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80年代，随着思维方式的进一步灵活，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一些学者对袁世凯作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他们对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尤其是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对于他晚年称帝、逆历史潮流而动，论者仍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袁世凯的研究逐渐变得丰富起来。
有关袁世凯生平的著述，建国以前主要有：黄毅编《袁氏盗国记》，上海国民书社1916年；野史氏著《袁世凯全传》，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年；马震东撰《袁氏当国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上海人文月刊社1936年。这些著述只是通俗性介绍，很难算什么研究。资料方面主要有：《袁大总统书牍》，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袁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会文堂书局1926年；徐有朋编《袁大总统文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沈祖宪辑录《养寿园奏议辑要》项城袁氏宗祠本。四十年代主要有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出版社1949年；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三联书店1948年。
建国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有关袁世凯的著述有50余部，论著有200余篇。值得注意的有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青谷的《袁世凯》（三联书店1963）；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侯宜杰的《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他的另两部专著《袁世凯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周溯源的《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张华腾、苏全有的《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资料方面主要有：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早期学者多认为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抢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巧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务”，上台后“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追求专制独裁，并悍然恢复帝制，终于招致败亡”（李宗：《袁世凯传·前言》，中华书局1980年版）。近些年来，对袁世凯的评价，学者有不少共同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袁世凯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取灭亡（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学者指出袁世凯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唐洁在《乱世奸雄袁世凯》一文中这样评价：“无论说袁世凯是奸雄也好，枭雄也罢，不可否认他辛亥前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武昌起义后迫使清帝退位，也遵循了时代的潮流。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是出于外强觊觎的严重形势下，革命党避免干涉而急于稳定大局，总统的位置可能就不会轮到袁世凯来坐。”袁世凯是“旧时代的产物，尽管披上支持共和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抱着皇帝梦不放，将个人名利之于民族大义之上，只能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学习月刊》2003年第8期）
过去长期以来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近年来主要出现三种分歧，一种认为袁世凯告密引起政变，一种认为袁世凯虽告密，政变另有原因，一种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在政变之后。房德邻在《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就持第二种观点。台湾学者黄健彰在《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1970年）中则认为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无关，荣禄向慈禧太后告密是在政变爆发之后，持第三种观点。孔祥吉根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并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认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则很难自圆其说。因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变之后，清廷重赏的不是发动政变的御史杨崇伊，而是袁世凯?显然，袁氏告密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刘路生经过考证认为“戊戌政变，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徐世昌初四日告密说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并未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茅海健的新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一书就袁世凯告密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关于袁世凯夺权。一种意见认为是孙中山先提出让位的。黄伟认为：“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动因是，他出于破除帝王思想，杜绝革命党人争权夺利，避免重蹈太平天国内哄失败之覆辙的考虑；出于消除南北对峙各据一方的局面，早日推翻清廷建成共和的思考。”（《孙中山“让位”问题探微》，《学术界》1999年第1期）彭大雍在其文章中甚至认为，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这一计划“主要不是被迫、而是主动的”（《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83年4月6日）。相反的看法认为“由于缺乏经费，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绝望，不得不接受和议”，让位于袁世凯。（杨天石：《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主要原因》，《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摘自《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陈一容：《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
关于吴禄贞被杀是不是袁世凯所为。以前学术界大多认为吴禄贞被杀是袁世凯派人所为。80年代后有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如王善中就指出“至今并未见任何第一手资料足以证明袁世凯是杀害吴禄贞的幕后指挥，吴禄贞被杀的情节也未弄清楚”。“当时，吴禄贞对袁世凯‘出山’固然是最大障碍，但吴对朝廷而言更是心腹之患。所以结论还不能过于简单”。（《关于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的关系。前期学者多认为北京兵变是袁世凯故意制造的，谢再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次兵变不可能是袁世凯密谋发动的，而是当时国内形势混乱、政治腐败、军队内部的动荡等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袁世凯与北京兵变质疑》，《台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关于袁世凯政府垮台的原因。李新认为袁世凯“看不到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他为当皇帝而接受了空前屈辱的《二十一条》，更招致举国反对，从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李宗一从经济方面探讨原因，他指出“抵制活动和军费战费的支出，迫使袁世凯挖空心思横征暴敛，如接连发布新税则，下令清丈全国田亩、加重田赋，使各阶层人民不断掀起反抗运动”。（《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善中在《1916年中、交两行停兑与袁世凯到台》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也有的研究者从袁世凯与各方面矛盾激化的角度探讨原因。罗耀九就指出“袁世凯与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他的灭亡”，如与地主、资产阶级、人民大众和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和帝制活动，这些使袁世凯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
