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制作郡望：中古南阳张氏的形成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张姓是中国最常见的姓氏之一，自古以来便代有名宦，如著名的张安世家族“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1]是西汉一代显赫无比的盛族，至中古时代更常以“金张之家”比拟当世的士族高门。[2]若我们仔细探究张姓在中古时代的沉浮，便不难注意到其虽代不乏人，亦有吴郡、清河、范阳、敦煌等活跃的郡望，但总体而言，张氏诸望皆属于第二流的姓望，无法与崔、卢、李、郑、王等五姓七家相抗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广泛、人口众多的大姓，张姓一直未能如王姓（琅琊、太原）、李姓（陇西、赵郡）那样形成主导性的郡望；又不像一些人口基数较小的姓氏，如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姓氏与郡望之间形成紧密的对应关系；作为拥有数个互相竞争关系郡望的张姓，其姓与望之间的关系显得相对松散。
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口迁徙频繁，张姓本身又分布广泛，诸望并存，胡人改姓为张者亦较多，[3]来源复杂，加之其次等士族的地位，并不像一流的姓望那样受到特别的注目，使得冒入张氏某望变得相对容易，甄别其世系源流则愈加困难。正由于上述特质的存在，张氏诸望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有着自身的特征，可以作为观察中古士族社会运作一个别具意义的窗口。[4]郭锋系统检讨了张氏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四望在唐代的仕宦沉浮，并发现中唐以后张氏吴郡、范阳、敦煌三望逐渐衰弱，清河成为张氏主导性的郡望，反映出唐代郡望向姓望转化的历史轨迹。[5]张氏吴郡、范阳、敦煌三望在碑志材料中出现频率的减少，并不意味这三望人口数量的减少，只是反映了随着清河一望地位的提升，更多的张姓士人愿意冒为清河张氏，而非张姓其他各望，这种同姓郡望之间隐性的竞争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中古士族社会流动与变异的重要侧面。除此之外，郭锋已经注意到自称出自南阳张氏的墓志材料在唐前期数量巨大，足可以与清河张氏相颉颃，可惜并未加以解说。[6]陈弱水对此有进一步探讨，指出所谓的南阳白水张氏大约最早见于北魏《张玄墓志》与《张猛龙碑》，但其族望与中古时代任何一个大族都没有明显牵连，盖是起自民间的想象族望，大概6世纪时开始在统治阶层间普及。[7]
南阳张氏这一虚拟郡望的成立是本文讨论的起点，笔者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南阳张氏郡望构拟的过程，进而讨论郡望这一身份标识符号在中古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士族乃具有时间纵度的血缘单位，其强调郡望以别于他族，犹如一家老商店强调其金字招牌一般，故郡望与士族相始终”。[8]毫无疑问，郡望与谱系是中古时代重要的知识资源，但这种知识如何传播、流布，士人如何习得这种知识，进而加以利用、改造，将其作为冒入甚至制作郡望的一种手段，通过对祖先记忆的重构，谋取高贵的社会身份乃至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这是本文通过对张氏诸望的检讨所欲回答的问题。
一、南阳白水张氏的得名
士族研究是中古史中积累丰厚的领域，大体而言几乎所有重要的官僚家族皆有专门论著加以论列。[9]从目前研究所呈现的典型士族形象来看，一个士族的成长、发展大约与乡里势力有密切的关联，乡里势力是支撑士族政治活动的重要基础，[10]故有“城乡双家形态”的假说，[11]亦有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士族主干在迁离故乡数代之后，返回故乡，重建乡里势力的事例。[12]进而士族借助各种不同的手段，或早或迟地自乡里步入中央，成为中古各政权的中坚力量。因而，所谓士族郡望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符号，但其背后却需要有坚实的政治、社会势力加以支撑。[13]尽管每个士族发育演进的过程有所不同，但一个理想形态的士族大体包含以下几个要素：一个相对可信的主干家族谱系，当然相应的，也会有一些伪冒者混迹其中，伪冒郡望这一行动本身便是对士族地位的认同，也是郡望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家族同时在乡里与朝廷保持相当的影响力，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且略带封闭性的婚姻、交往圈；以学术与礼法传家。以往围绕士族展开的大量研究，其探讨与分析的对象基本上都是这种“典型”的士族。这些研究成果的积累也有意无意地塑造了中古士族社会士庶分明、井然有序的形象，然而这一形象是否可靠，值得进一步思考。笔者过去曾以渤海高氏为例，讨论中古士族谱系中层累构造的现象，指出士族谱系往往存在着虚构、断裂、冒入的痕迹，借此观察士族社会恒定不变的表象背后所持续发生的可观变化，[14]本文所讨论的南阳张氏则提供了士族社会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如果说笔者之前探讨的渤海高氏谱系中的攀附与伪冒，好比是一个名品店中出售的商品真假掺杂，类似的案例大约在中古每一个大族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而南阳张氏则干脆是一个只有招牌（郡望）而没有商品的皮包公司，上文所讨论的构成士族郡望的诸种要素，其无一具备，诚如陈弱水所揭示的那样，其不过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族望而已。但借助这一“虚拟郡望”的成立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古士族社会的断裂，以及隐藏在正史列传、有谱系可循的大族墓志这些已被学者广为关注文献构成的知识系统背后，更为普通的士人、官宦如何来选择郡望，从而强化与提升自己的社会身份。
南阳白水张氏，从其郡望名称而言，便有难解之处，中古士族郡望一般以郡名＋县名＋族名构拟而成，而其郡名、县名多循两汉之旧，以显示家族渊源有自。但《汉书·地理志》未载白水县，仅云西汉南阳郡下有舂陵国，本为故蔡阳白水乡，[15]这大约是南阳白水张氏中“白水”之所在。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尽管两汉南阳张氏不乏显宦，但却皆非出自白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阳宛县的张堪，为郡族姓，习于儒业，为刘秀少年之友，可以算作南阳功臣集团中的一员。[16]更早则有西汉文帝时的名臣张释之，为南阳堵阳人，[17]而影响最大，并在不少中古张姓墓志中被追溯为南阳张氏远祖者为张衡。笔者所见较早的一方是北魏永熙二年（533）的《张宁墓志》，自云“帝喾之元冑，张衡之后焉”，[18]事实上，张衡是出自南阳西鄂的著姓，直至唐初，尚有张衡墓及碑在其故城，与白水无涉。[19]舂陵本是刘氏宗族聚居之地，东汉光武帝刘秀便起于此，南阳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重要的支撑力量，但从舂陵刘氏的婚姻与交游情况来看，在舂陵当地并无重要的张姓家族，即使上文提及的张堪亦不能算是南阳功臣中的重要人物。[20]由此可知，南阳白水张氏郡望，与一般中古常见的士族郡望不同，并不能与史籍中出自南阳的诸位两汉张姓名臣建立起较为紧密而可信的谱系。另一方面，若从郡望常用的“构词法”而言，张姓后人若真想将其先世附会于东汉中兴之业，标明帝乡所在的南阳舂陵似乎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名称。[21]后出中古张姓墓志中则对于白水一名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如西魏《张惇墓志》云“其先出自帝轩辕之后裔，白水侯之曾孙”，[22]西州出土的《张怀寂墓志》提到：“昔轩后诞孕，手文疏得姓之源；锡壤崇基，白水为封侯之邑。”[23]则白水是张姓始祖早期的封地所在，而《张周抗妻何氏墓志》记载得更为详细：“其先黄帝之子，生而有文见其手曰弓长，帝异之，并字锡为张氏，谥名曰罗，长乃战□□□□于国，封南阳白水侯，其氏兴焉。”[24]则受封白水的是传说时代黄帝的某位子孙。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对张姓源流的记载，张姓起源于“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25]这与唐代墓志、姓氏书中常见的说法相去不远，但封白水侯一事则仅见于墓志，未见传世文献引用，这或许与《元和姓纂》中张姓的条目已亡佚有关。但将其祖先家族攀附于传说时代的五帝，大约是在北朝墓志中才逐渐出现的风气，[26]并在后世的姓氏书、墓志中被不断地强化与完善，似乎暗示了在中古前期，关于南阳张氏源流的叙事曾经历过一个重构的过程。
