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快点儿摆脱那种“优绩主义”带来的心态 | 专访牛津中国论坛副主席范西林
3 月底，由牛津中国论坛主办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与项飙教授的线上对谈，激起的讨论言犹在耳。从美国特朗普大选中的狂热选民，到中国大学里的内卷、996 的职场，都能够置于同一个问题框架去分析：他们同样都是“优绩主义”的受害者。
当下的世界仍然面临着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粮食危机等等威胁，两位大师的对谈带有一种时下的紧迫性：当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消费主义和优绩主义文化到达瓶颈，停滞不前的局势面前最需要进行适时的反思。
而如果你收看了论坛直播，也必定会留意到整场演讲中与两位教授侃侃而谈的主持人范西林。作为这场对谈的促成者和策划人，在论坛开始前一天，她还发了一条“学术追星成功”的朋友圈：
论坛正式开始前，西林发布的朋友圈
图源：受访者提供
镜头前的她热情洋溢且自信满满，牛津大学、就读人文社科顶尖专业、获过丘成桐奖......这些光环和荣誉无一不在向人们证明：她足够优秀，足够努力，也足够幸运。
但对于自己所处的精英圈子，社科出身的她又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批判意识，就像她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的：“对那些被排斥在精英话语体系以外的人，咱要更谦虚一些。”
OCF的直播截屏
图源：受访者提供
最近我们采访了西林，从跨学科的学习经历，到对“优绩主义”的反思，她的分享让我们从一个思考着的行动者身上，看到了能够真正“改变世界”的微观力量。
（以下内容预估字数：7000 字，阅读需要：15 分钟。）
Q：在一开始，你是怎样和 X ACADEMY 结缘的？你加入 XA 的契机又是什么？
A：我之前经常能从朋友圈看到关于 XA 的消息，但当时我觉得这和自己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是社科的学生。在我的初印象里，XA 就是一群编程大佬。
后来我的一位朋友突然来找我做一个科研项目，刚好我那时参加了丘成桐奖，也就顺便向他介绍了有关因果推断的知识。他听完以后说 XA 今年要开计算社会科学课，问我想不想尝试一下来当 AL （Academic Lead，学术领袖），我就入坑了。
加入 XA ，也出于一些特别的理由。我喜欢社科拥有的无限可能性，而正是在 XA 才让我看到了这些可能性生根发芽的机会。
目前社科的发展还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特别严谨的体系，存在比较大的灵活性。这意味着社科研究者不只是要专精一个方面，也可以多去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兼容并蓄。像博弈论就借鉴了生态学的思想，而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等计算方法，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学都有很大空间。
XA 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能让大家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和其他学科的人合作，产生跨学科火花。这种自由开放的氛围很适合大家开脑洞，做出以前少有人想到的尝试。就像我们口号里说的，“还可以更勇敢的。”
另外的私心就是我身边学社科的朋友比较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在 XA 建立一个有方法论多样性的社科学术社群，认识更多有趣的小伙伴。
Q：XA 给你的整体氛围是怎样的？你如何定义 XA 精神？
A：我在 2020 年第一次来参加夏令营的时候，对 XA 的精英氛围感触颇深：有的人才大二就创业了；还有好多人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已经财务自由了；有的人不仅编程编得特别好，还有各种其他的爱好；有的人特别会摄影；几乎每个人都会点什么乐器，自己能在电脑上面作曲之类的。我就感到一种“大家都好厉害，我好菜”的压力。
说实话那一年我过得很累。我相信很多第一年来 XA 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今天我在这里接受采访，自己也不太确定有多符合 XA 精神的定位。XA 精神的内核是科技理想主义，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要跳脱出这个框架，去思考到底什么东西对自己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难道说因为大家都想要科技理想主义、都想要做到更好更快地迈向未来，所以我们就一定得追着用这么快的速度去跑吗？还是说我可以慢下来，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去反思有没有必要跑那么快、卷得那么厉害。在 XA 的这两年，我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相信在以后 XA 精神的定义也会重新得到改写。