清末政体。何善川指出“袁世凯内阁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至高无上之皇权的一种抨击，是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一种否定，在推动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同时指出袁世凯内阁，“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非资本主义化的色彩”。（《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４期）．刘仕慧在《袁世凯与清末立宪运动》中指出，立宪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希望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政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袁世凯以其特殊地位，参加并积极从事立宪运动，无疑增强了立宪运动的力量，对立宪运动的推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官制改革。梁严冰认为，“袁世凯作为晚清重臣，直接参与了官制改革的讨论和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邓亦武认为袁世凯官制改革“成效虽不显著， 也有许多不足和缺陷， 但毕竟为文官制度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体现了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导向。”（《论袁世凯政府的文官制度》，《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地方自治。楚双志指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针对当时直隶吏治极端混乱和腐败的现状，采取过一系列措施进行治理与整顿。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派遣官员出国学习和考察，设立官员培训机构、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惩治腐败等内容。袁世凯对吏治的治理整顿，是清末直隶新政举办成功的重要保障和条件”。（《新政期间袁世凯对直隶吏治的整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苏全有认为“地方自治思潮在近代从西方传入我国，至清末方付诸实施， 袁世凯是积极的参与者”。“袁氏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就其成效而论，影响深远，居全国之首，直隶也因此替代湖南而成为当时的模范省”。（《 袁世凯与天津地方自治》《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农工商方面。苏全有、朱选功在其文章中详尽论述了袁世凯的重农、重工、重商“ 三重”思想及其相互间的不可分割。“袁氏能三者并重地加以大力倡导和实际发展，甚为得策。”最后作者着重指出：“袁世凯不仅认识到了农工商业的重要性，而且付诸实践，大力推行，作为一个实干家，实为其最引人注目之处，为世人所推崇。”（《袁世凯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袁氏重农、重工、重商思想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常全喜指出“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固然有其他理由，但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当政期间，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殷都学刊》1995年第1期）苏全有在《论袁世凯的官为商助思想》一文中认为：“在袁世凯的经济思想中，官商合作即官为商助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表现为，一是扶持周学熙近代工业企业集团以为示范，二是扶持近代民族资本蓬勃发展以增强国力。在清末特定的情势下，官为商助，是晚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袁氏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不能一笔抹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财政金融方面。苏全有、魏佩周在《 论袁世凯的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一文也认为：“从经济近代化的视角考察袁世凯实施的包括筹公债、整顿税收等方面的财政金融政策及活动，及其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从而进一步理顺金融体制的实践，促进了中国财政金融的近代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关于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王飚认为，“它是中国警察近代化的开始。而其中袁世凯对巡警制度的创立功不可没”。“袁世凯实施的一系列警政措施包括:警察规章的法律化、警政教育的设立、基层警察的创办、警种的多样化、经费来源的筹措等，这在巡警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开启了先河”。（《袁世凯与近代巡警制度》，《湖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5期）陈桂芝、曹万利在《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军制改革》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一手编练的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并指出，袁世凯在编练新军中对旧军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洋新军在军制、装备、训练、官兵素养等方面都达到了近代化水平”。（《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赵乐交在《袁世凯督办新军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袁世凯的军事改革所实行的新军军官制度奠定了近代军官制度的基础。民国成立后，新军官制中的九品等级被取消了，军官名称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新军官制的基本结构，等级划分，兵科等都保留了下来沿用了近十年”。（《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刘宏在《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一文中指出：袁世凯所以在编练新军过程中，兴办十余所军事学堂，而“正是由于军事学堂的兴办，才部分缓解了北洋军队迅速扩充后面临的人才匮乏的矛盾”。（《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张云在《中国军队近代化论纲》一文中认为“袁世凯在编练新军之初，选拔士兵就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军事条例对士兵的身体条件、德行出身、文化程度都做了严格规定。在选任各级军官方面，也特别重视近代军事知识和才能”。“对提高军队素质，作用甚大”。（《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以前的观点大都认为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并对其卖国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苏全有根据天津市博物馆所藏原件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而袁世凯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宋开友通过分析日本提出条约的事件背景、条约谈判过程、袁世凯的应对后认为，“日本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孤立无援的机会，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分裂、袁世凯急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弱点，并加以武力威胁，终于迫使袁世凯接受其空前的侵略要求。这一结局基本上是中日实力对比和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袁世凯恰逢其时，恐怕难以力挽狂澜”。（《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马良玉认为“袁世凯接受 ‘二十一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对中日综合国力的差距的认识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袁世凯在双方交涉过程中，采用多种手段与日周旋，尽力减少损失，挽回利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并没有通过‘二十一条’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应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外交妥协。”（《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 2005年第2期）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天津市档案馆：《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唐洁：《乱世奸雄袁世凯》，《学习月刊》2003年第8期。
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青谷：《袁世凯》，三联书店1963年版。
野史氏：《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周溯源：《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天津市档案馆：《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杨天石：《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主要原因》，《历史教学》2003年第3期。
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 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