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术动态总结6（必考点）
七、关于改良与革命之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性质” 以及“改良与革命”等问题成为华人学界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余英时、李泽厚、姜义华、萧功秦等一批知名学者皆参与其中，争论热烈，影响广泛，甚至波及到海外。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更是使这场争论急速升温，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由于《告别革命》一书并未在大陆出版发行，因此许多大陆学者对这本书的批判就像“盲人摸象”，似乎在与隐形对手作战。
这里仅就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动态进行概括。
关于“改良与革命”，国内学者的观点大致分为两类：
（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革命起主要作用
有学者概括了自《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学界的争论焦点，指出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书中批判革命而赞颂改良的观点立即引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求是》、《近代史研究》等报刊的反驳。争论的主要问题有：第一，辛亥革命为什么会爆发？李泽厚先生认为革命者无视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且错误地将民族独立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当时民族危机严重与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专制制度自身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辛亥革命的作用是什么？李泽厚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混战和不断的革命，包括1949年的革命，并且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辛亥革命破而未立，应对其后相当长时间的大混乱负责。他们还认为，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或许有可能在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政府的主导下缓慢进行，进而得出革命不如改良的结论。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它树立了民主共和的威严，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使“民权”思想代替了“王命”思想。他们以戊戌维新的失败作为反驳李泽厚等人的例子。对于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他们认为那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而非革命之过。第三，历史研究应该用哪种史观？戴逸、李文海等学者认为研究和评价中国近代史，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应从研究者的主观意愿出发。近代中国采取改良还是革命取决于当时的国情，而不是简单地声称“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最后，持肯定革命观点的学者认为，李泽厚等学者反对辛亥革命，就是反对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等于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犯了颠倒是非的错误，严厉批评了李泽厚等人的观点。
有学者分析了清末改良和革命的共同背景和思想渊源，认为这只是向西方学习的角度不同，因而在以何种方式救国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二者的最终选择是联手革命，部分改良派变为革命派，重申了“改良之路在中国行不通，革命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最终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的观点。
有人从理论上分析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认为在社会变革时期，“改革和革命共同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他更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在他的笔下，“改革”总是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撰文分析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形之下，清末的三次改良运动则“成效卒不可睹”，进而论证了“皇权”是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的。他反对把辛亥革命看做是激进主义的结果，指出清末国内种种矛盾激化至极，而民众的斗争也随之愈发激烈，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爆发的。他同样反对低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并认为辛亥革命无需为之后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负责。之所以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是因为封建反动势力遗留下来的祸害的结果。
有人针对近年来重新出现的肯定清末改良、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从现代化的角度在新的视野上论证辛亥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彻底性在于突破了“适应性变迁”的重围，构建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社会机制，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观点的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用现代化的理论来解释清末的改良和革命，虽然结论与以往相同，但在论述上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龚书铎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良》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 的观点，反对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对于辛亥革命是某些人“情绪化”和“激进思想”的产物，是由“情感激流”制造出来的观点，龚书铎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1）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反清斗争；（2）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3）《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成为“洋人的朝廷”；（4）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所以，“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针对“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的观点，龚书铎指出，孙中山等人在革命活动中逐渐总结出了“三民主义”，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等人在革命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都有力地反驳了革命破而未立的观点。针对“民国初年出现的帝制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是辛亥革命的结果”的观点，龚书铎认为那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与辛亥革命无关。针对以“现代化”代替“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的观点，龚书铎认为，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碍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就没有发展现代化的环境。因此，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它与现代化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龚书铎指出，纵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戊戌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实业救国等改良运动均告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却取得了成功。事实胜于雄辩，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无疑起着主要作用。
