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评欧盟对华新的战略定位（文/殷桐生）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第十五辑）

主 编：殷桐生　刘立群

评欧盟对华新的战略定位

殷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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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这一文件，首次提出中国是欧盟“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一对从2003年诞生的“战略伙伴”如今却因欧盟单方面的决定成为“竞争对手”，自然令人莫名惊诧。究竟怎样来判断这一定位，如何来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轨迹，特别在当前波谲云诡的百年大变局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来应对，显然是煞费思量的问题。笔者也想做一番尝试，希望与广大读者和同事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欧盟；战略定位；制度性竞争对手

一、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975年5月6日，中国同当时的欧共体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翻开了中欧关系发展新的篇章。1998年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突出反映在双方发表的与对方关系的文件之中。1995年欧盟发表了第一份对华战略性文件《欧中关系长期政策》，此后又于1996年、1998年、2001年、2003年、2006年、2016年和2019年先后发表了对华政策文件；中国也相应地于2003年、2014年和2018年先后发表了三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对今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

中欧签订的这类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其二，这种伙伴关系是建立在战略全局上的，而不是局部的，是长期的，而不是临时的；其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开放性的，不是排他性的，是一种既非结盟又非敌对的合作关系。

正是在这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指引下，中欧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21年，尽管疫情仍然严峻，欧中贸易总额仍然达到6955亿欧元，其中欧盟对华出口贸易总额为2233亿欧元，同比增长10.1%；进口为4722亿欧元，同比增长22.6%。继2021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后继续保持这一领先地位（欧美贸易总额为6314亿欧元）。我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22年1月，欧盟对华投资存量达1238.2亿美元，许多欧洲企业都还在持续加大在华投资，中国对欧的投资存量也达890.8亿美元；据《每日经济新闻报》报道，2021年1—11月，中欧班列累计行驶1.3817万列，运送133.2万标箱，同比增长分别达到23%、30%，综合重箱率达98.1%，前10个月中欧班列的开行列数和运量均超过2020年全年的总量。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双方在经历了7年谈判后达成了一份全面、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今天，中欧合作关系已扩展到和平与安全、环境与卫生、文化与教育等诸多领域，建立了数十个不同领域的对话磋商机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创立了管理彼此分歧的建设性议程（positive agenda）。

疫情暴发后，双方在关键时刻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抗疫情、共谋合作、共促世界经济的复苏，从而为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带来不小的宽慰和希望。

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共拥有28个国家，近19亿人口，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3。双方能全方位密切合作，给这个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

二、制度性竞争对手的提出及其演变过程

2019年3月12日，在中欧峰会开始前近一个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文件，对中国做了四个定位：中国同时是欧盟在不同政治领域拥有紧密协调目标的合作伙伴、寻求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技术领先竞赛的经济竞争者和推动其他治理模式的制度性竞争对手（有时甚至去掉弱化的“性”，写为“制度竞争对手”）。文件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给欧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间的平衡已发生变化。欧盟需要更现实、更强硬和更多面的对华政策，并提出十大行动要求来实现中欧关系的“再平衡”。这是欧盟首次公开提出中国是其“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自然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其实，欧盟/欧共体认为中国是其“制度性竞争对手”由来已久。早在冷战时期东、西矛盾时就是这样。中苏对抗、中欧建交后情况有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扩大改革开放后中欧关系更是发生了重大的嬗变，“制度对手”逐步演变成了“战略伙伴”，但其对华的战略信任不断反复，意识形态一再摇摆，对华定位左右不定，决策疑虑时隐时现。可以说，欧盟一直保留着对中国的制度歧视，特别表现在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武器禁运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政治影响的迅速扩大令西方的政治家、意识形态专家和部分精英阶层越来越感到，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并没有跌入西方的“以接近求变化”“以贸易求变化”的陷阱，更没有被西化。于是，他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战略决策开始产生愈来愈大的怀疑，“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又死灰复燃。2006年欧盟在拟定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时这一定位已经呼之欲出，提出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最重大的挑战”。之后便出现了一场大争论，反对这一定位者占了上风。结果在拖了十年的2016年欧盟对华政策文件里虽然也指责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却重新出现了中国是其“战略伙伴”的定位。而中国依然继续走自己的路，而且愈走愈宽，愈走愈远。这就让激进派逐渐翻盘，中国日益被视为欧盟的挑战。2018年6月，欧盟委员会官方智库报告就称“从长远看，中国是欧盟的主要挑战”，最后导致2019年“制度性竞争对手”定位的出笼。

三、欧盟提出“制度性竞争对手”的背景

欧盟对中国冠以“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有着十分复杂背景，突出的是下列的几大缘由。

第一，欧盟是一个超国家集团，其成员均是拥有与中国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治理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接受一个影响在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欧盟认为中国经济和高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影响日益扩大，渴望获得世界领导地位。并强调要特别认识这一点，不要再“天真”。

