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中国文化社会学

文献来源：Xu, Bin, Licheng Qian, and Weirong Guo. “The Cultural Sociology of China: Trajectory and Dynamics of a Burgeoning Field.” Cultural Sociology. Online first (August 2019). doi:10.1177/1749975519855837.

作者简介：
Bin Xu，埃默里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Licheng Qian，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Weirong Guo，埃默里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 概念与方法

• 中国社会学家的四条发展路径

• 从西方到中国：1980-2018

• 两种冲突的逻辑

• 主要话题与未来展望

一、概念与方法

本文将中国文化社会学的发展置于三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中进行检阅，包括知识扩散（knowledge diffusion）、学科间张力（disciplinary tensions），以及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本文也综述了中国文化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路径和代表作。

首先，中国文化社会学这个概念需要一些澄清。本文中的 “文化社会学” 既指社会学中的一个子领域，又指一种一般化的社会学视角，这一视角强调在行动和结构中文化的构成性（constitutive）作用。而 “中国文化社会学” 指的是有关中国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而不单单指在中国的文化社会学。作者所选择的作品以中国作为案例，其作者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国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不仅仅局限于一个特定区域，而是与跨国的全球化过程紧密联系。

以此为标准，作者对全球（包括中国、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126 所顶尖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主要东亚 / 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了系统搜索，整理出了所有将 “文化社会学” 和“中国”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者的相关信息和作品列表。作者还搜索了在中国和国外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以及过去 40 年里发表的中文及英文的相关期刊文章。

二、中国社会学家的四条发展路径

中国文化社会学的发展包括了三个交织的社会、政治、知识的跨过过程：(1)从西方到中国的社会科学范式的生产、扩散、接受与再生产过程；(2) 作为 “区域研究” 的中国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社会学之间的张力；(3)在中国和在西方，政治与知识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后，社会学家至少有四条发展路径。其一即做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为政府提供信息与咨询。第二条路则受到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影响，并在 1980 年代的 “文化热” 期间流行于学者之中。选择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学家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中国社会。这显示了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学，尤其是通过以费孝通为首的知名社会学家的作用，以及组织机构安排的作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经常同属一个院系）。第四条路上的学者则与海外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一起组织大型社会调查，收集有关分层、家庭、教育、社会网、人口等主题的数据。这些主题也构成了如今中国社会学的主流范式。

然而，这四条路经并没有转变为孕育文化社会学的温床。事实上，第二和第三条路经，由于它们强调理论、文化和民族志，本应与文化社会学具有亲和性。但是，注重哲学沉思的第二条路上的社会学家很少对经验研究感兴趣，而受人类学影响的社会学家则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他们对地方社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但却缺乏建立文化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有意识的努力。

三、从西方到中国：1980-2018

与此同时，从 1980 年代开始，海外的学者逐步获得政府许可进入中国调查。第一批进入中国的海外社会学家所受的训练主要在汉学或者区域研究方面，其创立者为当时的资深汉学家如费正清和傅高义。不过，这些中国专家的目标是让美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中国，而非创建一般性的理论，更不用说与当时刚处于萌芽阶段的文化社会学对话了。

有关中国的社会学的下一波发展得益于中国数据的开放以及留美中国学生的增加。从 1980 年代起，中美学者开始合作开展大型社会调查，这不仅显著改变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而且使得留美中国学生更倾向于使用定量方法。在我们的样本中，有 70.3%（26 人）的在美国受训练的中国社会学家主要使用定量方法。这也非常可以理解，刚来美国的中国研究生经常面临严重的语言壁垒，而冗长的质性著作、难懂的理论阅读、对写作的极高要求都让他们对注重理论和写作的文化社会学避而远之。1990 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任教于美国顶尖大学，他们也随之成为了后几代中国学生的模仿榜样。而那时的文化社会学，为了突出自己与其他子领域间的区别，尤其强调阐释性路径和质性方法，也因而没能获得当时的中国学者的青睐。

2000 年之后开始出现了一批运用文化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中国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 2000 年之后开始在美国读博，而此时文化社会学已经在学科内获得了其合法性。这些学者在具有很强文化社会学传统的大学受训练（如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师从于当时文化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如 Robert Bellah, Craig Calhoun, Gary Alan Fine, Wendy Griswold, Robert Wuthnow）。在过去十年里，他们获得了许多文化社会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如 Cheris Chan, Xiaohong Xu, Bin Xu, Lily Liang）。这群人的背景也更全球化。然而，有关中国的文化社会学却依旧没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在作者对 126 所大学的搜索编码中，只有 12 位学者明确地将文化社会学及其相关部分（如时尚）列为其主要研究领域。

在中国国内，直到差不多十年前才开始有文化社会学这个子领域，现在这一领域也处于建设过程中。一开始，先是一些西方理论和入门教课书被翻译为中文，早期的翻译集中于那些 19 到 20 世纪的古典社会学家，比如孔德、斯宾塞等，而近期的译介开始关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后的文化社会学及其理论争辩（见周怡的一系列文章）。中国社会学会文化专业委员会于 2017 年建立，随后，《社会学研究》在 2018 年也刊登了艺术社会学专栏。可以说，文化社会学在中国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三、两种冲突的逻辑

正如在其他学科中一样，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美国学界）的霸权地位显而易见。大多数自称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学家的学者都任教或者受训于美国和香港的大学。他们定义了文化社会学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对文化社会学的看法亦主导了目前的研究范式。但中国的社会学家们从没有放弃将他们在西方学到的东西改良并应用在对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上。从吴文藻和费孝通开始便有不少中国社会学家试图研究中国社会独特的深层文化逻辑。20 世纪末，一场 “本土化” 运动从台湾源起并传播到大陆，运动的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即儒家伦理。但后期，“本土化”这个概念有时会被用作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政治借口，将社会学封闭在中国这个小圈子内。

另一方面，这一本土化逻辑恰好与中国顶尖大学的机构运行逻辑互相冲突。中国顶尖大学在知识生产的国际竞争中势必要遵循西方学界制定的规则。学者在 SSCI 期刊上发表文章获得 “工分” 更多，也更有利于学科排名。在顶尖大学社会学系的人员构成上，海外博士也占到了几乎超过 50% 的比例。总而言之，任职于中国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不得不面临着平衡这两种不同逻辑的境地。

四、主要话题与未来展望

中国文化社会学的主要话题反映了中国在过去四十年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市场转型是这些变革后的主要推动力，因而不出意料，大多数研究话题关乎经济活动，例如经济交易、劳动与工作、文化生产与消费。此外，与在西方不同，国家极有力地形塑了中国的文化生活，学者因此也关注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构成性作用，以及国家 - 社会关系。作者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对市场、国家、市民社会、记忆和日常互动这四个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感兴趣的可参见 https://doi.org/10.1177/1749975519855837。

最后，作者谈到了未来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具有潜力的四个话题：(1) 文化与分层；(2) 道德社会学；(3) 集体记忆研究；(4) 全球化和跨国比较研究。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