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司有衰老死亡，而城市却长生不老？

Original 张倩集智俱乐部 2018-12-10

城市的交通脉络图

导语

在《规模》一书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公司和生物一样，都会经历诞生、发育、衰老、死亡的过程，然而城市却不会死亡，似乎总是在与时俱进地发展？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城市已经超越了“生物维度”，而公司没有。

生物的维度是怎样的？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不管一个人如何吃最养生的食物、做最养生的修炼，他仍然活不过120岁；一个企业亦然，不管这个企业曾经看起来多么强大、坚不可摧，不管这个企业使用什么科学管理，不管公司规模有多大，目前来说仍然很少有寿命超过50年的企业（最老的的企业大概200多年）。

见下图，企业的生存曲线通常是按照这样的方式绘制的：在初期我们选择一组企业作为样本，然后考察随着这些企业年龄的增长，仍然存活的企业占初始企业样本组的比例是多少。它显然是一个单调递减的曲线。（这张图是利用美国CompuStat数据库中的将近三万家企业从1950-2009这60年的跨度绘制的）。

美国上市公司生存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减的曲线，中间的小图是只针对1975年以后诞生的企业单独绘制的生存曲线

然而有趣的是，同样是“人的组织”，同样是一套复杂的人与人的协作系统，城市的发展却与企业生存曲线的趋势恰恰相反！在历史上，即使很多城市遭遇过屠城、饥荒、水旱灾害、地震等天灾人祸，但是，这些城市却往往具有惊人的恢复能力。除了火山毁灭庞贝城的特例，没有什么能够杀死一座城市！

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如今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在历史上，北京可谓苦难深重，它是改朝换代的焦点，在满清和农民起义军的压力下，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故宫外的景山公园，而清朝也在外敌入侵、治理乏力导致的内外交困中灭亡，八国联军甚至坐上了皇帝的龙椅。

但，北京城没有死。

南京，六朝古都，每一次更换帝王几乎意味着一次屠城，近代的南京大屠杀更是触目惊心，30万同胞丧生，整个城市满目疮痍。可是现在的南京却仍然是欣欣向荣的大都市，也是唯一能和北京比拼大学的城市。

南京夜景

汶川，十年前的那场大地震基本上使全城成为“死城”、“空城”。而十年后的今天，新汶川已经修建好，整个城市已经抹平了疤痕，成了焕然一新的城市。2018年7月31日，四川省政府批准汶川退出贫困县行列。

重建后的新汶川

城市仿佛跳出了生物规则起支配作用的维度，虽然，我们还是经常会用所谓“生命力”的强弱来形容一个城市，但那只是出于一种并不是太贴切的类比思维。在城市发展的维度下，“生老病死”不再是跳不出的规律，那里有着另一套玩法。

和生命体的发展不同，城市的发展要遵循超线性规模法则（superlinear scaling law）的制约。城市的发展完美的演示了什么是马太效应，城市越大，发展会越快，这个城市就会越发达。集智俱乐部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的张江教授在讲座中也引用了城市发展模型。

城市发展模型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越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生存压力越大；反倒是那些不怎么发达的二三线城市，似乎“幸福感”更强，因此有了“逃离北上广”的牢骚。这是因为，在生物中，生物的个体越大，每个细胞的能量利用率最高，这一点在城市中仍然适用：城市越大，每个人的利用率也会越高。

因为，你想在这个城市得到生存的机会，你就必须首先满足自己的温饱，但你肯定不会只满足于温饱。在目前这个物资相对富裕的城市里，哪怕你没有钱，你都可以吃饱喝足。大型超市里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免费试吃的糕点与饮料，地铁站或地下通道或商场里也非常舒适，冬暖夏凉。

《规模》一书曾指出，一个人如果仅仅维持活着的状态，他所消耗的能量代谢速度仅仅相当于一个白织灯泡。但相信你肯定不愿意过这样没尊严的“灯泡”生活。所以你需要较高的收入与更高级的消费，有了收入也就意味着交税，另外你还得租房、买房、消费。也就是说，你在城市的任何活动，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都可以看成你对这个城市的贡献。

由于大城市创造的需求远远多于小城市，所以大城市的消费要远远大于小城市的消费，光是房价就让一些四五线小城市望尘莫及。相比五六线小城市，人均两三千的工资，就足以生活的很好，有房有车。但在北上广，月薪上万的白领，需要拿出至少三分之一的工资交房租，另外还要承受大都市高额的消费。所以在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的生存，心甘情愿被最大限度的“剥削”，用自己的价值换取更加舒适的生活，尽最大可能榨干现在的价值甚至透支未来的价值，是每个城市人的人生战略。

城市就像是一部巨大的机器，在源源不断地吸收每个人的“能量”，所以，个体越多，所创造的总价值越大，城市规模越大，吸引力越大，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正向闭环反馈。同时，他也有无情的淘汰机制，当一个人无法为这个城市创造价值时，他就会无情地被这个城市淘汰。所谓的“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一些人已经无法承受大城市的压力所以选择逃离，到其他城市找寻适合自己的“生态位”。