陈弱水已注意到南阳白水张氏的郡望自北魏中期以后在墓志中大量出现，并在隋唐初年盛极一时，[27]但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南阳张氏在碑志中出现时间要早得多，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方是西晋泰始元年（265）的《张光砖志》，志文云：“泰始元年南阳张光字孝光。”[28]另一方则是在洛阳发现的晋《张纂碑》，碑文中则明确提及：“君讳纂，字仲安，南阳白水人。”[29]云张纂“世本郡功曹史寅之长子，授骠骑大将军”，[30]从西晋碑志的一般书法而论，《张纂碑》中提到的南阳白水，当是其家族实际的里籍，恐无后世标榜郡望之意。但无论如何，这两方碑志的发现，足以证明南阳白水张氏并非完全是北魏时人为攀附郡望而向壁虚造之名，确有较早的渊源。[31]
二、谱系的构造与次级郡望的竞逐
以往学者研究张氏家族时更多地关注传世文献中常见的吴郡、清河、范阳、敦煌诸望的兴衰，并将其视为张姓的主流郡望。但如果我们以墓志的资料为中心，观察北朝张姓成员如何自述其郡望与家世，则会注意到另外一幅不同的画面。[32]我们所熟知的中古张氏四望，并不是士人热衷的选择，而渊源于魏晋，隐藏在历史记忆潜流之下南阳张氏墓志出现的时间更早、数量更多，无疑是当时张姓主流的郡望。[33]墓志中各位张姓人物对于其郡望家世的不同叙事，只是家族先世个人记忆的呈现，由于南阳张氏缺少实际存在的士族本体，因而这些关于南阳张氏碎片式的叙事并不能拼接成一个明晰而确切的世系。但这些个体化、断裂的关于张氏先世的文本，则呈现出在一个郡望逐渐成立并成为社会身份重要标识的时代，普通的士人与官宦如何来编织与表述对于自己先世的记忆，特别是对于张氏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却又缺少主流郡望的姓氏而言，这一过程显得尤为复杂而多歧，以下笔者将利用北朝张氏墓志中叙述先世的文本，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申论。
除一些行文极简单的墓志外，在墓志中述及自己的家世源流，大约是构成墓志文本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墓志中对于先世叙事的详略，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或许与志主家属的要求、墓志撰者的行文风格甚至志石的规格等主客观因素有关。以南阳张氏而论，陈弱水曾对《张猛龙碑》做过较详细的分析，指出碑文将张猛龙的谱系与出自安定的前凉张轨家族相联系，从而达到跻身士族行列的目的。[34]从《张猛龙碑》对其先世的叙事策略而言，其先将南阳张氏的远祖追溯至《诗经》中的张仲与春秋时代的张老，进而又将其先世与秦汉之际的赵王张耳相连，最后才将安定张轨认作为直系的祖先，奉之为八世祖，并对其家族十世祖以下的事迹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35]尽管其中不乏模糊不清乃至断裂之处，自述家族的世系亦未必可靠，但《张猛龙碑》无疑是北朝张氏碑志中对先世记述翔实而较有条理的一方，显示出碑文撰者或张猛龙家族对典籍有相当的了解。但其自称先人自凉州归国，并借此自云出自安定张轨一族，却在不经意间露出一点马脚，前凉张氏为苻坚所灭，其所入者盖为前秦，淝水败后，中原大乱，张天锡奔归东晋。在北魏时代，所谓自凉州归国，一般指的是自北凉归于北魏。北魏继苻秦而起，虽然不能排除部分前凉张氏家族成员在淝水战后的乱局中加入北魏政权，但不太可能自凉州归魏。[36]因此所谓自凉州归国一语，虽是北朝碑志中常见的表述，但用在张轨家族身上却与历史实情不符。
从《张猛龙碑》叙述先世的文本结构而言，其将先世分为先秦、秦汉及魏晋以下三部分，攀附勾连，提供了一个清晰连贯而且漏洞较少的谱系，[37]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中古碑志塑造先世系谱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我们不难察觉到在《张猛龙碑》文本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士人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背景。尽管《张猛龙碑》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先世叙事文本，但这一文本在北朝张氏的墓志中却不具备普遍性与典型性，显示出一般张氏墓志的作者与《张猛龙碑》的作者知识背景的不同。《张猛龙碑》视安定张轨为其直系祖先，尽管在不少唐代张氏墓志中有类似的表述，安定亦算是唐代张氏诸望之一，[38]但在北朝张氏墓志中，这种表述可以说是特例，尽管安定张轨是十六国时期最显赫的张姓人物，但似乎在普通北朝张氏墓志的撰者心中，距当时不远的张轨，并不是一个值得攀附的对象。[39]
在中古各支张姓碑志中，以汉初张良为远祖是最常见的攀附对象，[40]我们读到的魏晋以降最早详述张氏先世的石刻晋永康元年（300）的《张朗碑》中便提及：“其先张老，为晋大夫，纳规赵武，而反其侈靡。自春秋爰迄周朱，弈世相□，显名战国。沓于子房，黄父授书。高祖龙飞，实赖良谟，载藉嘉焉，君其后也”。[41]张良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但两汉张姓不乏名宦世家，提供了很多可供攀附的人选，例如上文提及的有“金张之家”之称的张安世家族，而从目前存世汉碑的情况来看，虽有攀附张良的案例，但算不上主流，[42]张良除本人之外，后世并不显于两汉，且所出的颍川城父后来也没有成为张姓的郡望之一，基本可以确定张良家族与后世的张氏诸望没有任何相对可靠的联系。[43]那么为何在后世关于张氏祖先记忆的竞争中，关于张良的记忆能够战胜实际的谱系，成为渊源不同的张氏家族共同的祖先叙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关于张良的知识传播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中，以文字典籍为中心的知识，其传播的对象及广度都存在相对的局限性，即使很多中下层的士人都未必能有机会读到，更遑论普通的庶民，而南北朝学术传承的家族化，也阻碍了经典传播的范围。在胡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背景下，很多胡族统治精英本身掌握的汉文化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较之于两汉，整个统治阶层的知识水平可以说是呈下降趋势，因而很多为汉代人所熟谙的儒家经典恐怕并不像过去那样为人所熟悉，但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带有神异色彩的张良事迹反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44]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发生在石勒身上：
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45]
对于十六国北朝崛起的群雄而言，秦汉之际群雄逐鹿的局面与当时最为接近，因此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的张良的故事并非仅仅是历史典故，而是可资借鉴的统御之术，即使对于石勒这样的胡族领袖，当其需要治理汉人的复杂社会时，也需要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并寻找可以辅佐自己争雄天下的“子房”，[46]只是这种知识的传播与获取未必需要通过文字这一媒介。[47]
另一方面，《汉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非常流行的典籍，特别是其被视为具有实际政治功用的刑政之书，颇受注重事功帝王的重视，如刘备、孙权皆要求其子阅读《汉书》，从中学习治国要术。[48]敦煌、吐鲁番曾先后出土了12件《汉书》的节钞本，[49]其所涉及的内容皆与天文、刑法或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其中有一件抄写的便是《汉书·萧何张良传》，这些偶然保存下来的节钞本更多地反映了抄写者及读者的阅读趣味与目的，从这些被选择钞录的篇目中我们不难发现一般士人欲从《汉书》习得的是什么。这类与张良有关的故事通过文本或口传的途径传播，无疑强化了张良在当时士人中的形象。
