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一个叫深圳的地方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她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名副其实的排头兵，更被公认作创新之都，而这一切究竟从何而起，新时代的追梦人又将走向何处？
“深港创新大讲堂”2020年首场活动，一位重量级的“春天的故事”书写者、中国与深圳改革的先行者徐景安先生带来精彩演讲和互动分享。
深圳梦特别推荐给大家！这可能是深圳2020年初最动人心弦的演讲，值得您仔细品读。
先行示范筑梦热土
创新精神薪火传承
“深港创新大讲堂”2020年首场开讲
1月11日下午，围绕深圳创新城市的发展史，我辈建设者如何在新时代发挥、实现自身价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改革老将徐景安做客“深港创新大讲堂”，以《创新之都从何走来新时代追梦人将走向何处》为题，为当代的深圳追梦人上了一堂直击内心的人生课。120余名来自政界、学界、商界和媒体界的朋友参加了此次讲座，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徐景安先生首先回顾了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创新之都早期建设中那些披荆斩棘、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亲身经历，接着引领当代的深圳人思考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景安先生用自己波澜壮阔、奋斗不止的人生经历，为大家深刻解读并示范了“价值和意义驱动”的一生，不光是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创造价值。讲座过程中掌声阵阵，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在本次活动反馈表“您印象最深，收获启发最大的是”一栏中，参与者们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珍惜社会资源，做一个有社会价值，被社会需要的人。”
“能给别人带来幸福，为他人、社会付出的就是他的社会价值所在，生命的价值意义的追求。”
“以幸福为目标，活在当下，珍惜关爱身边每一个人。”
“只有先认识到并承认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才能做出合理正确适合的发展道路。”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现场的精彩演讲及互动内容—— 创新之都从何而来，新时代追梦人将走向何处
主讲嘉宾：徐景安
深港创新大讲堂，2020年1月11日
徐景安（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徐景安先生是中国与深圳改革的先行者。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任深圳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徐景安先生是深交所创办、深圳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深圳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重要推动者之一。现任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徐景安：今天的题目创新之都从何而来，先说一下创新。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没有创新也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没有创新也就没有深圳的今天与未来。我们要进入新时代，就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路径创新、方法创新。创新是如此之重要，但也如此之艰难。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太善于创新的民族。德国有个全世界抄袭的排名奖，前十名全部是我们中国的。不爱大智慧，好耍小聪明，喜欢抄袭照搬，因为创新很难。
创新需要突破认知的障碍，利益的障碍，制度的障碍，习惯的障碍。布鲁诺说，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就因这么一句话的创新，被烧死了，就为这句话，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前途就在于创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要创新。创新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创新是永远的题目。
深圳是创新之都，因为没有创新就没有深圳。40年改革，深圳快速发展，2018年人均GDP达到2.9万美元，成为副省级中最富裕的城市，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名符其实。邓小平在成立深圳特区时要求“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可见当时深圳创新的艰难。深圳创新的实施是以袁庚为代表的一批人闯出来的。深圳创新首先是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袁庚创建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大胆的理念创新，顺应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怳下，罗湖尝试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与港商合作开发，这在当时违反宪法不准土地以任何形式转让的规定。这项改革最终导致宪法的修改。深圳的发展最终是依靠来自五湖四海的追梦人付出智慧和汗水实现的。作为深圳改革的参与者和亲历者，1977年底我从北京来到深圳担任体制改革委主任。
1979年我从国家计委研究室调入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打破了计划经济坚冰，为转向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1980年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当时面临财政赤字，经济调整。我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提出发展消费品生产，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靠票证维持消费品供应的局面。这个建议被国务院采纳，从改革之初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1982年成立国家体改委，我任宏观规划处处长。1984年9月3日到10日，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也叫“莫干山会议”。我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并根据会议的讨论起草了《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其中提出的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思路，被采纳，这就是价格双轨制的由来。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1985年成立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任副所长。当时我国城市住房制度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每平米租金0.11元，不够管理、维修之用。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建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于是成立了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的成员。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1987年底应李灏书记（原深圳市委书记）之邀，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来深圳就任体改委主任。我的主张很明确，为企业做红白喜事。好企业搞股份制和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和破产。
