解决封国为患之忧，他力主以强制手段，立即削减封国领地，不计后果如何:“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晁错传》）景帝在未曾慎密筹划的情况下，贸然推行削夺诸王封地的政策，导致“吴楚七国叛乱”的突然爆发。“郡国并行”体制的潜在危机，得到最直接的展示。
在平定了叛乱之后，景帝挟战胜之威，继续推行削藩政策，对朝廷和王国的职官体系做了调整，突出尊卑之别；剥夺了诸侯王亲理国事的权力。朝廷对封国的控制努力，已经大大强化。
汉武帝即位之后，注意设防立制，继续厉行中央集权。其中，特别是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效果最为明显。朝廷在允许各王国“推私恩，分子弟邑”（《汉书·王子侯表上》）的名义下，实际是把王国的领地割裂成许多侯国，达到了不事声张而削藩的目的。此外，汉武帝还以“左官律”、“阿党法”等立法手段，打破封王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联系，从对人才资源的控制上，堵塞了诸侯王国势力坐大的通道。
经过景帝、武帝两代经营，汉初诸侯王国的威势和地位不复存在，而是“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不为士民所尊”（《汉书·诸侯王表序》）。至此，“郡国并行”之制名存实亡，国家政体复归为典型的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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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族势力在西汉中叶已经出现，当时有远见的政论家对豪民兼并的问题，曾经一再提及。董仲舒在谈论贫民的生活环境时，就说过“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豪民兼并农夫土地是常见现象，甚至有“豪民役使”的记载，但对农夫的关系不是超经济强制，不构成人身依附关系。论及社会问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蓄奴之风，而不是依附农民。自西汉后期以来，特别是经历了两汉之间的动乱，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焦点问题。
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论及豪族势力之盛、影响之大:“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后汉书·仲长统传》）分而言之，豪族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往往集官僚、富商、大地主三种身份于一身，社会影响空前增大。他们之中，有世为公卿的大官僚，有出身商人向土地投资而转化来的“高资地主”，有以弟子、门生为依附力量的经学世家，也有横行乡里的地方著姓。数代相承，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势力，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豪族对政局影响之大，可以从东汉初年的“光武度田”事件中反映出来。光武帝刘秀的开国之业，得益于南阳、河北两大豪族集团的追随和支持，他当然需要对豪族势力投桃报李。但当着豪族势力过分膨胀，侵占土地、庇荫人口，直接与国家产生利益冲突时，光武帝不得不加以制裁。他下诏各州“度田”，即实际检核垦田和户口之数，以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意在裁抑豪强兼并，增加国家收入。此举立即遭到豪族势力的联合反对，地方官不敢得罪他们，在执行“度田”政令时，“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把本来应该由豪族承担的负担，转嫁到贫弱小民身上，百姓不堪其苦。在豪族的唆使和挑动之下，激成民变，天下为之汹汹。光武帝痛下决心，将高级官员河南尹和郡守十余人，以“度田不实”之罪下狱处死，借此显示度田的决心。但面对着豪族利用民众的反抗情绪处处叛乱，光武帝也不得不适度妥协和让步。此后，度田之名虽存，但地方官不必去做实地普查、丈量了，而只是虚应差事照抄旧档而已。裁抑豪族的原意根本无从谈起了。东汉一代，对裁抑豪族一直难有作为。朝廷减轻赋税的惠民之政，也被豪族用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汉末学者荀悦曾如此评论当时的社会状况:“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足以说明豪族社会能量之巨大。
其二，以“徒附”、“部曲”、“宾客”、“奴客”、“族人”等名义，大量占有依附人口。豪族与部属之间，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存在人身占有关系。依附者的政治地位低于编户齐民，法律和习俗都规定他们不得离开所附着的土地，只有经过主人的放免，才能成为平民。但他们的地位又高于奴婢，他们还有一丝“人格”，不像奴婢那样等同于主人的私财畜产。当然，低首服侍主人，也是他们的“本分”。汉末政论家崔寔曾谈到“上家”与“下户”之间的关系:“上家累锯亿之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政论》，载中华版《全后汉文》726页）这里典型地反映豪族对依附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
其三，豪族大多有可资依托的“坞堡”。它除了具有设防自保的军事意义之外，也兼具经济意义。豪族在指令依附者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同时，还把他们编组为私人武装。当着社会发生动荡乃至于战乱之时，豪族以“聚众自保”的形式，把依附者团拢在自己周围，结成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其内部的奴役关系就被淡化了。坞堡内部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闭门成市”的格局，除了盐铁之外，不需倚赖外部市场供应即可自给自足。这与东汉时期商品经济萎缩的局面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这种以豪族为中心的组织形态，是否可以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相类比，学术界迄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坞堡”式豪族田庄的存在，是没有异议的。
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汉代的农事和时令风俗活动，是了解豪族田庄的宝贵资料。各地考古所见东汉的陶阁楼、坞堡、园地山林等明器，以及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直观材料，为人们了解东汉豪族经济的各个侧面，提供了缩影式的物证。
