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民生· 跟着弘虫读乡村】工分

点击“越民生”关注公众号获取最新信息

工分

说起“工分”两字，得把时间的镜头拉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

“工分”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评工记分”的简称。若定要说出它的子丑寅卯，大概可以这样叙述：

农村里评定农民的劳动量和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方法。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其基本做法是：根据每个出工成员每天或一定时期内劳动的实际情况，按照一定标准，在生产队或作业组内进行民主评议，确定每个成员应得的劳动工分，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依据，年终决算时，再按照该集体经济单位的每一工分值和每个成员的工分总额，分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这种方法其形式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但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消失过时了的东西，现在再挖出来品味，虽有些陈腐气，却也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我虽没有机会挣过工分，但荣幸的是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成长在那个年代，因此我对“工分”两字还收藏着深刻的记忆，尽管现在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迫使人们的脑袋天天消磁，但“工分”却像永不消逝的电波。年轻人以为我又要讲故事了，其实我没有故事，我只是把挥之不去的记忆复制存盘而已，等我的孩子长大成人，这东西说不定就真的成了老掉牙的故事了。

那么就容我说说吧。

那时我是枫桥公社先进大队的一名儿童。那时没有“村”这个说法，“村”字听起来，味道有点像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稀罕。所以我们小时候从来不叫“村”。自从我嘴巴里会吐几句土里土气的话语后，父母反反复复教我的一项内容就是记住自己是哪里人。他们的启发式很机械化，问我，你是哪个公社，我答枫桥公社，问我，你是哪个大队，我答先进大队，问我，你是哪个生产队，我答，第二生产队。于是我被赞誉成记性是好，教了三遍就记得牢了。后来父母仍用这道题目测试过我的弟妹。等我能把枫桥公社先进大队第二生产队这句话一气呵成后，我就骑上了我父亲的脖子。那时候生产队里常常要开社员大会，去开大会的父亲在晚饭后就把我这个拖油瓶也带上，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父亲像握锄头柄似的握住我的两只小脚，而我则像捧个老南瓜似的捧住父亲的头，怕一不小心跌下来。父亲问一句有没有抱牢啦，我说抱牢了，他就动身走了，嘴里一年四季哼着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饭焐萝卜靠酱油，大概算是心情舒畅的意思，身后则跟着絮絮叨叨的我的母亲。

就是在那个年龄，我竟知道了什么叫工分。那一天的会议，就是村里评工分，每个劳动力都要定一个分数。想必我是坐在父亲的脚踝头，看着那个热闹的场面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人报出自己可评多少分，然后听大伙的意见，如果大伙说好的好的，这分就定下了，如果大伙在底下嗡嗡嗡嗡响得像个蜂窝，那你的分数就得往下减。这种评工分的场面挺像现在的就职演说，是亮见亮的事情。全劳动力是最关注的，全劳动力为十二分，也就是干一天得十二个工分，那肯定是力气像大力士一样的粗壮男子，简直就一个抵二。其他的就是十分、九分半、九分、八分半、八分，以此类推。都是凭力气吃饭，所以体弱多病的就倒灶。我父亲虽不能干但一定相当蛮干，所以得了个全劳动力的称号，母亲却只得了九分。所以散会回家的路上，她很气不过的样子，把脏话臭话全泼在生产队长身上了。说社员都有偏心，说美英老姆倌评九分半是有道理的，大队长他老婆评九分半就是偏心，干起活来不如我杀，工分却比我高半分，凭什么她比我高半分，明摆着队长是她男人，哼，这个老姆倌的事体，瞒不牢的，她与阿灿瘌子草蓬里偷鸡摸狗的事情谁不晓得，你个大男人也太怂头怂脑了，也不站出来帮我说话。说着说着就又怪起我父亲来了。我父亲听了就骂她不要嚼嘴嚼舌做嚼舌头。明晃晃的机耕路上，尽是他们两人的品头评足和怨声载道。（细节已忘，纯属虚构。）

我父母到底是安分守己的好农民，脸薄，心实。骂过一阵之后，就死心塌地听队长的指挥出工干活去了，一天也不肯耽误。除非死爹死娘的大事发生，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否则他们是断然不肯也不敢损失这一天半天的工分的。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把该挣的工分一分不少地颗粒归仓。所以，后来日子好过起来，我母亲就披露她当初作为女人的艰辛。在我与弟弟之间，母亲又怀过孕，在一家三张嘴巴还吃不饱的形势下，母亲只得把她肚里那个只会增强我们饭碗稀薄的亲人割舍了，于是流产，村里人叫作小产。母亲大清早一个人来到镇卫生院，爬上桌子，忍着割肉的疼痛，让医生惨无人道地掏碎了一个生命。然后，母亲又一个人从镇上像卓别林一样地走回来，下午照例按时下地挣工分去了。母亲的行动让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所以现在一有腰酸背痛，母亲总是把它们归咎于当初的这个忍痛割爱。

