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丰文《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研究》出版（附作者简介/提要/目次/绪论/后记）
书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研究》
作者：彭丰文
出版社：花木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作者简介及提要
目次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的学术价值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政治基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演进的结果。先秦时期，华夏文化中已经出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1] 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疆域思想的萌芽。秦王朝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和疆域统一。自秦汉以后，追求、维护统一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格局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的基本政治原则，“大一统”成为统治者的终极政治理想。以“大一统”思想为基础，古代中国形成了以“守在四夷”、“羁縻而治”、“以德治边”为核心的边政思想。中国历史上各政权统治者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边疆经略与开发，加强中原与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推动了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进程。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分裂动荡也曾多次出现，其中持续时间较长的分裂时期有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和五代十国辽宋金夏时期（907～1279）。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边政问题，关系到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叙述，也关系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动力因素的探讨以及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的理解与诠释。
本书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研究时段，尝试从边政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进行探讨。本项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以往关于中国历史边政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统一时期，对于分裂时期的边政问题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分裂时期的边疆经略成就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其中的历史教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开展本项研究，有助于针对以上研究状况，弥补目前研究工作中的不足，加强相关薄弱环节的研究，探讨总结中国统一历史大势的内在深层根源，推动关于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的整体发展。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秦汉“大一统”格局形成后第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开展本项研究，有助于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样本，深入认识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边政问题的特点，从而充分认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历程的曲折性，揭示中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深层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
第二节 “边政”与“边疆”概念界定及本书主要内容
“边政”与“边疆”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固有的词汇，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丰富的内涵。
“边政”一词很早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陈书》载梁敬帝策文曰：“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迷，窃我交、爱，敢称大号。”[2] 《明史》曰：“初，边政严明，官军皆有定职。”[3] “土木以还，势以不竞，边政日弛，火筛、俺答诸部骚动无宁岁。”[4] 《清史稿》曰：“时议以成都将军驻雅州总边政，以授明亮。”[5] 明代张雨著有“《全陕边政考》十二卷。”[6]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等外部势力对中国边疆地区大肆侵吞掠夺的压力之下，在学界涌现了边政研究的热潮，至抗战时期形成了以顾颉刚、吴文藻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边政学，奠定了中国边政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吴文藻先生发表《边政学发凡》一文，对“边政”概念进行了解释与界定，他认为：“边政本系一个缩略语，举凡边疆政治、边疆行政或边疆政策等名词，都可用于代表。”同时着重指出，“边政学是研究民族政治的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研究边疆政治，必先考察边疆民族，这是边政学的特质。”罗贤佑先生指出：“今天看来，吴文藻先生对于‘边政’的定义及研究对象，依然是基本正确的。”“历代边政问题包罗万象、极端复杂”，不过，“边疆经略、边疆政策和治边思想等问题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 [7]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边疆”与“边境”词意相近但不尽相同。“边疆”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政权统治中心地区的外层边远地区；二是指中国内部各政权之间或不同政治势力范围之间边境相邻地带之意。“边疆”一词最早见诸于《左传》。例如：“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8] “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9] “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10] 此处“边疆”意指各诸侯国之间的边境相邻地带。又如《魏书》曰：“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11] 此处指北魏与柔然政治势力范围相邻的地带。《隋书》曰：“南阳古帝乡，搢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12] 此处“边疆”意指分裂时期各政权之间的边境相邻地带。《明史》曰：“我朝自罗伦论夺情，前后五十余人，多在边疆。故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政府则不可。”[13] 《清史稿》曰：“于是将历年边疆、腹地与俄人未结之案，有应赔应恤者一百九案，并入其中，作为全结。”[14] 此处“边疆”与“中枢”、“腹地”形成对应关系，意为远离政权中心的边远地区。