▲ 1987年，在就任深圳体改委主任之前，徐景安曾以国家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沧州、湖州和温州做推动试点工作。图左三为李灏，左一为徐景安。
在我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公司暂行规定》。据此，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1990年12月1日由李灏书记拍板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
▲ 作为中国大陆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深交所与中国证券市场共同成长。
1989年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到1993年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1991年12月26日还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我还发明了强制破产。对达到法定破产界限、确已无法挽救而债权人和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的企业，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强制其依法进行破产。1987年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这给了我很大启发。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我任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账户与共济账户，当个人账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账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第一，有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拥有改革的决心、魄力和智慧，为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和发展指明方向。勇于面对实际、承认现实，是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决心改革开放的原动力。邓小平访问西方发达国家回来后，说“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于是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行了伟大历史转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深圳经济特区，也肩负了创新的历史使命。
▲ 矗立于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的邓小平铜像
在深圳改革处于艰难的历史关头，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坚定了改革方向，尤其是保住了没有出生证、面临关闭危险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以袁庚为代表的深圳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勇于创新。1984年我作为中国体改所副所长应袁庚之邀访问蛇口，给我深刻的感受。他开发蛇口，不是出于商业利益，而是为中国开放，吸引外资探路。他是老共产党员，家住深圳大鹏，看到蛇口海面上飘浮的一具具偷渡香港的尸体，深深触动了他，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为什么奋不顾身地要偷渡资本主义的香港？他要为中国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创出一条路。他大胆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他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而是个理想主义者。
深圳经济发展有两大发动机，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深交所。1987年我未来到深圳时，体改办发布了《鼓励发展民间科技企业的若干规定》，这既为创办民营企业提供了合法性，又吸引了许多科技人才。华为、腾讯等一批高科技企业也就云集深圳。我来深圳积极推动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上市，同时深圳建立了资本市场研究小组，为建立深交所奠定了基础。一生谨慎的李灏书记在没有红头文件的情况下，决定深交所开业，可能是最有魄力的一件事。第三，一大批怀揣理想和追求的追梦人敢于闯荡。来深圳的人大都是不安份的人，他们被深圳改革开放的氛围所吸引，放弃原来的铁饭碗，来寻找机会。当时深圳通往蛇口的深南大通是条土路，在炎热的夏天住着铁皮屋。许多地方空空荡荡，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深圳人奋斗着。国贸大厦创造了“一天一层”的深圳速度。诞生了华为、腾讯、万科、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一大批著名企业。 经过40年改革，深圳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使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是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第一的时代。那么，新时代是什么含义呢？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将走向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新时代。什么时代做什么人，什么人创造什么时代。打仗革命的时代做革命人，冲锋杀敌，不怕牺牲：政治挂帅的时代做政治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发展第一的时代做经济人，发家致富，挣钱第一：幸福为目标的新时代应该做幸福人。现在有一个严酷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有一部人先富起来了，面临新时代怎么做一个幸福人？而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达到物质富裕的程度，甚至还在为生存而奋斗。对他们来说，幸福似乎还很遥远，挣钱依然是第一位的。他们有条件做幸福人吗？今天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终极目的都是幸福，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对富人来说，有钱了未必幸福，还有什么可追求？