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诚峰 | 2016 年的宋史研究

2016 年的宋史研究

方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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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

2016 年中国宋史界生产了大量成果，专著、论文集、文献整理共约 60 余种，论文500余篇。以下对本年度的成果选择重点、热点略作述评。

一、政治史。政治史研究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既包括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研究，也包括军事、边疆、民族、政权关系等。

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唐代为主，重点在唐宋时代对某些星变的理解、星变后君臣的回应措施。不过该书对唐、宋变化关注很少，可能因作者不太涉及宋代“天人关系”的重构。关于北宋前四朝的政治史，王瑞来《“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 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 《文史哲》第2 期) 认为真宗、刘太后在位时期士大夫的短期作为，引导了长时段的历史走向; 胡劲茵 《乐制改革所见北宋景祐政治》( 《史学月刊》第12 期) 探讨景祐乐制改革背后的观念、人事因素，突出仁宗本人的作用。

作为北宋政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熙丰变法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但至少在两个方面仍有大量工作可以开展: 一是变法的思想、学理依据，二是变法的具体推行方式、

过程、效应。俞菁慧、雷博《北宋熙宁青苗借贷及其经义论辩———以王安石《周礼》学为线索》( 《历史研究》第2 期) 、俞菁慧《〈周礼〉 “比闾什伍”与王安石保甲经制研究》( 《中国史研究》第2 期) 分别讨论了王安石青苗法、保甲法的理论基础，为从顶层设计理解王安石新法提供了案例。张邦炜《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 期) 认为王安石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志在富民、后者在富国。黄敏捷《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 《史学月刊》第7 期) 涉及因试行雇役而引起的一次民众上访事件，分析了变法君臣在此次事件中化 “危”为“机”的过程。古丽巍《变革下的日常: 北宋熙宁时期的理政之道》( 《文史》第3 期) 着眼于熙宁时期对中书、枢密院、三司等重要机构的整顿，讨论了新法与既有政务的统合问题。王化雨《政事、政争与政局: 北宋元祐吏额事件发微》( 《史林》第1 期) 考察了元祐时期关于三省吏额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

南宋政治史与北宋有着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立场问题 ( 和战、道学等) 带来的撕裂更为严重。2016年南宋政治史研究的基本取向是搁置立场争议，从“史事重建”出发。

关于南宋前期，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 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 凤凰出版社) 以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为限，在宋金关系、理学新潮两个大的时代问题下，考察了以周必大为中心的士人关系，对认识南宋前期政治分野有重要意义。刘静贞《唯家之索———隆祐孟后在南宋初期政局中的位置》(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 中文版) 》第3 期) 分析了孟太后在南宋立国之际帝系移转中的作用与权力性质。高柯立《南宋地方政治探微———以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为中心》( 《唐宋历史评论》第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何适《南宋孝宗朝扬州城池建设考———兼论地方视野下的“孝宗恢复”》( 《史林》第2 期) 都是从 “地方”入手对南宋政治的考察。王化雨有两篇文章论及南宋前中期对四川的经营 ( 《宋史研究论丛》第1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6 期) 。值得一提的还有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 刘静贞、李今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该书对南宋初期政权重建过程的细致考察有着持续的学术价值，唯其政治集团论的思维有待反思。

关于南宋中后期，人物是研究重点。韩冠群《从宣押入内到独班奏事: 南宋韩侂胄的专权之路》( 《北京社会科学》第4 期) 和 《南宋嘉定末年皇位继承问题新考———以宁宗的旨意为视角》( 《江西社会科学》第7 期) 、李超《相门出相———试论史浩对史弥远之影响》( 《宁波大学学报》第5 期) 、崔玉谦《关于宋理宗朝宰相李宗勉若干问题的补缀》( 《宁夏大学学报》第1 期) 、熊燕军《宋季韩震之死及相关问题》( 《暨南史学》第12 辑) 、姜锡东《杨妙真新论———研究现状、基本事迹和评价问题》( 《文史哲》第 1 期)  等对南宋重要政治人物及所涉事件的考察，都是基础性的工作。

政治史研究的难点之一是如何进入古人的政治逻辑，以上诸论中对朝政中的天、乐、经学等的探索，都有助于理解时人的政治原则、古今政治之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正在此。

