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式金属带具的传播与发展——基于辽宁地区的情况200第四节

《六朝史丛札》作者：楼劲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2022-3页数：245定价：62.00元装帧：平装ISBN：9787305252853内容简介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学术瞻顾”收录了14篇学术史讨论短文，所论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特点及诸重要方面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中不少均曾刊载，并在魏晋南北朝史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中编“专题缀拾”收录了10篇专题论文，所论多为六朝区域史和族群研究的相关问题，对各相关领域具有廓清基础前提的重要意义。下篇“追思纪念”收录了5篇追悼文章，分别纪念田余庆、程应镠、韩国磐、简修炜、唐长孺、何兹全和徐连达7位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成就的先生，可供相关学术史研究参考。作者简介楼劲，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目录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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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不過，部曲田曹也會涉及到屯田民的事務，簡柒·2565載“部曲田曹言屯田民限米前後有入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二斛□□嘉禾□年十一月十四日書佐吕承封”。

ISBN：9781107020771

2005年，长沙简牍博物馆从走马楼竹简中重新提取样品，委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材质鉴定，经过检测分析的结果显示，[1]制作三国吴简所选取的竹种主要有刚竹属和苦竹属这二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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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薛英群、李均明亦对籍簿做过全面的概括，分见《居延汉简通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7-464页；《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47-414页。

（3）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发掘获得汉简中一枚残简与相马术有关。文曰：“乡下说●肠小，所胃肠小者，腹下平。脾小，所胃脾小者，听。耳寓听，耳欲卑，目欲髙，间本四寸，六百里。”[30]

51-55页。感谢胡平生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屠各”，但卜氏原系汉代匈奴贵族须卜氏，乔氏是汉代匈奴贵族丘林氏，均非汉代屠各。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魏晋时所称的“屠各”已非原来的屠各，而是泛指匈奴，特别是汉化的匈奴了。

此处“边疆”意指分裂时期各政权之间的边境相邻地带。《明史》曰：“我朝自罗伦论夺情，前后五十余人，多在边疆。故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政府则不可。”[13]

