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7期| 历史社会学的三条大路通因果（Ermakoff2019）

Ivan Ermakoff：历史社会学的三条大路通因果

副标题是“挑剔先生今天又pick（on）谁了呢？”

——作者按

（作者本着对职业未来的考虑强烈要求匿名）

荐读：Citation: Ermakoff, I. 2019. Causality and History Models of Causal Investigation in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 Annu. Rev. Sociol. 45:29.1-29.26.

每年只写一篇文章的Ivan Ermakoff先生，今年终于从他对事件(event)和偶然(contingency)的痴迷中稍稍抬起头来，加入了历史社会学（以及整个社会学界）最热门的辩题之一——如何得出因果推论。另外，继2015年的chance和collective effervescence，2017年的critical juncture和path dependency之后，今年中了Ermakoff高标准严要求的理论之枪的又是哪些概念或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Ermakoff刚刚发表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上的文章名为 “Causality and History: Modes of Causal Investigation in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他在其中总结了三种历史社会学得到因果关系的方式，他称为“形态学的” (Morphological)，“变量中心的” (Variable-centered)，和“起源的” (Genetic)。通过比较这三种模式的实施方法、寻找的格局 (pattern) 的类型、起始点、潜在假设等，又得出他们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作者注：所以，这是一篇对历史比较分析法的比较分析啊……）

（作者又注：Ermakoff最近的追求可能是成为Typology大师……）

一、Morphological

所谓“形态学的”研究模式，是“在历史现象的迷宫中追寻形式的结构” (“tracks formal structures in the apparent maze of historical phenomena”)。也就是说，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形式化的描述，来推断所研究的历史现象的成因，进而得到历史上的格局 (pattern) 或规律 (regularity)。当然，我们可以寻找的规律有很多种，比如人口和生态格局，空间格局，时间性的格局 (temporal patterns)，关系格局，位置性的格局 (positional patterns)，等等。在寻找这些规律的时候，形态学的研究模式一定包含数据的形式化 (formalization) 和还原 (reduction)。形式化的现象格局对因果推断有两方面的帮助。其一是为推论线索提供经验基础，其二是对因果假设形成实证的检测。

Ermakoff认为，形态学的研究模式建立在这样的潜在假设的基础上：认为现象的形态学可以揭示出关于它们的因果的信息。这样的潜在假设也为形态学的模式创造了三大挑战。首先，这个模式在方法论上是属于归纳法 (inductive) 的，因此有潜力发现意想不到的格局或规律，然而归纳法最多只能得到形式化的格局，之后如何理解、解释这些格局并用它们来得到因果推断，则不得不依靠外在的既有理论。另外，看似完全客观和实证主义的那些数据形式化的工具，其实都建立在隐藏的理论主张之上，而研究者经常很难了解这些理论基础都是什么。最后，数据形式化的工具包含很多研究者决策（例如事件结构分析需要研究者自己来为事件的不同阶段排布、连线等），这些决策也逃不开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主张。所有这些都违背了归纳法的精神。

二、Variable-centered

不论社会学的什么subfield，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应当是我们最熟悉的方法。顾名思义，这种模式以一系列经验类别 (empirical categories) 之间的关联来作为因果推断的基础，主要分为多元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两大类。Ermakoff指出，变量中心模式也有自己的潜在假设。首先，这里“将原因一词定义为“前情与结果间的可靠关联” (“a conception of cause as a reliable association between an antecedent and an outcome”)。其次，它认定每个被当做解释变量的类别能够“捕捉到变动的维度” [“captures a dimension of variation”; Ragin 2014 (1987), p. xxiii]，并且每个类别在所有被考虑的case中都有着同样的经验含义 (empirical meaning)。

变量中心模式也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是案例选择如何避免选择偏差，例如selecting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等。其次是如何阐释变量之间的关联而得到因果推论，这里不仅有理解错误和遗漏变量的风险，变量的因果关联也无法解释因果机制 (the black-box problem)。最后，这种模式可能剥夺变量的时间性和“物化” (reification) 原本抽象的类别，导致概念本身成为了解释。这样的现象他在2018年的Shadow Plays一文中已经详述，这里又旧事重提，可见他对这种学术现象多么深忧。