尽管张良本人与南阳地域无涉，但在自云南阳张氏的墓志中，与其他各支张氏一样，大多自称为张良之后。当然也有一些特例，如学者关注较多的《张整墓志》便没有追溯其先世，仅叙及其五世之内的世系。[50]张整即《魏书》中的白整，其姓名亦见于《吊比干碑》碑阴题名，[51]本属稽胡种，[52]但不知为何在墓志中改名张整，《吊比干碑》刻于太和十八年（494），而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发布改汉姓之诏，[53]白整改姓为张或与此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白氏所出的上党在十六国北朝乃是胡汉混居的区域，出自匈奴羌渠部的上党张氏亦聚居于此，[54]则白氏选择张这一常见的汉姓，或许与匈奴张氏的接触有关，未必是受到汉化的影响。《张整墓志》亦未攀附其先世于张良或其他张氏名人，或许与其家族出身胡族，尚未掌握相关的知识有关。但志文中对于南阳白水的郡望却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吉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亦可看出南阳张氏郡望在当时的影响。从目前所见北朝南阳张氏的墓志来看，其中不少是出自胡族，如河间公元於德妻南阳张氏，张氏系龙骧将军阜城侯提之孙女，[55]这位张提疑是《宋书》中的洛州刺史张是连提，[56]很可能是一位胡人。[57]当这些胡人在选用汉式郡望时，往往以南阳张氏为首选，亦可见当时南阳张氏郡望在北方的流行程度。
上文曾提及汉代的张衡也是中古张氏墓志中时常攀附的一位先祖，而且将张衡视为南阳张氏的源起，相对而言比攀附张良距历史的实相稍近，但张衡的籍贯乃是南阳西鄂，而非白水。目前所见的北朝张氏碑志中，除了笼统的称呼南阳张氏及明确表达为南阳白水张氏的碑志之外，另有天平四年（537）《张满墓志》自称郡望为南阳西鄂，[58]张满其实是《北齐书·循吏传》中的张华原，但本传仅云其出自代郡，从高欢起兵。[59]根据本传及墓志的描述，其身份可能是浸濡汉文化较深的鲜卑人，冒称汉人郡望，[60]同时这方墓志也将其先世与张良相联系。稍早的永熙二年（533）《张宁墓志》虽然笼统地自称南阳张氏，但明确自云：“帝喾之元冑，张衡之后焉”，并未如一般墓志一样将其世系与张良相联。[61]类似的情形在正史中亦有记载，如“张保洛，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阳西鄂”，[62]其出身六镇，却冒用汉人郡望。另一位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63]隋末名将张须陀也自称南阳西鄂人，不过他攀附的祖先是东汉名臣南阳张温。[64]直到唐中期，肃宗张皇后尚自称南阳西鄂郡望。[65]自云出自南阳西鄂的张氏墓志最初出现在北魏、东魏之际，尽管墓志的发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论，恰好是北朝士族体制逐步确立的时期，关于郡望的知识相对张整所处的时代会受到更多地重视与传播，而南阳西鄂郡望的出现似乎暗示了一些张氏墓志的撰者注意到了南阳白水张氏这一流传已久的郡望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攀附张良与其本身世系之间的缺环，试图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弥缝其间的疏漏。
但南阳西鄂张氏，这一相对较有史实依据的郡望，却未能取代南阳白水张氏，成为主流郡望。在唐代南阳张氏的墓志中，自称白水与西鄂者皆有，但仍以白水为多。唐代的一些张姓墓志中甚至出现两个郡望互相混杂的现象，如万岁通天二年（697）《张信墓志》自云：“本南阳西鄂人也。白水长源，黄河灵粹”，将白水、西鄂两望视为同源，同年《张仁师及妻关氏墓志》则云：“南阳西鄂人也。原夫白水阐其鸿规，清河隆其茂绪”，[66]干脆将白水、西鄂、清河三望统合在一起，[67]以上所述同一郡望之下的互相竞争的次级地望是我们探讨中古士族时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68]目前来看并不乏与南阳白水、西鄂两望类似的例子。例如汉魏时代所谓的太原王氏指的是太原祁县王氏，但由于王淩起兵反抗司马懿，家族中衰，相对后起的太原晋阳王氏则以西晋功臣的身份后来居上，成为后世太原王氏谱系的正宗，[69]但在中古太原王氏墓志追溯先世时，往往并未在意两支太原王氏之间的渊源不同。如果说，晋阳王氏对祁县王氏的取代背后尚有政治上的原因可供探寻，那么汉唐之间汝南袁氏的郡望从陈国扶乐向汝南汝阳再向陈郡阳夏的转移，则显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固然与各支袁氏在政治上的沉浮兴衰有关，[70]但另一方面，郡望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其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要远大于政治层面，特别是当普通士人谈论、攀附郡望时，恐怕更多地不是关注于这一郡望形成的历史过程与现今的政治地位，而是希望透过对历史记忆的编织来强化自己的社会身份，何者更趋近于历史的实相并不是他们关心的话题，因而方能出现南阳白水张氏这样一个影响广泛，却缺乏实际内涵，被无数我们现今无法确知具体名姓、身份不等的士人所共同制作出来的郡望。
三、南阳张氏在北朝隋唐的流行与消失
由于受到史料的限制，在中古前期影响广泛的南阳张氏郡望，对于现在的研究者而言，只是一条若隐若现的潜流，我们无法详尽的描述其形成与消失的过程，但透过墓志资料所提供的断片，已足以为我们展现南阳张氏郡望在这一时期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例如隋大业六年（610）的《解盛妻张宇墓志》：“夫人姓张，讳字，河间平舒人也。□□南阳，世多冠冕，望高四海，为天下盛门，”[71]河间张氏是北朝晚期崛起的张氏新望之一，张羡、张煚父子活跃于周隋之际，[72]《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张氏条下便有河间张氏一望，自云为张耳之后。[73]但从《解盛妻张宇墓志》的行文来看，无疑是承认南阳张氏声望更隆。这并非孤例，万岁登封元年（696）的《薛君妻张氏墓志》，张氏出身河东豪族，其曾祖张小白与敬珍等率众归于宇文泰，深受重用，但张氏没有如薛氏、柳氏这些当地豪族一样以河东为本望，志文中仍强调：“本望南阳，汉河间相衡之后”，八代祖宝因官移居于河东。[74]
上文已经提及与中古时期活跃的张氏范阳、清河、敦煌、吴郡四望相比，自称南阳张氏墓志出现的时间最早。在以上四望中，吴郡张氏大约是形成最早的，所谓顾、陆、朱、张在三国时代便是东吴政权的支撑力量，直至南朝亦是吴姓士族的代表之一，仕宦代不乏人，世系相对可靠有序，但由于其郡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而在北朝墓志中几乎没有攀附吴郡张氏者，以下仅利用墓志资料，将位居北方的范阳、清河、敦煌三望与南阳一望作一比较。
范阳张氏是唐代常见的张氏郡望之一，最初自称出自西晋名臣张华之后，后进而将其世系与张良等相联系，但在两晋之际，张华之孙张舆便已避难江南，[75]其后裔张弘策曾以萧衍姻亲的身份，参与梁开国之业，因而显贵一时。梁武帝曾赞赏张弘策之子张缵：“张壮武云‘后八叶有逮吾者’，其此子乎。”[76]强调其张华之后的身份。东晋南朝时代注重甄别士庶，曾多次编纂《百家谱》之类的著作，尽管张弘策的世系尚有不明确之处，[77]但至少当时人认可了张弘策张华嫡裔的身份。[78]那么北方自称范阳张氏与张华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可疑。张华之父尽管曾任渔阳太守，但至其少时家道已中落，一度以牧羊为生，[79]可见其家族在地方上的力量恐相当有限。张华本人及其子同为赵王伦所杀，孙张舆渡江，此后整个北方又经历了十六国的板荡，所谓范阳张氏与张华子孙到底有多少实际的关系，实在是一件颇可疑的事情。在北朝诸史中，我们也没有找到出自范阳张氏的记传。直到隋代才出现范阳张氏的墓志，如大业二年（606）《张贵男墓志》、大业八年《张妙芬墓志》、大业九年《张盈墓志》，但这三方墓志的志主皆系梁张弘策一支的后裔入隋，而非北方的范阳张氏。其中，张盈妻萧餝性墓志亦出土，可知其妻萧餝性为萧梁皇室后裔，而张缵女张妙芬嫁梁始兴王，可知其家族保持了与萧氏世代通婚的关系。[80]对于当时的北方社会而言，范阳张氏乏人攀附，并不是一个有号召力的郡望。
即使到了唐代，范阳张氏的地位亦未必能与南阳张氏相抗衡。上文提及唐肃宗皇后张氏便自称望出南阳，但在张皇后伯父张去奢、父张去逸墓志中，对其郡望源流则有着不同的表述，皆云其出自范阳张氏。其中《张去奢墓志》所述较详：“公讳去奢，字士则，其先范阳方城人也。自晋司空公华而忠贞孝友，世载淳懿，十一叶至隋行台仆射皖城公威，历仕魏周，爰宅关辅，始为京兆万年人焉。”[81]从墓志自云先世仕宦魏周，后定居关辅的经历来看，其盖是北方普通的张姓士人冒望范阳，与张弘策一支无关，而张去奢的祖母为玄宗生母窦氏之妹，窦氏为窦抗曾孙女，与唐高祖窦皇后本出同支。[82]从张去奢一支的迁徙、仕宦、婚姻情况而言，其大约是关陇集团中的次等家族，或在六镇乱后迁入关中，后遂自称范阳张氏郡望。张去奢、张去逸先后死于天宝六年（747）、天宝七年，时张皇后尚未显贵，故墓志中所书大约表现了天宝年间其家族对于郡望的认同。张皇后因在安史乱中，辅佐肃宗于灵武继位而深受宠幸，亦泽及张氏宗亲：
肃宗即位，册为淑妃。赠父太仆卿去逸左仆射，母窦氏封义章县主，姊李昙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师师封郕国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册为皇后。弟驸马都尉清加特进、太常卿同正，封范阳郡公。[83]