本年度宋代军事史研究 37 41769 37 15573 0 0 7454 0 0:00:05 0:00:02 0:00:03 7454的重心是战史，尤其是南宋与金、蒙古的战史及相应的军队、后勤等问题。如范学辉《宋金绍兴辛巳战事新探———以南宗三衙诸军为中心》 ( 《济南大学学报》第4 期) 通过宋金第二次战事，呈现了三衙诸军超越三大都统司等江上诸军的变化。何玉红《地理制约与权力博弈: 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军粮论争》 ( 《宋史研究论丛》第17 辑) 、周曲洋《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 《学术研究》第3 期) 都是基于补给探讨战区军政，前文重在转运方式，后文重在考察供应手段。

宋代边疆史，包括宋与周边政权、民族的关系，是2016年宋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专著有王慧杰《宋朝遣辽使臣群体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莹波《唐宋元东亚关系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赵著虽在史料理解上颇有可商榷之处，但其特色在于使用了如日本《大宰府天满宫史料》等材料，把唐宋元时期中国与日本乃至朝鲜半岛的关系概括为商人外交或僧侣外交，是一种作为“准外交关系模式”的国际新秩序。刘永连和王洋《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 《海交史研究》第1 期) 、黄纯艳《宋代商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政治作用》 ( 《人民论坛》第27 期) 也论述了商人在宋、高丽政治交往中的作用。学者在讨论古代政权间关系的时候，往往会使用源自近代西欧的主权国家、国际关系概念。但黄纯艳《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 《厦门大学学报》第6 期) 指出，不能用近代才有的主权国家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理解宋朝与交阯、西夏、高丽等朝贡政权间的交往; 他的 《“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 《历史研究》第1 期) 指出 “汉唐旧疆”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以及具有执行意义的政治框架，是宋神宗朝在各个方向开边的旗帜。

尤其与现代主权国家与国际关系概念不符的，是宋代的西南、南方存在一个漫长而广阔的“民族带”。段玉明《大理国的朝贡及其影响》( 《学术探索》第1 期) 、曹家齐《大理国使入宋问题新探———熙宁九年后大理贡使“不常来”及政和入宋路线变化原因之考察》( 《中山大学学报》第2 期) 都论及了该民族带给宋与大理关系的影响。关于这一边疆地带如何进入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杜芝明《王朝疆域下宋人的“西南”区域观念及演变》( 《云南社会科学》第6 期) 、曹鹏程《两宋时期的蜀地形象及其嬗变》(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2 期) 从观念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廖寅与王晓龙《宋朝应对羁縻州变乱若干措施新探》( 《求索》第4 期) 、董春林《生熟无界: 羁縻政策视域下的族群互融———以宋代西南民族地区为例》( 《广西民族研究》第6 期) 、黄义军《论北宋前期中央政府对湘西边地的控制———以彭仕羲之乱为中心的考察》( 《吉首大学学报》第2 期) 等文章都从中原政权边疆政策的角度讨论这一地区华夏化的历史。此外还有学者讨论僚人、徙莫祗蛮等边疆民族史。

丝绸之路重心在宋代从陆上转移到海上，李华瑞《北宋东西陆路交通之经营》 ( 《求索》第2 期) 分析了作为北宋国防经略之一环的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经营及其被动局面。陈少丰《宋代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之海外贸易》( 《海交史研究》第1 期) 讨论了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在宋代海外贸易中角色的变化。其余还有成果论及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广西，以及作为货品的“乳香”等，不赘述。

二、制度史。本年度那些最为核心的机构、制度，特别是中枢体制受到的关注不多，而地方制度和相对“边缘”、“务虚”的制度得到较多的注意。

文书是最近一段时期宋史研究的热点。周曲洋《奏钞复用与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政务运作》( 《文史》第3 期) 将北宋元丰改制后的尚书省奏钞与唐代对比，分析了北宋后期三省制运行、君主处理政务的特点。王杨梅《南宋中后期告身文书形式再析》( 《唐宋历史评论》第2 辑) 讨论南宋告身形制，认为随着律令制国家的完结，告身逐渐由凭由走向象征; 附录还简介了 30余道宋代告身。戴建国《宋代官员告身的收缴———从武义徐谓礼文书谈起》( 《浙江学刊》第4 期) 结合宋代官员告身收缴制度，认为在徐谓礼文书中，初入仕的录白告身阙失，可能是因其违法而被追夺。