（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改良与革命具有同等作用
同第一种意见稍有不同的是，这种观点既肯定革命的历史功绩，也肯定改良的历史作用。
有学者指出，革命与改良之争古已有之，二者是改革派内部的不同支派，而历史的发展偏向于改良一边。因为，尽管革命会把历史进程大大向前推进，但是社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会把超前的部分拉回来，纳入改良的轨道。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与改良的斗争愈发激烈，他认为其原因是：第一，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民主制日趋完善，连恩格斯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旧式的起义都已陈旧，而说“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的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委婉地肯定了合法改良的积极效用，而正是这个思想成为了后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二，随着西欧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其经济利益可通过温和的协商得到满足，在政治上又有参政的权力，西欧的工人自然选择用改良的方式来斗争。但东欧的工人阶级生存处境极为恶劣，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其愿望，分歧于是愈演愈烈。他总结说，改革是整体改良和部分革命的有机结合体，不排斥、恐惧和盲从任何一边。他通过理论分析，论述了革命与改良斗争的原因和演变，指出各自偏激的地方，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有人分析了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三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他认为前两者是革命，而后者则是改良。他以较为积极的态度和开阔的眼光发现了革命和改良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融合来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称“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两种基本方法”。他反对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反社会、反民族、反人性的活动，而赞成对“改良”进行深入不断的研究，认为“成功的改良代表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实质性的转变”，体现了务实精神。
有学者通过研究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之间的论战，提出“革命党人为宣传其革命论，基本上回避了一切实际的困难问题，所以只见其易，不见其难”。反观立宪派的论证，则更为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但“存在据理想以推断的毛病”。他进一步解释说，革命党人之所以认为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很简单，是“因为他们把民主制度看成是可以任意移植、任意搬用的东西”。反观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由于其“对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有较多的了解”，同时也“对国情有比较切实的了解”，因而梁启超对于建立新制度的复杂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过，梁氏认为“国民程度必达到某一统一的标准才可以着手建立民主制度”的观点则过于教条，当时中国完全可以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进行民主建设。另外，革命派与立宪派在争论中达成一个共识，即同样认为“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之间需有一个过渡时期”，只是双方对于过渡期的长短持不同意见。最后，两派中的有识之士都发现，“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只是方法、途径何者适合中国国情”。文章作者认为，研究者应该同时兼顾钻研理论知识和深刻了解国情，只要目标明确，采取改良还是革命应由时代的需要来决定。
有人提出，革命、改革与改良都是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手段和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人类究竟运用怎样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并不是主观意志使然，而是由历史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因而都具有历史必然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革命、改革与改良三者的含义，论述它们产生的条件以及制约它们发展的三个因素。
有学者讨论了革命的成因，特别是晚清革命的成因，认为当时的政权统治衰弱、社会广泛不满和新思潮兴起以及社会结构变化是历史上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他指出，就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来说，有时改良会避免革命，但更多的情况是改良引起了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的冲击造成清政府衰落加剧，清政府无力抵抗列强侵略导致了广泛的社会不满，从而引起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因此，晚清新政引起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思潮变革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是社会变革的方式，二者具有同等的地位，区别只是谁更适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就晚清来说，改良显然成为革命的前奏。
有学者将胡绳针对“改良与革命”之争的新评价进行了总结分析，归纳出以下观点：第一，胡绳认为近代以来，农民革命在解放生产力和启发后来革命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二，胡绳认为维新运动为现代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政治遗产，但是它和其他几次改良运动的失败仍然证明了改良在旧中国行不通。第三，胡绳针对李泽厚“反对革命”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说，辛亥革命固然没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但其进步性无疑是主要的。第四，胡绳认为当下的改革是一种革命性的改良，对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第五，胡绳认为，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不可能提供实施改良的秩序条件，革命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少数人单凭煽动就能促成的。他还指出，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不同历史条件下改良与革命的历史作用。胡绳对历史了解得深刻，对现实把握得准确，加上极高的理论水平和开阔的眼界，使得他对改良与革命有十分清醒而透彻的认识，他的观点发人深省。