直至张氏被册立为皇后之初，仍封其弟张清为范阳郡公，可见当时张家尚以范阳为郡望，但在《旧唐书·肃宗张皇后传》中，却改称其为南阳西鄂人，此说大约源于实录，其形成的时间应在张皇后晚年，张皇后得势后改为南阳郡望的具体动机我们已无法得知，[84]但从张氏郡望从范阳到南阳的转换来看，则似乎直到唐中叶南阳张氏的声望尚在范阳张氏之上。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另外一方与张去奢家族有关的墓志，是元和十三年（818）韦复本撰写的《张怙墓志》，此时距张皇后改宗南阳郡望约有半个世纪，而志主张怙正是那位受封为范阳郡公的张皇后弟张清之子，在这方墓志中，张去奢一族又改回了范阳郡望。[85]根据学者的统计，自称南阳张氏的墓志数量在唐中期之后迅速减少，这反映出南阳张氏郡望在唐中后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张去奢家族郡望从范阳－南阳－范阳的转变，恰好可以为这一历史变化提供了注脚。[86]尽管张去奢家族的郡望移易是一个颇为特别的例子，但也反映张氏各望之间互相竞争的关系，即使我们通常认为的范阳这样的张氏主流郡望，在当时人心中并不具有优越的地位。
南阳作为张氏首要郡望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中唐时代，[87]其中重要的标志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发迹的一批张姓新贵仍纷纷选择以南阳为郡望。除了上文论及的肃宗张皇后外，玄宗的藩邸旧臣、唐隆功臣张暐出身平平，本传云为汝州襄城人，但至其子张履冰墓志中便已自称南阳张氏。[88]张守珪、张献诚父子则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张守珪因拔擢安禄山而为世人所熟知，其子张献诚初附安史叛军，后举汴州归唐。其祖孙三代墓志皆已发现，无论是葬于开元末年的张守珪，还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张献诚、张任，皆自云望出南阳，并编织出一套完整的家族自南阳迁至平陆的叙事：“远祖以避仇南阳，因家陕服，虽枌榆寄于新邑，而姓氏系乎旧邦”。[89]肃宗时的宰相张镐受封南阳郡公，张镐为博州人，出身单家，其南阳郡公之封，当是取其郡望，亦可见南阳郡望在当时的影响力，[90]而德宗时名噪一时的徐州节度使张建封亦自称南阳张氏，并受封南阳县开国男。[91]更晚也能见到类似的例子，如宪宗元和二年（807），润州牙将张子良以擒李锜功，封南阳郡王，元稹为其所撰神道碑记其为南阳西鄂人。[92]
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在唐中后期逐渐成为张氏主流郡望的清河东武城张氏，该支张氏并没有较可靠的汉晋先世可供追溯，其家族出现的第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是北魏张彝。清河张氏与许多在十六国时期逐步崛起的北方士族一样，通过参与胡族政权来获得提升家族政治、社会地位的机遇，张彝的曾祖张幸曾出仕南燕，后率宗族归北魏，奠定了其家族在北朝的政治基础。张彝本人则在孝明帝朝因其子张仲瑀上书请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为禁军所殴而丧命。[93]此事是北魏后期胡汉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而为史家所注目，但就清河张氏家族而论，本身只能算是北朝第二等汉人士族。[94]从墓志资料来看，自称清河张氏墓志出现的时间要晚于南阳张氏，数量上亦逊色不少。其中较早的一方是北齐武平三年（572）《张洁墓志》，[95]志主张洁及其父张厚皆为处士，与张彝一支的关系不详，但《张洁墓志》云其卒于东阳，则其家族居住在刘宋时所侨置的东清河郡，张彝曾祖张幸早年曾定居于此，[96]当时定居于此的崔氏、房氏、张氏、傅氏诸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97]张洁一家定居于此，或许是清河张氏留在地方上的支裔。另两方则是隋开皇三年（583）张崇训墓志、开皇十五年的比丘尼张修梵墓志，[98]张崇训曾为青州主簿，家族不见于史乘，张修梵则是瀛洲刺史张烈的第三女，张烈《魏书》有传，其家先世亦定居于东清河，[99]这两方墓志皆出土于青州，可知至隋代其家族成员仍有居于故乡者。
另可注意的是隋马穉及妻张氏、后妻张姜这两方墓志。[100]马穉本人仅仕至信州典签，正史无载，尽管其自云出自扶风马氏，但从父祖的经历来看，不过是一般的官宦人家，且多历武职。其前后两妻皆姓张，前妻自称出自南阳张氏，后妻张姜则自云为清河东武城人，但都无可靠的凭据。其中《张姜墓志》对其先世的叙述颇有意思：“黄帝之苗，白水侯之胤，晋司空茂仙之后，琼根宝叶，陪驾东京，乃为河南人也”，从“陪驾东京，乃为河南人”一语中可以判断，其家族可能出自胡族，迁洛后改为河南郡望，又将张华字“茂先”误植为“茂仙”，可知汉文化水准有限；其清河张氏之称乃是冒望，这是笔者读到较早一方冒姓清河张氏的墓志，或许可以作为清河张氏郡望形成的一个标志。但志文自称白水侯之胤则表明墓志的撰者又将其与南阳白水张氏相连，这种将各个不同郡望的典故混用于同一篇志文中的例子，在唐代墓志中颇为常见，如唐咸亨元年（670）《张晓墓志》，其亦自称出自清河张氏，但叙其先世时则云：“抵清河而绍业，飞派极天；掩白水而承家，长澜纪地”，[101]这一方面表明南阳白水逐步成为各支张氏祖先记忆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显示在郡望虚化之后，墓志的撰者不再注意辨别世系源流，志文中关于家族源流的叙事逐渐变为了虚应故事的程式。
较之于清河张氏与范阳张氏，敦煌张氏的地域特征更为明显。张氏一直是敦煌土著大姓，一般认为其自北凉入魏，代表性的人物是为崔浩所赏识的张湛，[102]并在此期间逐步形成了郡望。尽管一些张姓人物明确自凉州迁来，但并未在墓志中自称敦煌郡望，如北魏皇兴二年（468）《张略墓志》虽然在墓志中详细记载了其在北凉的历官，显示出不忘故国之情，[103]但并未提及其郡望。目前所见较早自称敦煌张氏的是东魏武定六年（548）的《张琼墓志》，[104]但《北齐书·张琼传》则云其为代人，[105]可知亦是冒望。稍晚武平二年（571）的《张宗宪墓志》则较为可靠，[106]志主系张湛曾孙。
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敦煌、吐鲁番出土与张氏有关的文书和墓志中，[107]不少将南阳白水张氏视为敦煌张氏的源头，其中代表性的记载可以举出《张怀寂墓志》：
君讳怀寂，字德璋，南阳白水人也。昔轩后诞孕，手文疏得姓之源；锡壤崇基，白水为封侯之邑。贤明继轨，代有人焉。佐汉相韩，备该策史。襄避霍难，西宅燉煌，余裔迁波，奄居蒲渚，遂为高昌人也。[108]
据墓志对于敦煌张氏先世的叙事，张氏之先乃源于南阳白水，后因远祖张襄避霍光之乱，远迁敦煌，后又徙居于高昌。结合前引《薛君妻张氏墓志》、《张任墓志》，我们可以发现在南阳张氏占据主流的时代，张姓其他各望往往借助“迁徙神话”建立与南阳白水的联系，这也是白水在一些墓志文本中成为张姓共同祖先叙事中一环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进一步检索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砖志，就会注意到高昌时期的张姓砖志皆自述其为敦煌张氏，此处的敦煌可能主要是指籍贯而非郡望，直至唐占领西州后，才逐渐发生变化，白水这一郡望符号开始出现。[109]如显庆三年（658）《张善和墓志》云“张氏分源白水，□□诸邦。揆日瞻星，保居高昌也”，仪凤二年（677）《张氏墓志》称望出南阳白水，后定居高昌，长寿二年（693）《张富琳墓志》虽云西州高昌县人也，但称“其先出自白水，分枝中夏”，[110]可知南阳白水郡望的流行是高昌归唐后，方才从中原获得的新知识，《张怀寂墓志》不过是将这一叙事进一步整齐化，并建构起如何迁居至西州的一整套叙事，而张善和、张怀寂这些高昌灭亡后先被迁往中原，再返回西州者，或成为郡望知识传播的中介。另外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关于张姓源流的叙事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已成为一种典范化的记忆，《张怀寂墓志》对于张氏先世的叙事与P.2625《敦煌名族志》中关于张氏源流的文字非常接近，[111]可见这一文本并非某个家族的个体化叙事，而是经过有意识的梳理之后，形成了一种在当地被广泛认可的集体记忆，这种对于敦煌张氏先世记忆典范化的过程，或许与身处边邑敦煌、高昌之地的汉人需要通过祖先记忆的环节，维系自身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有关。
