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快递：《北魏开国史探》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9-1
定价: 89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20306508
海内外学界对于北魏开国史的关注，一段时期以来呈现了持续高涨之势。在我国大陆地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严耀中先生对北魏前期制度的探讨，何德章先生对北魏建立之初政治和经济史诸问题的研究；到进入新世纪后李凭先生在“平城时代”名下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田余庆先生对北魏开国前后历史的揭示和梳理，皆在以往基础上步步深入，不断把北魏建立和发展过程的认识推向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又有阎步克、张金龙、张鹤泉、梁满仓、罗新等先生，相继讨论了北魏前期包括其开国之际的政治文化、制度建置、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也包括本人讨论北魏开国史的相关文章在内，大都侧重于政治史和相关制度来展开观察和思考。更早些时候起，台湾学者如孙同勋、郑钦仁、逯耀东、康乐、张继昊、蔡金仁等先生，则先后对北魏建立以来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及胡、汉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其路向似主要是围绕北魏的文明发展进程和南北朝关系来对此作出诠解。至于在中古史研究上成果累累的日本学者，如谷川道雄、窪添庆文、川本芳昭、前田正名、松下宪一等先生，则相继研究了北魏开国前后制度、政治与社会、十六国至北朝的民族关系及相关史地问题，其共性是较多着眼于隋唐来提出问题，并对相关领域的历史走向作了深入探讨。
以上各位先生所代表的研究成果，不仅显著改善、加强了以往显得薄弱的北魏建立过程及其历史发展的研究，而且也在资料、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可以认为，北魏乃至于整部北朝史的讨论，已因此而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基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较于以往更多地集中于民族关系、“汉化”进程和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取向，近些年来以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为代表的一批新成果，已更为全面地看到了当时民族关系展开的各个方面，也更为深入地考虑了影响北魏一朝治乱兴衰走向的相关事件和要素，更多地致力于探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的结构问题，并对如何切实观察北魏历史发展的立场和方法展开了反思，改变了以往在线索勾勒上多少有些简单化和直线化的状态。这些方面的突破，对于长期以来因资料稀缺模糊而举步维艰的北魏开国史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北魏历史的起点，梳理由此奠定的发展脉络和框架，揭示其为何能够结束五胡乱局而逐渐安定北方，从而说明南北朝最终走向统一的趋势和隋唐王朝的历史渊源，无疑都具有积极推动而开创局面的意义。其最为突出的标志，即是整部北魏和北朝史研究，已从过去略显陈旧晦暗变得熠熠生辉，在目前的整个中古史研究中占居了重要地位。
不过总体看来，无论是兼及，还是专门讨论北魏开国史相关问题，学界现有成果似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对拓跋早期及北魏开国之际史料的解读还缺乏共识，尚待建立、完善相对客观，可以帮助判断有关史事虚实或扭曲之况的参照系。
二是在“汉化”、“封建化”这两个对北魏和北朝史研究具有基础意义的范畴上，其内涵和表述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必要深入讨论其前提、内涵及限度所在。
三是尚未建立起拓跋代国到北魏建立的内在联系，亟须揭示这一历史过程的多个侧面，明确其间继承和发展的脉络线索。
四是还有不少重要史实和领域存在悬疑或空白，尤其是一些因研究预设有误而导致的问题，更应走出认识误区，澄清研究的前提，尽可能取得进展。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对北魏建立和发展过程诸多特殊性的认识，而且势必会妨碍整部北朝史乃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深入开展。对此的讨论，需要学界同仁持之以恒地作出努力，在相关领域积累成果、凝聚共识，以逐步求得解决。不过事有轻重缓急，有些问题应是先须补足或突破的关键环节。即就北魏建立而言，以往研究往往特别强调其统治者的种族属性，更多地将之看成一个从野蛮阶段一跃而闯入文明时代的“异族政权”来加以讨论；而很少将之视为一个按华夏政治合法性理论而开创的王朝，尤其不是将之当作两汉魏晋或殷周那样易代递嬗而脉络相承的“传统王朝”来看待的。这两种视角在观察的对象上当然是重合或内涵交叉的，但后一种切入点，仍有可能导致与以往相当不同而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