对还在为富裕而奋斗的人，怎么改变命运，如何在挣钱的途中不要以牺牲幸福为代价，能不能做到既挣钱而又幸福呢？ 第一是物质利益驱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首要前提是承认物质利益原则，这是人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发展第一，就是允许、鼓励追求财富。传统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失败就是不承认物质利益原则。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从而引申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事实证明，人民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是无法采取统计、分配的办法满足的。改革之前，穿的衣服大都是蓝色、黑色、黄色，统一着装。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满足民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其背后的动力就是物质利益，市场经济调动了个人无穷的积极性、创新性，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巨大动力。市场经济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把财富作为衡量人的价值标准，这就步入了误区。挡不住各种诱惑，为了弄钱，不顾道德、不顾法纪、不顾风险，不顾前途，甚至不顾生命，多少人受到严厉的惩罚，依然前赴后继。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现如今，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富人想更富，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没有错。但是把财富作为唯一、至上、终极的目的，就如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同样，正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也不能把财富作为唯一、至上、终极的目的而急功近利，否则会跌入深渊、一生不幸。
人还有第二个动机，价值意义驱动。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只是为了生存，没有价值意义的追求。今天有很多人说，要实现自我价值？他们把住豪宅、开名车、戴名表，作为自我价值的体现，网上不断出现炫富的画面，这只是自我欲望的满足。所谓价值，一定是客体来衡量的。一杯水的价值是什么？它能满足人喝水的需要，也就是对人有使用价值。如果这杯水污染了，不能喝了，就倒掉了，没有价值了。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从而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现代人以获取而感到幸福，当官、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但获取需要竞争，承担代价，还有风险。而付出比获取会感受更大的幸福。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被社会、国家、世界需要的人，那就是有贡献的人，或者是历史伟人。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一个人的生命存在能给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带来幸福，就是生命价值的体现。今天有权、有财、有名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更大的影响力，应该更多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那么，一个在富裕道路上奋斗的普通人，眼里不应只有金钱，也应该有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追求。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有一座雕像，叫张秉贵。他是卖糖的售货员，抓一把就是一斤，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中国。我在深圳巴士集团搞培训。驾乘人员背井离乡来到深圳，薪水不高，工作压力大。有68项考核，稍有不慎，就被扣分扣奖，还经常遇到无理投诉和刁难的顾客。怎么办？一种是抱着不满的情绪去工作，行车就会浮躁、急躁，驾驶不文明，对乘客不礼貌。这样，轻则会因为违章、投诉被扣罚，重则发生交通事故受处分。心情更糟、情绪更坏。这就可能发生更为不幸的恶性事故。15路公交车的张师傅，抱着积极、良好的心态去工作。他开车心中有顾客，看到老人、小孩上车，就启动慢；上下班时乘客都是年轻人，启动就快。工作一年多来，受到顾客，尤其是老年顾客的多次表扬。他从工作中感受到乐趣，体会到价值，自然就会以好的情绪去工作。他的命运也将改变。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国外一个年轻人找了一份井下焊盖的工作，希望调动工作，没有同意。于是他安下心来，专心工作，还创新研究，发明节省焊接剂的方法，每年为公司节省5000美元，受到老板的重视。这就是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日本的一个女清洁工居然把马捅洗刷到水能喝，她后来就成为女企业家。日本的一个邮差几十年投递无误，得了国家最高荣誉奖。平凡的工作做好就不平凡，普通的工作做好就不普通。不平凡都是从平凡做起，不普通就从普通做起。一个人不满意自己的岗位可以另找，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要尽心尽力去做好。只有把每项工作做好了，你的命运才能改变。 我在2014年写了《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提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恶化。人与自我关系恶化表现为我国国民精神健康问题严重。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即每2分钟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自杀人数大大高于交通事故死亡、工伤事故死亡、刑事案件死亡、自然灾害死亡。尤其15岁至35岁年龄段，自杀成为死亡的第一原因。精神健康工作，分三个方面：精神病医治、心理障碍治疗、情感困惑排解。于是我创办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2009年4月28日开通“情感热线”88851085（帮帮帮我一定帮我），10年来接听了4万多个电话，成功处理自杀、他杀事件 32起。
▲ 2009年4月，徐景安创办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一家主要通过热线电话为人解决情绪危机的民间公益组织。图为徐景安在“21世纪GNH国民幸福国际论坛”上发言。
经过10多来年情感护理的实践，我写了《情感护理的理论和实践》，专家高度评价为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的心理咨询，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情感护理的新学派。今天几乎人人都有困惑。男人与女人，富人与穷人，父母与子女，老板与员工，教师与学生，官员与民众……人人的情感都需要关怀，人人都有责任关怀他人的情感。在全社会树立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建立情感关怀的制度。情感护理就是从关注、关怀、关爱情绪出发，了解引起情感困惑的原因，发生冲突的细节，从而帮助他认识自己、改善自己、提升自己。实践证明：情感护理是新时期做思想工作的新形式，提高民众幸福感的新方法，保障社会稳定的新举措。我已在线上培训了200名情感护理师。将来计划与北大研究院合作开班培训。我还有一个伟大理想，就是推动创建幸福中国，实现发展为目标向幸福为目标的历史新转折。