这工分，父母是当宝的，已经做到了分分难舍。本以为一年做到头，总可以把我养得白白胖胖。但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在那时有些孩子般的天真。也不晓得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反正，到年底分红的时候，我家险些成了倒欠户。倒欠户是个什么概念？倒欠户就是一家人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头来，不仅得不到那时用白纸卷着的亮晶晶的几角几分，反而成欠生产队钞票的欠债户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平时好吃懒做，吃着五谷想六谷，好吃懒做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我父母平时哪有什么好吃的哟。我家的日子起初也并不是太穷，至少没有滑到要讨饭的地步，但我的父母在那时是吃着大麦想早谷，吃着早谷盼番薯，总想以寅吃卯粮的办法来缓解饥肠辘辘。我是被当作神一样供着的，不出工只会玩，却享受着一餐一碗米饭的待遇。而凭力气吃饭、凭吃饭生力气的父母，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的胃口大增，把米饭吃得像小狗舔饭碗，他们只能吃臭烘烘的从山里亲眷家里用稻谷调换来的番薯丝，然后又用这臭食生产无限的力气，用这力气再去挣工分，挣了工分再自己吃番薯丝给我吃米饭。

挣工分度日子的岁月里，我小小嘴巴能从父母嘴里夺口粮，吃饭问题算是得到了保障，因此我没有夭折。这是父爱母爱的充分体现。但有时候也有爱的残缺，这残缺就是那个时代因挣工分而结出的苦果。譬如之前，我更小的时候，关于对我的照看问题，却是伤透了父母的脑筋。母亲的意思，小孩子总得有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来照看，但在那时，母亲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外公外婆说叫他们照看没有这个道理，他们要挣工分，照看孩子应该是爷爷奶奶的事。爷爷奶奶说，既然外公外婆不来照看，他们也不来照看，他们也要挣工分。他们这样争执的时候，我只会在地上床上乱爬。我母亲的婆媳关系因此后来一直也好不到哪里去。父母最后没有办法，自己也不能青天白日地看着工分流产，于是就把满地乱爬的我交给了一个畚斗。他们割稻种田的时候，把我放在田塍上，怕我跌落，还用一块脚布把我拦在畚斗里。于是，我在那里出神地看看蓝天看看白云，看腻了也偶尔看看蚯蚓看看蚂蚁，全部看腻后我就大哭大闹，想念母亲的乳头，要是运气不好，父母对我置之不理，我还必须哭得死去活来，最后实在困了，就灰头土脸地倒在畚斗里了。所以，我的幼年，一直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畚斗成了我并不安乐的安乐窝。这都是因为工分，为了能养活一家的工分。

我家的日子后来是越发地难过，倒欠户的帽子最终还是戴上而且摘不下了。因为，在继我告别畚斗之后，我弟弟也坐进了畚斗。再后来，老是说不生个女儿死也不瞑目的母亲，也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两个大人拼命地挣工分，最终还是糊不住五张嘴巴。这个时候，父母的眼睛就贼亮贼亮地瞄准了我，他们恨不得这个胃口越来越好的我快点大起来，能像他们一样会挣工分，会自己养活自己。那时候，村里已经有不少学校里读书的人，可以趁周末的时候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并获得少得可怜的工分。父母看着眼睛就红起来，那是眼热。但父母对我的期望并不能促使我跳跃式成长，我还是按部就班地在那里一年长一岁，远没有达到挣工分的年龄。父母似乎很恼火。所以，我有时候就难免要成为出气筒，被骂作“饭桶”是家常便饭。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把我废物利用。于是我把自己有限的力气投入到了无限的弟妹的哭闹声中，我过早地担任了照看他们的重任，并能假着凳子上灶台，以手臂为尺度在米中加水，把饭做得恰到好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早当家的穷孩子注定没有多少童年的欢乐。这是我至今刻骨铭心的一种感受。

等我终于可以到生产队里挣工分的时候，却改天换地了，农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的奋斗目标和父母的朝思暮想，一刹那落了空。这真是天大的遗憾，我竟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向父母证明自己毕竟不是“饭桶”。

但事实已经昭示，正是这擦肩而过的挣工分，却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想来，我与父母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是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一代，而我们这一代，则是靠挣工资安居乐业的一代。他们挣的是并不能当饭吃的工分，而我们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竟是坐在空调埠头伸伸手动动嘴想吃啥就能吃到啥的人呀。

（本文选自弘虫的《老家》）

作者简介

弘虫，真名陈强，1969年出生，浙江诸暨枫桥人。名中有“强”，拆开成了“弘虫”。先后在学校、媒体和政府机关工作，业务爱好阅读写作。先后出版个人作品集《男人而已》《黄酒加冰》《老家》《诸暨孝事》《蓼莪情》《那时候》《解密陈励忠》《寻找施耐庵》《杨维桢与水浒》《南楼美人》《清气满乾坤》《新长乐》《高湖村》等十余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