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香港”将有一个新名字，必开创粤港澳大湾区新传奇！
来源：第一财经网 （微信号cbn-yicai）授权深圳梦发布
作者：第一财经记者 秦新安
这几天，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成了话题热点——
很显然，两地交流机会的增多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拉近，带来了这一自然而然的变化。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到来之际传出此新闻，透露出两地民众对彼此关系、未来相处方式的共同关心，也引发了诸多议论、思考。
这种议论与思考尤其在香港的邻居深圳表现热烈。由官方或民间机构举办的“深港合作”主题论坛接连不断，传媒上各类观点、各种“互利双赢”的故事，几乎主导了这个城市整个6月的公共议程。很难见到，一个城市，会自发地对另一个城市的“生庆”如此热心。
而在深圳河的另一边，700余万香港人更是不可回避地也在关注同样的话题：怎么看待今天的香港？怎么预期它20年后的样子？对于在回眸和展望中都无法绕过的邻居深圳，该怎么和它相处共存？
鉴于香港之于中国的意义、世界的地位，这其实不仅是香港人该思考的问题，甚至不仅是深圳人、广东人该思考的问题。作为长期关注香港和整个中国命运的财经媒体，第一财经也加入了这场观察和思考。通过深入研究、广泛采访，一个结论逐渐在我们的脑海里清晰——香港的未来发展离不开深圳，深圳的继续崛起也离不开香港，两地携手合作，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而这种合作，必将缔造一个世界级的未来都会，续写两个城市的发展传奇。我们认为，更紧密、深入地合作，应该成为两个城市坚定不移的共同策略，我们为这一策略取了一个名字，叫“港深+”。
香港挑战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几经蜕变，已由昔日小市镇，变身今日大都会。香港赖以成功的因素很多，也许还包括一点运气。因为位处东亚/东南亚战略性中心位置，香港担当着区域运输枢纽及中国南大门的角色。香港拥有世界级的运输及电讯基础，包括全球最繁忙和高效的深水港口之一。此外，香港还有开放的经济体系、稳定的货币制度、简单的低税制、完善的法律及会计服务，效率卓越的公务员队伍及崇尚务实、诚信、高效、打拼的市民精神。上述种种，使得香港逐渐成长为国际商业及金融中心、主要贸易中心及亚洲运输枢纽。
自上世纪70年代起，香港每隔约10年便对其发展策略进行一次检讨。香港规划署于2007年颁布了《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地位为长远愿景。2015年，香港提前启动了《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课题，因为规划署发觉“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诚如其言。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经济总量的比较。拿港、深两地来说，2001年，深圳GDP尚不及香港的18%，到2010年拉近至相当于62%，2015年已相当于92%。要不是汇率的原因，去年就已实现反超。今年如果不出意外，反超将是大概率事件。从人均GDP来看，差距也大大缩小。
近20年来，香港在多个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表现不俗。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近日发布《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到2017年，香港已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此外，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香港一直稳居前列。
香港的总体竞争力依然强劲，但各种挑战与问题也日益显现，狮子山上的狮子，已经无法继续气定神闲。
无可否认，近年来，香港社会开始滋生一种夹杂着失望、焦虑和防备的复杂情绪，这种情绪虽然并不占主流，但与过去人们感觉的香港人自信、开放、包容、积极的形象格格不入。
在北京出生长大的香港大学教授王缉宪是“香港2030+”的咨询专家，他在去年出版的《香港怎么了》一书中提到一个小故事：多年前的某天，他和妻子经罗湖口岸到深圳后，在排队等出租车时，遇上前面一个正要上车的香港年轻人与司机吵起来，用广东话批评司机不该挑客拒载。王太太在旁边好心用粤语跟这位港青说，可以打个电话投诉，跟司机吵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可这位港青突然把怒火转向王太太：“你港府话都说不标准，就想和他一起欺负我！”王缉宪感叹：这种“发烂渣”的情况，就是内地朋友常常提到的某些香港人在内地往往自以为是人上人、实际上已经变成“港灿”的故事吧？
“港灿”的出现，发人深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1年发布的都会福祉指数显示，香港高居健康指数榜首。但报告同时指出，虽然香港在健康方面表现良好，但污染、空间窘迫、房地产价格高企等，都对城市生活及市民整体福祉带来影响。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略网络2016世界快乐报告显示，香港人的快乐程度在157个经济体中排第75名，与其经济竞争力水平大异其趣。岭南大学的一项香港人快乐指数调查指出，香港人不快乐主要由于工作压力、长工时及财政负担。
香港人的不快乐，与香港整个城市的处境是分不开的。香港规划署在“香港2030+”专题报告中，分析了香港目前的弱点：
可发展土地有限，并且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房屋问题已成为香港极受关注的问题；
作为一个细小而开放的经济体，香港易受区域及环球经济冲击的影响，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全球金融海啸及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都令香港心有余悸；
在创新科技成为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趋势下，香港的科创表现不佳，科研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仅为0.74%（2014年），约为以色列、韩国的1/6；
文化特色相对薄弱，既是国际都会，也仍是一个“中国人社会”；
面临多种环境问题。
