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地理、恐惧地景与病理化他者：台湾SARS治理下空间与权力

▍作者

王志弘／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教授；朱政骐/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转载来源：

2007，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38期。

▍按语：以下是节录。不乏可供参照当下之急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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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面对SARS搅动台湾社会而引发的现象，本文尝试从空间角度来观察，尤其着眼于这场SARS疫病牵涉的不同尺度和层次的空间∕权力议题。例如：患者隔离、封禁医院、强化边界管制、身体温度量测和分类标识、居家隔离的视讯监控、特定地域的污名化、排斥特定设施的邻避效应、地域不均发展的风险地理、媒体再现的恐惧地景，以迄两岸地缘政治拉锯，以及「中国肺炎」的东方主义式想象地理等，由微观到宏观的不同空间尺度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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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重要的权力(power)理论家，法国学者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述在这个论题上显得格外相关，尤其是他的许多专著都探讨了空间议题(Foucault,1961;1963;1975;1986)。本文的SARS空间∕权力分析，首先便尝试以傅柯讨论过的几个模型－辨认、排除或圈禁危险异类的疯人船或痲疯病院；以普遍理性法则分类管控、严禁交流的隔离城市；以及自动监视的敞视建筑(panopticon)－做为指引，来理解疫病风险、危机治理和病理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里的空间∕权力运作，并以台湾事例来讨论各种权力机制内蕴的缝隙破绽、偏移脱轨和转圜余地，藉此思考傅柯模型的适切性。

其次，本文移转到比较具体而特殊的台北市万华区案例，讨论风险和恐惧的空间建构，如何在特定都市政治、地域发展和媒体塑造的脉络下，形成了不均等的风险地理(geography of risk)和恐惧地景(landscape of fear)，以此做为思索空间∕权力关系，以及特定地域之病理化的另一条路径。最后，笔者还聚焦于检视两种不同的对抗基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异质地方(heterotopia)－提议，来探索替代性的空间∕权力机制的可能和侷限。整体的分析架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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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道傅柯的空间∕权力模型：风险治理与病理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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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降临的城市：分类、量测与隔离的规训社会傅柯于《规训与惩罚》一书曾经描述17世纪末颁布的城市瘟疫处置措施，「首先，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Foucault,1975；刘北成与杨远婴译，1992:195)，将城市划分区域，任何人不得移动，还有专人负责监视、巡视、检查、登记，并汇整病情纪录。

这项三百多年前的西欧防疫规定，在经历了SARS期间类似防疫措施的台湾人看来，应该十分熟悉。虽然不至于全面封禁、停止移动，但是在当今讲求流动效能、习于加速心态的城市里，各种工商活动的减缓停滞，也到了令人深感拘限氛围的地步。

2003年3月下旬起，特定「可疑」班机、来自「疫区」人士，以及可疑病例及其接触圈内人员的分类分级隔离和追踪查访(至2003年5月初，全台已达2万7千余人居家隔离，违反者还课以6万至30万元重罚。例如，新店一位居家隔离妇女带三个小孩外出，合计遭罚120万元)；戴口罩的身体管制和人际疏隔(国内线飞机、长途客运与台北市捷运采取了强制戴口罩措施)

面临SARS引发的恐慌，国家的规训介入似乎获得了至高正当性，许多民众也期待更严厉的管制措施来保障身家安全。衡诸媒体舆论有关“总统”是否应该发布紧急命令的讨论，也印证了对于「混乱」、「危险」的忧惧，乃是形成秩序「需求」的温床。流动的便利及其自由象征，在面临流动带来的威胁时即刻退位，代之而起的是禁绝流动的呼吁及严密边界的管控。

……如台北市万华地区疫情较严重，当地正是游民集中地区。平时就经常承担犯罪和肮脏污名的游民，这时更顺势被认定为感染SARS的高危险群，而有加以强制隔离之议。

疯人船与痲疯病院：制造、排除与圈禁污名化的他者

2003年4月和5月是SARS疫情最严峻、人心最恐慌的时刻。4月24日台北市和平医院因严重院内感染而封院，和平医院员工全数召回，家属均需居家隔离，估计约达1,000名病患及员工家属受影响。这个事件可说是台湾SARS爆发的实际和象征指标，社会恐慌也于焉展开。