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概念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指边远地区，与“中枢”、“腹地”含义相对应，与“边境”含义相近。其次，“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以国家政权的建立为前提，以距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远近为标准。再次，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边疆”概念是民族观念与文化观念的体现。最后，“边疆”概念具有十分突出的军事含义，与“边防”概念紧密相关。马大正先生指出，“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并且具有军事含义、经济含义和文化含义，同时还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15] 历史上的中国边疆通常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16] 中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性、相对性首先表现为“边疆”一词本身的含义是发展变化。在元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反复交替出现，人们对于“边疆”一词的使用，既包含各政权疆域外层边远地区，也包含中国内部各政权或政治势力之间的边境相邻地区。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历元、明、清三代王朝，中国再没有出现国家分裂的情况，“边疆”一词逐渐丧失了指代中国内部各政权边境相邻地区的含义，演变为专指统一中原王朝的最外层边远地区。其次，中国历史上各政权最外层疆域的具体范围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盈缩变化。拉铁摩尔、吴文藻、罗贤佑、范可等中外学者对中国历史上“边疆”概念的政治含义、经济含义、文化含义及其历史性也给予了共同关注。[17]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因素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历史阶段性、变化性、相对性的概念。中国古代边政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中国历史上各政权的边政思想、边疆经略与开发、边疆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吸收近现代中国边政学、边疆学的理论成果，遵从以上所述学界前辈确立的“边政”、“边疆”概念界定，认同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边疆范围的认定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为基准，在此基础上“上溯古代”，“参照历代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中国历史上的边疆范围。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应当“主要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同时“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海诸岛）则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都是边疆地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8] 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疆域范围盈缩变迁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具体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的边疆范畴。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从中国历代边政研究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边疆”所指地域为统一王朝疆域的最外层边远地区；在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边疆”所指地域为中国内部各政权疆域最外层边远地区的总和，而各政权之间的统治地区交界地带及其两侧边境地区则不属于“边疆”。如三国时期汉中地区、长江流域，南北朝时期的江淮地区，都不属于本书界定的“边疆”，不纳入本书“边政”讨论的范畴。（二）部分地区今天已经不属于中华民族共和国领土范围，但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原王朝的疆土，中原王朝在这些地区设置郡县，任免官吏，派驻军队，或者与当地民族形成和亲、朝贡、互市等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因此从中国历代边政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仍应视为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属于本书“边政”讨论范畴，例如汉唐时期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和越南北部地区。汉唐时期，高句丽政权活动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关于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马大正、李大龙等边疆研究领域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扎实、深入的研究工作，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明确指出高句丽政权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我国历代王朝的地方政权。[19] 因此高句丽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北部属于中国历史边疆地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显然包含朝鲜半岛北部在内。今天越南北部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岭南地域范畴，孙吴政权、两晋王朝和南朝各政权均在当地设置交州，下辖下辖诸多郡县，直接任免各级官吏，有效行使行政管辖权力和军事镇御权力。因此，虽然今天越南北部已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但是本书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仍将越南北部纳入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地区范围，探讨南朝各政权对该地区的经略与开发。
根据以上边疆理论与原则，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事实，本书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地区包括以下地区：东北边疆的幽州、辽东、辽西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北部边疆的漠南、漠北地区，西北边疆的河陇地区和西域，西南边疆的南中地区（西晋后期至南朝改称宁州）与吐谷浑政权统治的河湟地区、青藏高原；南方边疆的岭南、珠崖（今海南岛）及南海、东南沿海等地区。
本书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和立足学术、关怀现实的原则，以汉文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兼采金石考古资料，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综合运用民族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视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政思想、边疆经略方针与政策、边疆经济文化开发措施与成效、边疆管理体制等四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进行研究，尝试全面勾勒这一历史时期边政面貌，探讨其得失成败，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从边政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进行诠释与探讨，推动中国历代边政研究的深入发展。