Q：在 XA 你结识了哪些朋友呢？又有哪些人对你产生了影响？
A：在 XA 接触到的几位课程导师都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
2020 年的我作为 AL 先是参与了计算社科课程。计算社科的王成军老师真的是特别有灵魂的一个学者和教育者。他自己的头像和微信名都和苏格拉底有关，他的座右铭也是苏格拉底说过的“Know thyself and kindle the fire in your heart”。王成军老师对不同方法论的开放态度，让我看到一个和以往认知完全不同的社科世界。
王成军老师的 Github 主页
图源：网页截图
我原本想着既然上了人文社科的船，就打算舍弃计算机和数学这些 STEM 领域了。但在计算社科那门课里，我看到各种网络科学、复杂系统、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
我一直有关注王老师的 Github，发现他的兴趣点真的好多，从比较正常的微博、 twitter 的信息传播，到研究相亲的社会网络，到在 Python 上用易经算卦等等等。
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社科学者，只要保持开放的脑洞和探求的热情，就会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去尝试。做社科研究绝不是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的枯燥和寂寞。
2021 年我担任了因果推断课程的 AL，导师们也给我了不少启发。
当时我比较迷茫，我不太能够确定自己的最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虽然计量社科这条路确实是我目前为止走得最远的一条路，但我同时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艺术史、西域研究等方向都有兴趣。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足够喜欢和擅长计量社科、能不能几十年都做这个方向。
后来我了解到李东雨老师在一开始是喜欢电影艺术的，但他还是走上了社会学这条路。尽管如此，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现在李老师在做一些艺术社会学的工作，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的方法把艺术作品数字化，然后再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和分析，他依然还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看到了他的例子以后，我就觉得没那么焦虑了。因为当你有了自己的锚点，有了一个专精的方向，你再做跨界就没有那么难。至少计量社科对我还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不如先做好这件事再去跨界到别的领域。
2021 年因果推断课程上的合照
图源：受访者提供
Q：你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是怎样的？你又为什么会选择社科方向呢？
A：一般我们讲到社会科学，大家可能更多地会联想到偏人文方向上的东西。觉得社会科学就是读读论文、做做调研。但实际上社科是一门研究整个社会的学问，方法论非常多元，其中包括了偏理科的统计学的方法论，以及机器学习的方法论。同时也包括偏文的，比如人类学那样做田野调查的方法论。
目前我也是 SocioX 的学术负责人，我们想要强调社科研究的多元性，而不是拘泥于最开始的刻板印象，要用各种各样的、有用的方法去分析这个社会、让大家去了解这个社会。
就我自己来说，我是怎么走上社科这条“贼船”的？在去新加坡之前，我一直是非常坚定地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理科生。包括我在新加坡的前两年也是这样想的。我一直都在打理科的竞赛，成绩也都还挺不错的。
但是后来我在打物理竞赛的时候，我做着题，忽然觉得这个东西离我的身体好远，我在学知识和做题的时候都好机械好不真实，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我真的喜欢和在乎这个领域。
图源：《天才枪手》电影截图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打个比方，我们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比如说这个人眨了一下眼，是因为他现在眼睛痒了，或者是和伙伴们挤眉弄眼，或者可能是他们部落的一种通信方式。
但是对于客观物理的现象，很多时候你是通过公式和假设推理出来的。虽然我们知道从这个定理推导出来是说得通的，因为我们相信逻辑。但是除此之外你很难更深刻地理解它。
通过自然科学，你没有办法像理解为什么人会眨眼一样，去理解这个物理的公式为什么会是这样运作的。我觉得，如果是要学一辈子的专业，那我会希望它离我的身体更近、离人更近，而不是这么抽象和遥远的。