实际上，居家隔离者、病患家属和医护人员家属遭受歧视的情况，透过媒体报导呈现者所在多有，包括居家隔离的访视者和代送便当饮食者战战兢兢，不敢有身体甚至目光接触，附近邻居的恐惧兼怨怒，乃至于因害怕自己孩童感染而拒绝或限制医护人员小孩上学，甚至从大陆等地疫区返家者，竟被自己亲人拒于门外，皆时有所闻。

除了四散的「SARS主体∕客体」遭排斥外，各种预期SRAS集中的地区和活动，也引发了强烈拒斥(参见后文有关风险地理和恐惧地景的讨论)。例如，引爆台湾疫情的台北市和平医院于封院后，附近居民的恐惧和厌弃感受立即升高。其他诸如台北市替代役中心的临时安置处、松山医院和台北县三重医院等专责防治医院、高雄发烧门诊的设置、和平病患转诊安置措施(引起新竹市长带头抗议新竹省立医院收纳病患)，以及和平医院废弃物的处理场，都引发周边居民抗议。这类恐慌导致的污名歧视，以及排斥和圈禁作为，令人忆起傅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论及的「疯人船」(或译「愚人船」)

在稍大一点的尺度上，各个区域或地域，也因为SARS而有排斥和圈禁的边界构筑。例如，万华地区由于邻近爆发院内感染的和平医院（在中正区但紧靠万华区边缘），以及仁济医院、建安诊所和华昌国宅等，都被视为威胁最严重的地区，甚至“行政院长”一度建议由军警协助在台北市万华区各路口设置检疫站，采取离开万华者必须量体温、入内者不必量体温的原则，以防止社区感染。这项有争议的做法，后因严重影响交通、人力不足窒碍因素而未实施。

此外，外岛如澎湖等地，则担忧台湾疫情散播，宁愿牺牲观光收入而封岛自保。这些都是较大区域的边界治理。

敞视建筑：监视与内化的规训

傅柯在《规训与惩罚》里最著名的空间∕权力模型，是边沁提出的「敞视建筑」(panopticon)。这个透过建筑设计来保障视觉监控，并达致自动控制和内化规训效果的模型，傅柯认为是当代规训社会的极致表现，超越了先前的层级式瘟疫隔离措施，以及更早的痲疯病院排除与圈禁。他指出痲疯病院和瘟疫隔离的差别，

如果说，痲疯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设计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痲疯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必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前者被打上印记，后者则受到分析和支配。放逐痲疯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政治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Foucault,1975；刘北成与杨远婴译，1992:198)。

当然，从前文讨论的台湾SARS现象可以看出，无论是分类隔离或污名排除的措施，并未随着傅柯所谓的敞视建筑规训社会的出现而消失，而是和新的规训策略共存和结合。

简言之，台湾SARS现象里的自我规训，不只是源自国家主导之监控机制的内化效果，还是在媒体不断报导下引起了普遍恐慌，从而「自肃」、「自制」收敛了各种交往活动，从事自我分析检测，并检视可疑他人。同时，把戴口罩、量体温和接受隔离等，抬高到了道德要求和公共利益层次，让整个社会笼罩于一切莫如防疫急，「防疫视同作战」的气氛，一切其他事物都可以暂缓、变通和绕道。台湾社会整个形成敞视建筑自动化监控的推动力量，乃是媒体建构和民众自保心态共同喂养出来的恐慌心态。

充满脱节缝隙和转圜余地的风险治理：解疆域化∕再疆域化

不过，我们很容易发现傅柯提出的三种空间∕权力模型，不见得都能够运作顺畅，不仅因为这些权力机制的建立，原本就是为了对应社会里的难缠问题，也在于权力机制的运作不可能严密无缝，反而经常捉襟见肘，到处有缝隙。

在台湾的案例里，媒体舆论呈现的……，反倒是指责这个处处露出破绽的无效率机制，并要求更严厉的防疫措施。例如，口罩生产、进口和配送数量的问题，一直是政府受到批评的重点；隔离者未能确实掌控，四处游走，以及和平医院封院时人员未到齐，甚至趁机离开，都是媒体报导而引起关注的议题。

