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还是立异？——从《史记》《汉书》关系的域外争论浅谈汉学史研究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国际汉学》2022年第1期，第二部分“二、韩大伟论史汉《匈奴传》异文的关系”、第三部分“三、史汉关系域外争论的反思与展望”未收入此推文，有意进一步阅读的读者可前往知网获取全文电子版。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荷兰学者何四维通过研究《史记·大宛列传》，认为《史记》该篇原文已佚，现本是后人依据《汉书》重构而成。之后的30年间，海外学界广泛讨论了这一有争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韩大伟的史汉《匈奴传》研究一方面为如何看待《史记》《汉书》的关系开拓了新思路，另一方面也同样强调《汉书》记载较之《史记》更为可靠。通过梳理、分析这段汉学史，反思海外汉学的长处与缺陷，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深度交流互鉴。

关

键

词

汉学史  何四维  韩大伟  《史记》 《汉书》

内容节选

20世纪70年代，荷兰学者何四维（A. F. P. Hulsewé，1910—1993）通过对校《史记·大宛列传》，提出了一个让人颇为惊异的观点，即现本《史记·大宛列传》（以下简称《大宛列传》）是由公元200—400年之间的编者在《史记》原文已佚（其认为的亡佚时间大致在公元100—400年间）、缺乏材料的压力下，根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为主、《汉书·西域传》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为辅，拼凑重建而成。

当然，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学者指出《史记》部分篇目并非原文。除了原本已知不传的篇目以及文中明确增补的内容如“褚先生曰”，清末学者崔适在《史记探源》一书中将《史记》多篇斥为“妄人”伪作；李奎耀在《史记志疑》中认为东汉杨终删书导致《史记》原本已然不复存在。这类有极端之嫌的疑古观点，在近代一度不乏支持。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史记》辨伪上已卓有成绩，如张大可、韩兆琦等学者都曾明确反对过分质疑《史记》部分篇目的真实性。

海外汉学，尤其在史汉关系这类早期史学、文献学问题的研究上，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在观点上，深受近代疑古思潮的影响；在具体论证方法上，则不同程度借用了西方古典文献学理论。

何四维所持《大宛列传》袭自《汉书》之论，1975年发表于权威的欧美老牌中国研究杂志《通报》（T’oung Pao），在当时的海外学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之后，在其1979年出版的《汉书·西域传》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英译本前言中，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此后，来自欧美、日本的多位学者就《大宛列传》的真伪性质，从不同角度对其观点及方法进行驳斥，基本达成了拨乱反正之功。

然而至21世纪前后，美国学者韩大伟（David B. Honey），通过化用西方古典文献学理论、结合抄本文献中的异文考辨《史记·匈奴列传》与《汉书·匈奴传》（以下简称“史汉《匈奴传》”），再次提出当《史记》《汉书》有对应内容（parallel accounts）时应将参考的优先性赋予《汉书》。

我国新时期的文史研究强调与海外研究者增进交流、论辩，因此要求我们对海外具体论题的相关学术史有所梳理、辨析。海外学界就史汉关系近30年的论争，影响延续至今，折射出海外史学、文献学研究的独特风貌与学理背景，值得我们回顾与解读。

一、何四维论《史记·大宛列传》为《汉书》重构及相关反驳

何四维认为，之前探讨《大宛列传》真伪性质的学者——无论中西，支持或反对——都未对该篇进行翔实而有标准的文本考据。这促使他将史汉相关篇目的对应内容逐字逐条进行比对、考察。

何四维写于1975年的论文将《史记》原文附在文末，逐列标注次序，再将每列中与《汉书》相异的部分以字母标注。举例而言，《大宛列传》第一列为：“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何四维以字母a—e标注了该列中的5项异文，分别如下：

a. NOT in HS。《汉书》中无a句“大宛之迹见自张骞”。

b. HS adds 也。《汉书》于b句后加“也”字，即“汉中人也”。

c. HS om。《汉书》省略“是时”中的c字“是”。

d. HS om。《汉书》省略d词组“天子问”。

e. HS om。《汉书》省略“皆言匈奴”中的e字“皆”。

这种事无巨细、近似解剖的比对方法与传统注疏类似，优势是形式灵活又有针对性，方便就具体问题进行拓展。如，何四维十分赞同并倚重王念孙关于《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有错简的论点，在《大宛列传》对应条目下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排列了该段内容，并指出了他认为可能的其他错简内容。