关于地方行政体制，贾玉英《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 人民出版社) 是对宋代从路到乡村基层各级地方行政体制、职官制度、监察体系的系统考察。刘新光《唐宋时期“江南西道”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唐开元二十九年江南西道辖境为准，探讨了唐宋时代该区域发展与行政区划之间的联系。此外有文章讨论琼管安抚司设置、熙河路名变化、官营地方兵器生产机构。

乡村基层管理制度研究基本围绕基层区划及其地域化与否而展开。王旭《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乡的调整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 辑)指出，宋代江南西路基层区划的调整基本以 “乡”为单位，说明乡并未完全“地域化”，而是维系其他基层区划运作的地理空间。北宋初“废乡设管”的记载曾引起巨大的争议，朱奎泽《两宋乡治体系中“管”的几个问题》( 《甘肃社会科学》第6期) 、包伟民《宋代乡村“管”制再释》( 《中国史研究》第3 期) 都承认宋初之制并非彻底推行，宋代乡村治理体系复杂多样，不过朱文更强调复杂性，而包文更强调总体上从乡里制向乡管制的演进。包伟民《新旧叠加: 中国近古乡都制度的继承与演化》(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 期) 认为，南宋至元乡都制也经历了地域化过程，是为继 “里”的地域化之后的第二轮地域化。周倩、王旭《宋代“团”制新论》 ( 《南都学坛》第6 期) 认为，宋代作为基层单位的 “团”实始自北宋保甲法中的“团教法”，其后脱离军事性而民政化，且不断地域化。

那些宋代历史上长期存在却看起来相当边缘、务虚的制度，日益受到学者关注。陈希丰《再谈宋代爵的等级》( 《文史》第3 期) 、郭桂坤《〈宋史·职官志〉 “爵一十二”试解———兼析宋代〈官品令〉中的爵位序列》( 《中国史研究》第3 期) 均对长期不受重视的宋代爵制进行了探讨，都注意到了爵制条文与实际行用爵制之间的差异。杨倩描《浅析〈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问题》( 《兰州学刊》第4 期) 对宋代官场普遍存在的 “过呼”作了梳理。还有学者论及三京御史台、宣徽使、东宫、资善堂等制度、机构，亦属此列，不赘述。

礼仪制度亦可归入“务虚”之制。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的宋代章收入楼劲的旧文三篇，认为宋初三朝礼制并非抄袭唐制，而是开启了一个回归和重新诠释儒经礼典的过程; 且宋初礼制的轴心不再是礼典，而是礼“例”，故而礼制体系相当实用主义。张志云、汤勤福《北宋太常礼院及礼仪院探究》( 《求是学刊》第3 期) 考察了北宋前期同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的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之职能。任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北宋元丰以前的日常朝参制度考略》( 《文史》第3 期) 、《略论北宋入閤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 期) 、《北宋时期转对制度补考》( 、《史学集刊》第5 期) 讨论宋代的朝仪，特别关注内廷起居与听政组合的形成、外朝正殿朝参的虚仪化问题。

此外，何兆泉《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与过去从社会史、政治史讨论宗室不同，对宋代宗室的管理、任官等各方面“制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张亦冰《北宋京朝官“磨勘法”形成述论》( 《中华文史论丛》第4 期) 分析了北宋前期磨勘法从差遣课绩之法到限年转官之制的变化。闫建飞《从遥领到遥郡: 试论宋代遥郡序列的形成》( 《国学研究》第3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讨论了宋代武阶中的 “遥郡”之来源、成型过程。龚延明《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河北大学学报》第5 期) 概述了刑部在元丰改制前后之不同职能。科举制度方面亦有一些成果，不赘述。

制度史研究对象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实走向虚的变化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些长期存续但在今人看来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制度，可能正是古代王朝之特殊性所在。十余年来，邓小南提出的“活的制度史”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2016年的情况看来，研究的范围在拓展、细节在增加，但如何实现一种有层次、有深度的制度史仍是持续的挑战。