带着这些弱点，香港还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面对来自亚洲及内地城市日益激烈的竞争，预期在世界竞争力平台的表现将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剧，（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预期将由2014年的15%升至2044年的33%、2064年的36%；建筑物老化，房屋重建及新建需求巨大；气候变化，热岛效应、极端天气及海平面上升危机；能源和水资源短缺。
城市的这些普遍性弱点与危机，作用于具体的个人，难免造成工作机会、生存境遇、身心健康的压力，出现“港灿”也就不难理解。
香港贸发局主席罗康瑞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过去十多年，我们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没有较大调整，一个靠金融，一个靠房地产，这样是不健康的。”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也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感言：“我是内地人也是香港人，我觉得生活在这多年，的确感觉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经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对香港的发展速度和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喜悦，另一方面也对发展的未来方向充满焦虑。”
李小加以自己熟悉的资本市场为例说，目前香港（资本）市场从绝对量和增长速度上是能让人自豪的，但相对内地的规模和重要性，30年前和今天不一样，差距在缩小，甚至很多地方内地已经开始超越香港。“毕竟以前优越惯了，今后怎么办，怎么能够长期守住自己的定位，守住自己的核心价值，同时又对自己的核心价值充满信心，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李小加说。
香港的未来发展离不开深圳，深圳的继续崛起也离不开香港
深圳崛起
如果刻意对比香港和内地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深圳是个天然的对象。事实上，对于自古以来就血脉相连，改革开放后跨过罗湖桥喝茶捏脚经商办厂甚至购房住家的香港人而言，他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主要产生于深圳，而今，如果说内心深处略添了一份危机感、焦虑和失落，可能也很大程度上拜深圳所赐。
港深两地人当面是忌于进行这种比较的，官方更是心照不宣地保持某种低调的相互欣赏。但他们会暗地里相互打量。比如在香港人眼里，深圳除了喝茶捏脚便宜、行人车辆不那么守规矩、住房面积大这些特点，一定还少不了这些巨变式的成就——
首先是庞大的经济总量。短短30多年，深圳就从一个贫穷的渔村，发展成了2016年GDP超过1.93万亿元、公共财政总收入7900亿元（其中中央级财政4765亿元，地方财政3136亿元）的超级城市。
巨大经济总量可不是多年前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堆积起来的，而是呈现富于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深圳的第三产业GDP占比达60%，金融、物流业发达，诞生了中国平安、招商银行、顺丰速运等世界级企业；第二产业以高新技术为主，过去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4%，2016年新兴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3%左右。
目前，在4G技术、超材料、基因测序、3D显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深圳的创新能力已处于世界前沿：华为、中兴在第四代移动通信TD—LTE技术领域的基本专利占全球1/5；华大基因的基因测序产出能力占全球50%以上；超多维凭借其在裸眼3D领域的创新，2015年仅专利授权收入就达3000万美元；柔宇科技创始人刘自鸿告诉第一财经，作为柔性显示领域的领军企业，公司创立5年估值已突破30亿美元，成为世界知名的“独角兽”。
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得益于这个城市的创新意识、包容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作为改革开放中诞生成长的经济特区，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城市人口的90%以上是外来人口，“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不折不扣。一批批的移民，带着质朴的致富梦想，带着“杀出一条血路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斗志，掀起了生生不息的创业潮。
如今，深圳拥有逾350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并且主要是民营企业，世界罕见；衡量城市创新能力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3年稳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量的一半左右，超过了以国家为单位的法国和英国；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4.1%，直逼研发强国以色列、韩国。2015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第六个中国大陆创新城市排行榜，深圳第四次登顶。
今年4月初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以万言长文关注深圳的创新发展，并给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创新带取名“硅洲”（Silicon Delta）。文章写道：深圳正在改写一条世界规则，即如何拥抱“开放性创新”。深圳早就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山寨之都”，而是演变成了一个由协同、快速学习供应和工厂组成的强大的生态系统。也正是因为这一生态系统，使得深圳成为了“创客之都”，世界各地的创客趋之若鹜，短短几百米的华强北街道，就能给他们几乎任何需要的基础硬件，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处。