第三，欧盟各国和美国同属北约，是盟友，又同属一个价值共同体,涉华立场往往高度一致。如今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两大党对华政策又雷同，都主张要遏华。这就大大推动了欧盟要公开宣布把中国视为“制度性竞争伙伴”的定位。

第四，欧盟现在高唱“主权欧洲”“战略自主”。其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欧盟的实力与自信，维护欧洲价值观，加强对外战略的力度，实施强硬的经贸政策，强调多边主义。向美国强调战略自主，对中国要强调意识形态、加大制度压力，但不在中美冲突中选边站。

第五，欧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共同体，欧洲议会更是各成员国主要政党的论坛。各国、各地区利益不同，各政党纲领和方针不同，影响欧盟决策的院外利益集团的目的更是不同，因此欧盟的最终决策往往是各国、各地区、各政治力量、各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对中国的“四个定位”显然也是多方妥协的产物。在选用时自然是仁者选仁、智者选智、顺者选顺、逆者选逆。据欧洲媒体透露，当中国请欧盟再仔细考虑一下“制度性竞争对手”这一定位时，欧方的外交官就保证说：“无所谓！不管欧盟怎么用，我们还是照旧用一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四、对欧盟提出“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剖析

欧盟提出把中国定位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在国际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究竟怎样来判断这一定位，实在是要煞费思量的问题。笔者也想做一番尝试，以此与各位读者和同事探讨和研究。

第一，一谈“制度”话题就多，首先就是“传统”。近二百年来，一条无比清晰的轨迹呈现在世界的面前，那就是“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主宰世界的格局以及歧视社会主义、歧视非西方文化的论调不断衰败，并日益受到质疑、批评和抨击。突出表现在美国的式微、欧洲的衰老、新兴国家群体崛起、中国走向世界。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更是大大推动了这一变局。

面对这样的变局，西方国家颇感突然，显得惊慌失措，不得不急忙到其武库中去寻找对策，于是“甩锅”“设敌”“造谣”“撒谎”“制裁”无所不用其极，以期制造并控制舆论。“制度性竞争对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这就说明，高呼制度对立总是在本方感到对方的制度压力和威胁的时候，而不是相反。2021年1月13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于尔根·格哈茨（Jürgen Gerhards）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兼柏林科学中心全球治理部主任米夏埃尔·齐恩（Michael Zürn）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中国在制度比较中胜出》一文，说中国的发展“既不同又非常成功”，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制度极其成功”，已“成为2020年制度竞争的合法胜利者”“中国已上升为制度竞争的主要竞争者，所以，就连欧盟也重新激活了制度竞争的概念”，真可谓一语中的。

第二，认为中国经济、高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影响扩大，“一带一路”倡议诱人，抗疫表现突出是因为“中国要输出模式、传播影响力、染指世界霸权”。

第三，认为中国执行的“17+1”方案是对欧盟统一的威胁，是对欧盟打进楔子，对欧洲“分而治之”。其实，欧盟内部有各种组合，并独立共同发展对外关系，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加强同中东欧17国（其中部分并不是欧盟成员国）的联系完全是为了加强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帮助欧盟加强一体化，是对欧盟一体化政策的一个补充。然而，虽经中方一再解释，欧方口头也表示同意，但怀疑始终没有消除。

第四，认为所谓的“人权形势恶化”，说在中国香港地区颁布国安法，开办新疆地区教培中心等举措都是所谓“中国日益走向专制”的表现。

五、我们应如何应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近年来，欧盟面对中美矛盾的加剧和美国的施压，对中国的偏见愈来愈大。美国大选后又面临美欧关系改善和美中矛盾继续这一特殊的格局，于是日益从冷战思维的角度来观察、分析和判断中欧关系，从而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矛盾之中：既要同美国改善关系，又不愿过于疏远中国；既是中国长期的大贸易伙伴，又强调中国是其主要挑战；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了“制度性竞争对手”定位的产生，而“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又反过来夸大了意识形态和安全观念的框架；既希望中美冲突加剧，他们渔利，又害怕中美搞过顶交易，他们受损。

欧盟是一个重要的超国家集团，也是政治多极化世界格局中潜在的一极，拥有北约中最多成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集团，既是美国的盟友，又要摆脱美国的控制；既在走下坡路，又渴望东山再起。

因此，无论是从欧盟的自我认知还是从我们的分析来看，欧盟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集团，我们必须认真、科学、正确地加以对待。

2020年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的时任总理默克尔，欧盟“总统”米歇尔、“总理”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会晤时，特别强调，中欧要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协商，指出：“中欧和平共处的力量坚定一分，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就多一分保障。”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应对思考供大家讨论、研究。

