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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文学研究 | “向下”与“深度”:德·昆西的黑暗崇高与心理空间 (文/ 郑鸿升)

北外学术期刊 北外学术期刊
2024-09-04



主编:张剑

副主编:赵国新







“向下”与“深度”:德·昆西的黑暗崇高与心理空间



郑鸿升

内容提要:“崇高”在英国19世纪的美学中是一个经常讨论、多次被撰写的话题,涉及该话题的理论家有埃德蒙·伯克和詹姆斯·毕提等。德·昆西对此话题的贡献,虽然不太为人熟知,但是很重要。本文将追溯他的“黑暗崇高”的起源,关注他童年时期的阅读和天文学对他的影响,特别是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对他的影响。在巫师的法术所产生的诡谲中,德·昆西看到了“黑暗崇高”的例证。他受到当时天文学发现的影响而形成的空间观,使他意识到产生黑暗崇高的对象都具有“向下”的品质。“向下”产生崇高的想法是对18世纪英国美学的“深度”观的进一步拓展,是对英国崇高美学的丰富。

关键词:德·昆西;巫师;黑暗崇高;“向下”;空间


1851—1852年,德·昆西(De Quincey)在出版商詹姆斯·罗伯特·霍格(James Robert Hogg)经营的周刊《导师》(Instructor)上发表七篇标题为《童年素描》的散文,其中第六篇刊于1852年第八期,副标题是《儿时文学》(“Infant Literature”)。德·昆西在此文中谈及自己五岁至八岁时阅读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一些段落令他终生难忘。德·昆西认为,对基督徒而言,有两种与文字相关的顿悟。第一种情况,书页上的词语像“上帝之光”(providential lights)一样吸引基督徒的注意力(De Quincey,2001),但这些词语原本并非针对基督徒而说,德·昆西称之为“突然偏转方向的单词”(De Quincey,1897a)。具体情况如下:“一些书随意打开,没有预先针对某位读者;偶然经过的路人不经意间瞥了一眼打开的书页,看到上面的某个单词,大为惊愕。那个词仿佛埋伏在那里,躲藏起来等待此人;它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好像在检视他良心中困惑之处。”(De Quincey,2001)第二种情况:“当某人(基督徒)为如何做出正确决定困惑不已,需要获得决定性建议时,突然听到角落里陌生人说了句出人意料的话,这些话并非说给他听,但刚好适用于解开那个困扰他的疑惑。”(De Quincey,2001)德·昆西进而认为,不论书面或口头,与这两种由单词或句子引起“灵魂突变”(spiritual transfiguration)(De Quincey,2001)类似的是读书体验:“每个热情洋溢的心灵都会获得类似结果,即发现散落在文学作品段落中奇特的美、悲怆或壮丽,情感不够细腻的读者对此视而不见。”(De Quincey,1897a)德·昆西讨论的是书中词语或段落碰巧引发读者精神之共鸣,他认为这种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精神共鸣可遇不可求。德·昆西随后以童年时阅读的三个故事为例,其一是他五岁半时读到的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打动幼小德·昆西的情节是巫师在茫茫人海中定位唯一能取神灯之人阿拉丁的方法:“巫师把耳朵贴在地面,听到无数脚步声,在那一刻,无尽的脚步同时踩踏地球表面。巫师辨别出阿拉丁独特的脚步,他正在六千英里之外巴格达的街道上玩耍。”(De Quincey,2001)实际上,这段描写在《天方夜谭》中不存在,在1852年前任何以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为底本的改编作品中也不存在,它是德 · 昆西自己的改写。德·昆西塑造出独特的巫师形象,即能产生“黑暗崇高”的巫师(De Quincey,2001),这和以往的巫师形象截然不同。

 1852年之前巫师的形象


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最早通过法国学者安托万·加朗(Antoine Galland)在1704—1717年翻译的《天方夜谭》(Les Milleet Une  Nuits)进入欧洲;1721—1722年,这个法语版《天方夜谭》被伦敦格拉布街(Grub Street)上的雇佣文人翻译为英语(以下简称格拉布街版),巫师这个人物开始进入英国文化。18世纪后半叶,一些《天方夜谭》的英文新译本陆续出版,但这些译本往往以格拉布街版为基础。所以,格拉布街版是18世纪最重要的《天方夜谭》英译本。19世纪早期出现两部《天方夜谭》英译本。第一部是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Forster)在1803年出版的《天方夜谭》(以下简称福斯特版)。第二部是乔纳森·司各特(Jonathan Scott)在1811年出版的《天方夜谭》(以下简称司各特版)。这两个译本都是以加朗的法译本为底本,多次印刷,广受欢迎。其中,司各特版被认为是加朗的法译本的“第一个标准英译本”(Irwin,1987)。同时,各种体裁的改编作品陆续出现。1788年圣诞节,第一部“阿拉丁改编剧”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剧院上演,开启英国流行文化的一个传统。此剧作者是爱尔兰剧作家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fe),这是18世纪唯一的“阿拉丁改编剧”。然而,此剧影响不大,约翰·奥基夫也没有把它收入自己编辑的四卷本作品集。19世纪上半叶,影响较大的“阿拉丁改编剧”有六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1813年复活节在科文特花园剧院上演的《阿拉丁或神灯》(Aladdin;or The Wonderful Lamp),此剧作者是查尔斯·法尔利(Charles Farley)。法尔利也是演员、舞台监督和导演,19世纪早期英国的著名笑星约瑟夫·格里马尔迪(Joseph Grimaldi)就是由他一手捧红。法尔利实际上改写了奥基夫的剧本,所以此剧是一部改编剧的改编剧,西方学者称之为“奥基夫/法尔利剧本”(Svane,2018)。1814—1822年,此剧每年都上演;1826年,此剧在科文特花园剧院重新布景上演,并在之后十年(1827—1836年)每年上演。可以说,此剧让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从书本成功地走上舞台。此外,这个故事也被改编成童话。德·昆西幼时肯定读过格拉布街版,成年后很可能读过福斯特版或司各特版。他应该观看过一部或多部“阿拉丁改编剧”,圣诞节期间,这些改编剧会在英国各地的剧院上演。

