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 去600年前的故宫大梦一场
多年以前,还未离开家乡的蔡国强去福州买石膏像,回泉州的路上遇到长途汽车爆胎,所有人都下车,蔡国强到田野里散步,他发现田野里还有一个人。回到车上以后,他身边坐的便是田野里的人。
显然这个陌生人也因为田野散步而注意到他。陌生人看他抱着的石膏像,问他是不是画画的。接着陌生人介绍说,他同伴是故宫乃至全国的陶瓷权威冯先铭,陌生人是冯先生的研究生李毅华,他们去德化考察窑址。从此以后,蔡国强和李毅华成了好朋友。
后来蔡国强到上海念书,他和李毅华的联系更加紧密。蔡国强去北京看展览,会找李毅华,蔡国强依然记得曾经在故宫骑自行车的情景。
后来李毅华做了故宫的出版社社长。蔡国强大学毕业想出国留学,李毅华建议他去日本,故宫在日本的关系比较多,可以帮助他。
李毅华帮他找了日方经济担保人,也帮他找了航空公司的人,把他的一百多公斤作品送上飞机。故宫的杨新副院长还帮蔡国强写了推荐信。
李毅华总跟日本人说,这个年轻人之后在日本一定会“爆炸”,蔡国强之后在世界都会“爆炸”和爆炸。
和故宫的这段缘分,蔡国强写在了为今年12月故宫展览所作的文章开头,真诚且充满感激。蔡国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会请他家乡的 人去世界各地看烟花爆破,也会维护好几十年的友谊。
蔡国强的远行和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远行和归来都困难重重的年份,归来办展落在故宫便再自然不过,而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远行与归来”。
为了此次展览,蔡国强特别创作了一组名为《梦游紫禁城》的作品,这组作品分为三个部分,用三种不同的手法呈现,以彰显紫禁城所代表的中华美学格局以及其“坐拥天下”的精神气魄。
为此,他首先在浏阳河畔创作了一场想象600年前紫禁城建成时的烟花仪式。
《为“梦游紫禁城”所作火药草图》是在麻纸屏风上,先以黑火药营造仿佛时光深处的紫禁城,再用分色印刷技术般依次爆破不同颜色的火药。
彩色的火药绘画在黑火药留下的紫禁城若隐若现的深棕轮廓上升腾而起,定格了一个瞬间、一段辉煌,仿佛尘封的老照片却依然有色彩的痕迹,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历史感,又显出时间长河磨砺的久远疏离。
《“梦游紫禁城”烟花之后》是蔡国强邀请家乡的工匠们,历时五个月,雕刻汉白玉紫禁城模型;之后在浏阳经“白天烟花庆典”洗礼,成为一幅立体彩绘作品。
蔡国强用烟花留下的真实痕迹,连接起跨越600年的紫禁城建造者和故乡工匠的手工温度和匠人精神的延续。
最后,蔡国强首次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VR),让观众戴上VR眼镜,观看时长约为 7 分钟的四幕烟花盛典。故宫白天是不放烟花的,如此一来,在当下观看虚拟现实技术创作的烟花就更显得超现实与梦幻。时空交织的感觉便更明显。
白天烟花的设计考虑到了紫禁城文化的天圆地方,五行原则;VR梦游 600 年前的宫廷,可以感受到它的气势和风水格局。
蔡国强坦言,“故宫的模型,要用汉白玉,依托工匠精神一刀一刀刻出来,很折腾。”有人跟他说,3D打印一个算了。但他认为,“有些作品不能靠巧,一定要有足够的笨和拙”。有足够的时间投入,自然而然会产生它的能量和格局,否则做不出来。
然后再设想,把火药喷射到汉白玉上,整个过程的体验,是一般画画代替不了的,它不是雕塑,也不是装置,是历史观和文化情感的载体。
蔡国强是一个什么都做的艺术家,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就会去画画。说到首次使用虚拟现实技术,也是这样。“总是去画画,画着就知道做什么,也许是画画太难了,(我才)找个借口干别的‘大事’。”
也许是画画让他又从原点出发,更容易看到迷茫的自己。“你说画着画着,我还能继续画出什么好玩的吗?要不做一点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他曾怀疑这样的形式和他的气质不符,但也承认,艺术家就是一直在自信与自我怀疑之间摇摆,越是让自己矛盾的新东西,就越想尝试。
虽然运用新的技术将他引入“一种调试的、比较不直接的创作和对话状态”,而非他擅长的“直接、有力量地去跟天地对话”,他有些发慌。
但他的好奇在那里,他按耐不住去实践。他告诉策展人Nancy Spector,自己正在尝试VR、AR,策展人倒是对他挺有信心的,她说她不认为有几个艺术家能够驾驭这样大型、需要集中各种资源的项目,还能把科技的语言转化成非常情感、人性的体验。她这么一说,他倒是真的要好好玩一下了。