然而，何四维的论证方法与注重查缺补漏、存疑备考的传统注疏有一项本质区别，即他的通篇考证是建立在《大宛列传》并非“原文”的预设前提之上，但他对这一预设前提的论证却无法令人信服。下面将从三个层面归纳何四维的论证，并缕析后来学者的反驳意见。

其一，结构问题。何四维认为《大宛列传》内容与《太史公自序》的总结不符，且其他跟随过卫青的属将皆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而《大宛列传》的前半部分几乎相当于张骞的独立传记，有文不对题之嫌。

就这一点，中国台湾学者陈文豪从司马迁的写作“史法”入手分析，认为《大宛列传》之主旨在于记载西域风土人情。张骞、李广利的相关事迹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不可谓文不对题。

其二，行文语言。何四维认为《大宛列传》中的史汉异文大多为衍文，这使《大宛列传》较之《汉书》更为明确易懂；而《汉书》用词更加严整凝练（sober）且难以理解。在这里，他虽未明言但依据了西方古典校勘学中“更难理解的文本可能是更早的文本”（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的原则，认为《汉书》比《史记》更为古老。

然而，其他学者却反对将《史记》明确的表述归因于其文晚出。如，彼时正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读博士学位的吕宗力，将《大宛列传》中何四维认为有冗余、重复问题的几则表达——“是时”“于是乃”等置于《史记》全篇中进行考察，指出这些并非后人添加的“解释性文字”，而是司马迁个人的行文习惯。中国台湾学者陈建文也以“其明年”这一习惯用法作为反驳意见。

其三，流传过程。何四维认为《史记》最早的注疏只见于东晋徐广（352—425）的《史记音义》，而裴骃的《集解》中多见早期的《汉书》注释而非《史记》注释，可见《史记》在魏晋之际已散佚。鲁惟一则补充指出《史记》的早期流传情况复杂，曾经散佚的可能很大，而《汉书》的真实性更有保障。

然而，轻率地认定《史记》原文已佚，反而成为何四维、鲁惟一此论最为确凿的纰漏。吕宗力通过详细列数《三国志》《后汉书》《晋书》等对《史记》的引用和评论，证明《史记》在公元100—400年间实有流传。同时，吕宗力征引司马贞《索引后序》中“始后汉延笃乃有《音义》一卷，又别有《章隐》五卷，不记作者何人。近代鲜有二家之本”，指出“鲜”一字便意味着，至司马贞之时尚存这两部不知作者何人但早于徐广的注本。虽然吕宗力也承认：“《史记》未曾散佚的证据，并不能保证例如《大宛列传》这一具体篇章的真实性。”但离开了散佚这一前提假设，何四维的结论便摇摇欲坠了。

实际上，除了《史记》原文已佚的假设，为了证明《大宛列传》为伪还需要不少其他前置条件同时成立，如：判定《汉书》的内容更“好”、更“有逻辑”；认为《大宛列传》可能保存了一些已佚原本的“片段”，等等。加拿大学者蒲立本（E. G. Pulleyblank，1922—2013）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何四维与鲁惟一的论证是一种典型的“特设假设”（ad hoc hypothesis），“虽不能被反驳却有违常识，其产生仅仅是为了免于攻讦”。

（庄亚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

执行主编：张朝意

副主编：任大援 杨慧玲

编辑部主任：边秀玲

本期责编：王晓丹

编辑：库晓慧 王晓丹

排版 编辑：王晓丹

审核：边秀玲

刊号：ISSN 2095-9257                                                                                           CN10-1272/K

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100089）

编辑部邮箱：[e-mail]

联系电话：[phone]

投稿系统网址：http://gjhe.cbpt.cnki.net/

微信公众号：北外国际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