尽管南阳张氏郡望的影响力自唐中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已趋衰弱，在墓志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减少，[112]清河逐步成为张氏的主流郡望。但在敦煌地区，南阳张氏郡望依旧十分流行，特别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一族自称源出南阳张氏，[113]后著籍敦煌。如P.2913《张淮深墓志铭》，P.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张延绶为张淮深第三子，P.3556《张氏墓志铭并序》，依旧循北朝隋唐之旧，显示出以南阳郡望为高的倾向，这无疑提升了南阳郡望在敦煌当地的地位。另有P.3718《张明集写真赞并序》、P.2482《张怀庆邈真赞并序》、P.3390《张安信邈真赞并序》、P.3792《张和尚生前写真赞并序》及河西都僧统洪辩母张氏亦自称南阳郡望。敦煌流行的《前汉刘家太子传》则虚构了南阳张老搭救逃亡的刘氏太子的故事，[114]这一故事的情节大约有模仿张良辅汉的成分，但变文中提及“南阳白水张，见王不下床”之语，反映出敦煌地区对于南阳张氏郡望特别的推重，事实上，这一故事在当地流行本身或许也是张议潮为强化其统治合法性而有意制作、散播的。[115]根据目前所见的史料，直至五代中后期，南阳张氏郡望依旧在敦煌极具号召力。与兴起时一样，敦煌南阳郡望的衰弱与中原也不同步，这一现象或许与安史乱后敦煌长期为吐蕃所占领，在隔绝的环境中无法获知中原地区流行的新的郡望知识有关。
从目前所保存敦煌张姓的碑铭、邈真赞来看，敦煌张姓对于先世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除了上文讨论的南阳张氏之外，尚有清河张氏、敦煌张氏。清河张氏是唐中期以降，张姓的主流郡望，代表性的文书可以举出P.3633《张安左生前邈真赞并序》、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P.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S.5405《张福庆和尚邈真赞并序》，其中较为特别的是其叙述先世时往往喜欢自称为前凉张氏的后裔，如P.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云：“公字良真，则前凉天锡二十八代云孙矣”，[116]但事实上，张天锡所出的安定张氏与清河张氏之间毫无关联，但前凉张氏作为历史上曾统治过敦煌的割据政权，其进入敦煌张氏的祖先记忆，恐怕并不是偶然的，长期称臣于晋的前凉政权作为十六国时期北方重要的汉族政权，其与孤悬于河西的归义军无论是地位还是心态上都不无相似之处，张轨作为凉州地方史上的重要人物，自称是其子孙，有助于增强张氏在敦煌当地的声望。
直接自称敦煌张氏，不再攀附中原郡望的张氏碑铭赞亦有所见，如P.4660《张兴信邈真赞》、P.4660《张僧政邈真赞》、P.3718《张清通写真赞并序》，[117]这些张氏在叙述先世源流时，更强调敦煌张氏本身的源远流长，并将其与墨池张氏联系起来。所谓的墨池张氏指的是东汉名臣张奂一族，张奂也是为正史所载第一位敦煌张氏名人。张奂子张芝则以擅书知名，[118]张芝书法为王羲之所重，因有“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119]特别可以留意的是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该处是当时敦煌重要的名胜之一，《图经》中还提及开元年间沙州刺史杜楚臣、敦煌县令赵智本先后寻访张芝墨池故迹，并得石砚一枚，因会聚张仁会等当地张氏子孙修葺立庙，供奉张芝画像。[120]尽管我们无法确认敦煌张氏与张奂、张芝的真正关系，但墨池及张芝庙这一地方名胜的制作无疑会成为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有助于提高张氏对于敦煌本土的认同感。[121]尽管我们无法轻易地断言一部分张氏对于敦煌郡望的认同及对地方记忆的塑造，转而不再盲目地攀附南阳、清河这样的中原郡望，是否体现了敦煌地域意识的成长。但如果对比武周年间的《张怀寂墓志》是如何强行建构起南阳西迁敦煌这一与历史事实恰好相反的家族记忆，与敦煌文书中所展现出的当地张氏郡望选择过程中的复杂竞争关系，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这200年间，敦煌张氏的先世记忆与郡望认同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四、郡望普及与隋唐之际的社会变迁
“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122]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一个著名论断，大致生活在高宗至玄宗之间的刘知幾是一位观察敏锐、知识广博的学者，他的这个判断大体可以信任。那么在入唐约半个多世纪后，郡望便已失去了甄别士庶的意义，变成人人皆可自称的虚号。对此现象，武后更有一略带讽刺的设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123]这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关于郡望的知识是如何传播的，以至于为普通士人所了解。其次，郡望的普遍化对于士族意味着什么，进而如何来理解隋唐之际的社会变化。
我们先略作回溯，观察一下距唐初不远的南朝后期社会的情况，便会发现郡望谱牒的知识虽为人所重视，但其知识传播的方式是精英化的：
《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吾年十三，诵《百家谱》，虽略上口，遂感心气疾，当时奔走。[124]
以上两段分别出自《金楼子》的《戒子篇》及《自序篇》，是萧绎劝诫子孙及回顾生平经历的文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注意到南朝社会中谱牒之学的地位仅次《五经》与正史，萧绎本人《自序》云其6岁能诗，后稍学为文，13岁读《百家谱》，可以说此3项是萧绎青少年时代习得最重要的知识。其特别强调谱牒之学对于维系士庶分别，了解衣冠亲疏所具有的现实功用，13岁读《百家谱》，从时间上来说，大约也可以理解为进入士人交往圈做好知识准备，因而需要通过阅读《百家谱》，详细了解各族的世系、源流、家讳等。无疑在萧绎的笔下，谱牒郡望是一种贵族化的知识，南朝许多士人以谱学见称，或者因能与人接谈而不犯其家讳而获得赞誉，亦不断有人编纂《百家谱》之类的书籍，这些都是研究者非常熟悉的典型士族社会的图景。
如果用本文所讨论张氏墓志所展现的画面与之比较，则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反差。郡望滥用与伪冒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南阳张氏的郡望尽管极其常见，但其源流和虚实似乎当时人从未特别留意，在墓志的叙述中将两个不同郡望的先世杂糅在一起的例子十分常见，当时人也没有甄别辨伪的兴趣，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程式化的书写。这样的情形大约是萧绎写下那些文字时所不能想象的，但其实从萧绎到刘知幾，只不过间隔了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而已，这恰好是从南北朝末期到隋唐初期这样一个转变的时代，尽管我们一般也将唐代视为士族社会，但此时的士族社会较之南北朝时代已有不小的变化。
其中之一便是郡望知识的普及化，关于唐代的郡望谱牒，在敦煌文书中陆续有9件文书刊布，其中首尾俱全者有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125]这几件文书的性质与年代曾引起学界长期的争论，[126]但笔者以为唐长孺的敏锐观察，特别值得注意，唐先生指出尽管《贞观氏族志》等官修姓氏书依然会详列诸姓的等第与谱系相承，“但是煌煌上百卷巨著，虽颁行全国，决不能家有其书。除了高门显贵或谱学专家以外，实际上也不需要。民间流传的即是一种简单列举郡望的姓氏表。民间不需要明辨谱系，更不需要区分等第，他们需要的只是在习惯上、礼仪上为某一姓安上一个适当的郡望”，[127]即谱牒与郡望表出现了分离，一般民众仅需攫取简要的郡望为其攀附所用，至于具体世系及先世叙事的准确性，并不是其关心的话题。[128]而敦煌出土的这几件文书，在性质上恐怕更接近于郡望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谱牒，具有为中下层士人选择郡望提供便利的实际功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的序文中其实已经明确指出了此卷的功用所在：“夫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虽即博学，姓望乖殊，晚长后生，切须披览，但看注脚，姓望分明。”循此脉络出发，目前所见的一些看上去明显郡望有误的墓志似乎隐约透露出这种郡望选择过程以及郡望知识在向普通士人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讹误。笔者曾注意到这样两个例子，一方是大业十二年（616）《明质墓志》，[129]另一方是咸亨五年（674）《麴建泰墓志》，[130]明氏和麴氏这两个稀见的姓氏，其郡望与姓氏都有着明确而稳固的对应关系，明氏源自平原，而麴氏望出金城或西平，绝大多数的明氏、麴氏墓志皆循此惯例书写墓志，但《明质墓志》却自云为南阳白水人，《麴建泰墓志》为乐安人，南阳为张氏郡望，乐安为孙氏郡望，与明氏、麴氏全无关联，也是目前所见两姓墓志中的孤例。这两方墓志志主的社会地位都不高，笔者推测，墓志中这两个奇怪郡望的出现，很可能是志主家属或者墓志的撰者使用一份错讹的郡望表所造成的。目前所见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S.5861《天下郡姓氏族谱》本身便有不少抄写讹误之处，可以想见这种在民间流传的郡望表，窜乱讹倒难以避免，各个文本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若使用者对于郡望的知识有限，不能发觉其中的错讹，据之选择郡望时不免受到误导，发生张冠李戴的误会。