正视这种不同，丝毫无碍于北魏统治者所属的种族，更不会因此低看胡、汉和胡、胡关系在北魏史上特殊重要的地位。这里之所以要提出考察视角的变换问题，并且将之视为目前推进相关研究的某种关键，首先是要提醒学界：在多年以来都把北魏看作一个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因而一直主要围绕民族关系来研究其文明进化和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已得到大量高论卓见以后；换个角度来考虑其是否也是一个像周汉魏晋那样建立、发展和在不断自我辩护中完善起来的王朝？其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包括其“汉化”、“封建化”进程及相应的民族矛盾、民族融合等等，是否也是在传统王朝所具的框架中展开，并与其他各种事件同样表现为王朝兴衰起伏的一个部分？无论如何都是有其必要的。
无可否认的是，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建立，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统治者种族的变更，商、周、秦、汉本皆如此；而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经常都以王朝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大量王朝或政权，实际上都同时存在着“异族政权”和“传统王朝”这两个侧面、两种属性，只是其具体表现有所不同罢了。对北魏以及辽、金、元、清这类政权来说，深受诸种内亚因子影响只是其一个侧面，按中国传统王朝来展开统治则是其另一个侧面。因而从研究方法来看，对其历史发展进程的讨论如果仅仅限于其中一面，只看到其含有胡族体制成分，却忽略了其中亦多华夏体制的成分，那就一定会发生问题。即便要强调其“异族政权”的属性特别重要而居于主导地位，那也只能建立在其作为“传统王朝”的一面已得必要考察，并已作了充分比较、衡量的基础之上。再就研究立场而言，古来正统史观的影响，外患尤甚的近现代事态的触动，社会进化论和民族主义的风靡和发酵，以及折衷了历史和现实诸种考虑而建构起来的民族关系史框架，诸如此类因素的叠加，都很容易让史家在明明是两种属性并存的王朝或政权面前，却执着地偏于一点而非兼顾两面。由此再看北魏历史尤其开国史研究，学界长期以来都不约而同地略过了其作为“传统王朝”的一面，而把其“异族政权”的属性视为不言自明的重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得失，确是很有必要加以讨论和反思的。
具体到北魏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或王朝，只要综合各种特点和条件，即可发现在中古史上出现的诸多北族政权中，北魏作为一个“传统王朝”的属性，可以说是十分突出和典型的，故其本来就更需要、也更值得学界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而不能限于其“异族政权”的一面就概括其余。
首先，秦汉以来出现的多个北族政权，在对待华夏或中华文化的态度，坚持自身种族文化立场，在其治下实际发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态势等方面，确都千差万别，表现出相当不同的类型。相比之下，尤其是较之辽、金以来的北族政权，北魏倾心于华夏文化的态度最为坚定，其种族立场的弱化甚至演向了完全抛弃自身种族属性的结局，其治下各族的融合则最为彻底。在这个公认的事实背后，显然存在着一系列可供进一步探究的问题，不仅令人重新考虑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包括汉、唐这两个重要王朝及其影响的异同所在；且亦引人深思北魏自身的种种特点，及其兴衰存亡对于北方草原各族尤其东胡族系的冲击。无论如何，北魏实为我国历史上最富于“传统王朝”特征的“异族政权”，即便形成这个事实的过程也有波澜起伏，但其总体特征如此，恐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次，北魏的建立，不仅孕育期长，建国路径也非同一般。鲜卑拓跋部约在东汉末年徙至河套以东匈奴故地，至西晋末方始崛起而活跃于历史舞台。这百年中，拓跋氏渐以云中盛乐一带为中心，贴近、接触中原文化而发育发展，既有农牧兼营、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又渐巩固了其作为相关部族盟主的地位。这些都为其后来崛起立国提供了重要基础。更值注意的是，拓跋氏在五胡乱起不久即与西晋连衡而建立了代国，还要再经近百年的发展、蕴酿，方由拓跋珪建立了北魏王朝。这样的孕育过程和建国路径，迥然不同于五胡政权和辽、金之类，而是有些近似后来的元朝和清朝，但其入主中原前立国建制展开统治的时间却远较蒙古、后金为长，立国之前密近中原地区的百年孕育又尤非后来者可比。可以断定，正是代国建立前后近两百年的独特历程，直接决定了北魏建立的诸种特殊性，使其形成了较之元朝和清朝更为典型的传统王朝特征，这一点同样没有什么问题。