于是，越来越强的“高净值”个体留了下来。这些越来越强的个体同时又吸引了更多个体的加入。从而使城市越来越大，越长越快，实现了超线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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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司必死而城市永生？

近年来，将公司类比为“生命体”的探讨层出不穷。例如，搜狗的CEO王小川就经常在各大会场发表关于企业生命体的观点。王小川为生命下了两个定义，一是性状相对稳定，二是可复制。人有生存的欲望，公司也有；人体内有细胞的新陈代谢，公司也有员工的流动；人会面临肥胖的问题，公司规模变大之后也难以避免结构的臃肿；人类进行生育繁衍，公司也可以通过孵化子公司进行“繁殖”。此外，在变异、进化、衰老等问题上，也都能发现两者相似的地方。

王小川在集智学园做关于《企业与生命》的分享

王小川认为，如果公司要长久地生存下来，必须要遵循生命法则。

但是，即使公司满足这些条件，仍然不可避免的走向死亡。就算个体生物联结成种群，形成蚁群、蜂群、象群这样的有机组织，以“抱团取暖”，但这个种群最终也会走向灭亡。据世界《红皮书》统计，20世纪有249种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了，目前，世界上已有593种鸟、400多种兽、209种两栖爬行动物以及20000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

因为，对于生物所在的维度，生老病死是一条不可触动的“公理”，是一条基本设定。失去这个设定，生物就不是生物了。

然而，为什么公司的组成也是人，却与城市相差这么大呢？究其本质就在于，公司与人的关系，和城市与人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吸收每一个人的价值 ，只要一个人存在于城市中，无论他是生产还是消费，他都在为这个城市贡献价值。

但公司未必是。

一个员工为公司打工，他付出了自己的时间与劳动，公司付给了他薪水。但收获是否等于奉献？KPI体系是否能够完全体现员工的价值？

恐怕大多数公司都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和一些推崇“奉献”的企业主的思路不同，个人对企业的贡献，绝不是靠贡献青春、天天加班来体现的。也许销售可以用业绩来衡量，但行政岗、技术岗等一些非销售部门，我们无法定量他们的工作到底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价值。甚至他们的工作对公司是有利还是有害，都没有可靠的指标来衡量。

广告大师约翰·沃纳梅克说过，总有50%的广告预算会被浪费掉，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是哪50%。公司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假设总有一部分员工没有为公司创造价值、甚至创造的是“负价值”，但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是哪些员工。这样想想其实很可怕，我们并不知道公司的员工是否真的在为这个公司创造价值，也许在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下，整整一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的人都做了一年无用功，没有创造“价值点”不要紧，他们甚至为公司创造了新的“风险点”。

我女儿目前上小学三年级，在南京某小学，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学校竟然还会发英语磁带，且不说我家早已没有可以播放磁带的设备了，甚至很多手机免费的APP里面全部包含这些英语音频，非常方便使用。放这个例子是想说，有些公司的员工虽然很努力，但是这个公司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越努力甚至越会加速死亡，因为努力的方向错了。

小学英语磁带

我们人类到了中年，大多数的人都会发胖，远古饥荒的残存记忆，让人体不断囤积着脂肪，但却忘了多余的脂肪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加速我们的衰老与死亡。公司是否也如此呢？当一个公司的体量越来越大，势必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无法对公司做出贡献，但是他们仍然占着高位，拿着高额的工资，进行高质量的消费。大公司的“大企业病”已经是企业管理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了。除了人员冗余，还有管理钝化、“反射弧”长、决策信息失真、适应能力下降等种种问题，当这些问题形成共振，企业便离大限之日不远矣。

所以，公司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公司并非一个价值链闭合的体系，总有一些人会导致价值的漏出和耗散。正是这样，才导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逃不过50岁这个劫数，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突破生物的局限。再大的企业，也只能被称为巨型生物。真正的企业巨头并未出现。

反过来，大多数企业的生老病死却并未对城市带来明显的影响，一个公司倒闭了，公司里的员工会继续寻找新的工作。他们仍然是城市里的价值源，但是他们的角色却发生了变化，有的人价值更大了，有的人价值更小了，有的人会直接离开这座城市。当我们以一个城市的视角来审视，我们会发现，正是企业的生生死死，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使城市就业人口稳步增加，使城市这一套复杂的协作体系能够顺利运作。

从企业与城市的比较上看，或许只有把企业做成城市，才会永生吧。企业是否有可能做成城市的规模？看似复杂的城市到底有什么规则？

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些，集智俱乐部和腾讯研究院邀请到了李睿琪副教授，将于9月16日在腾讯研究院为我们做专场报告：生长与设计——复杂性视角下的智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