许多评论也指出，政府防疫动作「慢半拍」，反应迟缓，枉送人命。换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充满脱节和缝隙的官方风险治理体制，而非环环相扣、绵密而毫无缝隙的强大权力机器。

然而，这些管制里依然充满模糊的分类和多孔的边界，以及弹性空间：如何判定SARS病例(症状和寻常感冒很类似)？什么人需要隔离，如何隔离？隔离程序如何？乃至于谁需要量体温、如何量，什么时候该戴口罩？都充满了变异和缝隙。同时，也有许多国家机器内部无法协调，各拥本位的情形，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多项争执和相互指责。

就此，我们或许可以采用「解疆域化∕再疆域化」这组概念，来补充傅柯的空间∕权力模型，以便掌握较为动态的变化历程。去疆域化将既有的社会–空间范畴和地势拆散解构，又依照新的需要和利益而再疆域化，重新塑造社会地景。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可以是支配者控制异己、维系霸权的手段，也可能是其他群体逃离和松动既定权威架构，重划地界、创造自己地盘的方法。

台湾SARS的各种空间∕权力现象，便可以理解为主导的治理机制试图拆解和重划社会疆域，以便对应危机的举措，也是各种社会群体及个体在这个过程里，依据自身位置、利益和可获取的资源，改变和重整自身生活疆域的各式言行，彼此交错的复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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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地理与恐惧地景：万华案例

根据本文的界定，「风险地理」是指形构风险的社会－空间机制及其空间呈现，风险是指社会运作过程里外生和内蕴的反系统危险，是混乱既有体系的因素，经常引发破坏而导致系统转化，但也可能促使系统反馈回应而弥补强化。简言之，风险地理既是风险的空间后果，也是制造风险的机制。

至于本文对于「恐惧地景」的定义，则是指涉据以觉察和辨认具威胁性之他者的心理机制及其空间表现。恐惧经常源于自我的不完满或匮缺，以及对陌生事物的戒慎，同时涉及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易言之，恐惧源于对风险的认知感受，以及恐惧和风险的相互塑造。易言之，恐惧地景既是恐惧心理的空间展现，也是引发恐惧的机制。

昔称「艋舺」的万华地区，在台湾这波对抗SARS的战争中，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沿着广州街，从东边的和平医院到西边的仁济医院，再往南的华昌国宅，彷彿可以勾勒出一个被SARS疫情笼罩的百慕达三角。

台湾SARS的疫情中，透过媒体中介塑造出来具有威胁性的他者，除了来自境外的台商及其员工、香港人士、大陆偷渡客和外劳等，在国内便是将原本就属社会边缘人的游民，当成「防疫的不定时炸弹」，主张对游民进行身体检查」(江心蓝，2003)，甚至建立「游民资料库」来「掌控游民」(张淑卿，2003)。此外，由于华昌国宅史姓独居老人在家中死亡多日才被发现，有报导指称他是因为感染SARS病逝(龚招健，2003b)，或指其「暴毙家中」(程金兰，2003)，这使得同样是社会弱势的独居老人，也成为国内另一个具威胁性的他者。游民和独居老人在有关SARS的媒体报导中，都和万华被描述为「SARS疫情笼罩的百慕达三角」的恐惧地景塑造。

这类将「万华游民」视为SARS传染源的报导，不仅将游民当成具威胁性的他者，更把游民连系上万华特殊的地方形象(老旧、落后)，使得万华成为民众对SARS的恐惧所投射的具体空间，形成了恐惧地景；同时，万华恐惧地景又进一步引发和凝缩了民众对SARS的恐惧。

“行政院长”便建议「在台北市万华区各路口设置检疫站，并采取出来者必须量体温、入内者不必量体温的『只出不入』原则，全力防止社区感染」(何荣幸，2003)。但这个建议随即遭万华区里长群起反对，他们表示，「大理街从万华火车站一路延伸，华昌国宅已经是末端，被封锁的范围只是大理街尾端一处国宅，但是媒体却不断报导万华区爆发社区感染，结果整条大理街没人敢走、也没有生意，而且外界都以为万华已经整个沦陷，这种做法等于将万华污名化」(陈盈珊，2003)。最后是由「军警联手」对万华全区进行大消毒(王超群，2003)，才让整个「社区感染风波」告一段落。

