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会见那些事：致敬那些追求自由的当事人
肖文彬：诈骗犯罪、经济犯罪大要案律师、广强所副主任暨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承办过不少中央电视台报道、公安部、最高检、最高院督办或指定管辖的案件，手机号微信：13716737286）
周淑敏：诈骗犯罪大要案律师、广强所诈骗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核心成员
——力求在诈骗犯罪、经济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01
前言
人生最珍贵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健康，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感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说法，但对于关押在看守所（监狱）的人来说，最珍贵的莫过于自由，最痛苦的莫过于失去自由。此时此刻，自由是稀缺的、无价的，高墙内外，差异巨大。
对于常年办理诈骗类、经济类刑事案件的律师来说，经常能面对面地会见当事人，经常有形无形地感知到他们的各种心路历程。下面的故事与会见有关，都是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案例。
02
S某的故事
S某是涉嫌特大合同诈骗罪案的当事人，同案的几个人望风而逃，S某自认为是经济纠纷，在国外洽谈业务之后，返回国内住酒店时被抓。此案由最高院指定管辖，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阶段，检察院“旧事重提”、补充起诉增加了原来案卷中就已经有的内容（原来没有起诉）。
这样以来，S某从被抓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半的时间了，经过这四年半看守所羁押生涯的磨砺以及马拉松式的程序“拉锯”，一向坚挺自信、坚持无罪辩护的S某开始“屈服”了，屈服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来自同仓的某位落马副检察长的“建议”。此位大神告知他，你的案件做无罪辩护法院很难判、检察院也顽抗到底。根据你的案情，你可以做认罪从犯辩护，法院才会大幅度轻判。因为这笔钱最终的用途与“潜逃”的H某有关，这样也给法院、检察院一个面子。
我听后给他分析这位大神的说法并不靠谱，法院认定从犯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便有一笔金额可勉强往从犯上靠，但其他两笔却是你自己用了，结合你在案件中的作用，罪名成立的话，首当其冲的是主犯。最为关键的点，此案确实在证据上、法律上是无罪的，司法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无罪案例。但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无罪的概率低，我也没办法给他一个定心丸。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S某决定“铤而走险”、试一试这位检察大神的建议，并要求我做好配合工作。
庭审那天，S某决定认罪“不认罚”，辩称自己是从犯；我只能做“妥协式”的无罪辩护，一方面认为本案构成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另一方面即便构成此罪，S某也只是从犯，并简单陈述了一下从犯的理由，建议法院对其减轻处罚。但检察官认为是主犯。一个月以后，重审法院开庭作出判决，判处S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宣判当场，S某满腹疑问地质问法官，我的辩护意见你怎么一点都不采纳？
03
G某的故事
G某的案件已经进入二审，涉嫌保健品诈骗，他是这个涉案20多人团队的负责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会见）。由于一审判得比较重（十一年），我刚见他的时候他是比较垂头丧气的，并跟我说在法庭上无论律师和他怎么辩，一审法院都是直接忽视。
我跟他详细分析一审判决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二审如何从辩护上突破。并告诉他根据我们的经验，二审大概率不会开庭审理，而是书面审理。他听到很可能不开庭审理，就有点急了：“不开庭，二审改判还有戏吗？那岂不是要走过场？”
我跟他说不能这样作表面判断，开庭审理不等于有利，不开庭审理也不等于不利，二者不能直接划等号。
二审法院选择开庭审理最普遍的情况是：法院需要对事实和证据作进一步的查清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复杂、疑难、有重大争议，需要开庭审理。我提醒他，实务中不少二审开庭的案件结果反而不理想；但也有不少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法院通过开庭的方式，在法庭上将全案事实调查清楚，并由控辩双方对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充分质证、辩论，为的就是让当事人“输”得心服口服。一言以蔽之，开庭审理与案件结果是否理想没有必然的联系，还是要看具体的案件情况而定。G某听了我的分析讲解之后，满腹疑惑得到疏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如果法院选择不开庭审理，那就意味着承办法官将会在不久的时间内对当事人进行讯问，所以当事人能否依法应对好二审法官的讯问将是不开庭审理时能否“翻盘”的关键因素之一。