書名：《漢魏六朝隋碑誌索引》作者：劉琴麗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9年3月ISBN：9787520342322目錄前言碑刻文獻近年來成為學界研究的一大熱點，每年都有大量的相關文章、考古發掘報告或金石著作問世，這給學界提供了極為豐富多彩的史料信息。然而，對於碑刻文獻的整理卻顯得相對滯後，其文獻整理成果的影響力不能與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獻相比。就迄今所見相關碑刻文獻的索引成果而言，既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也存在著一定缺陷。楊殿珣《石刻題跋索引》收錄碑刻種類齊全，然書籍編目相對較早——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1940年初版），後來作者進行了增訂，增訂本於1990年問世，但依然遺漏不少，尤其是近三十年新出土的碑誌亟待增補。《石刻題跋索引》每方碑誌的條目後面標註引用書籍的作者、書籍名稱、卷、頁，查找書籍相對方便，但僅限於給有錄文和題跋的碑誌做索引，其餘圖版、碑目的著錄情況不詳。引用書籍以金石文獻為主，文集沒有包括在內，地方志金石文獻也有遺漏；一方碑誌的名稱在索引中反復出現，顯得有些繁複。王其禕、周曉薇《隋代墓誌銘彙考》（線裝書局，2007年）收錄有圖版、錄文的隋代墓誌五百餘方，存目、疑偽墓誌也做了簡介，內容詳實，體例完備。其在刊布每方墓誌的圖版和錄文前，對墓誌以提要形式進行簡介，如誌主的卒葬時間、行款書體、誌文標題、形制紋飾、出土時地、存佚狀況和主要著錄情況，實則也是一簡要索引；然而在著錄有圖版、錄文的索引書籍條目中，單純的碑目類文獻不收錄，如《石刻名彙》、《古誌彙目》、《寰宇訪碑錄》等，然而這類書籍儘管著錄簡單，但往往能夠提供碑誌的出土時間線索，有的還徑直判斷碑誌的真偽，仍然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正是由於對碑目類金石書籍的疏忽，故其“存目”墓誌有少數遺漏。此外，文集也不在《隋代墓誌銘彙考》的徵引書籍範圍內，如〔唐〕歐陽詢輯《藝文類聚》、〔清〕嚴可均輯《全隋文》、今人韓理洲輯校編年的《全隋文補遺》（三秦出版社，2004年）等，造成了數方有錄文的墓誌失收。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總目提要》（線裝書局，2008年）著錄的碑刻種類也極為齊備，墓碑、墓誌、造像題記、祠廟碑、祭祀碑等皆含括在內，是近年來碑誌信息著錄相對較為全面的索引書籍，其以提要形式對碑誌的出土地點、行款、形制以及其所編撰的《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一書所使用的拓片來源都有說明，索引書籍還包括了文集和部分地方志，內容詳實，徵引書籍豐富。然而該書存在的問題在於：第一、遺漏碑誌不少，故2014年西南大學王遲遲、朱遂的碩士論文對其進行了大量補充，前者題為《未收石刻整理與研究》，後者題為《未收北齊北周碑刻輯補》；第二、儘管該索引在“引用書目”中提到了極為豐富的圖書信息，但是在具體的每方碑誌“著錄題跋”條目下，仍有著錄書籍的遺漏；第三，誤收了一些偽碑和偽誌，亟待學界進行清理；第四、全書最後缺乏碑誌人名索引，查找相對不便。伊藤敏雄主編，中村圭爾、室山留美子編《魏晉南北朝墓誌人名地名索引》（2008年），作者僅針對《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兩書中的墓誌人名、地名編撰索引，範圍又更加有限，且主題是“人名”、“地名”。日本學者梶山智史編《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錄》（汲古書院，2013年）以簡表形式著錄了所收墓誌的出土地、收藏地以及著錄信息，還將相關期刊文章收錄在內，提供了較為豐富的學術信息。一些難以查找的書籍和內部印刷資料（如《禮縣金石集錦》）也著錄在內，其窮盡史料的精神令人敬佩。然而該索引存在的問題在於：第一、所有書籍都使用簡稱，尤其是期刊文章，來回查找，翻檢核對，使用有所不便；第二、著錄書籍也相對有限，如方志類文獻側重現代編撰者，民國、清朝時期的方志極為少見；金石書籍以近現代為主，宋、元、明、清時期的金石書籍較為少見，故《集古錄》、《金石錄》、《隸釋》等書都不在索引範圍內，自然遺漏了不少墓誌，尤其是那部分只有碑目題跋而沒有錄文者。以上諸書的編撰狀況為本索引的編撰提供了一定空間：第一，鑒於諸書存在的優、缺點，本索引在編撰時，為了文後人名索引的編撰，首先在碑誌的範圍上進行了限定，僅收錄墓碑（包括墓碣、墓幢、墓闕、塔銘、紀功、紀德碑）和墓誌，較《石刻題跋索引》和《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總目提要》收錄的碑刻範圍有所縮小，又較《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錄》、《隋代墓誌銘彙考》收錄的範圍有所擴大。第二，對於學界忽略的東漢刑徒磚誌也做了專門索引，而這些刑徒磚誌，民國時期就大量流散在民間，被當做普通墓誌收錄在一些金石書籍中，單獨輯錄出來，是希望給學者研究提供便利。《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一書收錄刑徒磚相對較全，對於其中沒有時間和姓名的刑徒，略而不錄，需要者可以查找該書。第三、在書籍收錄方面，舉凡總集、別集、地方志、地理總志以及新出土的碑誌，皆盡量予以收錄。尤其是那部分長期受到學界忽略，保存在總集、別集和地方志、地理總志“金石”、“藝文”類中有碑誌文而無拓片的部分，這一類碑誌數量究竟有多少，目前學界還沒有一個大概的把握。第四、《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100冊，也沒有學者對該叢書中的碑誌編撰索引，而本索引則對《石刻史料新編》（全四輯）中收錄的金石書籍，其中所涉及到的漢魏六朝隋代碑誌，進行了一一著錄，同時又標出其各自所在的輯、冊和頁碼，以方便讀者查找。唯方若《校碑隨筆》（收錄在《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7冊）和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收錄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33冊）兩書內容重複較多，後書全部含括了前書的內容，而且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還有增訂本問世，為了避免學者反復查詢，故引用了2008年的增訂本，捨棄了《石刻史料新編》收錄的本子。《石刻史料新編》引用的方志類金石文獻，很多都進行了重新命名，故本索引在編撰時，盡量還原為原方志的名稱和卷數，以便於讀者回溯原方志時查找。給《石刻史料新編》中的漢魏六朝隋代碑誌作索引，也是本索引編撰的初衷。第五、在索引的編撰體例上進行了大膽創新。鑒於以往碑誌索引很多無法提供碑誌的圖版、錄文抑或碑目題跋類信息的缺陷，本索引將著錄信息進行了歸類，原則上按照“圖版著錄”、“錄文著錄”、“碑目題跋著錄”、“論文”的形式將著錄文獻歸併到以上幾個類別中，最後“備考”部分則是對碑誌做考證或提示該碑主在正史中是否有記載。然而有的文獻既著錄了一方碑誌的圖版，又有錄文，有的甚至還做了題跋考證，若嚴格按照上述體例進行歸類，又會將同一文獻分割數地，造成文字的重複；故索引靈活地對這種情況進行了處理，在著錄的文獻條目後用“（圖）”、“（文）”、“（跋）”、“（目）”等文字進行標註，表示該文獻收錄有碑誌的圖版、錄文、題跋或碑目，這一體例一般在著錄文獻不太繁瑣的情況下使用（以十條文獻為限）。由於沒有哪一種單純的體例盡善盡美，為了彌補彼此的缺陷，無奈之餘索引雜用了兩種體例。不當之處，還敬請學賢指正。一方碑誌若有碑陽、碑陰之分，甚至還有誌蓋者，著錄齊備的文獻不做標注，僅收錄部分者，則用“（碑陽）”、“（碑陰）”、“（誌）”、“（蓋）”等標示，表示著錄文獻僅收錄了碑陽，或碑陰，或墓誌文，或僅有誌蓋。有發掘報告的碑誌也盡量一一標出，以告訴讀者碑誌的可靠程度；而相關研究論文的索引，則是希望能夠給讀者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學術信息，以期盡量掌握該方碑誌研究的學術前沿。第六、漢代，主要是東漢，碑誌屬於草創期，其範圍選定，極為糾結。一些畫像磚題記實則與墓誌相差無幾，取或捨，難免帶有一定的主觀性，這是需要自我檢討的地方，但權衡再三，還是決定凡接近墓誌體例者，著錄；否則不錄。一些修路、修橋題記，凡是贊頌官員、接近德政碑、德政頌者，著錄；否則棄。這樣的取捨，難免會招致非議，為了文獻的豐富性，暫且保留。第七、關於偽刻或疑偽碑誌，索引很難保證正文中沒有誤收者，尤其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隱藏在索引正文中的少數碑誌，必然有被發現為偽刻者，故“偽刻（含疑偽）碑誌索引”的隊伍必將越來越壯大，這是學術研究的必然規律。然而有時也不必盲從前人對於偽刻的判斷，因為也曾有被判斷為偽刻，但後來有考古發掘報告刊登者，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呂仁墓誌》，《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以其為偽刻，錄文編號“偽刻四四”。然而後來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考古》雜誌刊文，題為《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年第9期，44-57頁），提到《呂仁墓誌》的發掘情況，由此證明曾經的判斷應當有誤。當然這樣的例子極為少見，但也從側面說明，僅憑感官判斷，難免有出錯的時候。這也是儘管有個別碑誌可能已被極少數學者判斷為偽刻，但可能仍然放在正文中的理由。為了防止判斷的疏漏，所有列入“偽刻（含疑偽）碑誌索引”中者，全部按照正文的索引體例，以便於學者們的研究和利用，同時也是為了盡量彌補可能出現的錯誤。索引文字繁複，年代跨度較長，徵引書籍衆多，疏漏在所難免，編撰體例也可能存在不足，還望學賢不吝賜教，多多指正，以不斷提高本索引的質量和編撰水平。感谢刘琴丽先生授权发布。编辑：刘艺颖长按二维码关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75-83页。感谢胡平生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前引有关夏侯谭的简文，不仅为解决“主官令史”与普通令史关系提供了佐证，其中“主官令史谭”又被称为“掾谭”的现象，也为学界长期讨论的“掾史”称谓中“掾”与“史”的内涵及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11]