当然，深圳的城市发展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短板。比如，教育尤其是高校资源不足，医疗资源缺乏，国际交互程度不高，土地资源紧缺等等。深圳官方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正在大力补强。像高等教育，深圳通过积极引进国内外名校合作办学，已从最早只有1所大学，发展到拥有10所全日制大学和10个特色学院。这些大学不是有名无实的所谓“分校”，而是实实在在的“校区”。医疗方面，也以引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方式，增设了多所三甲医院，其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探索尤为外界和市民认可。
以上优点，加上簇新的城市面貌和良好的空气质量、还算便捷的交通，使得深圳成了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53万人，增幅居全国首位，增长量仅次于人口基数大得多的广州。深圳湾创业广场总监邹小璐告诉第一财经——2016年，李克强总理曾在那里出席第二届全国“双创周”活动——作为为创业者和创投企业服务的机构，他们每天都举办大大小小的专场交流活动，几乎每个场地都座无虚席，甚至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春天的故事”相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耳熟能详，“深圳奇迹”从一开始就与香港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完全因香港而发生。深圳政府从建市伊始就确立了“服务香港，学习香港”的思路，这一思路到今天都没有动摇。嘉里建设主席黄小抗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回忆，当年他在袁庚领导下创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拉了包括香港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入股。深圳市从蛇口的“三来一补”加工厂起步，逐步走向今天的科技、金融立城，实现创新发展，堪称每一步都因香港而兴，因香港而变。
这一点，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建设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前海合作区是2010年成立的，作为“特区中的特区”，从它的名字也能看出，其身负促进深港合作的使命。2016年，前海合作区整体纳入了广东自贸区前海蛇口片区。前海蛇口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前海合作区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告诉第一财经，7年来，前海牢牢抓住“深港合作”这副牌，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今年5月，在前海蛇口自贸区注册的港资企业达4564家，注册资本达3898.82亿元。2016年，注册港资企业实现增加值392.61亿元，占前海蛇口自贸区的27.7%；纳税85.35亿元，占31.7%；实际利用港资36.07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的94.8%。此外，前海跨境金融合作高速发展，尤其是跨境人民币贷款保持快速增长，2016年底备案金额超过1100亿元，累计提款364.57亿元，业务规模领先全国。
“傍着大款好赚钱”，主要靠填海而来的区区15平方公里的前海，为深圳创造了一个继续依托香港、联结香港的新平台，也带来了一个超级聚宝盆。“精明”的深圳人从深港合作、从前海建设中尝到了甜头，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离京视察的第一站选择前海后，深圳连续两任市委书记马兴瑞、王伟中，都将前海作为自己履新深圳后赴基层调研的第一站。
湾区核心or “超级新加坡”
深圳因香港而生、而兴，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并未引起香港的注意。也难怪，香港的经济是面向世界的，虽然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曾是它这个“前店”的“后厂”，但只要生产正常，货源稳定，香港并不需要过多关注厂长和招商官员们的想法，它只要服务好自己的客户就好了。厂长和当地政府、工人赚得再多，也不会有它这个下订单的“老板”多。
这种情况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发生了改变。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许多内地学者专家开始热议“深港同城”、“深港一体化”，但那时可谓剃头挑子一头热，香港各界并无多少回应。中国“入世”后，香港的贸易和资金中介角色很快受到了挑战，它对中国内地的意义，看起来下降了。这时候，香港人开始初步产生了加强与深圳合作的想法，于是有了之后2003年皇岗口岸的24小时通关。随着两地民间交往和经济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到了2007年，两地对合作发展形成了进一步共识，一个重要标志是，“深港大都会”概念，继深圳方面最先提出后，首次进入了香港特首的施政报告。
饶是如此，香港人对与身边这个“穷亲戚”走动，依然远不如“穷亲戚”那么有兴趣，有时甚至流露出些许厌怠。拿前海建设来说，一些来自政府和企业界的人士曾不约而同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香港方面对前海并不感冒，有些人担心，前海起来了，会不会抢了香港的蛋糕。也正是有此背景，才有了深圳政府官员一拨又一拨前往香港进行解释沟通，表达“服务香港”而不是“分羹抢食”的善意。
是香港不需要深圳吗？这显然是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外向型经济体香港来说，深圳的重要性，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有多大？选择跟深圳“抱团”，与跟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广州或新加坡、伦敦“抱团”，哪个的价值更大，边际效益更好？2001年之后的香港政府与民间，不可能不思考这些问题，之所以未有行动层面的较积极反应，其实是因为缺乏一个较为激烈的内外环境变化契机，比如发展道路上遇到足以决定前途命运的“危”或“机”。