后来我了解到有关于两种“为什么”的问题：一种是寻求意义的为什么；另一种是寻求解释的为什么。
举个例子，当我们问“为什么这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有地心引力，这就属于在回答“寻求解释的”为什么（explanation-seeking why questions）。
因为我们用来解释它的理由是一种客观的物理性的原因。而“寻求意义的”为什么 （meaning-seeking why questions）则会得到比如说：“上帝希望这个果子到人手里，它才掉了下来”这样从意义出发的答案。
我意识到我也许没有那么关心客观的万物运行规律，我更关心主观的人，我想知道人们行为的意义。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喜欢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
所以我在新加坡的后两年（新加坡的高中阶段允许换专业方向），我就坚定地选择了文科方向。
Q：在大学阶段更加深入学习社科了以后，你有什么新的感受？
A：上大学第一年最大的体验还是幻灭。经济学那么多理论有多少是有用的，有多少又只是精致的空中阁楼？例如，比较政治学的关于“民主化到底是让国家经济变好了还是变差了”的因果推断做了半天，居然四分之一学者发现显著变好，四分之一发现不显著变好，四分之一发现显著变坏，四分之一不显著变坏。
我能读到的论文和理论已经是最顶尖学者的成果了，尚且有让人怀疑之处；那我凭什么有信心自己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如果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我会不会变成学术垃圾的生产者？
学术之外，我对“改变世界”这个理想也产生了一些怀疑。在我的专业 PPE *中，很多学生都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有碰到过一些同学，他们虽然不那么懂中国，但依然会大放厥词指点江山。
* PPE（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政治经济哲学，是最早由牛津大学在上世纪 20 年代设立的王牌专业，也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全球录取率只有 8 %。
我相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的论点也很有逻辑，但他们“自信”得也未免有些让人惊心。从他们身上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凭什么我个人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就应该施加到所有人身上呢？我凭什么能代表这么多人来做这个世界的改变者呢？
我想改变这个世界，似乎不是因为我道德高尚，而是因为我有野心而且需要一个宏大的目标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我意识到我个人当时想让世界变更好这件事本质上似乎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
我还发现很多人自称要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立了一些非常宏伟的目标，结果最后他做出来的也都是镜花水月，就产生了一种幻灭的感觉。
Q：你是怎样去克服这种幻灭感的？
A：回想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这么总结：庞大和宏伟的反面是具体和现实，而它们同时也是虚无和幻灭的反义词。过去一两年在一些机缘巧合中，我渐渐意识到了“微观”和“附近”的力量。
一是在看《悲惨世界》音乐剧的时候，我意识到结局中那些有宏大理想和信仰的人，他们的结局都很悲剧，牺牲似乎也都显得很无所谓。比如街垒 ABC 那些为自由而战的年轻人似乎做了螳臂当车的炮灰，那句“don’t ask me what your sacrifice was for ”真是唱得人心痛。
图源：《悲惨世界》电影截图
而沙威一直信仰法律的神圣价值，最后却因为信仰崩塌而一跃而下。那些真正做到让这个世界变好了一点的人，比如冉阿让和神父，都是在爱、在救赎，他们的信仰似乎正是身边面前那些有血有肉的人。
这个结局给我的震动是比较大的，宏大的理想和信仰也许有它们的价值，但最终让生命值得一过的是具体的爱和身边的人。脱离了血肉情感的宏大叙事又危险又虚幻。
后来我听了罗翔老师和项飙老师的一些节目，我感觉当时比较模糊的想法得到了准确的梳理，两位老师太厉害了。罗翔老师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 “我们需要有抽象，更需要有具象”。而项飙老师提出了现代社会“附近”的缺失，以及我们对身边人的忽视和陌生。
我意识到要了解人和社会最直接也最必要的方式就是从微小入手，我开始更多地和打扫学院的大哥交流，和收快递的宿管大叔聊天，我尝试去理解不同人的想法、去感受大家的喜怒哀乐。我觉得我更喜欢我所在的社会了。
意识到这点后，我先前的幻灭似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我学社科的最直接动力不再是“让世界变更好”，而是我真的想去理解也想去爱我经历过的每个社会。我觉得，只有动力是真诚的关心和爱，而不是满足自己对意义的幻想时，才有可能做出真正“让世界变更好”的成果。