“画着画着,就知道要做什么了。”如此看来,绘画是蔡国强创作的原点和基础。他童年的艺术家梦想,也是画家梦。小时候蔡国强想象艺术家的生活很简单,“其实也包括不被人管、不上班的感觉。画画有女朋友一起就够了,还挺浪漫。”这样的想象,全然不是现在的状态,全世界做项目搞爆炸,带着越来越大和专业的团队,处理更多的杂事。
毕竟他的创作生活,不是他喜欢的中国文人画家们的创作生活。他的方式,是无法独自完成的。但无论自己做什么,作品做得多大,绘画都是他创作的根基,向外追索绘画的历史,就如同他在疫情期间住在新泽西,回顾自己创作的历史一样,是另一种寻找自我肯定的方式。
2017年起,蔡国强开始“一个人的西方艺术史之旅”,通过在普拉多、普希金、乌菲齐、庞贝和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等地的展览,以东方文化和精神为镜,以此求索当代绘画的可能性和自我创作的可能性。
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有能力带着历史观在创作,但蔡国强的历史观则是他创作的一条主线,又或者说是重要背景。
他的创作无论形式媒材,都是对话的艺术——与故乡、记忆、历史、美术史、文学史对话,与宇宙及未知的一切对话。他在对话中思考自己,思考人类与上述一切的关系。而他对更宏大表达和叙事的迷恋,一方面来自于他从小对历史的喜爱,一方面是他对个人史经历的回应和表达。正如蔡国强所说,他的远行是“对外走远,对内走深。远行也是寻找更大的故乡,和古今中外的更多先辈相遇,通过他们寻找共同的远方,宇宙的永恒之乡”。
从儿时起,蔡国强就爱读历史。父亲书架上有一套《史记》,他从识字不多、还不能完全读懂的年纪就开始翻看,他相信这些记录广袤土地上一代代人所经历的王朝更迭与变化,字里行间暗含的家国情愫,让他从小看到了更大时空里的图景。他感激父亲对历史和美术史的热爱。在书店工作的父亲带回家的内部书奠定了他“走马观花”的世界文化史阅读基础,为他作为艺术家的创作探索积攒了更广泛的兴趣入口。
对西方艺术史的追索让蔡国强看到,“英雄主义”是西方绘画里的重要母题。西方惯于表达现实的悲剧意义,艺术大师们纪实死亡、描绘触发历史变革的历史事件发生的瞬间。而中国的古典艺术则是超然物外的禅宗意识,他们不会直接将情绪坦白在观者面前。画山水、画花鸟,作画的人都没有激烈的情绪,哪怕正经历朝代更迭,哪怕有亡国悲怆,在画里都是若即若离,遗世独立。
蔡国强的创作,亦是在这种老庄无为之思和“英雄主义”的撕扯摇摆中进化着。中国历史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禅宗之思,令他笃定这种创作理念的矛盾也在“禅”之中——万物无常,存在即合理。于是升腾的、转瞬即逝的烟花,在疫情期间的法国的河上绽放出辉煌灿烂的英雄主义(即《悲剧的诞生》这一作品);大众也从烟花散去的空中留痕,从火药绘画的抽象里,看到一种置身事外的抽象纪录,抽象得就像会逐渐转移成另一种形态的万物。
蔡国强曾经系统地学习和模仿过他喜欢的所有西方绘画流派,也曾对自己的绘画语言和媒介感到迷茫,在经历了不断的尝试之后,他选择了火药。火药对蔡国强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不可预测和不可控性。这需要艺术家更强大的力量感去推动创作,这一过程,或许本身就是艺术家个人英雄主义的作用,使得火药成为他与不可见能量对话的载体,连接他相信的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世界。
火药本质上是一种混沌的媒介,特定混合物能否成为有效的烟花材料,部分取决于系统内的熵(系统的随机或无序性)是否随反应而增加。熵越大,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在混沌中寻找稳定性,展示稳定性,看上去是一种矛盾统一,就仿佛文人画一脉相承的超然世外,但是是“稳定的超然世外”。火药作为创作载体和中心,成为了蔡国强的英雄主义与无为之思的结合。
在谈到艺术创作实践的时候,蔡国强最多说到的词是“玩”,他认为“自由就是保护好童心,少年的好奇心和浪漫,能够一直保留好,就会一直有好玩的事情在做”。如今作品搞大了,团队搞大了还是玩吗?他描述起自己的工作状态,依然是充满热情,毫无疲惫感。
如今蔡国强的项目一个接一个,有前方、有后勤,又要有人做档案,团队变得更专业更大。他笑说,“每天都会有助理来‘追杀’我,她们成了我的领导,我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蔡国强觉得“忙是心亡,忠是专心,二个中就是患”,无论什么样的合作,创作起来专心、开心很重要。所以他坚持把学习的时间放在非艺术上,政治、社会及各种乱七八糟的吸引他的事情,也坚持健身、散步、养鱼,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