从“危”的角度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和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都未能对香港产生致命威胁，真正让香港各界“动心”的，反而是一个重大机遇的出现。这个机遇就是由内地提出的“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尤其是后者。
回归以来，在经济和社会信心于2007年左右到达阶段性高点后，香港在过去的10年略显平淡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平淡，在邻居深圳高歌猛进的映照下尤其醒目。香港各界都在思考、寻路，粤港澳湾区战略的猛然出现，立刻让所有人眼前一亮。当这一概念经由总理之口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后，很快成为了香港、澳门和广东官商学界的话题焦点。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曲折，很快达成了高度共识。在粤港澳合作这一框架下，粤港尤其是深港合作，迅速上升为相关各方的共同战略选择。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多位香港和内地人士，无一例外地赞成这一战略，他们同时普遍认为，深港合作将成为大湾区建设的抓手，“深圳+香港”的组合，是大湾区核心与龙头的不二之选。
受深圳市发改委之托，深圳市前副市长、现哈工大（深圳）教授唐杰领导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展一项关于世界都市群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粤港澳湾区城市群。唐杰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粤港澳湾区城市群在结构上形成了以港深为核心、东西横向的沿海城市带和南北纵向的沿珠江城市带。湾区建设应以港深为核心、珠江为轴线、沿海为湾区城市带，西部沿海城市圈、东部沿海城市圈、港深莞惠都市圈，珠（海）中（山）江（门）、广（州）佛（山）肇（庆）都市圈为五圈的“一核一轴一带五圈”湾区城市群，推动形成网格化空间格局。
深圳市前副市长、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深港之间无论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还是多年合作的经验共识上，都决定了双方合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建议，深港要在粤港澳合作中履行先行先试的职责，探索将香港自由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共同建设国内和国际最大、最好的金融服务中心、航运和物流中心及高科技产业中心，努力形成‘深港经济共同体’，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引擎。”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等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亦多次公开表示，香港可以当粤港澳大湾区龙头。罗康瑞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港深两地可以在四个方面展开合作，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结合深圳的科技创新和香港的金融优势；联手发挥专业服务功能，贯通内地和国际的专业标准；发挥各方优势，抓紧“一带一路”基建商机；打造全球领先的物流中心。
王缉宪认为，虽然从政治上和体制上谈论港深“同城化”和“一体化”并不合适，但这不应该成为香港把自己挡在合作大门之外的理由。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深圳的制造业占到40%是“健康”的产业结构，香港的只有1.4%是“空洞化”。如果把均衡视为“健康”的话，也许新加坡是最健康的，因为它作为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制造业仍保持了18%左右的占比。然后他发现，如果把港深两地看作一个都市圈，鉴于两地在GDP总量上相当接近，将两地的产业数据按照GDP比重加权后做一个叠加，得到的是一个与新加坡十分相似的经济结构。“这说明，如果港深两地合作发展，可以形成一个‘超级新加坡’。”王缉宪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三大抓手：产业、交通、人才
港深合作的共识要从理念变为现实，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综观多方观点，产业、交通等基础设施与人才，是合作能否成功的三大关键点。
产业层面合作，理当是港深两地优势产业的错位发展与互补，其中最大的两者，无疑是香港的金融业与深圳的科技创新产业。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稳固，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和粤港澳湾区战略又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的理想设计中，香港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商品通是十分重要的工具。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前我们做两个客户的生意——世界有钱的人和中国需要钱的人，现在中国也有钱了，世界上则出现了需要中国钱的人，今后我们就要做两边四方有钱人和需要钱的人的生意。”李小加对第一财经说，“今后香港要从一个简单的门户，向一个大规模的功能性平台转变，要变成一个制度的翻译器、转换器、变压器，让两边四方的投融资者，都能在一个彼此适应、相互信任的制度、机制下实现交易。这就是香港今后一二十年要承担的角色，也是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和我希望将来推出的商品通的核心理念。”
博龙资本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花醒鸿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香港和深圳从体量上讲，其实都已是很大的金融中心，只不过一个更多面向国际，一个主要针对国内。两地的合作，可以参考过去制造业合作时期的“前店后厂”模式，互为金融业的“前店后厂”，打造出新型的国际金融中心。
