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民生· 跟着弘虫读乡村】头发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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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过去时

头发与我生之俱来。一头黑发，成就了我作为黄种人的基本特征。它覆盖头部，犹如橘子上带片叶子，玉米上连着须发，造就了我面目的完整。它栉风沐雨，于风霜雨雪烈日骄阳，七尺竿头，首当其冲，经历着比我更多的风风雨雨。它暴露了我的喜怒哀乐，尽管怒发不足以冲冠，然而愁绪时时袭击，苦心常常熬煎，终于一根根，一绺绺，一片片，势不可当地茫茫苍苍起来。辛酸之余，遂以为替自己的头发歌功颂德一番亦属必要，特作《头发过去时》，以为人生的某些局部的总结。

从降生到地球开始，我的头发就生生不息。知道它们终究会像菜园里的韭菜那样割一茬抽一茬，所以我的父母对待我的头发，一开始就听之任之，如同对待韭菜，播种是他们的责任，而生长则是韭菜自己的事。最隆重的莫过于剃满月头了。满月时我的头发被请进家门的剃头师傅剪得精光，却没有留下嚓嚓嚓动听的声音，留下的定是我被按住头皮后的不满和啼哭。我的父母对掉落地下的那几绺黄兮兮的头发没有产生丝毫的美感。农民本色注定了他们想象的一片空白，他们的日子是干巴巴的，所以他们的思维也是干巴巴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我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有限的几根毛发，其实是挺宝贵的，其实是可以捡起来夹进红火火的《毛选》的，其实还可请个内行人像做鸡毛掸子一样做成一管胎毛笔的。父母什么也不做，父母在剃头师傅吃满月点心的时候，一扫帚就扫掉了地面上随风飘散的我的第一批头发，连同鸡毛，连同尘土，一起缠缠绵绵地奔赴阴沟。于是，我的生命注定与高贵无缘。我从一开始就成了农民。

农民的子弟，那时候的头发长得都像稻草，稻草不整理就散乱，所以我的头发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蓬散乱的稻草。父母自己的头发也是乱稻草，但他们谩骂我的时候，硬说我的头发长得像乱稻草，真是没有真理可言的事。于是，我们一次次地走进大队剃头店，去剃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头发。我忘了那时候剃头要不要钱，反正我袋里没有一分钱，反正要钱也不要太多的钱，所以我只记住了大队剃头店里剃头要排队。剃头师傅剃头，印证了后来农业机械化的操作模式，就像联合收割机收割早稻，它的效果是“短平快”。所以童年时代的发型，我们是清一色现在叫板寸那时叫板刷的发型。剃头师傅吃的是社会主义的“草”，剃的是社会主义的“苗”，他们绝不讲究形式主义，所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农民子弟，一个个板刷头就像一只只盛猪粪的簸箕，被美誉为“猪污簸箕”。我们在“猪污簸箕”的肥沃笼罩下，像秋天的油冬儿一样，黑乎乎地成长。

自然还要感谢父母，感谢父母在我的头发成长史上，创下了拔苗助长的奇迹。我的父母和别的父母没有两样，他们没有本事在田里拔苗助长，尽管他们也曾做过美梦，梦想一夜之间就把禾苗拔成沉甸甸的稻穗，但他们真的下不了这个手。既然在田里拔不了，他们就把那双发痒的手搭在了我的头皮上。我的头发怎么也逃不脱父母的巴掌，越是想逃脱越是逃不脱，事情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所以，三天两头地，父亲或母亲像拔秧苗一样地拔着我的头发。头发一到父母手里就特别听话，还带动我整个身体跟随父母的手掌而去，那吸引力远比父母手里有一捧糖果来得强。在拔的过程中，我们谁也没有得到快乐。譬如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在拔过我头发之后，一点也没有快感，唯留下一长串藤蔓似的唉声叹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让父母拔；尽管如此，父母还是一如既往地拔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在历经一次次被抓被拔之后，根基理应更加扎实，所以除了头发的继续疯长，还有一个个道理也在潜滋暗长。这些个道理像家乡的小河那样清澈可见，虽然浅显却有粮食那样地实用，譬如痛苦总是暂时的，譬如乐极便要生悲，譬如棍棒之下出孝子，诸如此类的道理，源于头皮的拔发之痛，而不是源于一日三餐餐餐白米饭。