三、社会史。社会史是一个驳杂的领域，各方向差异巨大。宋代性别史、家族史都有过大量成果，但2016年这两个方向学者关注较少。关于妇女史，有学者论及宋代女性的旅行、乳母与妾的异同等。不过，性别史不止于妇女史，更是为历史研究增加社会性别的视角。如此，易素梅《宋代孝女文化转型论略———以曹娥与朱娥并祀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山大学学报》第6 期) 将宋代的 “女孝”及其历史书写置于国家、地方社会的历史中考察就较有代表性。而家族史研究在2016年主要是增加了北宋到元朝的几个家族个案，比如北宋临城王氏、成武赵氏、王拱辰家族，宋元时代的吕师孟家族、漳州鳌山杨氏，等等。

医疗史虽属国际性的学问，但在国内尚不成气候。专著有朱德明《南宋医药发展研究》( 人民出版社) 。论文如程民生《宋代的罂粟》(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 中文版) 》第3 期) 讨论了宋人对罂粟新的应用; 易素梅 《宋代的士人与医方———以〈苏沈冈翰良方〉为中心的考察》( 《人文杂志》第11 期) 则考察了士人在搜集医方时展现的社会网络、对不同医学理念与处方的态度、对身体的观念等。

士人生活及交游，一直是宋代文史学界比较关心的课题。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重点关注士人群体在朝堂之外的生活，

围绕地方士人融入东京社会这一主线，选择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等五种具有代表性的交游活动，分析各种人际关系的生成与维系。黄宽重《交游酬唱: 南宋与元代士人的兰亭雅集》( 《唐宋历史评论》第2 辑) 详述自南宗至元末江南士人的雅集活动，展示了科举社会下多元的士人交流活动及其时代变迁。杨亿力《“云萍录”与南宋士人的交际》( 《史学月刊》第1 期) 讨论了流传于 12—14世纪中国南方士人中的一种交游名录。曹家齐《宋代士人的私人通信与游访———立足于相关制度和社会背景之考察》( 《中华文史论丛》第4 期) 探讨了宋代士人网络形成的基础:私信附递与私人游访。

在 2016 年宋代社会史研究中，与信仰、宗教相关的研究比重不小。专著有王元林 《国家正祀与地方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宋以后海洋神灵的地域分布与社会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者们还论及了多种宋代信仰、神灵，如汀州定光佛信仰 ( 靳阳春 《信仰与控制: 宋代汀州定光佛信仰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 期) 、徽州汪王信仰 ( 章毅 《明刊宋元史籍〈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研究》，《安徽史学》第6期) 、地方社稷与城隍神 ( 王美华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求是学刊》第3 期) 。这些研究都认为，这些信仰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加强，即政治主宰信仰。与此不同，吴小红《宋元时期龙虎山道士对民间信仰的利用和扶持———以贵溪自鸣山神为例》( 《宗教学研究》第1 期) 则展示了属于制度性宗教的龙虎山道士对民间神祇的扶持和利用。

社会史中还值得一提的是林文勋等人主张的“富民社会”概念。林文勋、张锦鹏主编《中国古代农商·富民社会研究》( 人民出版社) 再加上论文多篇，涉及富民阶层形成机制、生产关系、官民关系、赋役、救荒多个方面。可见该学术团队认为

“富民社会”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更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如此有意识、有团队地建立话语体系的努力，在国内宋史学界是不多见的。

社会生活史方面，还有学者讨论宋代致仕官员的住房、士人书法活动、士庶茶事、葬俗等内容。

四、财政、经济、城市史。关于宋代王朝财政的收支及其手段，李华瑞《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 期) 认为，从税源看宋朝是一个有为的 “大政府”，明朝则是小政府; 但就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而言则相反。范建文《宋代坐仓析论》( 《中国史研究》第1 期) 讨论了宋代一种特殊的籴法，特别是其由自愿的、辅助性的粮食交易手段异化为抑勒征购、主要籴种的过程。张呈忠《“抑配民户”与“形势冒请”———北宋青苗法五十年的官贷困境》( 《人文杂志》第7 期) 结合北宋后期的宏观经济形势 ( 钱荒与通胀) 分析了青苗法从神宗朝 “抑配”到徽宗朝“冒请”的本质。李华瑞《南宋的酒库与军费》( 《人文杂志》第3期) 阐明了南宋对酒库的管理与经营方式、酒课在财政中的意义。