[52]科举成功对于官僚家族维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基本上是宋代家族研究者的共识，较早的个案研究可参读［美］戴仁柱：《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刘广丰、惠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中古礼制研究作者简介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从事隋唐史与敦煌文书研究，2009年退休。近年主要研究中古礼制，已发表《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敦煌书仪与礼法》等专著和论文百余篇。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唐开元礼〉校勘整理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中华思想通史》隋唐五代哲学思想部分的撰写，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礼志部分的审读工作。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有“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的著名论断，[1]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唐开元礼》和“开元后礼”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期的界限。“开元后礼”是姜伯勤在《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一文中首先提出，[2]他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唐礼的发展大体可分为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元后礼’等四个阶段。所谓‘开元后礼’的流变，尤以唐德宗贞元（785—804年）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年间的变动引人注目。”文章论述了贞元元和间变礼的时代背景，以及从《大唐郊祀录》、《礼阁新仪》、《曲台新礼》、《续曲台礼》和敦煌S.6573v郑余庆所著元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所表现的变礼趋势与礼仪的仪注化、庶民化、日用化等问题，提出贞元元和时期是一个变礼迭出、仪注兴革的变化纷陈的年代。姜先生的文章精辟地指出了唐后期礼的发展线索和特色。在此之后，笔者曾撰文响应姜先生的观点，并具体分析了《开元礼》以后的变化，以及唐后期特别是贞元元和之际在强调《开元礼》原则的同时却不断修改、补充、创建新礼仪注的过程,认为《开元礼》被参照、吸收与被舍弃、取代构成了唐后期关于《开元礼》的两个方面，是唐礼不断革新的写照。[3]然而现在看来，对于唐朝后期礼的认识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因为就礼制的变革而言，从开元、天宝至中晚唐五代毕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战前乱后在对《开元礼》的取舍之间，有着态度取向与吸收程度的分歧变化，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本文即是试图对此变化的内容及阶段性进行分析，并针对礼制在天宝以后围绕皇帝礼仪、皇帝制度为中心的特点作出说明，从而对变化中的国家礼制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和剖析。

