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梳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这与当时特定的理论和历史背景密不可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受到普遍重视，这为社会史论战提供了理论前提。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则直接促成了大论战的发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社会各界重新思考的问题。
中国革命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社会史大论战之所以在短时间内颇具声势，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不同见解有密切关系。斯大林、布哈林等认为，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仍占据优势，应当进行民主革命，以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结合为主；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主张，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主导，革命目标还应包括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社会各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中共六大将中国社会性质确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则持反对态度。各方各抒己见，由此，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大规模展开。
在论战中，各派围绕当时及历史上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展开了激烈论争，不同问题、派别交织在一起，呈现异常复杂的局面。
参与论战者大致可分为四个阵营。最先出场的是新生命派。1928年10月，陶希圣在上海的《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不能被笼统地称为宗法社会或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宗法封建社会。“新生命派”成员多属于国民党改组派，所以也有“改组派”之称。
1929年11月，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另一重要阵地《新思潮》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希望通过《新思潮》来宣传中共六大的主张，与反对的声音相抗衡。因此，次年5月，《新思潮》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登了潘东周《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指出封建半封建经济在中国占支配地位，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被称为“新思潮派”、“中共干部派”，代表人物包括李立三、张闻天等中共领导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左翼学者。
论战中，托派的主要阵地是1930年创刊的《动力》杂志。任曙、严灵峰等代表人物多次在该杂志发表文章，阐明其观点。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常有分歧，但总体而言，与“新思潮派”针锋相对，他们都主张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当时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人被称为“动力派”。
此外，在论战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阵营，即自称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个人，如胡秋原、王礼锡、孙倬章、王亚南等。他们的观点虽远不及上述三派影响大，但也在论战中产生了很大作用。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充分展开后，随即陷入僵持状态，从既有的角度已无法再深入下去。于是，人们转而开始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以期有助于认清现实。
1929年，陶希圣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将讨论延伸到中国社会史领域。在这两本书中，他论述了中国社会史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
1930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探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为之后各家继续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基础。郭沫若的研究也大大提升了论战的学术水准，该书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1931—1933年，社会史论战以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为阵地展开。在此期间，《读书杂志》先后刊出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将论战推向高潮，盛况空前。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和特征是什么；第三，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总结的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是否一致，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
由于农业是中国的主体产业，农村占据着中国的大部，若能明确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也就容易理清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因此，1934年又引申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战中，以《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的“中国经济派”认为，中国农村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以《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的“中国农村派”则认为，中国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分析生产关系为主，托派成员则认为应以分析生产力为主。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社会史大论战在1937年基本结束。总体而言，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论述的是现实问题，政治性较强；中国社会史论战则由现实诉求引申到历史问题，学术性较强。经过论战，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得到广泛认同。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可以说，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直接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