全书除绪论之外，共有八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从理论上宏观考察中国古代边政思想的思想基础、形成历程、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特点，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政思想既传承了两汉时期边政思想的主体内容，又在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新的特点，如对“夷夏之防”的突出强调和“徙戎论”的出现。
第二章至第六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对三国时期、西晋时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朝时期和南朝时期各政权的边疆经略政治、军事政策与措施进行考察，重点探讨各政权边疆经略政策与措施的形成原因、主要内容、政策成效与历史影响，客观评价其政策与措施的成败得失与历史意义，探究王朝盛衰与边疆治乱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七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开发进行专题探讨，考察这一时期各政权对发展边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客观评价其利弊得失，对这一时期辽东地区、河西地区、岭南地区的开发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在肯定开发成就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历史局限与不足。
第八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管理体制进行专题研究，考察这一历史时期各政权在中央和地方设置的各级边疆行政管理机构、军事管理机构和边疆军事镇御体制，尤为关注国家分裂、割据背景下政治、民族因素对边疆管理体制的影响，重视这一时期边疆管理体制中的军事特色和民族特色，如北朝的军镇制度、领民酋长制度和南朝的左郡左县制度、督护制度，注意在历史发展的动态中把握边疆管理体制的演变。
第三节 研究状况
自古以来，边政问题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历代统治者和社会有识之士给予高度重视，以多种形式对边政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二十四史”中的“四夷传”为边政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由编撰者撰写的史论兼具资料与研究双重性质。唐代以后，大型类书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边政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如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设有边防典，宋代李昉编纂《太平御览》设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部。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统治危机、特别是边疆危机的加深，激发了学界的边政研究热潮，在抗战时期正式形成中国边政学，有力推动了中国历代边政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有顾颉刚、史念海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和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初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代边政研究得到继续发展，并与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军事地理研究等学科形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重要研究成果有：尤中主编《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1987年），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1990年），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1993年），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1995年），刘宏煊著《中国疆域史》（1995年），佟冬主编《中国东北通史》(1998年)，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2003年），方铁主编《西南通史》（2003年），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2003年），谷苞主编《西北通史》（2005年），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2007年），厉声等著《中国历代边事边政通论》（四卷本，2015年）。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990年）、田继周等著《中国历代民族史》（八卷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民族史著作的出版，对中国历代边政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胡耐安、林恩显等台湾学者对中国边政史研究有突出贡献，如胡耐安先生著有《边政通论》（1960年），林恩显先生著有《边政通论》（1989年）、《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1992年）等系列边政研究专著。在以上著作中，大部分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其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的著述主要为综合性边疆通史的相关章节，如周伟洲、赵云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边疆形势与边疆经略》，[20]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疆》。[21]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一书以民族史研究的形式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政问题。此外还有大量有关边政问题的学术论文问世。