此时传统意义上代表士族文化卷帙浩繁的谱牒已变成一种死去的学问，仅供少数人玩赏之用。事实上，即使谱学家在当时亦无法坚守辨析士籍的要求，如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窦君妻高态墓志》，墓志的撰者是著名的谱学家柳芳，[131]志主本人其实是高欢之后，并非渤海高氏的正宗，但精于谱学的柳芳在行文中亦需书写其渤海高氏的郡望，以迎合一般的社会风尚。唐长孺进一步指出：“这类简表的流行是郡望实际上的废除”，[132]而本文以张氏为例，所展现出来关于郡望选择过程中的错杂与多歧，便是这一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当普通人都可以任意选择郡望时，那么郡望便逐步失去了标识社会身份的意义，尽管可能在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这样身处士族社会顶端的家族，能够继续通过家族的谱牒维系旧有的婚姻、交往网络，但郡望无疑不再是士族的专享品，滥用郡望所造成的郡望虚化正在慢慢侵蚀着士族社会的根基。
那么从南朝的辨析士庶，到初唐之后的滥用郡望，推动这一社会变迁的动力究竟在何处？尽管一般将东晋南朝视为典型的士族社会，认为孝文帝分定姓族不过是对南方士族体制的模仿而已，但自北而南的统一进程，使得隋唐的社会阶层结构主要承袭北朝，无论侨姓的王、谢，还是吴地的顾、陆、朱、张，都只能算是隋唐社会中第二等的家族。孝文帝推行的分定姓族或许有取法南朝的一面，但北朝的门阀体制本质上是皇权主导的，崇重的是当朝冠冕，而非魏晋之旧，这点《贞观氏族志》编纂原则与之一脉相承。特别是将鲜卑姓改为汉姓，并分定等第，比于四姓之举，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通过国家意志，整体性地将鲜卑贵族冒为汉人士族，[133]在此之后，胡族冒为汉人郡望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与南朝不同，北朝社会从来没有形成过严格甄别士流的风气，北齐、隋、唐皇室本身都有伪冒士族的嫌疑，皇帝经常纵容、甚至鼓励当朝冠冕攀附士籍，跻身士族行列的行为，山东旧族或许可以通过维持封闭的通婚圈以示抗衡，但却不能公开的如南朝士族那样宣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整个北朝时代几次大规模的改姓，更加剧了谱系与郡望的紊乱，加之长期存在的伪冒郡望的风气，使得从北朝到隋唐之间出现了一个郡望伪滥并加速贬值的趋向。在此时代背景下，如张姓这样人口众多，郡望林立，却又缺乏全国性号召力的姓氏，其各郡望之间高下的演变与竞逐便显得尤为复杂，南阳张氏这一虚构的郡望得以趁势而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
“声名流传下来并为后人记住的祖先，只是那些对他们的记忆已被人们变成了崇拜对象的先辈，他们与这些先辈至少保持着虚构的联系。而其他的祖先，则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大众的一部分”，[134]因而在“冢中枯骨”能照耀到“当世官冕”的中古时代，如何来选择性地编织自己的祖先记忆，通过文本的书写与重构将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谱系联结在一起，[135]重塑家族的源流与历史，甚至发明出一个虚拟的郡望，往往成为士人群体不自觉的共谋，最终在唐人墓志中呈现出了一幅姓姓有高门、人人得郡望的画面。但在这幅士族社会图景的背后隐藏着两股暗流，对于如“五姓七家”这样的天下盛门而言，时人多行攀附伪冒之举；而一些缺乏世系与人物支撑的小姓郡望，由来不明，则不无“虚构”的可能。[136]郡望的“攀附”与“制作”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普通士人对门第的企羡与追逐，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南北朝后期至隋唐，士族社会正在发生着可观的变化，这种“变”与“不变”一并构成了士族社会长期维系又浮沉不定的重要因素。
*本文初稿曾蒙余欣、张小艳、范兆飞、孙英刚、徐冲、马孟龙、小尾孝夫、黄玫茵、唐雯、吴晓丰等师友阅读并提供建议，童岭、史习隽惠助复印相关论文，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示的修改意见。
[1]《汉书》卷59《张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57页。
[2] 如著名的左思《咏史诗》中“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两句，便将金张二族比拟为垄断权力的世族典型，因而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吴郡张茂度、陆仲元二家于晋、宋两朝世有冠冕，“时人方之金、张二族”。（《宋书》卷53《张茂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0页）唐代墓志中自诩为金张之族的夸饰之词，则更不鲜见。古人行文用典固然有其惯性，但也透露出中古时代的士人往往将金、张二族视为名门大族成功的典范。
[3]《太平广记》卷450引《广异记》云：“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3678页）如下文所论胡人不乏改姓为张者，且较难辨识。
[4] 关于张氏诸望的演变，矢野主税较早便有讨论（参见氏著《張氏研究稿——張良家の歴史》，長崎大学学芸学部《社會科學論叢》第5期，1955年，第1－39页），但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其所据的材料大体上以传世文献为主。郭锋对张氏的碑志与谱牒材料有较为全面地收集与利用。（参见氏著《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第179－201页。
[6] 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第94－95、193页。
[7] 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收入氏著《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8－210页。
[8] 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9] 当然论著丰富并不能完全与研究深入画上等号，相关反思参见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第15－26页；新近相关讨论可参照甘怀真：《再思考士族研究的下一步：从统治阶级观点出发》，收入氏编《身分、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1－26页；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10] 相关的讨论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举出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3、4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111页；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159页；中村圭爾：《“鄉里”の論理》，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87年，第139－170页；仇鹿鸣：《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收入氏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61页。
[11] Wolfram. 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 1952,pp.14-17.
