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达志:为什么小小的深圳在快速成长,而香港正在衰落?
魏达志
(作者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
魏达志教授香港世界论坛演讲:香港的两大结构性问题
(一)
放眼全球,我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世界各国GDP的排序,这些数据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崛起的不可忽略与不可阻挡。2015年美国的GDP是17.96万亿美元,中国同年达到10.86万亿美元,在过去的5年中国与美国比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是39.2%,还不到40%,但是到了去年,这一比重到达了60.33%,5年提高了21.13%的占比,平均每年提高4.22%,由于2015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是静态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用十年的时间,就完全可以达美国现在的经济总量,甚至超过。
再看全球排名第三的日本,2015年的经济总量是4.12万亿,但是在五年前,日本经济总量占中国的比重是93.9%。这个比例迅速下降到38.1%。五年间下降比重高达55%,跌了一半,平均每年下跌11.16%。
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国2015年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球排名前十中的第五名到第九名的总和,第五名到第九名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巴西。这五个国家2015年的经济总量之和是10.9万亿,而中国达到10.86万亿,从这些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是用什么的速度在崛起,中国的崛起让世界震惊。
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规模上去了,但是我们的结构调整跟上了吗?
非常智慧的中央政府,面对“十三五”时期,提出四个字关键词,要求全国“爬坡过坎”,爬什么坡,过什么坎?中央给我们做了精确的判断。首先,要越过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要经历结构转型的阵痛期,要经历发展动力转变期,还要经历发展模式的转换期,甚至经历由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常态期。所以,对于全国人民而言,我们面前的担子很重,在十三五期间,政府和企业都要面对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和结构转型的阵痛期。
在面对结构转型的阵痛过程中,我觉得深圳比全国早10年到15年。过去五年,深圳这个小小的城市,面积只有1996平方公里,却淘汰了17000家企业。现在深圳的实际居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但是深圳拥有的企业法人的主体和个体户的主体已经超过250万家,换言之,深圳每8个人中,就有1个是企业法人或者个体户法人。正是这样宏大的微观主体,支撑着这个城市的快速成长。
大家都知道,经济结构是一个很丰富很庞大的体系。比如,我们需求侧就有投资结构、出口结构、消费结构,还可以细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制度大于技术。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有好的制度,好的技术会向你这个方向流动。我想说的是,结构优于规模,比如两个土地、人口规模相当的城市,其中一个规模大,一个结构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判定,结构好的那个城市一定是最后赢家。深圳最好的两个结构,一个是产业结构,一个是所有制结构。
深圳在过去36年发展中,市委市政府最智慧、最清醒的是,36年来没有停止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所以,深圳现在除了有四大支柱产业外,还有七大新兴产业、五大未来产业、九大传统优势产业。这些产业不断在进行着协调化、高度化的发展,有力地支撑了深圳的快速成长。还有一个结构是所有制结构。何为所有制结构?有经济学家做了非常通俗的比喻:他说,如果我用我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我一定是最节约成本,同时办事效率最高的;如果我用别人的钱来办我的事,我可能会不计成本,但是非常注重效果;如果用我的钱来办别人的事,我可能会非常注重成本,但不是很注重效果;如果用别人的钱来办别人的事,我可能既不注重成本也不注重效果,这就是所有制及其不同所有制衍生的不同行为与效果。
同时,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中,这些结构都有着本质的规定性,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产业结构属于技术性结构,是由人来调整的,而所有制结构则是将人进行一种制度性的结构安排,所以产业结构的本质属性是技术性结构,而所有制结构的本质属性则是制度性结构,其实就是人和事的关系,就是一群用什么样制度结合的人和做什么样的事在对接,在博弈。
(二)
那么,香港的问题在哪里呢?香港已经连续23年来被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主体,这个光环十分炫目。当然,香港的问题有很多,但我觉得在经济学的视角中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这两大结构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产业结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给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机会,香港有大量的加工制造企业进入珠三角,进入祖国的内地,为香港的转型升级与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典型的以高端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奠定很好的基础。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次转型达到质的飞越外,香港作为一个现代服务业占90%以上比重的国际化大城市,它的产业化结构基本是不动的。就像很多香港人不愿意承认香港不行了,因为他在香港的生活没有改变,依然舒适便捷,并没有觉得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但是,如果和其他发达城市来比,香港在这一点上目标是滞后的,眼光是滞后的。因为香港现在的产业结构有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国际贸易,房地产,还有规模不小的港口、旅游产业等等。但香港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5%—6%,比重非常低。
