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ш支山真实身份曝光，轰动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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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所知道的王岐山早年经历
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
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
1、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
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
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
师调入北京。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
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
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
，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
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
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
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
”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
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
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
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
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
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
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
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
经历坎坷。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
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
，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
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
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
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
”。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
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
，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
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
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
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
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
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
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
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
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
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
“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
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
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
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
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
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
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
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
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
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
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
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
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
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
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
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
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
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
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
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
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
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
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
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
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
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
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
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
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
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
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
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
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
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
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
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
，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
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
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
，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
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
给母亲过生日。
2、少年往事，“恶毒攻击雷锋”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
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
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
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
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
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
，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
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
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
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
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
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
，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
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
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
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
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
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
“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
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
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
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
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
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
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
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
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
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
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
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
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
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
，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
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
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
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
‘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
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
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
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
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
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
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
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
，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
岐山。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
，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
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
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
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
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
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
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
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
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
、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
我们没有联系。
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的同学有一个微信群。2015年3月19日，群里有人发了一则消息：王岐山即将访美，缉拿外逃贪官。有几位同学在消息后点了赞，有人则留言说：“老同学又要发力了。”他们说的“老同学”就是王岐山。群成员刘安琴说：“我们都为有王岐山这样一位同学而感到骄傲。他虽然不在群里，但一有关于他的消息，就会有人分享到群里。”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王岐山当年的小伙伴讲述了他青年时期的风云际会。
1976年7月16日，西北大学19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刘安琴 提供）
1、知青岁月能吃苦，有威信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后排左三）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牛粪、驴粪、羊粪都有。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
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如今在知青窑洞里，还保存着当年王岐山书写的调查记录：“1969年康坪知青安家费每人由公社实发194.00元，共2716.00元。生活费开支1342.19元，医药费71.08元，建窑费840.00元……总之，康坪知青安家费收支平衡。”右下角是调查组各成员签名，日期为1970年9月8日。
当年在康坪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合影，后排右一为王岐山。
2、大学时代爱读书，有魄力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和他一批下乡插队，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吴永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吴永琪说，“我们也看书，但我们拼不过他。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馆里的军代表一撸袖子说：‘这事我来干。’馆里的革委会主任就说：‘你还是全面负责保安，李先念同志还是由岐山来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7月毕业，上图是73级历史系历史专业学生毕业留念（后排右六为王岐山）。毕业后他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馆长袁仲一（上图）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吴永琪回忆“袁先生是知名考古学家，被称为‘秦俑之父’，没犯什么错误。他说：‘我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王岐山也被盯上了，但他的心态比我们好，他跟我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我把他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3、研究生涯爱思考，有担当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曾与王岐山一道被合称为“四君子”的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
“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4、从政之路 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王岐山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经历了陕西省博物馆、社科院、国家农委等多个部门，“跨界”特点鲜明。但他都能很快进入状态，不管在哪儿都干得风生水起。
日后，他走上从政之路的更大舞台，从防范广东金融风险、抗击北京“非典”、筹办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挑起中纪委大梁，力推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新气象，也是如此。
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穿透力”，把个人的情怀交给国家的命运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坐得住历史研究的冷板凳，也能在经济改革的众声喧哗中探寻方向，还葆有倾听各方意见的虚怀若谷。他的书本里有国家命运。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远行的底气和力量。
诚然，今天的王岐山之所以受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腐和廉洁政治建设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也牵动着海内外关注的目光。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王岐山为今天的政治生涯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严于律己是一个答案。作为高干家的女婿，他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作为局级干部，他身上的“官气”太过稀薄，以致在干部门诊遭到护士的奚落；作为中央工作人员，他拒绝地方官场陋习，让顶着酒杯跪地的干部灰头土脸……
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了一个青年干部顶天立地的正气，感受到了权力的谦抑，更感受到了一个“堪当大任”者对民众发自心底的敬重。这，正是走好从政之路的坚固基石。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十八大以来，气势如虹的正风反腐，不正是基于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逻辑起点吗？不正是为执政党乃至整个社会扫除积弊、涵养正气吗？
从当年嫉恶如仇的“岐山”，到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老王”，他踩着不变的步伐，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