[12] 郭津嵩：《回归故里与重塑旧族——北朝隋唐的河内司马氏家族》，《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177页。
[13] 内藤湖南曾云：“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由天子赐与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亦就是所谓郡望的本体，”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郡望的名与实。（氏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页。
[14]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5]《汉书》卷28上《地理志八》，第1564页。
[16]《后汉书》卷31《张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00页。
[17]《汉书》卷50《张释之传》，第2307页。
[18]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5－306页。
[19]《后汉书》卷59《张衡传》及李贤注，第1897页。
[20] 宇都宫清吉：《刘秀与南阳》，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18－645页。
[21] 陈弱水推测后世之所以将南阳张氏与白水相联系，盖与刘秀兴起时的白水之谶有关。（《后汉书》卷1《光武纪》，第35、86页）若此，则张氏附会刘氏之谶于本姓，但白水之谶盖与帝王受命之事有关，恐非一般家族溯源时所宜用。对此更合理的一个解释是白水本是西汉初的旧县名，按《汉书·地理志》反映的是西汉末元延绥和之际的政区，如马王堆汉墓发现古地图中所载的舂陵、观阳、龁道等县名便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可知这些县在汉末已废置，其中与本文有关的是地图上的舂陵本置长沙国，因地势下湿，求减邑内徙，才移置南阳白水。（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274页）
[22] 冯莉：《西魏张惇墓志考》，《文博》2014年第6期。
[23]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595-597页。
[24]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广明0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01页。
[25]《新唐书》卷72下《宰相世系表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75页。
[26] 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2000年，第135－141页。这一风气的形成或许与胡族进入中原的时代背景有关。（参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3分，2002年，第583－618页）
[27] 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第208－209页。
[28]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页。
[29] 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30] 永嘉初，凉州张轨遣将张纂救洛阳，不知是否为同一人。（《晋书》卷86《张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3页）
[31] 但西晋南阳张氏主要还是指南阳西鄂张氏，而非白水，如张辅自云张衡之后，并曾任南阳郡中正，死于八王之乱，后世无闻。（《晋书》卷60《张辅传》，第1639－1640页）
[32] 当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到墓志提供知识的局限性，目前所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志主要集中于北朝，因而像吴郡张氏这样发源于南方、仕宦于南朝的郡望，由于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北方张姓在自述郡望源流时恐怕不太会将世系与之相联。但如果将墓志记载视为一种随机抽样的结果，那么志主身份的差异与分布地域的广泛性，则在正史整齐划一的叙事之外，提供了一幅中下层士人如何来选择、表述郡望家世的众声喧哗的图景。
[33] 当然也有不少早期张氏墓志表述的乡里出自更带有里籍而非郡望的意义，显示出当时墓志的书写尚未普遍带
有夸饰郡望的风气。
[34] 陈弱水：《从〈唐晅〉看唐代士族生活与心态的几个方面》，《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第208－210页。
[35]《金石萃编》卷29，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36] 苻坚灭凉前，预为张天锡于长安建宅，灭凉后当将张氏家族迁往长安，此为十六国北朝之惯例，因而张氏家族不可能仍留居当地（《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另一方面，虽然张轨家族曾经割据一方，但凉州真正显赫的地方豪族是晋昌张氏，张轨割据凉州时，曾与晋昌张镇、张越兄弟发生冲突。（《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23－2224页）
[37] 据《晋书》卷86《张轨传》，张轨自云为张耳十七代孙，与张猛龙亦自称为张耳后，不知两者是暗合，还是《张猛龙碑》的撰者对于张轨世系亦颇有了解，但《张猛龙碑》并没有提到《晋书》所记载的张轨之父张温，
而是提到不见于正史的张瑍，而所云的七世祖张素为张轨第三子，亦不见正史。
[38] 参见陈小玲：《安定张氏家族墓志研究》，《苏州文博论丛》第2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88－93页。
[39] 尽管在唐代张姓的墓志中，不乏以张轨为先祖的表述，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数支张氏谱系中，无一支自称为张轨之后，如下文论述的那样，以张良为中心的先世谱系，成了张氏墓志中的典范叙事。
[40]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3引《元和姓纂》佚文曰：“唐有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大抵皆留侯远裔。”（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
[41]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1页。
[42] 著名的《张迁碑》便追祖张良，但其先提到了周宣王时张仲，即使在汉代的张姓名人中也依次提及了张释之、张骞，张良并不是这一谱系中唯一的核心，而《张寿碑》及新近发现的《张君残碑》皆追溯其先世为晋大夫张老。（《张寿碑》、《张迁碑》分见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490页；《张君残碑》拓片刊《邙洛碑志三百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页）
[43] 从正史记载来看，明确提到的张良后人是张良六世孙张晧，但当时其家族已迁至犍为武阳，且中间的世系脱落。（《后汉书》卷56《张晧传》，第1815页)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引沈炳震《订讹》，“案《汉书·表》，宣帝元康四年（前62）良玄孙之子、阳陵公乘千秋诏复家，则宣帝时良已有五世孙。晧当东汉和帝时，相去又一百五十年，不应仅有六世孙也。《后汉书》传疑未的”。(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06页)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云冯翊张氏为其之后，但该支自云复自犍为迁至下邽，其世系可靠性不高(第2707页)，而从笔者读到的中古张姓墓志来看，尚未见到有将世系与张良—张晧勾连起来的表述。
[44] 张良传说的流行，或许与张良辅汉及汉受命的神话广泛流传有关。（参见保科季子：《張良と太公望：漢六朝期受命思想における“佐命”》，《寧楽史苑》第59号，2014年，第1-13页）
[45]《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1页。
[46] 其实对寄望于在乱世中出人头地的普通汉族士人而言，汉初的历史知识也有重要的现实功用，石勒最重要的汉人谋士张宾便是以“子房”自居。（《晋书》卷105《石勒载记附张宾传》，第2756页）
[47] 石勒本人便“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1页）尽管如胡鸿所指出的，对于十六国胡族君主好文的叙事具有模式化的色彩。（胡鸿：《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但撇去其中夸大的部分，这种听读无疑是胡族领袖获取控御汉地统治术的重要渠道。
[48] 参见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2－246页。
[49] 参见余欣：《史学习染：从〈汉书〉写本看典籍传承》，收入氏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9－73页。
[50]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3页。
[51]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5，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5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9页。
[53]《魏书》卷7下《高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9页。
[54]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85页。
[55]《元侔墓志》，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60页。
[56]《宋书》卷77《柳元景传》，第1984页。
[57] 类似的例子如西魏《张惇墓志》自称南阳张氏，但其曾祖张玫为仇池镇将，恐亦为胡人。（冯莉：《西魏张惇墓志考》，《文博》2014年第6期，第54-56页）
[58] 其中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另录有天平元年（534）《张瓘墓志》，亦自称南阳西鄂张氏，据任乃宏考证此方墓志系据唐龙朔元年张兴墓志伪造，不但文字雷同，且干支亦多误。（参见氏著《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277-292页）按张兴墓志云其曾祖张瓘，故贾人据而伪造张瓘墓志以射利。
[59]《北齐书》卷42《循吏张华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38页。
[60]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6。
[61] 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05、324页。
[62]《北齐书》卷19《张保洛传》，第257页。
[63]《魏书》卷79《张熠传》，第1766页；《北史》卷46本传作“张耀”，然所叙郡望同。
[64] 毛阳光：《河南灵宝新出〈张须陀墓志〉考释》，《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69-72页。
[65]《旧唐书》卷52《肃宗张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5页。
[66] 分见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万岁通天015、万岁通天030，第898、908页。
[67] 这种对郡望的混淆，在墓志中并不鲜见，当与墓志行文中堆砌典故的需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当是下文所论入唐之后，由于郡望普及于中下阶层，渐渐成为缘饰身份的一种符号，其源流虚实不再为人所重。
[68] 姜士彬曾对次级地望有所讨论，但其关注的是同一郡望因迁徙导致的房支分化及盛支、衰支的现象，如赵郡李氏分析出平棘、赞皇等次级地望，与本文的着眼点不同。（姜士彬：《世家大族的没落——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收入陶晋生编：《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第242-247页）
[69] 参见《后汉书》卷66《王允传》，第2172－2178页；《三国志》卷28《王淩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7－761页、卷27《王昶传》，第743－750页；《晋书》卷39《王沈传》，第1143－1146页。
[70] 陈勇：《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文史哲》2007年第4期。
[71]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56页。
[72]《隋书》卷46《张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64页。需要指出的是河间鄚县张氏与墓志中平舒张氏并非一家，但从中古时代的情况来看，攀附的首选是与自己所居地较近的郡望，而如上文所论，同郡之内，次级地望相互混淆的现象非常常见。