不论是在书中还是在舞台上,1852年前的巫师都有三个特点。首先,巫师狡诈邪恶。这体现在巫师假装是阿拉丁的叔叔,骗取阿拉丁母子的信任,然后逼迫阿拉丁进入地穴:“有一天,一个非洲巫师和阿拉丁搭讪,假装是他的叔叔。”(Cooper,1790)“巫师来到阿拉丁家,摆出伪善的面孔。”(Anon,1825)“晚上,新亲戚(巫师)来了,他拥抱穆斯塔法的遗孀,泪水刷刷而下,哀叹他没有早点到,不然也许还能见兄长一面。然后他拿出上等水果和葡萄酒,三人坐下来吃晚饭。席间,巫师假装很欣赏阿拉丁。‘他很像年轻时的兄长,’他说:‘虽然我背井离乡四十载,但兄弟之情使我牢记兄长的容貌,我见到阿拉丁就想起他的容貌。’”(Anon,1792)“他(巫师)以带他(阿拉丁)去公园散步为由,诱骗阿拉丁到偏僻山脚处。”(Cooper,1790)巫师的狡诈邪恶还体现在他企图在神灯到手后谋害阿拉丁,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他(巫师)和阿拉丁搭讪,认为阿拉丁没有朋友,正好利用。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和邪恶,他决定神灯一到手就舍弃可怜的阿拉丁。”(Anon,1776)

其次,巫师贪婪。这体现在他不远千里去找神灯:“通过泥土占卜(geomancy),他发现神灯藏匿于中国中部的某地穴……他完全相信这个发现,就从非洲最深处出发,经过漫长而劳累的旅程,来到离宝藏最近的城市。”(Scott,1811a) 他的贪婪也体现在对公主的好色或者说“愚蠢的激情”(Scott,1811b),试图逼迫公主与其成亲。

最后,巫师法术平庸。故事中有两件艰难之事:第一,确定神灯所在之处;第二,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合适的取灯之人。巫师在两件事上都没有展现诡谲的法力。关于第一个难题,福斯特版和司各特版都提到巫师是通过“泥土占卜术”发现神灯的藏匿处。“泥土占卜术”指投掷泥土、碎石或沙子,然后阐释它们的图案进行占卜。泥土占卜术和招魂术、水巫术、气巫术、火巫术、手相术、肩胛骨占卜术(scapulimancy)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七种法术,因此并无诡谲而言。在“阿拉丁改编剧”中,巫师的法术也是如此。“阿拉丁改编剧”的体裁主要有两种:圣诞幽默剧(pantomime)和滑稽剧(burlesque)。这两种喜剧都以嬉笑戏谑为目的。巫师虽然不是剧中主要的喜剧角色,但往往是喜剧配角。因此,他的形象并不诡异。比如,在奥基夫/法尔利的《阿拉丁或神灯》中,巫师是个算命师,只会祈祷天神欧洛克(O'rlock)告诉他藏灯之处,那枚能呼唤精灵的戒指也是欧洛克所赐,巫师本身没什么法力。巫师的第二个难题是自己无法取灯,取灯之事必须由他人完成。此人最好单纯甚至无知,这样他就不会发现神灯的秘密,不会先行控制神灯精灵。德·昆西之前的“阿拉丁改编作品”通常把两人的见面描写成偶遇。巫师如何确定阿拉丁是天真之人?他通过观察得出结论:“福斯特版”中巫师“善于相面术”(Forster,1810),“格拉布街版”中巫师是“厉害的相面师”(Anon,1776),“司各特版”使用相同的词语(Scott,181la)。相面术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欧洲并未被认为是法术或迷信,而被当作科学。科学史学者帕特丽西雅·法拉(Patricia Fara)认为:

尽管我们现在可能把相面术和催眠术相联系,认为相面术是不可信甚至可笑的信仰,但许多18世纪的学者都严肃地把相面术当作一门历史悠久且实用的科学……尽管现在许多历史学家轻视相面术,认为它是伪科学,但在18世纪末,它不仅是一种流行时尚,而且还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它对未来发展的预示是否可信。(Fara,2003)

相面术在当时被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世纪的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E.威利斯(Alfred E.Willis)也说道:“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相面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我们看他人时不可能不形成某种意见,不论这些意见是正面还是负面的。”(Willis,1879)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关于崇高和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l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中谈论“美”时也有一节专论面相(physiognomy)在日常审美中的作用: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英语文学研究》(第十一辑) 第1—15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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