其三也更为重要的是，北魏统治者在建制施政时，的确是更多地以“王朝”统治自居的。关于王朝地位或性质的判断，汉代前后显然是其标准演化最为重要的界标，我国古代王朝的合法性学说或正统理论，正是在两汉四百余年历史中经历了最为重要的定型过程，从而为魏晋至隋唐提供了界定一个王朝“合格”与否的基本标准。而北魏作为一个天然具有双重性质的政权和王朝，在其建立之时，显然同样面临着“异族政权”还是“传统王朝”的定位问题，这种定位本身就是当时统治者在国策选择上的根本问题，而其所作决择如何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付诸落实，又直接决定了这两种属性间冲突、协调的基本方向和方式，也就构成了其历史展开的核心内容。而大量证据都表明，在皇始、天兴年间北魏建立时，其统治者所作决择和建制施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按汉魏以来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来展开的，无论是其自我期许还是政治的实况，都说明当时要建立一个“传统王朝”的一面，压倒了其作为一个“异族政权”的一面。当然在北魏建立以后，类此的定位问题也还在随形势、条件的变化而数度重现，但其总的取向和轨迹，却终究还是在建国之初所定轨道上前进，这才导出了其目的之一是要彻底成为中原正统“王朝”的孝文帝改革。
上面几点虽仅简略言之，却也可见北魏史研究的内在要求，是两面兼顾方合正道，偏于一端绝不可取，转换视角亟有必要。即就北魏开国时期的研究现状而言，正视当时统治者在定位问题上作出的政治决择，认真看待其为建立一个合乎“正统”要求的王朝而落实的各项政策、制度，包括拓跋珪自认黄帝后裔，上比武王革命等象征性举措，这些方面的史实和问题，都代表了目前该领域亟待加强又有可能取得重要突破的薄弱环节。倘若仍像以往那样简单视之为“异族政权”的粉饰托附，继续落入旧式史家以“沐猴而冠”、“造伪作假”讥刺了事的窠臼，那不仅无助于揭示其背后存在的历史内涵和深远影响，实际上也难以真正把握对当时来说至关重要的胡、汉和胡、胡关系态势。
这里有必要指出，民族矛盾和民族关系是在王朝框架下展开，还是在异族政权中展开，实在不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区别。汉以来形成的王朝框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确有缺陷和扞格存在。至于西晋，各族大量内徙和“徙戎论”的出现，适足以表明初步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体制尚未消化掉早先圣哲强调的“夷夏之辨”和“尊王攘夷”原则；但在此同时，却不可否认这一体制在汉以来民族关系及周边影响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及其理论基础和框架结构仍有调整扩容的充分可能和余地，否则五胡、北魏乃至于隋唐的历史走向就不可理解了。从汉以来着力加以演绎和巩固的王朝体制来看，惟有德者居之的“天子”所治理的“天下”，本质上就需要淡化种族而强调教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尤其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已为多民族统一帝国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理论和体制内核。由此角度考虑汉、唐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实质上也就是要把各族人等一并纳入王朝体系，重新建构起合乎“王者无外”和“天下一家”理念的统治格局。
但这一切，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纷纷涌立的潮流及相应发展起来的民族关系理论中，却是无法接受和不可理解的。根据统治者种族属性来确定国家的性质，据其族所处野蛮或文明的阶段来确定其社会的性质，方能足够明快透彻地解释其历史基础和发展方向。无庸讳言，长期以来在北族政权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汉化”或“封建化”概念，多少都受到了这种潮流和理论的影响，故无论其具体表述和内涵如何调整，却终究还是要以“异族政权”的定位为其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勾勒和重建的历史进程，也就总是会在这种预设蕴含的民族关系和社会进化态势下展开，却不免会把大量难以被其涵盖的历史现象，包括其民族关系和社会进化借以展开的历史途径，以及当时统治者所作决择和王朝体系进一步扩容等问题，摒弃在同样应予充分重视的视野之外。在这个意义上看，如果不能兼顾两面而是继续偏于一端，如果还是完全抛开王朝继承和发展的客观事实来看待问题，那就谈不上准确地理解这一段历史，谈不上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进程，也无助于对其时发生的“汉化”、“封建化”进程的认识。
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和考虑，这些年来自己研习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个重点，即是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在这两种视角和出发点之间往复比对，着重从目前仍显得十分薄弱的“王朝”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考虑北魏开国史相关问题。希望能以此为个案，为打通汉、唐王朝体制的递嬗发展，揭示我国历史上北族所建诸王朝的异同，也为进一步认识北魏民族关系和民族融合，解释为什么是北魏结束了五胡乱局而统一了北方这个根本问题，提供个人的一得之见。如果说本书在北魏开国史研究上提供了某些新见，其“新”主要也是就此而言。
大体说来，本书所涉选题和内容均是围绕于此来展开的。自谓其中较之前人研究或有寸长的，约有下列四端：