价值理念重塑就是社会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强大的动力。鼓励创建幸福城市。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创建幸福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打基础。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依靠社会力量及民众自身的力量，健全公共服务，提高幸福感。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我们要改变一切能改变的，我们必须面对不能改变的。幸福的钥匙在每个人手中。做别人没有想的，干别人没有干的，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了我的追求和喜好。许多人好奇，我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那么“野心勃勃”？我想对得起自己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等到死的那一天，觉得死而无憾、死得其所，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我死了以后，希望树葬，把骨灰撒到一颗树的土壤，吸收阳光、制造氧气，为自然界做最后的贡献。讲到这里，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显示自己有多么高尚的情操，我只是出于一个利己的动机：活时幸福，死时安心。
主讲嘉宾：徐景安
深港创新大讲堂，2020年1月11日
观众提问：我记得看到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可能理解错了，社会主义就是关心社会问题。您今天讲座中提到的，资本主义才是追求金钱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社会幸福的。您对我国现在的主义有什么看法？
主讲嘉宾：我想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资本主义。有资本才有主义。所有决策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定，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按照资本的投资比例承担风险，取得收益 ——这就是我对资本主义的经典解释。马克思说，社会要是都由资本家说了算，一定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所以他要创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按照拉丁文“socialismus”,就是社会的、大家的、共同的，集体的。也就是这个社会不是你资本家一家的，是大家的社会的，所以叫社会主义。它的价值目标，就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至上。这是人类的理想和目标，因为人类历史上存在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家利益至上，或者特权利益至上，还没有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所以我认为马克思创造的社会价值目标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这个目标，而提出的路径和方法，在今天看过时了，比如说计划经济、消灭私有制、劳动价值论，我们通过改革逐步改掉了。这就发生了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所谓改革就是告别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今天中国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他们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与路径方法区别开来。怎么可能要求180多年前马克思写的蓝图，从目标到路径、方法全部都写的很好了直接照做就行，那样的话还要我们干什么？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全都是对的。如果是这样，怎么解释苏联解体，中国改革？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其他都是转移价值，不承认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了革命，为了剥夺资本而创造的理论，今天无疑是过时了。现在我们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课，学生不怎么爱听，原因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没有与时俱进，避开了改革带来的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创新的阐述，缺乏说服力。马克思讲的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又怎么理解呢？什么叫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怎么衡量呢？我做出了理论创新。所谓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就是大家普遍幸福，普遍幸福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但是不可能是人人幸福，因为由于个体的原因，你可能就是觉得不幸福。但是普遍的人都是幸福的。我坚定地拥护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需要创新、需要改革。我坚定的拥护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也要创新、要发展。我坚决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能代替中国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要改善，真正应该按照习近平同志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我们的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做到这个，我觉得中国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观众提问：我是研究社会学的，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个幸福指数的体系，比如从工作、情感、生活之类各个角度方面，用来做评估呢？主讲嘉宾：幸福指数是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叫幸福度，它是可以衡量的客观指标，比如说人均的寿命、教育的普及程度、医院床位数、人均收入等等。客观衡量的指标，都是每个评估机构自己设计的，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幸福度的指标。由于指标体系不同，加权也不同，所以可能出现的排名也不同。另一个是幸福感，采取与民众生活有关的指标设计问卷进行调查来得出。所谓幸福就是人对重大需求满足以后产生的愉悦感，这种客观需求叫幸福度。幸福又是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感和幸福度结合在一起就形成幸福指数。幸福指数是不丹的一个国王创造的。20世纪70年代，他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到不丹。因为不丹是个佛教国家又是农业国，他感到如果要用GDP来衡量的话，永远也追不上先进国家，而且会破坏整个社会环境。这个国王非常聪明，他发明了“国民幸福指数”，是可以统计测量的。现在联合国接受了他的提议，把3月20号作为国际幸福日。