头发的生存，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决没有庄稼那般容易。父母拔我的头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疼痛，而虱子的躲藏却让我充分享受了什么叫作奇痒。父母毕竟是赋予我血肉之人，尽管他们有时对我的头发也并不客气，而虱子在得到头发给予的寄身之所后，却反过来吸食着头皮的血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分得清父母毕竟是父母，而虱子到底是虱子。在头发过去时中，我与虱子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歼灭战。我用母亲用过的那把箅几，那个村子里每家每户必备的生活用具，面对一只清水盈盈的面盆，或面向大地俯首低耳于母亲的膝盖旁，一梳一梳地在头皮上打捞成群结队的虱子。从额头顺梳往脑后，再从脑后倒梳到额头，从左耳根梳到右耳根，又从右耳根梳向左耳根，妄图一网打尽。无奈生命不息繁衍不止，虱子的顽强拼搏精神早在阿Q以前就大放光芒。它们在我的头皮上掉下，又从猫狗身上崛起，它们在面盆里就义，又在破絮里重生……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虱子定然还有一套飞的本领。我的头皮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我的头发充当了藏污纳垢的理想场所。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无奈头发依然生长在贫困里，只要贫困不除，虱子永远难尽。无论怎样在头上喷洒药物，无论怎样把头发包扎严实试图闷死虱子，一切都是那样地徒劳无益。就这样，我的头皮与我的肠胃一起，

不得不在贫困里，经受着那一份永远的痒。

与虱共舞的岁月终于宣告结束了，我的头发除了偶尔长得像“长毛”，受到学校班主任空前绝后的严厉批评之后，便开始追求另一种生长方向，一种称之为“西发”的方向。村子里的后生们腰板不挺但个个西发笔挺，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被传染。连同村里的土地，村里剃头店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头没法剃了。于是剃头不得不赶到集镇上。我在一个挂着“理发店”招牌的地方，很牛逼地理过一次发。那天理发师问我理得短点还是理得长点时，我故意忘记了父母事先的交代，硬是让他随意发挥。于是理发师与我父母的意旨背道而驰，惜发如金，小心修饰，硬是对我的头发下不了手，于是在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上根根计较，开出了纹路还不算，还用电吹风吹出方向，吹出方向还没完，还用摩丝把头发固定得像一张壳。我的头发生平第一次得到如此厚待。回家后，我也第一次明白这种有方向的头发，在父母眼里竟是浪费的代名词。父母的说法是，花五块钱剃这样的头，连头发都没有剪短，剃了等于不剃。

幸亏这个“等于”说出口时我已经长大了，所以，我的西发没有招来父母的巴掌。这个“等于”也没有抑制日后头发新的发展方向，父母的观念最终也挡不过流行浪潮的强大冲击，就如他们的双手无论如何也对抗不了每年一次的洪水。由此而下，就像农田的责任制承包，喜欢种什么品种的稻，都是主人自己家的事，别人管不着，那么我的头发，父母也终于管不着了，也终于懒得来管了。至此，我的头发迎来了开放的春风。沐浴着开放的春风，剃头店的名堂也如雨后春笋，历经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从剃头店到理发店，从理发店到美容美发室，从美容美发室到理容休闲中心。伴随着店名更替，我的头发，也像无人管理的庄稼地，爱怎么长就怎么长了。我的头发比我还要胡来，它跟着别人的头，一忽儿向东走，一忽儿向西走，一忽儿朝前走，一忽儿倒着走。这与风吹的方向没有丝毫关系。在头发摇摆不定的时候，我潦潦草草地读完了大学。工作了，我卷过发，卷过发的我，手执教鞭站立讲台讲授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台下的学子一定以为我的满头人工卷发是世上最美的头发了。再后来，我带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从农村走进了城市，又从一个单位走到了另一个单位。头发在那里安逸地生长，而我在头发下疲于奔波。很多时候，我差点儿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但我终于没有实施这个宏大的计划。我知道我若真的抓着自己的头发跳起来，也一定跳不到三尺高了。

渐渐地，渐渐地，黑头发里冒出了零星的白发来了。我数得清这几根白头发姓啥名谁。我知道这一根白发，是那些天持续熬夜的成果；我知道那一根白发，是我为博得领导认可的结果；我还知道这两根是我在城市里安了窝的标记；还有那两根是为婚姻为事业发愤图强的旗帜……我一点也不计较它们在这个时候偷偷地从乌发里暴露出来。就像稻田里总有稗草丛生，它们终究成不了气候。所以我先是对着镜子，在无限的乌发里拔掉了有限的几根白发，后来是我的家人扑在我的头上，像牛筛田似的一绺绺筛过去。我的白头发终于越长越疯狂，越来越丰收了…… 

后来呢？后来我头上的稗草生长繁衍得相当恣意，它们在不断扩大力量，扩大势力范围。我恍然间明白过来，幼稚已经挡不住岁月的老去。当我无法拔完头上的白发时，我知道成熟已经占据山头，我分明感觉到那种叫成熟的东西，正大片大片地从我的白发里冒出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不知不觉白了头。选择了成熟，我同时也默认了白发爬满头。这真是一点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文选自弘虫的《老家》）

作者简介

弘虫，真名陈强，1969年出生，浙江诸暨枫桥人。名中有“强”，拆开成了“弘虫”。先后在学校、媒体和政府机关工作，业务爱好阅读写作。先后出版个人作品集《男人而已》《黄酒加冰》《老家》《诸暨孝事》《蓼莪情》《那时候》《解密陈励忠》《寻找施耐庵》《杨维桢与水浒》《南楼美人》《清气满乾坤》《新长乐》《高湖村》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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