在这个部分中我们得到了“今年谁躺枪”这个问题的答案——布尔比较 (Boolean comparison；又称QCA，即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由Charles Ragin 1987年提出。Skocpol在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中所使用的Millian method其实就是QCA的前身)。Ermakoff对这个方法的批评主要来自于两点（以及次要的好多点……）：忽略时间性以及所得的变量关联格局不一定可靠。在时间性问题上，有趣的是常年来被看做“阶级敌人”的静态研究的代表——统计分析，反而在Ermakoff看来很容易处理时间性的问题，毕竟近年来统计模型的发展确实已经产生出很多复杂的工具，可以将时间纳入其中。大部分坚持定性方法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重点自然是时间和顺序的因果重要性。而看似定性定量间桥梁的布尔比较，在Ermakoff看来却“剥夺了解释变量的时间性”，“变量的作用不随时间变化”，而且“不能建立变量之间的时间性顺序。”总之就是ahistorical, ahistorical, and ahistorical。布尔比较中时间性的缺失也使它始终无法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再加上可能的coding失误，导致QCA得到的关联格局很难通过后续的检验。例如，Seawright (2014)使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某个布尔等式，结果计算机基于该等式创造出来的案例却有很多不符合原本的等式。总而言之，以后同学们对于QCA，还真是要三思而后行了。

Genetic

最后一种研究模式是“起源的”，即“通过追溯现象产生的过程来对理解其因果” (“apprehends causality through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generative processes”)，用回答“如何”的问题来解释“为何”。这里的潜在假设是通过分析改变如何发生，我们就可以解释效应和结果的起源。这种研究模式的两大任务，一是将某种改变或某种结果产生的过程理论化，二是验证这些理论主张。

对于理论化的任务，Ermakoff强调三个重点：机制 (mechanism)，分析层级 (levels of analysis)，和分析的特异度 (analytical specificity)。他对机制的定义是“the analytical specification of the effectuation of change”（作者注：实在翻译不出精髓），这就要求研究者不止要阐述好改变是如何发生的，还要阐释清楚哪些因素是该过程的必要条件。在关于分析特异度的部分，Ermakoff再次强调形式分析 (formal analysis) 的重要性。他时常强调“不能被形式化的理论不是好理论”，正是因为形式化分析对于精确性的要求促使研究者不得不多多思考自己的理论的准确度、清晰度、可能性等重要的因素。最后，分析层级自然包括微观（分析单位是个体）、宏观（分析单位是“综合性的超个体现实”）、和中观（分析单位是“一个超个体的实体”）。这里Ermakoff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必须通过宏观过程中的个体交互来理解其因果。另外，他认为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得到明确、可辩驳的形成过程。宏观层面的论述面临的风险是“有些过程有混淆作用 (confounding effect)，但因为是由不同的机制产生的而应该加以区分，但宏观层面的论述可能将这样的过程混为一谈。”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关键契机“(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类概念“主要是被它的效应所定义的……除了其后果特征以外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作者注：可怜的Mahoney 2018年中的枪口还没好，又被踩了一脚……）

得到关于机制的理论后，需要完成理论验证的任务，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验证方式，包括：追溯其时间性的发展，估测可观测的implication，以及模拟 (simulation)。这一部分是比较直观、容易理解的，在此就不赘述了。

从2014年的Exceptional cases，2015年的Structure of Contingency等可以看出Ermakoff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建立历史社会学特有的、清晰的、实用的分析框架，这篇文章是他作出的又一份努力。在整个学科越来越量化、越来越关注当下的趋势下，历史社会学在达到因果推论方面的优势愈发被忽视。不过最近十几年出现越来越多出众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再加上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大问题” (the big problems)，也许历来强调国家、制度、时间性、次序、理论复杂性的历史社会学可能迎来第四波的复兴。在这种时候清晰的分析框架确实至关重要。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97期。感谢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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