[80]《张贵男墓志》、《张盈墓志》、《张盈妻萧餝性墓志》分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422、464、465。《张妙芬墓志》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93－594页。

這個小册子便是對我2012年８月至2013年８月在韓國成均館大學訪學的一個紀念，讓我銘記曾經在那一段時光給我無限支持的家人，以及幫助過我的老師、朋友。

二是在“汉化”、“封建化”这两个对北魏和北朝史研究具有基础意义的范畴上，其内涵和表述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必要深入讨论其前提、内涵及限度所在。

場所：京都大学･吉田南キャンパス総合人間学部棟1B05教室（地下1階）http://www.kyoto-u.ac.jp/ja/access/campus/yoshida/map6r_ys.html

9月20日，本公众号推送了《新出簡牘資料による漢魏交替期の地域社会と地方行政システム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的目录，后经安部聪一郎先生的联系，特将报告全文的PDF下载链接附下。感谢關尾史郎和文中其他作者的授权，感谢安部聪一郎先生提供文本和信息！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报告书全文。

東京大学文学部助手、高知大学教育学部助教授、同教授、お茶の水女子大学文教育学部教授、立正大学文学部教授を歴任。

三田辰彦（東北大学）「琅邪王から会稽王へ―東晋の皇帝・宗室間関係の変容とその要因―」コメンテーター

史载拓跋晃素敬佛教，[34]而高允本是佛教徒，且曾授经于拓跋晃，笔者颇疑拓跋晃对于佛教的兴趣或是受到了高允的影响。拓跋晃与崔浩之间矛盾背后的佛道之争在处置凉州高僧玄高一事中暴露无疑。

本文對北魏儀注的前後發展過程及大致內容作了考察。北魏的儀注後來大多為北齊、北周襲用，北齊、北周在此基礎上又有進一步改定。隋朝的五禮，就是採納北齊儀注，加上南朝梁的儀注編訂的。《隋書·禮儀一》：

陈爽先生也揭示出活跃于北魏政治中的太原王氏王睿一支乃是由中山王氏伪冒，其家族在皇权的支持下大规模地迁居并州，徙葬太原晋阳，通过这一土著化的过程，中山王氏到了唐代已经成了太原王氏的主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