[73]《新唐书》卷72下《宰相世系表二》，第2714页。事实上，河间张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源流，《后汉书》卷80《张超传》，张超便出自河间鄚人，并自云张良之后(第2652页)，东汉名臣张超、三国名将张颌皆是河间鄚人，当然不能牵强地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但河间鄚县张氏是当地大族，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74] 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
[75]《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7页。
[76]《梁书》卷34《张缅传附张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93页。
[77] 目前从张舆到张弘策之间的世系及张氏南迁的经过，我们主要可依据的是后出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第2675页，其记载可靠性有一定的疑问。另参矢野主税：《張氏研究稿——張良家の歴史》，第4－7页；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第51－55页。特别是其中记载张华一支南迁后定居于襄阳，从定居的地点来看，张氏很可能是属于时人所谓的晚渡荒伧，这批人的世系与来源本来就相对复杂。
[78] 学者曾指出兰陵萧氏与范阳张氏皆非高门，因而萧衍动辄提及张华是为了提高其外家的地位。（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96页)
[79]《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68页。
[80]《张贵男墓志》、《张盈墓志》、《张盈妻萧餝性墓志》分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422、464、465。《张妙芬墓志》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593－594页。
[81]《张去奢墓志》、《张去逸墓志》，分见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10、天宝126，第1608、1621页。
[82]《旧唐书》卷51《昭成皇后窦氏传》，第2176页。
[83]《旧唐书》卷52《肃宗张皇后传》，第2185页。
[84] 这样的例子在李唐皇室中并非孤例，章怀太子李贤良娣张氏亦自称望出南阳，见苏颋：《章怀太子良娣张氏神道碑》，从神道碑文所记张良娣先世来看，亦非大族出身。（《文苑英华》卷933，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909页）
[85]《张怙墓志》，参见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元和123，第2034页。
[86] 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第193页。
[87]《太平寰宇记》卷142邓州下列南阳郡十一姓，以张氏为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50页），按这
一记载当本自中晚唐的地志图经。
[88]《旧唐书》卷106《张暐传》，第3247页；《张履冰墓志》，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第730页。
[89]《张任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055，第773页。
[90]《旧唐书》卷111《张镐传》，第3326－3328页。按《旧唐书》卷10《肃宗纪》云封南阳县公，第250 页。
[91]《张建封墓志》录文见（清）冯敏昌纂：乾隆《孟县志》卷2。
[92]《旧唐书》卷14《宪宗纪》，第423页；元稹撰、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02页。
[93]《魏书》卷64《张彝传》，第1427页。
[94] 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13引孔至《姓氏杂录》：“唐初定清河张为乙门”。(第195页）
[95] 李森：《新见北齐张洁墓志考鉴》，《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1期。
[96]《魏书》卷29《叔孙建传》，第704页。
[97] Jennifer Holmgren: " The Making of an Elite: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 Marrige Kinship and Power in Northern China，Published by VARIORU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1-79.
[98] 刘华国、姜建成：《山东青州新出土隋张崇训墓志》，《文物》2015年第2期；《张修梵墓志》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393。
[99]《魏书》卷76《张烈传》，第1685页。
[100] 分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400、图版401。
[101]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咸亨028，第529页。
[102]《魏书》卷40《张湛传》，第1153页。
[103]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48－49页。
[104] 贾振林编：《文化安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
[105]《北齐书》卷20《张琼传》，第266页。
[106] 贾振林编：《文化安丰》，第328页。
[107] 此前姜伯勤已经利用邈真赞讨论敦煌张氏的问题，笔者所论与之关注点有所不同。（参见氏著《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收入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4年，第1－11页）
[108]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595-597页；另参见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1981年第1期，第47－50页。类似的表达还有《张雄及妻麴氏墓志》中所云：“君讳雄，字太欢，本南阳白水人也。天分翼轸之星，地列敦煌之郡，英宗得于高远，茂族擅其清华。”（《唐代墓志汇编》永昌008，第785页）
[109] 關尾史郎：《本貫の記憶と記録——敦煌張氏の場合》，收入氏编《環東アジア地域の歴史と情報》，东京：知泉书馆，2014年，第5-26页。根据關尾史郎统计，唐平定高昌之后，所见张氏墓志共十方，除了一方自云清河外，其他九方皆称望出南阳，亦可见南阳张氏郡望在当时所具有的主流地位。
[110] 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第492、565、593页。
[111]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页；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1981年第1期，第47页。
[112] 笔者所见最晚的一方南阳张氏墓志是广明元年（880）《张周抗妻何氏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广明003，第2501页）
[113] 姜伯勤认为张议潮自称南阳郡望，与其受封为南阳郡公有关。（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2页）但张议潮一支也有自称清河望者，并不一律，如P.3556《张戒珠邈真赞并序》，张戒珠为张议潮侄女。
[114]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43-244页。
[115] 金文京：《中国民間文学と神話伝説研究：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伝(変)〉を例として》，《史学》66卷4号，1997年，第126-127页。按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似仅流行在敦煌地区，我们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判断P.3645抄写的年代，但该卷背面抄录了四首歌颂张议潮的诗歌（校录见徐俊：《敦煌诗歌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0页），或可推测其流行与敦煌张氏政权的成立有关。
[116] 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亦云：“清河郡天锡之贵系矣”。
[117] 以上所引的敦煌文书录文皆据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118]《后汉书》卷65《张奂传》，第2138－2144页。
[119]《晋书》卷80《王羲之传》，第2100页。
[120]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15－16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提及墨池及立张芝庙的敦煌文书有多 件，可见这一名胜及其建立在敦煌颇有影响，如P.3721《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亦详载立庙经过，可见此为敦煌地方史中一大事件，另见P.2691V《沙州城土境》、P.3644《俗名要务林》（《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定名为《词句摘抄》）等。
[121] 关于名胜与地方认同形成的关系，可以参考廖宜方《唐代的历史记忆》一书中的讨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第316-330页。
[122]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5《邑里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5页。
[123]《新唐书》卷125《张说传》，第4404页。
[124] 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99、1351页，
[125]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323－343页。
[126] 新近的综合性讨论可参读陈丽萍：《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谱〉的缀合与研究———以S.5861为中心》，
该文将S.5861与羽59R、P.3191、S.9951、BD10613、BD10076进行了缀合，并在李锦绣研究的基础上判断
BD08679系唐人据S.5861伪作。（《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
[127]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7页。
[128] 因此我们或许能对旧望及围绕其产生的困惑做出一个较完满的解释，郭锋已注意到张姓有四十三望，而传世文献与墓志中使用的不过十个左右，其将那些无人使用的郡望称为旧望。（《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第44－48页）事实上所谓的旧望，很可能只是郡望表中所罗列出供人选择的郡望，而非真正使用的郡望，为选择方便将各朝张姓名人的里籍皆收入其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S.5861《天下郡姓氏族谱》等中所列举的不少郡望，在传世文献或墓志并未出现过，过去一般认为是反映了地方大族的构成，但更可能只是列在郡望表中的虚名而已。
[129]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516。
[130] 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第216—217页。
[131]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132]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99页。
[133] 宋人沈括有一观察：“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卷2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68页）
[134]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135] 当然这样对于祖先记忆的重构不但出现在中古家族的先世构筑中，其实在当时及后世少数民族的先世起源传说中亦极为常见，这是否有互相渗透的一面，值得进一步思考。（参见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3分，第583－618页）
[136] 唐雯在《新出葛福顺墓志疏证——兼论景云、先天年间的禁军争夺》一文中亦注意到葛氏饶阳郡望有民间构拟的可能。（《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4期，第105-107页）既往的研究中，由于学者关心的重点集中于名门望族，故对士族世系的辨伪用力较深，但对小姓郡望的形成、演变及虚实关注不多，而大量墓志的出土则为我们探寻此类“中层士人”选择甚至制作郡望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原文刊载于《历史研究》2016年03期。感谢仇鹿鸣先生授权发布。读者如需进一步了解和引用该文，请务必核对原刊。
“中古士族政治研究”专辑组稿：范兆飞
编辑：韩玄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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