户口、版籍是王朝赋役与社会控制的基础。戴建国《宋代赋役征差簿帐制度考述》( 《历史研究》第3 期) 分户籍簿帐与赋役簿帐两大类，对宋代簿帐体系演变及簿帐撰造申报时间作了考述，指出宋代周密而繁杂的簿帐制度日益以土地财产管理为主，兼及人丁。张亦冰《唐宋乡村户等版籍演进新议》( 《史学月刊》第12 期) 主要探究宋代五等丁产簿的形成契机，认为由户口田亩版籍衍生而来的丁产簿，主要功能在差役方面，因其信息较为全面，也被用于其他赋役场合。朱瑞熙《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河北大学学报》第1 期) 论述了两宋乡村催税人从里正、户长、甲头到税长、苗长的演变，而明初设计的“粮长”制，则是因为南宋税长和苗长催税制留下的历史记忆。

纲运、今日所谓社会保障都属于古代的“食货”。关于纲运，黄纯艳在本年发表了一系列涉及宋代造船、水运、水上信仰的论文，这些论文已经被收入作者2017年的新著《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勇《宋代三种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分解》( 《史林》第2 期) 分述了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无转般枢纽、一重枢纽、多重枢纽三种物资转输方式。关于社会保障，李华瑞有《宋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 《探索与争鸣》第3 期) 、《再论南宋荒政的发展》( 《浙江学刊》第1 期) ，前文是总述，后文重点讨论了 《周礼》荒政、 “贫富相济”思想在南宋地方官府救荒上的落实。其他还有探究火灾救助、养老、济贫、救蝗灾、城市医疗等宋代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走出“宋代城市革命说”成为宋代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取向，而概念与方法论的反思、将研究对象从都城转向地方，都是学者们提倡的方向。陆敏珍《宋代草市镇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 《浙江大学学报》第2 期) 反思宋代草市镇研究史中的一些基本预设、方法，认为未来的草市镇研究应该超越单一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叙事，重视价值、观念、习俗、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等超出经济层面的内容。《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来自同一个研究团队的2 篇文章: 钟翀等 《宋代以来常州城中的“厢”———城市厢坊制的平面格局及演变研究之一叶》、来亚文与钟翀《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文章运用城市历史形态学方法，由所知较多的明清回溯宋代，

从而考证、复原宋代常州、湖州的城市格局与管理方式。此外还有学者讨论北宋东京的节日、东京人口密度与空间利用、城市宴游、违章建筑、州府衙署建筑等课题。

2016 年，学者们发表了不少属于现代 “部门经济”的研究，还有涉及各地的区域经济或区域开发研究，乃至环境史。陈曦《宋代长江中游的环境与社会研究: 以水利、民间信仰、族群为中心》( 科学出版社) 综合讨论了宋代荆湖地区的环境、开发、信仰及统治等问题。

五、思想史。思想史比哲学史更关心思想与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无论认为思想是被物质环境决定的，还是坚持思想是历史的动力，都强调思想的历史特殊性。此种意义的思想史研究，在2016年并不多见。总的来说，长期以来笼罩宋代思想史研究的谱系和问题意识仍然屹立不倒，如宋初三先生、濂洛关闽的谱系、宋代儒学与佛道关系、道学与新学以及心学的关系等，仍然是宋代思想史的基本关注点。

关于宋代心性之学与佛教的关系，耿静波《北宋五子心性论与佛教心性论关系研究》( 中国社科出版社) 讨论了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心性论与佛教心性思想的相关性。虞云国《在调和与融通之间: 唐宋变迁视野下的三教互动》( 《河北大学学报》第2 期) 讨论了宋代以儒学为核心、主导的“三教融通”。万曼璐《“大智并观”———宋徽宗〈老子〉注反映的儒道融合思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1 期) 分析了宋徽宗《老子注》对治道的讨论，认为是儒道融合思想的体现。袁九生《宋初僧人释智圆与古文运动》( 《文化学刊》第12 期) 讨论了宋初僧人智圆以“尊儒复古”为志对古文运动的参与。