深港金融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深圳57家银行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5.34万亿元，交易涉及15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香港地区的结算量占74.25%。两地金融业界 常来常往，去年还建立了由两地政府金融部门、驻深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代表性金融机构等共同参与的金融合作常态化机制，每季度定期会晤。
科技产业是香港业界近年来呼吁较多的一个发展方向，这跟香港因为产业结构单一而导致抗风险能力不强有关，或许也有邻居深圳在这方面成就卓著的榜样影响。
这一诉求在“再工业化”的口号下展开。最初是香港工业总会向特区政府提议，制定推动“再工业化”的措施，从而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2016年度的特区行政长官施政报告，正式纳入“再工业化”提议。在2016年春季一次赴惠州、深圳的香港工业企业考察后，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写道：“香港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网络，又邻近内地庞大、高效的生产基地，应该充分发挥和内地邻近地区的协同优势，推动‘再工业化’，提升经济竞争力。”
在香港推行“再工业化”、大力发展科创产业的过程中，位于深圳河边的河套地区被屡屡提及。两地政府都对该地区的规划发展寄予厚望。香港特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就公开表示，特区政府将为“再工业化”提供全面支援，其中就包括，通过香港科学园和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建立工业研发和工程设计群组，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心和数据技术中心。这一愿景，也得到了深圳方面的积极回应。
跨境交通是港深两地合作良好开展的物理基础。跨境交通设施建设实际上既涉及跨境的问题，也涉及两大城市内部交通体系效率的问题。在这方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于2016年10月组织多位港深专家召开深港合作圆桌会议，提出了十大建议。张思平告诉第一财经，其中“加快落实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方案”、“推动港珠澳大桥单‘Y’变双‘Y’”、“重启深港西部快轨建设”、“增设9个跨境口岸”等建议，在港深两地引起了积极反响，有些已进入政府规划研究视野。
在港珠澳大桥和连接香港的高铁建成后，粤港澳三地的联系还会进一步加强。图为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人才合作方面，在6月22日举办的首届前海深港合作论坛间隙，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汤晓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深港合作目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才不通”，解决办法则是“人才通”。他的观点得到了一起与会的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的支持。赵令欢力倡深港两地合作打造全球PE中心，推出“私募通”，其中包括私募“资金通”和“人才通”，让前海成为世界私募人才高地。
而在头两天于香港举办的腾讯“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人才通”也成为焦点话题之一。腾讯CEO马化腾在论坛上建议，粤港澳各方联合推出“湾区人才计划”，在社保、税收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让三地人才实现畅通地流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有关报告也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应打造“优质生活圈”，加强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合作，简化口岸通关查验，取消手机漫游费，探索湾区内教育、医疗、环境、文化等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的互认、资源共享，实现包括人才在内的所有常住居民的便利流动。
从狮子山到蛇口半岛
“同处海角天涯，携手踏平崎岖”，这句出自香港经典电视剧《狮子山下》主题曲的歌词，鼓舞了香港几代人，用在寄望港深两地携手合作大业上，似乎也再合适不过。
狮子山是香港人的精神高地，蛇口则是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象征，也是深圳特区成功经验的缩影。从狮子山到蛇口半岛，两地人民共同书写的经济奇迹，刻在了世界城市发展的荣誉簿上。
自称“蛋人”（外白内黄）的兰桂坊主席盛智文，9年前放弃加拿大国籍，加入了中国籍。他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对一国两制和香港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随着广深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等交通设施的建成，香港的边界将消失不见，很多香港人将迁居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城市，就像纽约市民搬迁到新泽西、康涅狄格州，伦敦市民搬到其他地方一样，“香港的重塑将持续下去。”
包陪庆是曾为香港回归立下汗马功劳的船王包玉刚的女儿，她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则说，香港的年轻人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不要在困难面前关门抱怨，“你应该去内地看看，去深圳、珠海、中山看看，那里都发展得非常好。去看看，吃吃那里的美食，那样就不会老，不会衰退。”
香江滚滚，逝者如斯。如果带着两位长者这样的心态和胸怀，相信港深两地合作书写的华章，必将持续。
原文标题：港深+：奇迹之城的下一个20年
来源：第一财经网 （微信号cbn-y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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