2010年我曾经为汕头市制定了幸福客观指标体系和幸福感问卷调查。汪洋书记访问汕头以后，回来后提出幸福广东，也搞了一套广东的客观和主观的幸福指标体系，他待了一年以后到北京了。但是幸福这两个字在全中国传播开了。现在电视连续剧，都在讲幸福，“幸福来敲门”“金太郎的幸福生活”等等，中央电视台还举行幸福采访。今天十九大的报告，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了。建党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人民谋幸福。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为人民谋幸福。按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就应该建立一套幸福的指标体系去衡量。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就要为幸福中国做示范和榜样。观众提问：我的问题是深圳如果对标新加坡，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的方面来看的话，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借鉴什么？
主讲嘉宾：新加坡的不少经验值得借鉴，但我不主张对标的提法。中国与深圳需要提出新的理念。既然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就应该以创建“幸福中国”为口号，以“幸福中国”来统一海峡两岸。香港问题的根本，是因为香港人不认同我们的意识形态，台湾问题同样是这样。如果提“幸福中国”，包括幸福台湾、幸福香港、幸福澳门，大家就能达成共识，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比如新加坡将“住者有其屋”作为公共政策，由政府供应廉价的公屋给低收入群体。台湾建立了从领导到平民的平等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澳门到年终，永久居民发1万澳元，非永久居民发6000澳元，作为红包。还建立一个日间照料中心，开汽车接送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当然澳门人口少，只有70万人。但这种为民着想的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政府应该在为民造福的各方面做得更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分歧。我搞社会主义，你搞资本主义，你就是不喜欢我。那我就换个词儿，就像那个不丹国王，非常巧妙。他不是推销佛教，而是推销“国民幸福指数”，这个理念最终被联合国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普遍幸福。这就是建设幸福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只有让中国和世界实现普遍幸福才能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世界同样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是以财富为目标的。全球总人口75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而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世界30%的资源。全世界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需要20个地球。所以美国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创建“幸福中国”，在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创造出一条幸福之路来，那就将为全世界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幸福中国可以代表世界的未来。我们对川普这么说的话，他能说什么？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多么有气势：共产主义灵魂在欧洲游荡，我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我们不是讲理论自信吗？可以把“幸福中国”到联合国去讲。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做。原先我对老子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很不理解。治国而且是大国能像烧个小菜那么简单？现在想明白了，治国有一个好的理念、好的制度、好的领导，就行了。具体来说，以幸福中国为理念，以这个理念建立制度，保障理念的实现，党的各级领导以身作则。这三句话做到了，中国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今天深圳就要做幸福中国的示范，创造幸福的深圳，也为幸福台湾、幸福香港、幸福澳门做示范，为世界做示范。中国面临新转折，世界面临新转折，从资源有限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创造人类的新文明。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
本次活动主办方深港产学研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是由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于1999年8月共同创建的正局级事业单位，坐落于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基地立足深港湾区，是一个高层次、综合性、开放式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公共平台。其所属的培训中心承担引进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国内外名校教育资源，是大湾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培训基地，成立20余年来，为深圳市、大湾区以及全国培养各类高层次人オ数十万。
“深港创新大讲堂”是由深港产学研基地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主办的面向社会各界人士的系列公益讲座活动。大讲堂紧扣“创新”主题，聚焦体制机制、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管理等领域的创新前沿动态，邀请知名专家教授、学者型官员和优秀企业家、管理者登台演讲。迄今已举办十一期，广受关心大湾区发展的和热爱学习的各界人士的欢迎。
来源：深港创新大讲堂、深圳梦（微信号ID：SZeverything）
本文根据徐景安先生于2020年1月11日在“深港创新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而成，经作者本人授权“深圳梦”首发。
关于深圳的一切，关注深圳城市、精神生长！
我们的使命是：星辰大海，只与梦想者同行！
拥有深圳梦，请关注（微信号ID：SZeverything）
欢迎来稿，合作，畅谈深圳梦，邮箱至：SZeverything@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