（一）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美国大选后拜登继续特朗普的对抗中国政策，特别是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拉拢欧盟这样的盟友。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不顾大局，不顾中方的一再提醒，于2021年3月22日以所谓的“新疆地区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相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他们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突破了中国外交的底线和红线，开创了30多年来恶劣的先例。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我国政府当即实施反制措施，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我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并敦促欧方纠正错误。此后欧洲议会又连续挑战我国外交的底线，自然也一再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国家主权和利益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对其捍卫的决心。

（二）

正确认识和处理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欧洲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安全防务体系（北约）。因此我们在分析欧盟与美国的关系时，一方面必须看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他们有很多矛盾。尤其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思想指导下，美欧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因而也遭到欧盟的多次激烈反对，2016年欧盟终于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口号，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更是把欧盟对美的不满推向了极致。

在当前的中美冲突中，拜登首先竭力拉拢的盟友就是欧盟。我们看到，在他的煽动和压力下，欧盟通过了一些针对中国的“文件”“报告”和“战略”。但我们更要看到欧美的战略性和结构性矛盾，把欧盟同美国区别开来；也要看到欧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矛盾重重。进而分清欧盟方针的主流与支流，原则与策略，主动与被动，现象与实质，短期与长期。

（三）

坚持“和平共处”

对欧盟对华实施制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必要的，但不能一斗到底，一斗到破。还是要力争回到“和平共处”的原位。今天美国正在尽力拼凑反华联盟，而且竭力拉拢欧盟。我们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受煽动与欧盟搞对立。这不是我们对欧盟的方针，也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精神相悖。中欧之间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坚持对话合作、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妥处矛盾分歧、努力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平等发展。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欧盟的高层已有愈来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例如，欧盟“总统”米歇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态，以及欧盟“外长”博雷利认为“我们无疑必须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和维持关系”。可以肯定，只要中欧双方能够坚持和平共处，就会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因为和平共处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四）

坚持“开放合作”

我们要坚持开放与合作，并要以最好的条件获取1+1>2的效果。

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国家、地区之间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愈来愈广，愈来愈深。而且，人们还发现，经济关系越密切，相互依存度就越高。其实，“互通有无”本就是发展经贸关系的初衷，要人为地降低这种相互依赖的程度是违背各经济主体意愿的，也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欧盟经济专员东布罗夫斯基就明确表示，欧盟对中国的经济依存非常强。

开放合作自然会带来竞争。我们不回避竞争，但主张公平竞争、良性竞争，而且要设法把竞争转变为合作。

当代世界的问题成堆成山，矛盾盘根错节。我们一定要切实把握主要矛盾，那就是全球化生产力受到非全球化生产关系的束缚，而全球化生产力必将冲破非全球化生产关系的羁绊，产生新的治理结构。任何人想要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五）

坚持“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的概念早已存在，但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关注，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义。按照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鲁杰（John G.Ruggie）的解释,“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而通用的定义则是：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伙伴合作精神，践行互利共赢理念，阐释共同发展主张。

“多边主义”受到极大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那是因为有人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今天虽说“伊人已去”，但阴魂不散，念诵“单边主义”经文的人还不少见，而要肃清“单边主义”流毒更非一日之功。有人更是接过这一口号，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国际社会，有人更是将多边主义意识形态化，大搞“反华联盟”。因此，今天区分真假“多边主义”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高举“真正多边主义”的旗帜。

中欧一向是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和实践者。中国今天要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首先就是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办事，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开放与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也能继续与欧盟保持合作。

（六）

坚持“对话协商”

中欧之间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不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状况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更不同，在交往中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和分歧。而近年来出现的新形势更会加大、加重这些问题和分歧。因此，要想搞好合作就必须更加坚持“对话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妥善管控矛盾和分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欧之间建立起的对话协商机制来讨论、磋商并解决分歧。尤其要重视制度、人权问题，重视台湾问题和涉港、涉疆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外交的底线和红线，也是西方国家对华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明确宣告，谁要坚持干涉中国内政，并要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肯定奉陪。

六、结语

欧盟提出中国是其“制度性竞争对手”的定位让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坚持“制度他信”和“制度自信”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历来不搞“革命输出”，更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任何国家，而是主张制度要由人民来选择。因此我们应当重视他人对中国制度的评论，也就是说，要重视“制度他信”。今天，这种“制度他信”突出表现在歌颂中国的制度优势，赞扬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希望中国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抗疫斗争展开以来，这一趋势日益强烈。应该说，在欧盟提出“制度性竞争对手”之后，这种“制度他信”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国际普遍舆论看来它更客观、更公正，更易被人接受，而且会鞭策我们国人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制度自信”，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这一制度优势，不断创新，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

如今，世界上共有近200个国家。可以肯定，其中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制度是完全相同的，但却都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场浩浩荡荡的常规变革浪潮中，总是新的代替旧的，先进的代替落后的。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正是通过这种“新桃换旧符”的变革，世界将一步步地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同”，因为这是处理当代地区与国家现实利益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间矛盾时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包容体。

注：本文选自《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十五辑），第71—77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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