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的演变
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有意思的是，它管了很多非外交的事务，而属于外交的事务又并不由它全部负责。这就是有南、北洋大臣的问题。
南洋大臣，由“五口通商大臣”演变而来。1868年，因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各地，“五口通商大臣”遂改为“南洋通商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长江以上各口，有时也兼理闽、浙三省的涉外通商事务。北洋大臣，初为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因通商事务扩大而改，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另外兼管北洋洋务、海防及全国性招商、各路电线等事务，由直隶总督兼任。南北洋大臣实际上管理了大部分属于总理衙门职权内的事务。但是总理街门对于南、北洋大臣，只是备顾问和代传达而已，不能直接指挥，在制度上没有隶属关系，最多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
总理衙门和南、北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不仅繁杂的外交事务有所专管，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以“蛮夷”视人的外交态度，对内政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这些专管部门的官员也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学会如何在近代社会进行恰当的对外交往，慢慢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谋取本国利益的策略。
外务部的设立，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它取消了若干传统礼仪手续，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制，制订了外交规章。在人事制度方面，改变了以往总理衙门人员兼差的性质，大量重用受过西式教育与留学西洋的人才，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在选拔官吏时较为强调专业知识。这些改革都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于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在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框架内，外务部就其设立的历史背景、性质和组织形式而言，与总理衙门并无本质差别。
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演变还包括中国近代驻外机构的设立。传统中国以“蛮夷”视别国，没有派驻驻外机构人员的观念和先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逼迫下，清政府允许各国在北京设常驻公使馆。1877一1879年，陆续正式派出了驻伦教、华盛顿、东京、圣彼得堡等外国首都的公使，办理华侨等事务。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的领事馆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以后逐渐增多。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于外交事务非常重视，并借鉴法国体制设立秘书处、外政司、商务司、庶政司、编译司等机构。1912年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随即展开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改革。陆徵祥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在外交人才的选拔上，废除前清时期的保举制，以避免外交人员出现因未受过专门训练而素质低劣、不通近代外交知识、不懂外文、同时民族意识又极其淡漠的情形。专门制订了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把兼通一国以上外国语言规定为外交官录用的必要条件，从而进一步淘汰清末外交官中的传统型外行人员。另外，他对优秀的外交人才大力栽培，破格提拔。
正是得益于陆徵祥的努力，民国初期的外交部很快就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养体系，从而使得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人才鼎盛，外交官素质相对较高。仅以外交总长为例，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批任职者业务水准较高，除陆徵祥外，像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三、对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中国近代早期外交体制是清政府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比如总理衙门体制不纯、职责不专、遇事拖延，存在着许多封建官场的陋习。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共和制度的建立，外交体制的演变又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在国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北京政府通过对旧的外交机构进行改造，终于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开始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在努力收回国权以及提升国家地位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优异的整体表现在当时国力虚弱、政治动荡的年代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