一方面入世,一方面出世。但其实自然、自在,就会充满矛盾,没必要去解决。作为艺术家的蔡国强觉得自己已经很自律了,所以和先辈们比,起码艺术上要更野、更自由。而想要破,就先要立。也许他首先要做到的是“不够野、不够自由”。
于是,他基本上什么都做。从“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般的室外爆破,到各种大型装置、绘画、社会项目等包罗万象,最终这所有的表达与创作形式,构成了他个人的艺术意识和方法论。
蔡国强觉得自己创作追求的大格局、戏剧性,也许是与他的“比较孤独”形成平衡。他只要做起作品就不会无聊,因为做起来就会很焦虑,焦虑之中又总能看到自己“天才”和小恶作剧的一面,而他喜欢看到自己处于一种小孩子探索未知的兴奋状态中。
把他贴标签为“比较孤独”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很多朋友去交流和表达,能发泄和表达的都集中在创作上。他坦言,自己大量的时间都是自言自语——虽然有时候对工作室的人滔滔讲个不停,其实都是自言自语式的,逻辑、事实、目标都很混乱。这让人想起他在火药作品现场那些真情流露的话语,伴随着他自顾自的兴奋大笑,有时又有松一口气的停顿。他会在为数不多的可放心的人身边玩心大起,能憋气憋到爆,这一点上他说,“我确实有点像火药。”
有的艺术家强调艺术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是两件事,但蔡国强说他生活和艺术分不清。他觉得自己算是很爱玩的人。去世界各地和不同的自然、文化及人交流,他作为艺术家,就要“有探奇、探险精神。”
虽然他喜欢称搞艺术是玩,但做艺术家其实很忙,需要不停观察和汲取许多东西。前段时间接受一个儿童刊物采访,有小朋友问他,做艺术家给他带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他说可以一直长不大。比如是个医生、工人,他不能一直长不大,这样别人会说他幼稚、不专业。但艺术家就是可以长不大、幼稚,可以终生反复在“一万个为什么”里想不明白。
保有童心的蔡国强从小就喜欢养鱼,几乎每个地方都会弄个鱼缸,现在纽约家里和工作室也有鱼缸。他在新泽西乡下的家里,有一片600平米的池塘,里面有鱼。他喜欢中午去看,可以看到池底下的各种鱼群。
其实蔡国强属火,算命的都告诉他少碰水,他母亲就很怕,不愿他沾水。可偏偏他就一直去碰水,小时候在家后院砌了个小鱼池,从小鱼养到大鱼。鱼最喜欢吃池塘里像沙粒一样很小的微生物,他把旧T恤兜在铁环上缝起来作网,捆在竹棍上作把,清晨到池塘用布兜在水里左撩右拨,兜底就积攒很多细小的生物。用装浆糊的瓶子盛满池水,把挂满微生物的布兜在瓶里荡一荡,就看见一大堆的小“沙粒”浸在里面了。他至今骄傲,“鱼吃这种东西特健康,我的鱼总是长得特好。”
说起养鱼的快乐与细节,蔡国强有着认真的愉悦。探索的快乐,对喜欢的媒材反复尝试的时候他都是这样,他和天文学家可以聊很久也是这样,因为宇宙情感总在吸引着他。虽然最初害怕火药但又要不断尝试让它变成自己的创作载体,虽然对虚拟现实不够有信心但一定要玩,一切都出于好奇、爱和热情。
这次在故宫的展览,是蔡国强作为艺术家游子的归来,也是他西方艺术史之旅的归来。他把自己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历史的继承者,世界文化艺术的学习和交流者,回到了与自己远行出发有着重大关系的故宫,在出发的地点展示他所认为的文化自信和艺术对话——传承与新的创造,是无论疫情和世界局势如何变化,都要追求交流的信念。
归来的蔡国强已经不是那个初识李毅华时抱着石膏的年轻人,他是鼓励两个女儿从事艺术创作的父亲,是一个大团队的管理者,是东西文化的交流者。
但他依然是个对世界有着好奇与探索的孩子,真诚无畏。他在创作中获得自由,也因创作而一直在路上。
预约观展特别提示: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按照预约、限流、错峰原则,本展览实行预约入场,提前10天开始预约,全天分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3000人,下午2000人),额满为止。
请用电脑登录故宫博物院网络售票网站( https://gugong.ktmtech.cn )使用第二代身份证或护照信息实名预约。入院参观需验健康码、测体温、刷身份证。
撰文 龙荻
编辑 刘帅
排版 白思锐
图片均为蔡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