还有人以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些维新派成员转投革命为例，说明依靠皇帝进行改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但是，又指出不能因此就将改良全部否定。他总结说，“评价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应作全面考虑。有的事件，即使失败了，既不能忘记志士的劳绩，也不能忘记他的社会影响和对以后的历史作用”。
由于围绕“改良与革命”的争论仍在持续与深化，国内学者在肯定革命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 对于改良的看法从最初的否定变为有保留的肯定，已开始逐渐走出单纯以意识形态指导历史研究的旧范式，使近年来的研究更为客观和接近历史本身，并且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八、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
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他的观点在90年代初得到了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1992年《二十一世纪》发表了姜义华的《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和余英时的《再论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与保守》。两人展开了关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鸣。直到现在，关于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的讨论仍在持续之中。这里谨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进行汇总，以供参考。
（一）关于激进主义
萧功秦探讨了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他指出，戊戌变法人士心态激进的最重要原因，乃是因为这些变法者是以主观上感受到的民族危机的强度作为变革所应具有的幅度、深度与速度的基本依据，变革者较少甚至根本不考虑变革是否应受其他现实条件与因素的约束。这种心态又与中国传统专制官僚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有关，传统体制吸纳有志变革的知识精英的渠道历来狭隘，改革者长期以来在精神上、心理上深受压抑，并充满一种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愤世嫉俗感，一种与整体官僚体制相对抗的悲愤之情与孤芳自赏的心态。这种心态还与传统文化的“极致性文化”特质有关：儒家政治文化强调“道”是“不可须臾离者也”，把目标与手段均视为道德上的不可分离的整体，否认从现实状态向理想状态的进步应允许存在若干不完美的中间阶段。当政治精英认定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与理想是正义的，那么，凡是不同意自己政见的反对派，就必然被理解为“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堕落”，进而产生不宽容、不妥协的心态。
袁伟时批评了新文化运动带来政治激进、导致现代史上战乱不息乃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说法。他以国民革命为例作了分析，指出五四后政治激进思潮的泛滥不应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它与国民党的固有传统有关。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没有完成从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此外，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成为群众性思潮还有以下几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思想变迁。西方列强厮杀的惨剧和战后的破败景象，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文明，转向社会主义。第二，平等的诉求压倒了自由、民主。第三，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排拒和平发展的“联省自治”。第四，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与“党军”结合的恶果。总之，不能仅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求激进思想泛滥的原因，更不能把战乱归罪于知识阶级和新文化运动。
有人认为，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形成，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非的叛逆品格的继承，另一方面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日益积聚起来的焦虑情绪的必然行为结果。同时，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对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的吸纳，成为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还有学者对中国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演进作了梳理，认为从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它经历了维新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后五四时期三个阶段。他们认为，判定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不在于是否反传统，而在于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文化激进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表现出“反智论”的倾向。而“反智论”行为更容易在“政治动员”和“大众参与”方面取得成功。他们进一步总结出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其他特征：唯意志主义取向，民粹主义取向，崇拜暴力、鼓吹“直接行动”的取向，组织化取向，权力集中化取向，意识形态化取向。还指出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遗产是在发挥社会批判功能的过程中曾唤起人们投身于伟大的社会改革事业；它留给后人的教训则是历史活动不仅需要热情，而且需要理性。
有人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爱国主义为原动力，以进化论为发展观，以在中国近代传播的西学为重要资源，以不断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为具体内容的一种复合型的社会思潮。以学理的、道德的、历史的三重标准建立起对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立体多面的评价模式，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三重标准之中以历史的标准为主，确立了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激进与保守
有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指出，“激进主义”不等于“革命”，“保守主义”也不等于“反动”，由于这两个词都含有“杂质”，所以才产生争议。他认为，“革命”纯是一个褒义词，而“激进主义”则含有贬义。之所以会有人批判“革命”，就是因为他们将“激进主义”中的杂质和“革命”混为一谈。他希望用中庸理论来调和争论，让研究更有建设性，以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有学者对2003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综述。这一会议曾就以下问题展开讨论：（1）关于保守与激进的概念界定。有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保守与激进包含着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应该区分研究。有研究者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为多种相对类型，分别讨论。（2）关于保守与激进的关系。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以往的研究过分夸大二者的分歧与斗争，而对其同一性注意不够。有研究者认为，在近代史上，保守与激进的目标一致，方法不同。