由于本案法官最终决定不开庭审理，在第一次会见中，我们针对承办法官有可能向当事人讯问的问题一一作了预测，并依法指导当事人如何对这些问题，如何直接明了地进行回答，避免言多有失。会见之后，我们向二审法院出具了长达两万字的书面辩护词，详细论证了本案为什么不构成诈骗罪以及即便构成犯罪G某也是从犯、一审量刑显失公正的辩护意见。后来二审承办检察官也问我要了一份书面辩护词。再过两个月，二审判决下来，改判G某为六年有期徒刑，其他同案人基本上在原来一审判决刑期上减半判处。至于接到二审判决，G某是什么样的心情，那就不得而知了。
04
J某的故事
J某涉嫌网络盗窃案，被抓之后，从起初的焦躁不安、心绪不宁，经过三个月看守所的洗礼，仓里的耳濡目染，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逐渐占据上风。我告诉他像他这样重大、复杂的案件是一个持久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就能出去的。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心态方面逐渐走向平静。我笑他心态有进步，越来越沉稳，他只有苦笑，还说不沉稳又能怎么办？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书，计算机、明朝那些事等等，每个月看完一本书，仓里人之间相互传阅。有空的时候还学习英语，希望将来出去之后不至于被社会淘汰。我表示理解，因为在看守所里，最好的打发时间就是看书。我告诉他，除了看那些书之外，还可以看看刑法一本通、刑事诉讼法一本通、证据法一本通，熟悉了解一下刑事诉讼方面的知识，或许对他的案件有帮助，他立即表示同意。
J某是一个重情重义、比较喜欢写信的当事人，重情重义一方面表现在与同仓的监友关系很好、经常给困难的仓友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小帮助；另一方面经常给家人写信，尤其担心家里老人忧心他的状况，经常报喜不报忧。
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努力，J某案二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案件迎来一丝曙光，J某内心虽然兴奋，但外表依旧平静。因为案件并未尘埃落定，要开始一段新的漫长征程。
05
H某的故事
H某涉嫌的是保健品“诈骗”案，经过长达一年半的“拉锯战”及在看守所里的耳濡目染，看上去文质彬彬的H某不再相信能在此地得到公正审判。他认为此类案件当地法院以往的判决都是诈骗罪成立的。为此，他决定一搏，开庭那天，H某作为第一被告拒绝出庭，法官见此情形，要求我一同去看守所做他的思想工作。到了看守所，提审到被告人H，两法官（其中一人是法院领导）问他拒绝出庭的理由。
H反客为主：“不是我不想出庭，是你们没有先解决违法问题，导致我没办法出庭。”
法官问他什么问题，H回答说法院存在以下三大违法问题没有解决：“
06
W某的故事
W某是一个儒雅有礼的读书人、名校的高材生，涉嫌的罪名是合同诈骗，一审判决无期徒刑。我会见他时留给我的印象很好。彬彬有礼，思路清晰、表达明确，唯一欠缺的是法律风险以及对刑法方面的理解与认识，这也很正常，所谓“隔行如隔山”，他毕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通过会见，我告诉他二审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突破，从程序到实体，从非法占有目的到控方鉴定意见的质证与辩护。W某对此辩护方案表示认同。
W某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有着上海本地人的精明，为他的案件操碎了心，经常找律师沟通他儿子的案件。同样操碎心的是寻找律师，据说他父母为他的案件换了N批律师，找律师的决定权握在他父母手里面。
有一天他父母突然来电，很认真地问我：“你对我儿子的案件有几成把握？”我一听就已经料到他们已经咨询过其他律师了。关于此案的辩护方案，此前已经跟他们（包括W某）详细沟通过了，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我直接说以前跟你们沟通过这个案件的辩护方案，作为律师，根据法律规定与行业规则是不承诺案件结果的。W父母对我的回答当然不满意，甚至还略带讥讽地说：“这样说来，你们没有绝对把握，人家北京某律师说过能搞定的。”我一听，只能顺水推舟，既然对方这么有把握，那你们就另请高明吧！
律师行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壁垒，很多人以为保证结果的律师才靠谱，才能使他们吃下定心丸，恰恰有人去迎合这种心理。W某案件，我当然希望他有好的结果，但他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他的父母。据说其父母为了胜诉，孤注一掷、不惜财力物力人力，BJ某律师还告诉他们与承办法官沟通了几十次，W父母对BJ某律师很满意。我听之后，只能留下一声叹息，叹息的是圈内外人士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差异巨大。
时间到了2021年五六月份，二审裁判结果已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