我去年两次去到纽约的曼哈顿,住了20多天,在和摩根斯丹利集团高层交流时谈到一个问题。去年的4月6号,英国伦敦的金融城智库集团在做全球金融中心城市指数排名的时候,把伦敦排在第一,把纽约排在第二,新加坡第三,香港由前一年的第三掉到了第四。纽约人认为,在全球金融排名中,纽约永远是第一位。我想提出的问题是,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纽约作为高端服务中心,那么你的服务对象是什么,这个非常关键。如果说你的服务对象是服务于工业文明时代,和你服务于科技文明、高成长的时代,那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说汽车制造是工业文明的典型产物,底特律的城市破产就是因为工业文明的辉煌不再,而没有跨越到科技文明。摩根斯丹利集团对财务的管理最低的门槛是500亿美金,如果这500亿美金来源于比较落后的工业,只是服务于工业文明,我可以肯定的说,它将很快的会衰落。而如果是服务于科技文明时代的金融中心,它将快速成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你服务的对象是高成长的,你将是高成长的,你服务的对象是要被淘汰的,那你也将是被淘汰的。
我们再说香港作为全球的贸易中心,当全球需要下降的时候,当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一的中国正在由出口拉动转向内地需要拉动时,香港作为全球的贸易中心的地位正在迅速下降。因为深圳在2013年的上半年,集装箱的运输量就已经超过了香港,所以当香港自我陶醉在世界的几个中心的时候,它万万没有想到,由于结构长期不调整,会在不知不觉中导致当前与未来的衰落。
(三)
第二个问题是所有制结构问题,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人财团,还有外国企业各种各样的总部。我曾经跟过一个数据,在2003年,香港与内地最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那个文件后,2003年,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驻香港的总数是1098家,当年的上海连98家都没有,不及香港千位数后的那个零头。那么四年后,香港的外国公司总部,已经成长到1298家,四年内递增了200家总部.这是为什么?因为,跨过公司都看好中国的市场,想把香港作为一个桥头堡,进入中国的市场。然而香港的本土企业,除了极少量的驻港国企外,大量的是私人财团。我刚刚说过,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成本是最低的,效率是最高的,难道这样的制度还会出问题吗?
问题就在于,香港的财团陶醉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的高额收益,而忽略了对产业结构的更新,这是问题之一。问题还在于对过去几乎所有的产业构成已经形成了资本垄断,当它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的时候,他是不注意在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的。这既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又忽略了只有竞争带来繁荣,而垄断只会带来停滞的基本的经济学规律。
香港的垄断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可能说的重一点,是已经形成了极其极端的恶果,这种恶果产生对香港城市整体负面影响之后,又将反过来制约香港经济及其财团的发展。影响在于:
第一,香港的财团垄断已经深入到了香港的所有行业,包括快餐、超市这些最基本的民生行业,这些惨烈的垄断过程是制造失业与贫穷的源头,是制造两极分化的根源,并成为香港两极分化与社会动乱的经济基础。
第二,香港财团垄断的负面影响导致香港既缺乏创业的空间又缺乏创新的激情。导致香港青年的最大梦想不是成为现代社会的创业企业家,而是通过拥有高学历成为著名公司的打工皇帝,缺乏创新创业梦想并具有情绪化的新一代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桎梏,不仅非常危险,而且也是影响香港未来发展的思想基础。
第三,尽管香港前两年提出了类似反垄断法这样的促进竞争的法规条例,香港《竞争条例》于2015年12月14日在香港全面实施,通过禁止妨碍、限制或扭曲竞争的行为,保护和促进香港市场的公平竞争。但由于香港社会的动荡,和一些极端的、极右倾思想与行为的干扰,完全的自由市场又缺乏在产业结构与反垄断方面调整的动力,这是香港缺乏发展动力的社会基础。
我想,正如我们今天的论坛主题“城市的新使命、新趋势和香港的新希望”。我觉得香港有非常好、非常坚实的发展基础,有着强大的资本力量,有着最优的税收环境,有着很多一流的国际化高端人才。我觉得香港需要认准国家的战略性目标,以国家目标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手段。
中国梦就是两个目标:建党100周年的经济强国和建国100周年的科技强国。为了这两个战略目标,我们应该承载什么样的使命?当香港人有这种中国梦的使命和担当时,这个城市的反弹力度是非常大的。按照董建华先生所说,香港回归祖国时,香港的GDP总量占全国的16%。我计算了下,在2015年,香港的GDP总量仅占全国的2.6%,从16%下降到2.6%,如果不是由于港币和美金的挂钩,导致港币的大幅度升值,那这个比重掉的还要更惨。
香港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体制、这么多的人才,我相信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反弹力。如巴顿将军所说:我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爬得多高,而是看他跌到谷底时反弹得多高。所以我坚信,香港的政府、香港的人民,香港的企业,当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香港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前景的城市,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作者2017年1月3日第六届香港世界论坛演讲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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