一是在北魏前期基本史料的解读上提出了一些构想。魏收书中的北魏前期历史记载，因北族汉化和保守倾向的反复交替，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事端而多经改写，又曾因“国史之狱”等事件被反复扰动，历来皆被视为疑、信参半而是非难定。本书则提出：应在综合运用文献、考古、人类学资料和方法的基础上，先以其中承自“《国书》”而扰动相对较少的物化现象和制度等方面记录为基础，再据当时拓跋改革、润饰旧俗和立足中原巩固统治的实际需要，来判别相关记载可能发生的扭曲程度，同时尽可能弄清其时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和文明程度，以及相关传说与史载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建立相对客观和中立，可资鉴别《魏书·序纪》、《太祖纪》等处记载虚、实和真、伪的参照系。书中第一章《北魏开国时期的文明程度：记载与评估》、第五章《天兴庙制所示拓跋早期“君统”与“宗统”》和第六章《元和姓纂所叙拓跋昭成帝及其子孙史事》，便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二是提出了“儒家化北支传统”这一命题。自汉武帝起逐渐确立独尊儒术的国策，至魏晋古文经学基本取代今文经学的官方地位以来，儒学所示统治理念和模式及其对政治过程和各项制度的渗透、影响，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是逐渐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本书即基此而揭示了北魏开国建制取本儒经尤其是托附《周礼》，以此来处理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状态，并认为其基本精神，后来已贯穿于整部北朝史，尤其是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及北周的周官改制所继承，故其实际已开启了政治和制度儒家化进程在北朝展开的独特传统。这一传统上接汉魏以来政治与经学互动发展的态势，下启隋唐以来的“王道”政治，又因其面临和必须处理的民族关系格局而具种种特色。表现为经常依据儒经大幅度改制以解决现实问题和标榜正统，又更多地着眼于胡、汉各族群的合作和共治，以强调共同崇尚的文化而非种族区别，在此过程中完成其社会和各项重要制度的改革发展。这一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于北魏和北齐、周、隋历史，也对南朝和唐宋历史具有重大影响，书中第三章《经学、<周礼>与天兴建制及儒家化北支传统》，即系统讨论了相关问题。尽管学界对此评价不一，我仍认为这不仅是个人学术生涯的重要创获，而且是近年中古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相信学术史终将对这一命题的价值作出结论。
三是在北魏基本政治结构及胡、汉关系格局的认识上有所推进。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建立专制皇权体制，即是拓跋代至北魏政治与社会各方面不断发展、进化的轴心。正是其各项政策、制度围绕这一轴心的不断调整演进，不仅决定了拓跋部首领“从酋长到皇帝”、“从推选制到传子制”、“从部落联盟向正统王朝”等重大变迁，且亦在此过程中，逐渐完成了拓跋部治下部落民转为国家编户、部落组织变为宗主督护制等一系列过渡，更具体展示了“汉化”或“封建化”所蕴有的民族融合和社会改造内涵。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北魏前期以来的基本政治结构，表现为拓跋皇族、帝系七及九姓、诸部大人和汉人豪宗之间的纵横捭阖和分化组合，各集团又因地域、血缘和来附先、后而呈现了不同的作用、地位。而这自然意味着胡、汉关系的错综和复杂，又尤其必须注意到胡、胡和汉、汉关系状态对于胡、汉关系和北朝统治格局的重大影响。书中第四章《道武帝所定“律令”及其制度形态》、第五章《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对之讨论相对较多，其他各章多少也都涉及了这些问题。
四是对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及相关史事作了进一步考订。由于北魏开国史事资料极为稀缺，悬疑之处甚多，非详为考订辨析即难进一步讨论，本书各题的基本内容，实际上都是在这类琐屑的考证中逐渐形成，由此修正某些前人成见或结论的。如书中第二章《谶纬与北魏建立及其国号问题》，即缀拾和考订了当时若干谶纬的流变和影响，通过揭示这个前人关注不够而内涵丰富的侧面，把北魏建立及其定国号为“魏”而又“代、魏”兼称的相关问题，放到了汉魏以来特定政治文化、思想潮流和易代传统的发展背景之下，以此来解释代国至北魏发展的某些历史悬疑和脉络。另如对南朝和北朝国史系统所记北魏早期文明程度的分疏，对天兴辇舆、浑仪、尺度所蕴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的考索，对《周礼》和“郑学”影响北魏开国建制之况的揭示，对以往罕有涉及的北魏前期经学之况的讨论，对道武帝时期胡、汉合作之况不同于以往的释证，对天兴所建四套庙制及其所蕴拓跋君长世系内涵的探寻，对昭成帝地位及其评价演变过程的考察，对道武帝时所定“律令”形态和性质及十六国、北朝法制史脉络的梳理，对神元帝以来传子制浴血发展的轨迹和发展阶段的诠解，凡此之类，莫不如此。