由上可知，中国历代边政问题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著述丰富，视角多元，既有宏观理论探讨，又有深入细致的史学实证研究；既有综合性中国边疆通史、边政通论，又有各边疆地区的区域性通史。周伟洲、白翠琴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不过目前的研究也存在明显不足。以上通史性、综合性的边政研究著述对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的边政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对历史上分裂时期的边政问题却有不同程度的忽视，研究相对薄弱。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的专题研究尤为匮乏。虽然大多数通史性、综合性边政研究著作均设有专门的章节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但是由于受通史性、综合性著作的整体研究框架的束缚，加上受出版篇幅所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很多边政问题无法得到全面展开和深入研究。也有部分通史性、综合性边政著作直接跳过魏晋南北朝时段。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是由于在魏晋南北朝等历史分裂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仍，政局混乱，人们被这一时期的大量负面信息所遮蔽，对分裂时期各政权在边疆经略与开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缺乏充分、全面的认识，形成了系列陈见与误会。本书尝试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努力弥补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推进中国历代边政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 本书创新点
本书以前贤研究为基础，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创新与突破。
（一）在选题方面，努力弥补当前边政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增强关于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边政状况研究，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在边政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努力改变目前对分裂时期边政问题的忽视与误解。例如孙吴政权对南方和东南沿海的经略开发，以及遣使台湾岛的行动，对促进南方地区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增进对东南沿海地理与经济状况的认知具有积极意义；前凉、西凉等政权对河西地区的经略与开发，使河西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成为十六国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为保存和发展中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晋南朝诸政权对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略与开发，对南方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为历史上南方地区经济文化赶上和超过北方奠定了基础。
（二）在边政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国古代边政思想的形成基础、演变历程、主要内容、基本特点进行了理论探讨与总结，形成了以下主要观点。首先，中国古代边政思想以先秦时期儒学政治理论为思想基础，由“守在四夷”、“羁縻而治”、以德治边等三个部分组成。其次，中国古代边政思想具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总体精神偏于温厚，偏重防守，以羁縻怀柔和德治边为主；二是重视镇抚并用、德刑兼施，不因文德而废武备与征伐；三是主张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与疆域，形成了边疆经略服务于“大一统”政治大局的思想；四是对边疆民族具有歧视与戒备心理，引发“边疆无用论”，形成消极保守的一面，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再次，中国古代边政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初步形成于两汉时期，在此后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并被历代统治者付诸边政实践，对中国历代边疆经略与开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促进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积极意义。
（三）在学术观点方面，对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的当前部分学术观点提出争鸣意见，对一些前人所未及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个人新见。例如对曹魏征讨公孙氏的政策和对乌桓、鲜卑等边疆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蜀汉中后期经略南中的政策及其实效，前凉、西凉在河陇地区实行的“保境安民”政策，本书进行了有创见的肯定性的评价，与当前学术界观点进行了争鸣与商榷；对中国古代边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思想进行重点探讨和总结，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既传承、巩固了两汉时期的边政思想，又在国家分裂动荡、民族矛盾尖锐的具体政治环境下，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如对“夷夏之防”的突出强调和“徙戎论”的出现；对东晋经略岭南、应对林邑侵犯的政策进行客观评价，指出东晋王朝在统治初年与末年对边疆反叛势力存在姑息、纵容态度，同时充分肯定东晋王朝经略岭南的成就，特别是统治中期所任命的岭南官吏较为得当，对维护岭南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东晋南朝诸政权经略宁州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进行客观评价，既指出东晋南朝对宁州逐渐失去实际控制能力的历史事实，又充分肯定其努力保持对宁州统治名分的积极意义。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管理体制进行专题研究中，高度关注国家分裂、割据背景下政治、民族因素对边疆管理体制的影响，重视这一时期边疆管理体制中的军事特色和民族特色，如北朝的军镇制度、领民酋长制度和南朝的左郡左县制度、督护制度，注意在历史发展的动态中把握边疆管理体制的演变。
（四）在治学方法方面，立足学术，关怀现实，努力传承中华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学术观念和家国情怀，重视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关注边疆经略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边疆政策的形成原因和王朝兴衰原因。例如指出孙吴政权在岭南经略中的失误，揭示西晋王朝的兴亡与边疆局势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主观、客观等多方面探讨东晋王朝对西南边疆控制薄弱的原因，分析北魏治理北燕旧地成功的三个因素，并由此揭示边疆吏治与边疆治乱的密切关系以及边疆治乱与国家兴衰的互动关系，总结北魏后期在六镇问题上政策不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及其历史启示，探讨北魏经略西域政策由积极开拓到消极保守的深层原因，肯定南朝经略开发岭南的成就、特别是梁朝平定李贲之乱的历史积极意义。
（五）在史料运用方面，既充分吸收文献记载资料，又努力避免对文献记载的盲从，始终对所用史料保持严谨态度，进行细致辨析，纠正史书中的部分错误或者自相矛盾之处。例如通过资料对比、分析，指出《三国志·吴书》中所载“执金吾滕循”当为“滕修”之笔误，《晋书》中所述凉州刺史兼任戊己校尉属于记载错误，《晋书》对“吕兴之乱”的爆发时间也记载有误，《晋书·明帝纪》中所记“爨亮”与《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爨量”应为同一人。
由于学术水平有限，本书中必定存在错误与不足，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 周振甫译注：《诗经·北山》，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2页。说明：本书对注释中第一次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源注明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和卷数（或页码），后文重复引用的文献资料则仅注明书名和卷数（或页码），省略出版信息，以避免重复。