Q：你在最近做了牛津中国论坛的活动，有没有什么感受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A：说到办论坛这件事情，我认识的很多社科的学生都有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也会在上面发公众号文章、办论坛，包括各个学校的中国论坛。
OCF 线下分论坛现场照片
图源：受访者提供
但要怎样让内容更接地气，在这一点上很多人反而做得不够到位。比如，大家都特别喜欢用“他者”“异化”这类的词，这本身是好的，但如果对那些从来没有读过相关的著作、没有了解过社会学的人来说，可能就很难理解。
很多学过社会学的，特别是接受过博雅教育、读过名家经典的人，他们在自己圈子内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加密语言体系，导致那些真正应该被影响、且缺乏听到这种声音的机会的人，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些讨论中。
所以我们发起论坛的人就会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你想要面对的受众和真正听得懂的受众，其实是两批不同的人。
这也是我请项飙老师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项飙、桑德尔都属于那种很厉害的学者，但他们说的话大家也都能听懂。比如说，项飙老师提出的“附近”的概念，还有“悬浮”和“蜂鸟”的概念，用了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词做了生动的类比。这样一来，不管读过多少书的人都能听懂他想表达的意思。你说的话能不能被大家“听懂”，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Q：这个和你们讨论的“优绩主义”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A：实际上这种视角在“优绩主义”*下都有所缺失，特别是这个问题在美国很明显，在中国也越来越明显。
*优绩主义（Meritocracy）：优绩（Merit）原本的意思是功绩和优点，但到了现代逐渐发展成为区隔优胜者和失败者的依据，其在竞争的逻辑背后许诺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逐渐形成了一种“优绩主义”的暴政，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大家都会管那些学历不高的特朗普选民叫 white trash （垃圾白人），说他们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他们不理智，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精英口中恰当的，或者说得体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诉求，所以他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行动。
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
但是因为这种方式不符合精英的、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就导致这些人被说成是“一帮没文化、情绪化的红脖子”，结果他们就这样被直接摒弃掉了。我觉得这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界非常可惜、也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该反思：是不是因为精英的话语体系太过复杂、加密词语太多，精英们自视甚高，所以导致这些想要发声的人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对于这样一些被排斥在精英话语体系之外的人，咱们真的要更谦虚一些。
Q：对于这样的问题，你认为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A：在现实生活中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很难。论坛结束以后，项飙老师提到他非常想开展一个“消除世界大学排名”的项目。比如 U.S. News、 QS 的世界大学排名，每年都被那些留学机构宣传得天花乱坠，导致大学好像成了一个分类机器，把人划分成第一名大学的人、第二名大学的人、第三名大学的人......
由于牛津剑桥的录取率比美国本科常春藤盟校还要高一些，我在知乎上也经常会看到像“牛剑是不是不行了”“牛剑是不是特别水”的问答，大众的讨论里完全不看这个学校本身的气质是怎么样，而是唯排名论。
像我们 XA 每年都会有很多来自名校的精英学生。我觉得精英自身作为最能够听到这些对话的人、作为最该有反思意识的人，就应该快点脱离这种“优绩主义”带来的心态。
这种心态可以表现为：我要“卷”、我要走上一条大众认可的道路、我要几年内财务自由、我要做一些什么高阶工作、我进去投行和咨询......