程朱道学是宋代思想最后的胜利者，其胜利是以将许多谱系外的声音排除为前提的。所以2016年学者们对王安石及新学、吕祖谦、象数易学等问题的讨论，都有助于丰富唐宋思想演变的图景。就思想谱系而言，“道统”问题讨论较多。周炽成《唐宋道统新探》( 《哲学研究》第3 期) 重点讨论了唐宋时代道统的多样性及出入其中的人物。郭畑《道统与政统———王安石与宋代孔庙配享的位向问题》( 《河南大学学报》第1 期) 以宋代孔庙配享为入手点，讨论了道统竞争的制度化反映; 他的 《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 《孔子研究》第5 期) 着眼于唐宋不同阶段士人对孟子的不同解读，探讨孟子在唐宋思想史中被圣人化的问题。此外还有学者讨论邵雍、周敦颐、杨时等人在宋代思想史中的位置。

刘丰《北宋礼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宋代思想史的脉络下讨论宋代礼学。重点围绕《周官新义》研究宋代的《周礼》学，分析了几个理学家的礼学思想，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了政权转移、摄政、家礼、亲亲尊尊等礼制问题。姜海军《二程经学思想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要是在二程 “理学思想”之下讨论其阐释思想的方式———经学。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商务印书馆)主要关注的是朱熹及其后学在 “社会构建”方面的设计与实践，严格来说已属社会经济史。

宋史学界不太关心思想史，认为主要的工作属于经学史、哲学史界。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今日对宋代国家、社会的考察，将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对当时思想的理解，毕竟思想史提供了某些无法回避的政治或社会行动原则。

六、文献学、史学史。在所有研究论著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2016年宋史方面出版了20种左右的文献整理成果，如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全宋笔记》第七编 ( 大象出版社) 、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 中华书局) 。再如郭茂育、刘继保《宋代墓志辑释》

( 中州古籍) ，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 文物出版社) 等新资料的刊布，都将推动相关问题的进展。

本类研究多数是围绕具体的文献、人物、出土资料而进行的，故无法进行全面的综述。就考证而言，刘云军《〈宋史〉宰辅列传补正》( 河北大学出版社) 对 《宋史》中32位宰辅的传记进行了订补。此外有大量的人物履历及家世考证、墓志刊布与考释、点校本正误、史书析论、史源考索等。如刘成国《稀见史料与王安石后裔考———兼辨宋代笔记中相关记载之讹》( 《浙江大学学报》第4 期) 利用南宋晁公遡文集所载王安石曾孙王珏墓志铭，对王安石后裔及某些笔记中的不实作了辨析。

近几十年来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文本性”这一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故而追求文本的形成历史、背景成为文献研究、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蔡涵墨论文集《历史的严妆: 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中华书局) 是一个代表，运用了作者所称的 “文本考古学”方法，主要讨论道学之于南宋历史观、历史编纂的巨大影响; 他与陈元的 《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 《中国史研究》第4 期)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与方笑一的 《陆游〈中兴圣政草〉考》( 《历史文献研究》第36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把陆游的 《中兴圣政草》理解为陆游对高宗统治之批评、对孝宗清明朝政之期待。某类文献、文体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关注较多的。比如王旭《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 《史学史研究》第2 期) 、高柯立《〈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文献》第5 期) 皆讨论了地方官、地方士人在推动宋代图经向地方志转型上所起的作用。此外有学者讨论笔记、启文、谢表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本年还有多位学者的论文集出版或再版，且有多篇文章论及宋史研究之史，这些都可谓学术史的总结，限于篇幅，不能缕述。

综观2016年的宋史研究，具体研究成果确实在不断积累，每一类中都有值得称道的内容，但总体来看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变化。多年以来，宋史学界维持着每年五六百篇论文、四五十部专著的规模，数量不可谓不庞大。但有些挑战始终摆在我们所有从业者面前: 在阶级分析、专制主义、唐宋变革论、地方转向等经典的研究框架变得熟悉化、逐渐失去吸引力的情况下，如何探寻从整体上把握宋代历史的方式? 在成果的数量、篇幅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在学术史的基础上把握前沿、进行实质的学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