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具有多种社会意义:
从经济关系来看，豪族庇荫人口，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者只为主人所役使，户口不上国家户籍，不为国家承担赋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得到发展。
从政治格局来看，它体现了地方势力的抬头，隐隐与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相对立，构成了东汉末年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社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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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试图用内敛、谦恭之类的言辞，来表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可以说，汉唐时期的中国，就进取精神、开放意识而言，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和民族。这也是造就汉唐盛世的动力之一。汉唐的都城，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使臣、探险家、商人，往返奔波，使之成为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给世界历史的进程，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秦汉之间的四位名人，对这种精神做了集中揭示: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在为人佣耕之时，就自负鸿鹄之志；目睹秦始皇出游的盛大仪仗，流亡之中的项羽，口出心声:“彼可取而代也”；身为亭长小吏的刘邦，也敢于道出仰慕之情:“大丈夫当如此”；后来成为汉家大将的韩信，在困顿之中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恣睢妄行，是因为他坚信可以建成伟业，故不肯逞一时意气而自毁前程。西汉的许多名臣都有不断进取的佳话传世: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学业有成，可以“三年不窥园”；探险家张骞奉命出使异域，十余年出生入死，终于不辱使命；青年统帅霍去病自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名将李广用兵不循常规，每每以少胜多，匈奴对他敬畏有加，号称为“汉家飞将军”；政论家主父偃慷慨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至于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更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以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东汉末年的国家栋梁陈藩，在少年时期即胸怀大志，有人因见其居室庭宇芜秽而质疑:“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藩应声作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上引文，俱见《汉书》、《后汉书》本传）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国家版图的扩展、对外交流规模的扩大、世界性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都与汉代的进取、探险精神以及开放的意识直接相关。汉武帝为了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做了多方努力。他的思路未被局限于北部国境线，指令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经略朝鲜半岛，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这是兼顾全局的战略部署。其中，以张骞出使“凿空西域”的影响和意义更为重大。我国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民国时期的学者顾实特别推崇《穆天子传》的价值，认为它记载了三千年前周穆王往还亚欧两洲的行程，“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另外一部先秦奇书《山海经》也可以印证上古时代与域外交流的存在。但是，此类典籍的神秘性过浓，影响到它的信史地位；此外，不论当时的交往达到了何种规模，都没有给后世留下可以延续的成果。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张骞在西域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汉家朝廷曾依据张骞的推测而努力寻求这一可能存在的蜀——西域交流的通道，却一无所获。因此，张骞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泽及后人。“凿空西域”的史家赞叹，准确地道出了他奉使出行的历史贡献。
张骞首次出使肩负的政治使命是，联络与匈奴有宿怨的大月氏回师东进，与汉家夹击匈奴。大月氏因为迁居之地物产丰富，无意为复仇而与匈奴开战，决定了张骞之行无法如愿。但他十余年的出使，耳闻目睹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当他向汉武帝报告之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面对此前中原王朝所知甚少的域外风情，坚定了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的决心。“开西南夷”是开发云贵川高原的果敢之举，实际是为了寻求通西域的民间通道。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以联络乌孙国为主要目的。使团的规模和携带的物品更为可观，成果更为巨大。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先后与汉王朝通使、通商，使节往来和民间贸易持续不断，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范围交流，铸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汉王朝的声威，远扬异域；汉文化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大。此前的中国历史不论如何变化万端，其舞台不超出亚洲东部的地理分野；而此后的历史发展却打破了天然屏障，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