这样盘点下来，所得固亦不少，但尚存的问题也还很多，有待今后继续考虑和琢磨。即便在所得之中，恐亦难免不妥或谬误。书中许多内容，笔者曾先、后写成文章发表于刊物，也正是想求教于学界同仁，以期修正和完善自己的一得之见，更希望能共同切磋，使相关研究能够不断深入。
魏晋南北朝这个政局动荡、战火纷飞、南北对峙及诸种事态错综复杂的时期，最终既然是在“以北统南”的大势之下迎来隋唐的，这也就注定了作为北朝史主体部分的北魏，在其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因而“以北统南”的背后，实有深厚而丰富的历史发展内涵，其影响也不会只是限于战争胜负和政权的吞并更替，而是必然按其自身演化的逻辑，及于与之相关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南北，以及统一以后隋代速亡和唐初以来的历史，归根到底仍须以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基本脉络来加以解释。在笔者看来，这条脉络即是汉代以来社会定型过程所生身份等级、土地占有、民族关系、意识形态等重大结构性问题的逐渐消解、变迁和不断调整其处理方式的过程。此期南、北各朝的兴衰起伏及诸重要事态的生灭轮回，要皆围绕着这一过程的展开态势而被注定。简而言之则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社会基础的整合。在更为复杂多端的族群现实下，势须协调和整合士、庶、胡（蛮）、汉各色人等之间的关系，把统治建立在一套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相应的则是各项重要制度的调整，即在社会不断变迁的形势下，势须淘汰和完善官制、选举、律令、礼仪以至户籍、土地、赋役等各项制度，以理顺和规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就是意识形态的开新。在经学自身发展变化并与其他多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之时，势须再度凝聚和诠释其所崇尚的统治理念和准则，以此指导政治和形成国策。
可以认为，正是两汉社会和政治定型过程在这些方面形成的种种问题，及其相互关联发展不断逸出和冲击当时的王朝体制，才导致了魏晋以来一统局面和整个统治体系的危机，并在一时措置难使这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的状态下，出现了五胡之乱和南、北分裂的动荡时期。同理，也正是南、北双方在上述基本方面的竞争、交流和调整、发展，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再造，擘画了隋唐王朝的规模。因而基本社会秩序、相应的重要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展开和调整进程，实应视为魏晋南北朝各种纷繁事态中最为夺目的线索。由此观照自汉魏直至隋唐的一系列独特事态，诸如门阀士族、民族融合、土地关系、行政体制、法律系统、礼典制作及经学、玄学、宗教以至文学艺术、方技术数等方面，都不约而同地在此期间，经历了相关因素和问题从发生、发展到衰变、终结的完整周期，完成了对于今后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变迁。诸如此类周期的显著存在，恐皆不仅与上述线索紧相关联，而且也是被其具体进程内在地决定的。故其又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唐宋以来中华民族继续发展的基础，也就直接关系着整部中国古代史前、后期的转折，影响了中国历史递嬗演进直至近现代的走向和态势。
在这条波澜壮阔而有其纹理可寻的历史长河中，较之直承魏晋的南朝一脉，北朝的事态显然呈现了更多的历史变数。上面所述汉、唐间历史主线的展开和诸多事态的发展周期，也正是在北朝，因其特有的民族关系问题而呈现了更大的波动，表现了更多对于汉魏以来相关趋势的批判和总结，其具体过程也就要来得更为开放、笃实和更增新鲜的创造。由此看来，“以北统南”大势的形成，实应理解为北朝的基础整合、制度调整和观念开新进程，已在其最为重要的基本面上汲取了包括南朝在内的众多因子，最终又已优于南朝的结果。而若追根溯源，北朝历史的走向，无论是上述线索和事态在较长时段中逐渐积累的进化发展，还是短时段内发生的倒退或曲折，当然都已蕴伏于北魏开国史及其后续发展之中。
因此，北魏开国史的探讨，不仅对于北魏史和南北朝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且可在很大程度上视之为理解整部中国古代史前、后期转折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若再考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对于东北亚民族关系和民族迁徙格局实有重大影响，则其所涉范围和问题的广阔，就更不言而喻了。即此可见，本书论列的种种问题，主要也还只是就其作为一个“传统王朝”的角度集中作了必要的考辨和梳理，以期为学界提供、补充若干新见；若从着眼于大或取法乎上来要求，以北魏开国史应有的涵盖面来说，则是远远谈不上周全完整的。笔者愿与学界同好共勉，对于北魏开国史上那些史料上仍属有迹可循，问题尚可置喙展开的地方，锲而不舍地谱写新篇，继续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
(感谢楼劲先生提供信息！)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略有调整，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