SARS疫情却重创了万华，台北市因SARS疫情遭到居家隔离的总数共有三万余人，万华区就占四成(廖淑惠，2003)。疾病传播往往不只是「自然」因素，也不只是个人卫生习惯或防疫知识的问题，疾病的传播还与社会文化条件及过程息息相关。例如，非洲社会的贫困状况才是艾滋病蔓延的温床，而不能归因于性行为「泛滥」。万华这个昔日台北最繁华的地方，如今却变成平均收入不高，居民生活质量较低的老旧市区。

在SARS的风波中经由媒体中介而晕染放大，接上了新的SARS恐惧，表现出风险不均等分配下的邻避效应。例如，虽然各种产业和地区的营业额在SARS冲击下难免都有减少，但是当全台北市商业营业额下降约三至四成时，万华地区营业额却下降达六成(薛琦，2003)，紧邻仁济医院的华西街观光夜市，业绩更是掉了九成(龚招健，2003a)。其次，万华地区的房地产及租屋市场，也是台北市受创最深的(郑育容，2003a;2003b)。此外，万华人还必须面对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风险(许丽珍，2003)。由于媒体中介了万华作为恐惧地景的地方形象，使得「万华的游民」、「万华的独居老人」、「万华的仁济医院」、「万华的华西街夜市」等等，都成为社会大众共同可觉察辨认的具威胁性他者。这诸多恐惧的积累，让万华地区需要承担较多(想象与实际)的风险，造成SARS在万华地区更容易传播的印象，而万华的发展也就更为困难。

换言之，恐惧地景的建构源于对可能存在风险的感知，但本身又而成为风险地理的一环，实质影响了当地的生存机会。

2003年6月疫情逐渐趋缓后，媒体闪光灯又继续跟随这些政治人物的身影移动，先是「马英九安心品尝华西街小吃」(何博文与张启楷，2003)；然后是「扁马万华行，吃小吃打气」(刘宝杰，2003)；随后又有「连战到万华尝美食」(张启楷，2003)，政治人物接连到万华吃东西，以表示对万华的「鼓励」。不过，这种举动是否是对万华地区发展落后的另一种嘲弄，反而肯定了其做为恐惧地景的地位。政治人物自知其治理机制的不完美，所以采取一种迂回方式向社会大众昭告∕掩饰其匮缺之处，在「安心品尝」中，得到某种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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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反思与转化的可能

其实，SARS的冲击对于台湾社会能否发展对抗性的空间∕权力机制而言，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危机乃在于安全意识形态和普遍恐慌下，国家获得了高度的介入正当性，管制民众日常生活，剥夺了(尤其是特定弱势群体)应有的权利；主流媒体也在污名化替罪羔羊的他者时，扮演了核心角色。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紧迫和明显的压制和侵害权利，使得原本或许潜藏未显的不均等支配关系浮上了台面，因而引发了冲突、抗争和反省，把问题激发突显出来。

傅柯对异质地方的定义为：介于真实空间和想象世界(乌托邦)之间，兼有两方性质的所在。这种兼具真实与想象的性质，让异质地方具有特定功能：异质地方可能会创造出幻想的空间，从而揭露所有的真实空间，其实更为虚幻；或者，异质地方的角色在于创造异类的、另一个真实空间，它是如此完美无缺、精雕细琢、安排妥当，从而彰显出我们的真实空间竟是如此脏污、构造不良且杂乱无章(Foucault,1986:27)。换言之，无论是虚幻想象空间，或是构筑另一种真实空间，异质地方都有针砭批判真实空间的效果，甚至具有颠覆转化的潜能。

当然，前述一切都还停留在思辩层次，重要的是在台湾当前的现实里寻找落实的可能。也就是说，必须将公共领域和异质地方置于前文讨论的空间∕权力运作机制，以及风险地理和恐惧地景营造里考察，才能评估其作为抵抗机制的可能性。

这个涉及实践的部分，本文目前尚无法处理，不过前文论及风险治理体制的脱节缝隙和转圜余地时(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动态视野)，提到了某些批判声音和偏移正轨的案例，或许是可以继续思考的起点。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381期）