[2] （唐）姚思廉：《陈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
[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91《兵志·边防条》，中华书局1974年版。
[4] 《明史》卷156《罗秉忠列传》。
[5] 赵尔巽：《清史稿》卷330《明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6] 《明史》卷97《艺文志》。
[7] 罗贤佑：《中国历代边政问题刍议》，《东北史地》2007年第6期。
[8]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3页。
[9] 《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四年，第1365页。
[10] 《春秋左传注》昭公三十年，第1508页。
[11] 《魏书》卷103《蠕蠕传》。
[12] （唐）魏征：《隋书》卷30《地理志中·谯郡》，中华书局1973年版。
[13] 《明史》卷255《黄道周传》。
[14] 《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俄罗斯条》。
[15]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总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6] 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
[17] 参见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吴文藻：《边政学发凡》，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主编：《边政公论》第1卷，1942年；罗贤佑：《中国历代边政问题刍议》，《东北史地》2007年第6期；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18]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前言》，第2页。
[19] 参见马大正、杨保隆等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马大正、李大龙等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第三编，第57～101页。
[21] 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第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3～136页。
后记
本书是我十余年来从事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与民族研究的成果，它烙刻了我的学术成长足迹，汇聚我十余年来学术探索的体验与收获。2001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民族史、边疆史、思想史的学习与探索。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是我进入科研工作岗位后第一个涉足的学术问题，也是我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持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入所以后，我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A类项目《中国历代边政通论》项目组，承担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研究任务。项目结项以后，我继续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边政问题，对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逐一进行系统化梳理和深入挖掘，对部分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不断加深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和理解。多年来，对这部书稿的写作与修改，始终伴随在我的学术旅途之中。本书在多年持续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在篇章结构、基本内容、主要观点等方面经历了反复多次修改、调整和补充。从开启这项研究，到今天预备付梓，已历经十七年之久。
在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中，我领略并沉醉于广阔、美丽而深邃的学术世界，同时深深感受到学界前辈、师友的温暖关怀，心中充满感动。在此我要衷心感谢我的硕士期间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曹文柱教授、博士期间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黎虎教授。是两位恩师指引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开启我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兴趣，为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两位恩师的谆谆教诲，我永远铭刻于心，没齿难忘。作为一名在硕士和博士学习阶段均以魏晋南北朝史为专业方向的学生，魏晋南北朝史是我科研工作的根基，是我始终情有独钟的研究领域。本书是我向两位恩师上交的一份作业，藉以回报恩师对我多年的指导教诲，并忐忑惶恐地等待恩师的批评指教。
在此我还要衷心感谢《中国历代边政通论》项目组的各位前辈和师友，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罗贤佑研究员、刘正寅研究员、蔡志纯研究员、周峰研究员和已故的卢勋研究员、管彦波研究员。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研究员。以上各位前辈和师友在本书的撰写、修改过程中，给予我大量无私的指导、帮助、支持和鼓励。项目主持人卢勋老师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牵挂项目的进展，关心项目组年轻人的成长。2004年12月，敬爱的卢勋老师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于今已有十四年之久，但他对学术的热诚与敬业、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历历在目，宛然如昨，谦谦长者之风，令人肃然起敬。而勤勉好学、博学多才的管彦波老师也于2018年1月不幸因病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谨此向以上各位前辈和师友致以深深的谢意，向已故卢勋研究员、管彦波研究员表示深切的缅怀！
最后，衷心感谢花木兰出版社免费为本书提供出版机会。2012年以来，花木兰出版社为文史学界的学者免费出版了大批学术专著，这是促进学术繁荣、造福文史学界的一项善举与盛事，功在当代，余泽后世。本书得以忝列其中，与有荣焉。感谢花木兰出版社杨嘉乐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心血。谨此向花木兰出版社及杨嘉乐女士致以由衷的敬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政问题既复杂又精彩，值得加大研究力度，继续深入研究。期待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学界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我个人也将继续对此进行关注和思考。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本书必然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敬请方家及所有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在将来的研究中不断改进提高。
彭丰文
2018年10月2日
编辑：刘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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