我认为，在你真正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之前，还是要先问一下自己：这是不是我想要的？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这么卷？这样卷是不是让这个社会更不好了？我觉得既然大家都已经是精英了，那就更应该去脱离这个恶性循环，而不是让它像永动机一样继续运行下去。
Q：那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会让你感到向往呢？
A：苏轼是让我最有共鸣的古人，集浪漫与务实于一身，我觉得他拥有真正自由的灵魂。
在政治斗争中，苏轼被诬陷被贬斥了很多次。但不管是春风得意时还是窘迫潦倒之际，他始终没有对现实失望。在热爱自然中那“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同时，他没有割舍同样深爱着的人世。
我觉得这是最彻底的自由，他从不屈服，也没有自我放逐，而是在处处受约束的官场生涯中恣意潇洒地活。
我也希望拥有这样的生活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人间值得”，让热爱和快乐像野草一样疯长。但我显然没有苏轼这样在哪里都能乐观豁达自由的能量，只不过确实有些场景会让我感到灵光乍现，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和背包旅行也最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
在野外探洞
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户外的场景下，很多平日生活的累赘都没了，什么化妆穿搭甚至洗澡都不用管，虫子和泥巴直接从消灭对象变成共处伴侣。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能联想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真是很棒的自由感。
我也理解到了什么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户外碰到无论意外还是糟糕事，只能靠自己和同伴，怨天尤人是一点用也没有的。老天根本不在乎你是悲是喜，该打雷打雷，该下雨下雨，我们就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但当看到那些绝美的风景时，那确实就是瞬间的永恒，充分理解“则物与我皆无尽译，而又何羡乎”。在户外，自我会变得很小也很开放。
背包旅行和搭便车则能让人用一种脱离脚本的方式生活。平日里，我们的生活多少就是被写好的剧本，去这里上课，那里写作业，这里见朋友，那里睡觉。但是搭便车背包旅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今天运气如何，会在哪个城市落脚，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一切都很不确定。
搭便车遇到的某位人帅心善的司机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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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能感觉到人不再是一个机器，真的需要随机应变。不论是被迫在加油站社交牛逼一个一个地问司机愿不愿意带人上路，还是在大货车上和司机尬聊七小时，还是被 Google map 欺骗差点走进军事管控区然后在大雨里绕远路，这些都是我出发前没想过、也都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
我也在努力地把旅行中自由、应变、有创造力的心态搬到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中。如果真能做到这样，也就能更贴近苏轼的状态了吧。
一方面你可以从个体的层面，享受艺术创造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你也正在为这个世界做一些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事情。我也希望能从自己所学的学科出发，去做一些真正对其他人有用或者说对这个社会有用的事情。
Q：你有做过尝试吗？现在的你又有了什么新的想法？
A：我曾经在柬埔寨做过一次志愿者，当时我目睹了很多在我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我们来到第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很多当地的宗教组织、NGO 机构在帮助村民们开启自己的微型企业来促进经济，我们做的也和他们一样，想要帮助更多的家庭开启自己的小生意。
当时我们给一户渔民家的小孩交了学费，买了校服，还给他们添置了一艘新的渔船，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比较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当时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未来这些柬埔寨的村民们一定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但是这种单纯的想法在我们离开柬埔寨的三天后就被现实击破了。
我们离开三天之后，柬埔寨就发生了政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区域支持反对党的人比较多，那个帮助他们的 NGO 就被限制了，当地的生活状况也开始恶化。当时我们帮助的那户人家因为柬埔寨当地的自然灾害，不得不把那艘渔船卖掉换钱，他们的小儿子因为肠胃炎病逝了，姐姐也因为没有钱没办法继续念书。
这就让我觉得，尽管很多人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因为各种灾难和意外还是会一下子回到原点。很多时候志愿者能够带来的帮助，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很容易受到更大的、不可控的外界因素的影响。一些 NGO 做的事情，真正有效的也不知道会有多少。
这整个经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打击。我发现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只是单纯地做一些零散的公益行为，能产生的效果还是挺微乎其微的。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你不知道它的效果会持续多久。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够更加系统性地去研究如何让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变得更好。
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对我特别好的博士朋友送我的一句话。她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变成一颗螺丝钉，不要变成一个工程师，而是要变成一个思想者。
作为一名社科的学习者，技术和方法论是很重要的，但是观察这个世界的热情和态度同样也很重要。
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像一颗学术的螺丝钉，只是去玩弄那些高端的方法或技巧，而是要真正地用一颗思想家的头脑，要用关注社会和热爱这个世界的赤子之心，去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待解决的问题。
采访：兵书、Cora
编辑：兵书
排版：艾琳、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