有研究者认为二者在政治上相互制衡，在思想上相互影响，在文化上相互依存，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有研究者认为，在文化层面上的保守与激进具有相似性和互补性。有研究者认为，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相互渗透的关系，但它们各自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并不相同，在文化观上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有研究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以保存民族特性为出发点，强调传统文化是维持秩序的根本，其实质是融合。（3）对保守与激进的评价。首先，学者们对学术界过去那种简单地褒激进、贬保守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抑激进、扬保守的倾向进行反思，均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产生的争议是因为凭借的标准不同。因此，在评价二者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断然认为此好彼坏、此是彼非。二者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孰好孰坏，不可一概而论。（4）关于保守与激进的模式反思。有学者指出，这种模式是对“革命与改良”模式的颠覆，带有强烈的主观取向性，因此他主张借用美国学者墨子刻提出的“转化与调适”模式来替代“激进与保守”。有研究者认为应在“保守”与“激进”的词源上做些循名责实的工作，同时还应作一些比较研究，比较近代中国的保守、激进与印度、日本等国的保守与激进的异同，从而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和分析保守与激进的产生及其历史价值。这次会议议题范围广、跨度大，使对一些主要问题的讨论得以明晰与深化。
《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刊载了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的六篇署名笔谈。刘桂生在《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一文中，首先对“保守主义”一词循名责实，指出这个词自18世纪以来在西方具有多重含义，传入中国之后词义又有变化，因此对于含义不同的“保守主义”要区别对待。作者接着指出，晚清各派思想家在引进西法以救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有所不同。而且，“保守”和“激进”之间常常交叉互见，所以应该仔细分析。陈其泰撰写了《关键在于作具体的分析》一文，指出，要分析近代思想是“激进”还是“保守”，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分析，研究的重点是二者的方向是否正确。李育民的文章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称保守与激进在概念上呈现出复杂性和相对性；在范畴上分为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在成因上二者均受到传统的影响；在历史作用上，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过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他认为保守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国更需要激进。郑大华在《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一文中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分为思想文化上的与政治上的两种，且同一对象在文化和政治上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倾向。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问题与政治的问题被区分开来。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对于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作者认为这是评价标准的错位。马克锋在《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表达的观点是：（1 以对待传统的态度来划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有局限性，因为2者均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持否定态度。（2）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两极。（3）应该把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区分开来。李志毓以《亦谈激进与保守》为题，首先回顾了余英时的观点，即“保守就是维持现状的倾向，激进就是打破现状的倾向”，“激进的趋向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总趋势”，指出其无法解释同一个人思想中新旧的矛盾，然后介绍了美国学者墨子刻的“转化与调适”理论，提供了研究近代思想的另一种视角。
有人提出：首先，应关注近代思想史中那些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的思潮。其次，应一分为二地看待近代史上保守和激进的思潮。第三，对近代史上的任何思潮，都应根据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给予客观的评价。第四，不同的人对保守与激进的认识有不同的标准。第五，持否定革命、否定反侵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类观点的学者过于情绪化，评价不够客观。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文化潮流中，保守与激进两种思想有着某种共通共融性：（1）双方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存在相互影响和启发的关系。双方对传统文化均是先贬后扬。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文化激进者的西化观点被夸大；在引进西学方面，文化保守者的贡献被忽视。（2）双方在努力方向和认识上存在共识。他们都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捍卫民族独立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都对国情有很多共识，都反对独裁，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3）双方存在相互渗透和转化，其分歧由于政治因素被人为夸大。他说，强调二者的共通之处，目的是为了深入认识历史，而只有深入认识这些思潮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入理解近代社会的文化转型。
有人撰文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激进与保守之争，指出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主潮流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主要成绩有二：一是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二是在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也意识到，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从现代性的坐标来看，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处在保守主义的笼罩之下。
以上是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研究状况的一个简单回顾。从以上内容不难发现，问题产生的原因虽说是多方面的，但解决的方法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领悟，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加强个案研究，深入分析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人物之所以会产生激进或保守主张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并厘清激进与保守的复杂关系。这样，我们对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才会更为深入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