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Unintended后果”时，为什么不说“Unanticipated后果”

Zwart, Frank de. 《非意向后果，但并不是非期然后果》，《理论与社会》，2015年第3期。

Zwart, Frank de. 2015. “Unintended but Not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Theory andSociety 44 (3): 283–97.

绕死了我的标题。是这么译吗？

先看一组清单：

赵鼎新：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赵鼎新：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见《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

周雪光：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

冯仕政：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成伯清：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

刘玉能、杨维灵：“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outcomes)

[见《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

好了，那么同志们：

（1）为什么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有两三个译法？

（2）如果再给你们一个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你们怎么译？

继续，问题来了——

（1）为什么你们不说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而都说unintended consequences？

（2）如果再加上Unanticipated，会怎么样？

（3）如果回到默顿，能做出新的区分吗？——毕竟这是默顿提出来的。

事实上，不仅是赵、周、冯、成等中国学者都如此使用，整个西方学界，都已经使用unintended consequences压过了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而这正是荷兰学者Zwart, Frank de.认为需要厘清与分辨之事。

我姑且把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称为UAC吧，译成  非预期后果，

把unintendedconsequences称为UIC吧，译成  非意向后果。

看下面这个图，两个概念起步都一样的使用频率，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退出了舞台。

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来头呢？

默顿在1936年发表了论文《意图性社会行动的非预期后果》（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该篇论文中，只有UAC，没有UIC，关注的是“未期见”效应问题。

但到了1957年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修订了以前的想法，改口了！

把UAC看成是UIC的同义词，说：

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sociologist are found primarily in the study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mong which are latent functions) of social practices, as well as in the study of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among whichare manifest functions). (1968, p.120)

之所以这样做，ArnoldZingerle回忆说，默顿把1936年那篇论文看作是“前功能主义理论的设计”。而到了1957年之后，他想进一步促进功能主义的解释范畴，把隐/显功能解释运用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purposive behavior。

不过，作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考虑。作者不是社会学系教职，而是政治学系教职。他的质疑很简单：政治制定与落实中，常有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之说，但你以为那些政策制定者就这么too simple, too naïve吗？非要爆出那些后果，才知道自己错吗？他们难道没有之前就预见到吗？

作者引用了一些政策案例来说明，其中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分析指出，该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性别失衡，你可以说这是UIC，但其实，政策官员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非意向后果”，他们早就知道会有性别失衡，但他们并不停止政策，而是通过宣传男女平等等措施，来遮掩和转向视线，想消解掉这样的“非意向后果”。

也就是说，这样的后果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已预期（会发现）的后果，但又是“非意向的后果”（unintended but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这难道不比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傻X，只会大难临头，才知原委更切实吗？

于是，Zwart,Frank de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学：

对于一个有意图的行动后果来说，有三种可能：

1. 已预期+已意向：AC+IC

2. 已预期+未意向：AC+UIC

3. 未预期+未意向：UAC+UIC

这就好比医生用药，药有三分毒，有正作用，也有副作用（side effect）。但副作用肯定不是医生要达到的意向（intend），正作用——治病救人才是嘛。但是，医生肯定要预期（anticipate）这些正作用，但又权衡（weight）他们的副作用影响。这样对正作用与副作用的权衡，也一样如同政策制定一样

——副作用已预期到，但还是会产生副作用——已预期但未意向的后果。

如果回过头，看看赵、周、冯等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分析，那么究竟他们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或者其实是在表达“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吗？或者其实可以二者并用呢？have a try！

关联文献：

Boudon, R. (1982).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London: Macmillan.

Campbell, C. (1982). A dubious distinction?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and use of Merton’s concepts of manifest and latentfun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7(1), 29–44.

C. Mongardini & S. Tabboni (Eds.), Robert K. Merton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Merton, R. K. (1936). The 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Sociological Review, 1(6), 894–904.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